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與綜述
“兩晉十六國”的引進
兩晉十六國首先是一個特定時期的概念，通俗而言屬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去掉曹魏時期和南北朝時期，其餘時間段即“兩晉十六國”；其次研究主體是該時期的政權、割據，而非不拘泥時間；其次在感情上給予蜀地政權與中原諸政權勢力同等之看待，去除偏見。這個概念借鑑民國蔡東藩著的《兩晉演義》所描述的那個時代。“兩晉十六國”之釋義
將“兩晉十六國”拆成“兩晉”和“十六國”二詞。“兩晉”即晉代，東晉、西晉之泛稱，所以“兩晉”時期是公元265年～420年。這種說法道理很容易理解。“十六國”的時間由來
《十六國春秋》是北魏崔鴻所撰的一部記述成漢、大夏、二趙、三秦、四燕、五涼16個國家興亡歷史的（斷代史）書，其記載的時間按公曆算得話，應該是公元304年～公元439年。若按照“春秋”指代《春秋》一書所記載的那個歷史時期的慣例，我們也可用“十六國春秋”指代《十六國春秋》一書所記載的那個時期，即“十六國春秋”特指公元304年～公元439年這個時期。
本篇的“十六國”是“十六國春秋”的簡稱。根據上面，換言之，“十六國”指代公元304年～公元439年這個特定時期。這樣便有了“十六國”的具體時間段了。 另外依據“三國”說法，用書中所記載的幾個國家來指代某段特定時期亦可佐證該說。兩段時期內對於某國的人物表述也雷同，如三國時期蜀國人（文學家）、十六國時期前燕人（軍事家）。
外界對這個時期也有諸多稱法，諸如“五胡十六國”（內遷的五胡，十六國）時期、“五胡亂華”時期等，不一而足，也不置可否，應該說“十六國春秋”時期一說較之相對客觀點，不易產生歧義。
“兩晉十六國”的假設
“兩晉”時期是公元265年-420年，“十六國”時期是公元304年～公元439年，那么“兩晉十六國”時期怎么算呢？
我們想到了“魏晉南北朝”和“南北朝”這兩個時期，“魏晉南北朝”（220-589）包括“曹魏”時期（220-265）、“兩晉”時期（265-420）以及“南北朝”時期（420-589），聯繫所討論的“兩晉十六國”，我們是否可以用“兩晉十六國”替代“兩晉”呢？如果把“兩晉十六國”替代“兩晉”，即把“兩晉十六國”時期等同於“兩晉”時期，這樣一來“兩晉十六國”一說就能與“曹魏”時期和“南北朝”時期在時間上形成無縫連線，成為“魏晉南北朝”新的內涵（包括對北方少數民族的肯定，尤其是“五胡”政權的肯定）。有人會問把“兩晉”概念偷換成“兩晉十六國”概念有什麼意義呢，不是多此一舉嗎？其實不然，“兩晉十六國”比“兩晉”更好。
其一，“兩晉”是一個頗具政治色彩的國家主體或時間段，以“謝安”和“王猛”為例，你可以說“謝安”是“東晉”人或“晉代”人；“王猛”的朝代歸類就困難了，雖和“謝安”同一時期，但無法歸在“晉代”里，你可以說是“十六國時期前秦”人或“前秦”人，但是這樣說不具有普遍性，不熟悉歷史的人根本不知道“王猛”原來是和“謝安”同時代的人。那么“兩晉十六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試將其模糊說成“兩晉十六國”時期人或“兩晉十六國時期前秦”人，這樣一般人就知道“王猛”所處的時間了。其二，“兩晉十六國”一說與“南北朝”的說法如出一轍，都是很籠統的，將南北政權相對獨立存在的時期混為一說，因此是有例可循。其三，“兩晉十六國”一說是是對我國古代華夏大家族的充分肯定，這符合馬克思歷史觀，以前將其割裂為“兩晉”和“十六國”是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應該肯定南北雙方的功過是非，不要以為司馬晉的做法都是對的，它畢竟代表封建家族的利益。其四，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還能理清歷史的脈絡，便於研究“塢壁林立”廣泛的現象。其五，這時期還是以代表先進文化的司馬氏建立的“兩晉”為主體和主要研究對象。缺點：籠統、缺乏針對性以及概念本身的複雜化。
