定義
媒治，就是“媒體治”，即是通過媒體管理社會，或是人們試圖期望通過媒體曝光來解決社會問題。
由來
出處
聽說過人治、法治、德治，“媒治”還是第一次聽說。搜尋“媒治”一詞就會發現，這是白岩松的原創。2012年4月14日多家媒體報導，白岩松在《新聞1+1》中評說：現在是到了“媒治”時代。我們必須肯定看到了一種社會的進步，而且這種進步是大家期待的，在過去大家會擔心有很多事情領導一個人說了算，領導拍板就能定，我們稱之為人治。誰都不喜歡人治，希望法治。但是現在似乎人治剛剛消停了，變成了一種媒治。什麼叫媒治呢？就是媒體治。因為媒體只要報導了，迅速地就能解決。
社會背景
315晚會打擊假冒偽劣中國之所以出現“網際網路現象”，根本原因就在於，傳統的治理結構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網際網路的作用越大，說明傳統治理結構的問題越多。不要誇大網際網路監督作用，也不要對新聞媒體監督寄予厚望。當前我國新聞領域暴露出來的問題，已經充分說明，如果過分放大新聞媒體的監督權力，那么，新聞媒體從業者就會濫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可以這樣說，中國新聞媒體在社會轉型時期扮演的角色，已經遠遠超出了新聞媒體自身的承載能力。而新聞媒體的深度介入，恰恰說明整個社會處於失衡狀態。
比較與關聯
對比法治
“媒治”可以作為“法治”的補充存在，但不能超越“法治”之上，要有一種危機意意識和緊迫感，不斷推進“法治”進程，加強法治社會建設，只有當“法治”被絕大多數人接受和認可，人們遇事最先想到的是通過法律解決時，我們的法治建設才算成功，我們的社會能真正回歸常態。
令人深感憂慮的是，“媒治”越來越受到民眾，特別是草根階層的青睞，出現了寧願相信媒體也不相信法律的極端思維，無疑，這是對“法治”的嚴重挑戰和警告。
依賴“人治”
媒體創造了“媒治”的概念，與人治與法治相對應。其實，這種“媒治”與過去的人治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治：領導看到了媒體的報導，然後下指示、作批示要求整改和處理，以自上而下的領導權威讓事件得到處理。媒治只是一種表象，表面上看是媒體曝光促進了處理，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領導的權威。媒體監督的威懾力，不過是狐假虎威而已。媒治，可能是媒體人對自身功能自作多情的闡述。
有些事件中，媒體報導再厲害，可相關部門就是不理不睬，傲慢地保持沉默，媒體又能拿他們怎么辦？媒治要起作用，還是寄望於人治發揮作用。媒治，不是人治與法治的中間狀態，而是依附於人治的一種變種。
有效性與局限性
有效性
《焦點訪談》曝光局限性
關注對象極少
媒體關注的對象極其有限。在中國，能夠引起輿論廣泛關注的媒體數量也有限，只有最具新聞屬性的事件才會引起轟動，但這也決定了媒體很難有效介入一些複雜專業的問題。現代社會的事務高度細分，很多事情並不適合拿到大眾面前進行大民主式的審判。在法治體系尚待健全之際，如果媒體越俎代庖，輕則擺烏龍、鬧笑話，重則變成“多數的暴政”。
關注時間短
媒體揭露，只是管叫不管咬。我們看到，很多公共事件的解決，最終靠的還是輿論推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媒體也很難長時間追蹤和聚焦某一個事件，解決問題，最終還是只能靠正常程式。“媒治”往往只是推動了當事者的危機公關，他們只要讓事件拖上一段，輿論的視線一轉移，一切又可能回到他們的掌控之中。最重要的監督始終是常態監督，同級制衡，公正司法，這些，都不是媒體所能替代的。“媒治”所能帶來的，只是“有限”公平，而非普遍正義。
背離其基本職能
傳媒的基本職能是監測社會環境，即及時向公眾報告社會的變動，整理和提供社會運作的信息。媒體監督不是要越俎代庖，取公權力而代之，最終的目標，是要通過輿論的力量來促使權力部門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建立更完善有效的制度。
只是外部監督手段
更重要的是，媒體曝光只是外部監督手段，媒體並不能代表法律、代替制度，媒體曝光只能作為參考，不起決定作用。
後果及影響