通過上面的論述表明“兩晉十六國”相比“兩晉”有一定借鑑意義，可作為兩晉意義的衍展。其次，所假定的“兩晉十六國”和“兩晉”時間的（公元265年-420年）一致性也成立。回到一開始的話題，但“十六國”時期是公元304年～公元439年，既不包含於“兩晉十六國”，也不包含它，化解該矛盾可借鑑既有之經驗。“南北朝”和“隋朝”在時間的關係也是如此，但不妨礙南北朝包含“隋朝”的初期（即未統一的隋國政權），由此用“兩晉十六國”來統稱“兩晉”和“十六國”2段時期便有據可循了，特指“十六國”中前期。【註：將“十六國春秋”末期政權（421-439）歸南北朝的研究對象】
概念的含義
“兩晉十六國”（時期）是晉國政權的“兩晉”時期、非晉國政權的“十六國春秋”中前期（止於420年）的合謂，時間是公元265年-420年，凡156年的歷史。主要講述了西晉的建立與統一、漢人南渡、五胡的崛起與衰亡、“塢壁林立”以及東晉的取代。
與其他概念的比較
1）本文提“兩晉十六國”而不提“東晉十六國”之原因：把時間向前推，將“十六國”時期起兵“亂華”、入主中原的結果與隱伏在“西晉”社會的多種前因聯繫起來，找出整個時代之原因。其次，“十六國勢力”肇始於西晉。2）與五代十國的一些差異：“兩晉十六國”時期，南北政權勢力的統治者大多自詡正統，屬於國與國的邦交；“五代十國”時期分別以中原五個朝廷為正統，該時期先後建的十國多數屬於地方藩鎮國，外交上類似國家與藩屬的關係。戲劇性的滅吳行動
晉國方面：滅蜀之後，272年，晉武帝依羊祜之建議，任王濬為益州刺史，命其在巴蜀大量建造戰船，一年乃成；二王當政，反對伐吳者占主流，其中王衍以清談自居，無尺寸建功之心，如大臣山濤所言：“自古以來如果不是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現在放過吳國留作外患，不也很好嗎？”唯有杜預、羊祜、張華與晉武帝滅吳的想法一致。公元272年9月，東吳西陵督步闡降晉，晉廷兵分三路接應步闡，陸抗沉著應對，於江陵退敵繼而收復西陵重地。西陵戰後晉朝羊祜採用約期而戰、處之以禮的攻心戰，而陸抗以禮相還識破計謀，此事一時成為美談。276年，羊祜上書伐吳，因朝臣反對而無果。278年，羊祜病危，舉薦杜預，繼任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279年，杜預不斷的上表伐吳，在前兩道奏本沒有批覆之後，杜預第三次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寫到這裡，史書上提供了一個戲劇性的場景，載“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於是，晉武帝終於採納決心伐吳。也許，杜預這道上疏的言外之意是，提醒司馬炎要給自己身邊一向阻撓伐吳的重臣也分些好處。於是，正如我們所看到，伐吳最大的反對派賈充，反被授予符節、黃鉞和大都督的職務，率領中軍駐紮在襄陽，在名義上負責各路伐吳軍隊的總調度。滅吳後王濬因在未得到王渾授意下搶先攻入城內接受招降事宜，於是冒功的王渾參劾王濬謀反罪名等，幸好寬容大度的司馬炎（擅打太極拳），在二王爭功的問題上，他既絕不追究王濬，也不指責王渾誣陷，大家一概升官，避免作鄧艾第二。同時，晉武帝下詔，吳國州牧、郡守以下的地方官員，一概不予更換，吳地素有名望的人士，都根據才能安排官職。將吏隨孫皓渡江者，免除十年賦役，百姓則免除二十年。唐代張說（yuè）過王濬墓作詩云：牛斗三分國，龍驤一統年。智高寧受制，風急肯回船。有策擒吳嚭（pí），無言讓范宣。援孤因勢屈，功重為讒偏。舊跡灰塵散，枯墳故老傳。百代逢明主，何辭死道邊。
吳國方面：吳國孫皓性情暴戾，自264年登基後，奸佞邀寵，肆意殘殺忠良禍及子孫，動輒剜目剝皮、凌遲焚骨，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軍民渙散。軍事上，公元272年，王濬在巴蜀造戰船，大量碎木順流而下，建平太守吾彥見後，知晉將發兵順流而下，請求增強建平守備。陸抗於274年彌留之際上疏指出：“西陵、建平，國之蕃表”、“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陳述加強建平、西陵防守的重要性。而孫皓自恃長江天塹屏障，置之不理。此時，吳國國力早已衰退，鎮守西境的名將這些年來又大多謝世，接任少年人的能力與威信都難以禦敵。
渡江滅吳戰（晉滅吳之戰）
279年11月，採用羊祜生前擬制的計畫，發兵20萬人，分6路進攻吳國：1.鎮軍將軍、琅邪王司馬伷自下邳向塗中方向進軍；2.安東將軍王渾自揚州，向江西，出橫江渡口進軍；3.建威將軍王戎自豫州向武昌方向進軍；4.平南將軍胡奮自荊州向夏口方向進軍；5.鎮南大將軍杜預自襄陽向江陵方向進軍，爾後南下長江、湘水以南，直抵京廣；6.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巴東監軍唐彬自巴蜀順江東下，直趨建業。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率中軍駐襄陽，節度諸軍；中書令張華為度支尚書，總籌糧運。
總的作戰意圖是：以司馬伷、王渾兩軍直逼建業，牽制吳軍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游；以王戎、胡奮、杜預三軍奪取夏口以西各戰略要點，以策應王濬所率的7萬水陸大軍順江而下；然後由王濬、司馬伷、王渾軍南下東進，奪取建業。這樣的部署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因為吳國尚有兵力20萬人，就兵力對比而言，晉軍南下的兵力並不占多大優勢，只是吳軍兵力分散於沿江和江南各地，晉軍要分路予以各個擊破，才能迅速滅吳。
280年2月，晉軍攻克武昌；吳國丞相張悌中詐降計，與沈瑩、孫震共三人戰歿殉國。5月，王濬水軍繼續沿江東下駛抵建業，孫皓大懼，銜璧輿櫬（chèn）降晉。至此，晉軍連克東吳4州43郡，降服吳軍23萬，孫吳滅亡，三國長期分裂的局面也隨之結束。
滅吳君臣：羊祜杜預王濬張華及司馬炎
時代鮮明的四股勢力
1、漢民族的“兩晉”政權勢力存在時間：公元265年西晉建立—420年東晉滅亡。
"兩晉"勢力包括西晉時的司馬氏政權勢力和南渡後的東晉勢力。西晉（265年—316年），由晉武帝司馬炎於265年建立，國號晉，定都洛陽，史稱“西晉”。東晉（316年－420年），是由西晉皇室後裔琅琊王司馬睿在南方建立，統治範圍因為中原陸沉，形成特殊的統治形式。由於均代表司馬氏政權，於是把西晉、東晉這兩個時期合稱為“兩晉”或統稱為晉代。
2、16國為主的政權勢力
存在時間：公元304年李雄稱成都王（或劉淵稱漢王）—439年北涼滅亡。
◆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戰為界，十六國時期可分為前後二期：前期的政權有：①成漢、②（漢）前趙、③後趙、④前燕、⑤前秦、⑥前涼。拓跋部的代國和冉魏不在十六國內。後期的政權有：⑦後燕、⑧後秦、⑨西秦、⑩後涼、⑾南涼、⑿南燕、⒀西涼、⒁北涼、⒂大夏、⒃北燕。西燕、北魏、翟魏和譙蜀也不在十六國之列。