網路反腐“媒體只要報了，我就處理，沒報的時候我就不吱聲”的現象，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的確是不正常的，因為一起事件要不要處理，該如何處理，不能視其是否被曝光、被曝光後產生了什麼樣的輿論影響而定，而應當視事件的情節、性質及後果而定。然而，從新聞報導和輿論監督的規律來看，“沒曝光不處理，曝光了才處理”又是一種很正常的狀態，因為絕大多數被監督的部門和個人都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在被曝光之前，他們沒有受到足夠有力的監督制約，你就很難指望他們能主動向自己或自己轄下的單位和人員“開刀”。
事實上，即便在當今法治發達的國家，也沒有達到“媒體還沒有動的時候，很多事情都解決了”的狀態。可以期待的正常狀態是，“媒治”作為社會治理和“權利監督權力”的形式，本身就是法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一個在法治之前、與法治還有很長距離的特殊階段。法治的精髓是“通過法律進行治理”，這裡的“治理”既包括權力與權力的關係，如人大對“一府兩院”的監督等等，也包括權利與權力的關係，如新聞媒體對公權機關的監督等等。按照法治的要求，新聞媒體對採訪報導權和輿論監督權需要獲得法律的保障，作為被監督者的公權機關無權對此橫加干涉和限制。
苟能如此，一方面，媒體曝光就能成為一種“權利監督權力”的常態，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能是一種偶爾為之的個案，有關部門一不小心就被曝光的幾率將大大增加，“沒曝光不處理”的僥倖心理將有所改變，主動處理的積極性將大為提高。另一方面，媒體對公共事件的監督，不會止步於處理幾個責任者或官員就完事，而將對有關部門的處理方式、問責程度進行深入的追問與質詢———比如對一起“曝光才處理”的公共事件，既要求追究具體涉事人員的責任，也要求追究那些媒體曝光前遲遲不予處理、涉嫌失職瀆職的人員的責任，防止有關部門以嚴肅查處、嚴厲問責之名，行應付輿論、“丟卒保車”之實。
如果只是靠媒體曝光來規範，那必然走向一個過於扁平化的社會。發展到極端，就會和運動式治理、廣場政治沒什麼分別了。
評論
“媒治時代” 不值得吹噓
白岩松在《新聞1+1》中評說：“現在是到了‘媒治’時代。……什麼叫媒治呢？就是媒體治。因為媒體只要報導了，迅速地就能解決。”
中國果真進入了“媒治”時代嗎？我不願苟同。媒體的社會功能充其量就是一隻“啄木鳥”，而要想治理“森林病蟲害”，光指望啄木鳥這張“嘴”，肯定不行，而必須出動飛機撒藥、人工噴霧等多種措施才能消滅。因為偌大一個中國，能夠上中央電視台、省級電視台級別媒體的新聞，畢竟有限，只有典型報導才可能受到關注。而不夠典型的，嚴重影響社會發展的惡性事件，同樣會對社會和社會主體造成傷害，因為沒被媒體報導就失去了解決機會。可見，“媒治”的覆蓋面是有限的。
再者，“媒治”的監督功效也不容樂觀。“媒治”之所以凸顯出治理效果，其實，不是媒體本身的力量大，而是媒體背後的高官批示力量大，媒體背後的網友關注力量大。但凡引起重大社會轟動的新聞，如果有高官批示了，又得到了網友的密集關注，就能得到雷厲風行的公平處理，而那些報導後未能得到解決的，也不在少數，為什麼沒有解決？因為未能得到領導批示，網友的聲音有點弱，就成了“沒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認識“媒治”說法，雖然表面華美、生動，充滿了法治魅力和進步色彩，其實，卻是一種虛張聲勢的“法治秀”。背後仍未能逃脫出“人治”的誤區。只是這種“人治”不再像過去，“人”換成了領導批示、媒體記者和網友聲音而已。不值得吹噓。
劉義昆：“媒治”距“沒治”只有一步之遙
媒體能夠治理社會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治理社會，要靠法律，要靠各級政府的依法行政和決策。問題在於，個別政府部門卻習慣於懶政惰政，只有媒體曝光了，似乎才能觸動他們的神經而介入。行長酒後猥褻女子、郴州問題氧事件、山西疫苗事件等，蓋莫如此。問題曝光之前，早有民眾報警或上訪舉報，為何沒有結果？媒體曝光之後，有關部門介入，問題就很快解決了。由此觀之，所謂的“媒治”還有更多的人治意味。
更讓人悲觀的是，媒體剛剛曝光此地，同一事件又在彼地發生；被媒體監督的官員剛被問責，沒過多久又復出。而一系列記者遭遇打擊報復的事件又表明，一些官員不僅不怕媒體監督，對媒體甚至沒有基本的尊重。雖然一些官員口口聲聲歡迎輿論監督，但一旦監督到自己頭上，還是有天然的抗拒心理。一切表明，“媒治”社會作用有限，不可誇大、放大媒體監督的作用。“媒治”，只能說是媒體的進步，而不能稱為社會的進步。