〖成漢、夏、二趙（前、後）、三秦（前、後、西）、四燕（前、後、南、北）、五涼（前、後、南、北、西）〗
◆◆十六國史也可分三大階段：一、劉漢、前趙和後趙的交替（304-352）；二、前秦、前燕的對立，及前秦統一北方（352-383）；三、淝水之戰後前秦的瓦解，北魏的崛起（383-439）。
3、游離的塢壁組織勢力
存在時間：實際上貫穿整個兩晉十六國時期，並繼續向後推移。
塢壁組織獨立自治，有時又接受以上胡漢勢力的監管、冊封。
4、新生代力量的勢力 鮮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國和強力崛起的早期（土德）北魏政權，志在結束北方大國間的戰亂，雄霸北方、入主中原。
歷史脈絡
曹魏後期，249年司馬懿父子三人發動高平陵政變，誅殺大將軍曹爽一夥，至此司馬家族掌控魏國大權，掌兵西北、東南，烜赫一時。260年，司馬昭弒曹髦，司馬昭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直至司馬昭逝世，265年其子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奐禪位，司馬炎踐壇稱帝，改國號晉，定都洛陽，史稱“西晉”。西晉時期，內遷五胡居於西晉北方、西方的邊陲地區，對晉王朝呈現半包圍局面，他們逐漸成為漢人管轄下的編戶，需要納稅且遭受官僚欺壓或受民族歧視，心生不滿。270年，河西鮮卑禿髮樹機能與匈奴劉猛率眾內侵，直至九年後始平。280年吞併孫吳實現統一，整個社會轉而瀰漫浮華奢侈、貪污腐敗風氣。晉惠帝司馬衷昏庸無能、賈南風擅政跋扈，引得十六年的八王之亂，外加十年(282-292)天災，攪得國家混亂民不聊生，294年，匈奴郝散叛，不久平定。296年，劉度元以齊萬年為首，聯合西北馬蘭羌、盧水胡舉兵，建威將軍周處陣亡，直至299年方平。301年巴氐族領袖李特在蜀地領導西北流民最先起事，304年，李雄繼立後擊敗羅尚並稱成都王，306年稱帝，國號“大成”。304年劉淵在左國城起兵，308年劉淵正式稱帝（都平陽，國號漢）。永嘉五年（311年），前漢劉聰攻陷洛陽、擄走懷帝，史稱永嘉之亂。北方士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公元313年，晉元帝同意祖逖私下募兵北伐。316年（建興四年）劉曜長圍長安，12月11日晉愍帝出降，西晉亡，退出中原勢力。317年，司馬睿仰賴著江東士族的支持以稱帝，定都建康，位於洛陽以東，史稱東晉。347年，桓溫滅漢收復蜀地；356年桓溫北伐前燕，攻陷洛陽及司兗青豫四州，鏇而復失四州；369年桓溫二次北伐，枋頭之戰為慕容垂擊敗。383年，淝水之戰中晉軍裡應外合大敗前秦大軍，前秦隨之大分裂。384年東晉發動北伐，攻下山東河南一帶。399年孫恩起兵反晉至402年敗亡，餘眾由其妹夫盧循領導，世稱“孫恩盧循之亂”。404年元月，桓玄襲江陵、攻建康，篡位稱帝，改國號楚（至此司馬東晉已經名存實亡）；劉裕起兵反桓，在覆舟山等地連敗桓玄，5月桓楚軍敗於崢嶸洲，桓玄被斬殺。405年譙縱據蜀建立譙蜀，劉裕派朱齡石陷成都亡譙蜀。409年劉裕北伐陷廣固滅南燕；416年後秦幼主初立，劉裕二次北伐，晉軍連克許昌、洛陽；417年破長安滅秦亡；同年劉裕殺晉安帝而立司馬德文為晉恭帝。420年（北魏泰常五年），劉裕廢而自立，改國號為宋，東晉滅亡。北方除大夏、北涼、西秦、北燕和柔然外，皆為北魏所占。自胡人叛獨起，北方的黃河流域便成為各民族的逐鹿之地，直至東晉被劉裕篡取，期間以匈奴、羯、鮮卑、羌及氐（含大月氐、小月氐、巴氐、仇池氐)為主的五胡及漢民族之間陸續攻伐與仇殺、稱臣又叛獨，在北方（及蜀地）地區裂土稱帝。短短的一百多年，先後建立了16個大小不一、國祚較長、影響力較大的政權。若以淝水戰為界，前期的6國：成漢、漢和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前涼；後期的10國：後燕、後秦、西秦、後涼、南涼、南燕、西涼、北涼、夏、北燕。（加黑的5國均是亡於公元420年後或南北朝前期）此外同時期的割據還有吐谷渾yù鮮卑部、前仇池qiú、代國、冉魏、西燕、後仇池、翟魏、譙蜀等，實際上應在二十國以上。該時期，以北魏（前期以土德承後燕之火德、十六國之延續）為線索，338年（東晉鹹康四年），什翼犍稱代王，於乎城一帶建立代國。386年（太元十一年）拓跋珪於牛川重建代國，同年遷都盛樂，改國號魏。395年拓跋珪率軍晝夜奔襲，與後燕軍決戰於參合陂並殲敵四五萬。398年，拓跋珪遷都平城，稱帝。402年，拓跋珪於柴壁大敗後秦軍，殲敵3萬餘。
兩晉十六國戰馬篇
騎兵自三國時期起，作戰地域主要轉移到內地北方。三國時騎兵最為強盛的當數曹魏，在軍隊中占有絕對主力的地位，擁有烏桓三郡“天下名騎”和號稱“天下驍銳”的曹純虎豹騎。西晉的兵種建設承襲曹魏而來，騎兵也為軍隊中的絕對主力。當時行軍、作戰，經常以騎、步相結合，步、騎兩者配置的比例大約在十比二三之間，騎兵的數量雖然要較步兵為少，但在協同作戰之中處於完全主導的地位。騎兵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十六國時期。北方的地方政權大多是由入主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所建立的，騎馬善射是其所長，這就使得騎兵理所當然地成為其軍隊的主力，如：前趙政權中央兵力近30萬，石勒後趙政權中央兵力50餘萬，主要由騎兵組成，騎兵也占總兵力的1/3。在具體戰爭過程中，動輒投入騎兵數萬或十幾萬人，最多時竟高達數十萬之眾。騎兵的運用達到了更高峰，交戰各方（主要是北方）都大規模的使用騎兵，騎兵成為戰場上的最重要的兵種，也是中原地區軍隊中的第一主力，騎戰成為當時戰爭中的主要作戰樣式。該時期總的來說北方的軍力較南(蟹)方強，北方各國多為少數民族政權，最初的軍隊均為騎兵，發展後步兵漸漸增多，但主力仍為騎兵，作戰時動用大量騎兵參戰。如前秦苻堅南伐東晉，統率“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付堅載記）；北魏太武帝侵宋時以騎兵六十萬渡淮，直逼長江；梁魏鍾離之戰中魏軍八十萬中有騎兵二十四萬。可以說這一時期騎兵戰的規模遠邁之前。當時的馬政建設也十分發達，如北魏先後有規模宏大的4個官辦畜牧場。
重甲騎兵從現有的史料分析最早出現於三國時期，當時開始初步使用馬鎧。到了兩晉十六國時期，是重裝騎兵全面發展的關鍵階段。當時，馬鎧大幅度增加，成批次裝備於騎兵部隊。據記載，在當時的戰爭中，鐵騎經常成千上萬，甚至數萬用於戰場交鋒。如漢國石勒在襄國保衛戰中，大敗西晉大司馬王浚部下的鮮卑段疾陸眷，擊潰其騎兵5萬之眾；“枕屍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此戰的晉方鐵騎數為其騎兵總數的1/10。又，石勒擊破劉琨部將箕澹（姬澹）10萬餘眾，獲其鎧馬萬匹，可見，鎧馬數也占總兵力的1/10。南燕國有步卒37萬人，而擁“鐵騎五萬三千”，鐵騎數占總兵力1/8。這些事例均表明，鐵騎在整個騎兵部隊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並被大量套用於作戰行動。