法治社會不能依法行事，反而要靠“媒治”來解決問題，這本身就是很怪異的事情。一旦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媒治”來解決時，相信“媒治”距離“沒治”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曹林:“媒治”其實是個偽命題
曹林媒體創造了“媒治”的概念，與人治與法治相對應。其實，這種“媒治”與過去的人治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治：領導看到了媒體曝光，然後作批示要求整改和處理，以自上而下的領導權威讓事件得到處理。媒治只是一種表象，表面上看是媒體曝光促進了處理，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領導的權威。
有些事件中，媒體報導再厲害，可相關部門就是不理不睬，傲慢地保持沉默，媒體又能拿他們怎么辦？媒治要起作用，還是寄望於人治發揮作用。媒治，不是人治與法治的中間狀態，而是依附於人治的一種變種。
文初提及的兩起事件，似乎充分體現了媒體曝光的威力，然而這種處理，很多時候不過是應付媒體和糊弄民意罷了，看上去是雷厲風行地嚴懲作惡者，其實不過是想轉移輿論視線，讓地方迅速從媒體中心解脫出來。又是撤職又是處分，看上去像是在嚴懲當事官員。深諳潛規則的人一定明白，這樣的迅速處理對官員其實是一種保護。也就是說，這不過是一種危機公關手段罷了。這樣的“迅速處理”，讓公眾感覺不到足夠的正義回歸，反有被糊弄和蒙蔽之感。
正因在一些地方法治缺失而人治橫行，許多社會問題的解決有一種強烈的媒體依賴症，也就是所謂“媒治”。但這種“媒治”根本是靠不住的。畢竟，媒體很有限，他們每天關注到的事件其實很少，而且媒體也有自身的弱點：往往更多隻對新事和熱點有興趣，一旦某種醜聞反覆發生，可能慢慢也就習以為常、“媒治”不再了。
鄧海建:“媒治”實質仍是“人治”，難稱進步
媒治的典型當數每年的“3.15”，從晚會到專題，又是揭秘又是曝光，媒體忙得一塌糊塗，企業像等待“開獎”一樣心驚膽戰。這是媒治的“巔峰時刻”，此後，必有托著下巴乾等的職能部門密集跟進，該出禁令的出禁令、該施罰則的施罰則，大快人心之後，我們繼續年復一年期待著轟轟烈烈的下一個“3.15”。我無意於批判媒體的忙碌，被喻為“第四權力”的媒體監督權，的確歷史性寄託著公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基本訴求，媒體監督與輿論監督相得益彰，於經濟社會發展而言，也起到掘進與推動的良善功效。但是，媒體不是“天下之公器”，媒體也不是最可靠、最理性、最節約社會資源的非人格化常態糾紛解決機制，且不說媒體自身的價值取向未必是絕對真理，就算媒體有心公斷，其積極作為也常被各種公關力量所遮蔽或消解——何況，本質上說，媒體不是判官，自然無法干涉司法獨立。
2010年年度新詞語
此詞經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等機構專家審定入選2010年年度新詞語，並收錄到《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中。
提示性釋義：通過媒體管理社會，借媒體新聞曝光、輿論監督的作用來解決社會問題。此概念由央視評論員白岩松首次提出。
例句：央視《新聞1＋1》節目評論說，媒體監督推動公共事件迅速解決，是一種“媒治”，從人治到“媒治”是進步，但從“媒治”到法治還有很長的距離。（2010年4月15日《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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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時政類年度新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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