重甲騎兵也存在一定弱點，即人與馬匹的負荷過重，降低了騎兵的快速突擊性與機動性。所以，該時期各政權在重視發展重甲騎兵的同時，也重視發揮輕騎兵的機動性，常用其實施長途奔襲。這些輕騎兵常備有“兼馬”，“馬皆有副”，即每個兵士擁有戰馬兩匹，在長途奔襲時兩馬互乘來保證進軍的速度，以便迅速及時地趕赴目的地，“先趨戰地而待敵”。輕騎兵與重裝騎兵的配合使用，對於戰法的變化也產生了較大影響，即迂迴、奔襲頗為普遍，戰爭的運動性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馬鐙的發現及深遠影響
一大重要科技發展就是馬鐙的發明，我國最早的馬鐙在西晉中出土，（可偏有人說馬鐙是歐洲人發明的）可以說我國最晚在晉代就有了馬鐙。馬鐙可以說是一項劃時代的發明，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類文明。軍事上，馬鐙的出現使騎兵的近距離格鬥戰更容易，（有了借力之處）並且有利於騎兵的長距離行軍。（減少疲勞）能更有效的發揮出騎兵機動性好，衝擊力強的優點。在西方馬鐙的發明，導致了中世紀西式重騎兵，騎士的出現。（一種大而無用的傢伙）這一時期的騎兵以重騎兵為主，當時的重騎兵人馬均披鎧甲－甲騎具裝，防護
差不多稍晚的北魏朝記載《魏書·皮豹子傳》：“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賫糧一月，速赴仇池 。”中國用了一個很恰當的詞來形容重騎叫“突騎”。源於突騎的任務就是全速沖陣，在嚴密守備的敵人戰線上硬生生地撕開個突破口。
重騎出現的第二誘因（人文因素）
重裝騎兵出現在戰場上，正是以部曲私兵為軍隊核心的時代。這個時期從東漢末年開始，經魏晉十六國到南北朝。當時，氏族門閥制度和氏族軍事組織結合在一起，豪強世族擁有大量私人武裝。那些部曲既是依附農民，又是豪強世族的私人武裝。這種特殊的人身依附關係，從東漢末年開始惡性發展，到魏晉以後日益加劇，也就影響了當時封建軍隊的組成等方面，當時帶兵的將領都出身豪門世族且擁有自己的私兵部曲，還往往擁有大量的鎧甲和兵器，這些裝備精良的私人部曲，就形成了他們統率的軍隊的核心。這樣一來，自然引起了軍隊的組成、指揮的一系列變化。早期的私人部曲還不一定是騎兵，更不一定是重裝騎兵，私人部曲以甲騎具裝的面貌出現，與五胡亂華時的那些來自北方和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有關。這些民族，進入中原以前都是遊牧經濟，擁有優良的馬匹，軍隊又都是騎兵，同時往往還保留著氏族軍事組織的形式。進入中原以後，就與豪強世族聯合起來，門閥部曲制度和氏族軍事組織制度也就自然地結合起來，自然又促使軍隊的核心發生變化，終於出現了人馬都披甲的重裝騎兵—甲騎具裝。重騎兵戰馬之具裝鎧
東漢時期，已經使用起部分防護作用的馬甲，如保護馬前胸的皮質“當胸”。到三國時期，文獻中已記載有全副馬鎧。重裝騎兵的戰馬發展到兩晉十六國，馬鎧的結構已日趨完備，稱為“具裝鎧”或“馬具裝”。根據東晉以後的習慣，馬著的甲衣只能稱“具裝”，而不叫“馬甲”，只有人穿的胄甲才能稱“甲”。具裝鎧有鐵質的，也有皮質的。至此馬具和馬甲--具裝的條件就成熟了。當時的馬具中，馬鞍在東漢的製作就已經相當精緻了，西晉時又有了馬鐙（不過西晉時馬鐙似乎只是用來踩蹬上馬的，騎馬時並不用），這樣，控制馬匹就相當容易了。而具裝呢，通常由保護馬頭的“面簾”，保護馬頸的“雞頸”，保護馬胸的“當胸”，保護馬軀的“馬身甲”、保護馬臀的“搭後”和豎立在馬臀部的“寄生”（似乎是為了保護騎兵後背用的）這6部分組成。這樣的具裝使戰馬除耳、目、口、鼻以及四肢、尾巴外露以外，全身都有鎧甲的保護。從遼寧出土的此時的鮮卑族墓中的馬蹬，及有關武士俑來看，此時是出現馬蹬，使得騎兵功效得到長足發展，但此時基本為三角形單蹬。
馬蹄鐵：戰馬的另一輔助裝備--馬蹄鐵，宋以前還沒有出土物證，不過敦煌莫高窟有幅隋時釘馬掌圖的壁畫，應該能肯定唐以前人們有釘馬掌意識但估計還沒有普及。具體印證還需要進一步的考古挖掘。
騎兵的戰術及運用
魏晉以來，隨著實戰經驗的積累和作戰指揮水平的提高，集團方陣戰術有了顯著的發展，這一時期陣法的軍事學術特徵，一是陣內諸兵種——步、騎、車兵的配置更趨合理，更能發揮整體攻防、協同作戰的巨大威力。二是軍陣的基本形式普遍採用八陣。一陣中混成後的兵力又往往區分為“先登”、“中堅”、“殿後”與“側翼”諸部，分別執行不同的戰鬥任務。各兵種內部也有具體不同的分工。如步兵分為主射箭的弩兵與主近體格鬥的徒卒。又如，曹操將戰陣中的騎兵按照進攻、掩護、守御等不同的任務及其要求，專項區分為“陷騎”、“游騎”與“陣騎”等三部分。二關於八陣，古代記載很多，先秦時《孫臏兵法》中的“八陣”是指八種陣法，而漢以後的“八陣”則是指一陣八體，即陣形的若干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所謂“八陣”同樣是五軍陣的變體，即四正四奇八陣合成的集團大方陣，具有“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沖其中，兩頭皆救”的快速反應和靈活應變的機動攻擊能力。“八陣”作為中國古代成熟的集團方陣，其列陣、佇列、機動、陣戰實施、兵種配屬、兵種運用、陣形變化等等，都有相應的法則可供遵循與操作。如列陣之時在前、後、左、右等四塊實地上部署正兵，在東南、西南、東北、西北等四塊閒地上部署奇兵，“四面八向，皆取準焉”，在中央部署精銳的機動兵力。在四軍轉陣實施機動時，“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在實施陣戰時，進行全方位的協同作戰，即所謂“四頭八尾，觸者為首，敵沖其中，兩頭皆救”。八陣的全面確立與普遍運用，標誌著這一時期的野戰戰法業已達到一個新的水平。當時陣法繁多也日趨成熟，若從隊形排列上考察，實際上仍為兩種基本形態：進攻型的方陣；防禦型的圓陣，即所謂：“方陣者，所以剸（截斷，引申為衝擊）也；圓陣者，所以槫（結聚，引申為防守）也。”《十陣》、公孫瓚方陣、袁紹之陣、曹操十重陣、諸葛亮八陣均屬前者，而田豫圓陣、任峻復陣法等當歸入後者。《晉書·馬隆傳》記載，馬隆在平定禿髮樹機能之役中，“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是運用方陣的例子。北魏時，左將軍楊播在一次南征時，被敵軍圍困於淮河南岸，形勢比較危急，楊播處變不驚，“乃為圓陣以御之”。當時作戰中以方陣實施進攻，以圓陣進行防禦乃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是陣法運用上的顯著特點之一。另外還有前燕慕容儁的連環馬陣。
當時的名騎
人靠衣裝馬靠鞍，戰亂不迭的北方草原，關中平原，名將主帥更需要一匹千里駿馬來馳騁疆場。必要時還能保存自己，謀求東山再起。對於十六國的北方，馬之重要不言而喻了。“朱龍”馬：武悼天王冉永曾的坐騎，能日行千里，冉閔與前燕惡戰中，載著冉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參見《晉書》），力竭而亡。
赭白：《載記》慕容有駿馬名赭白，有奇相逸力。比之於鮑氏驄，命銅鑄以圖其像，親為銘贊，鐫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
揚武：《晉安帝紀》載“司馬休奔廣，所乘騅馬奔而馳之。後還荊州，加騅馬揚武之號。”
姚襄所乘馬曰黧眉騧。
兩晉十六國參閱資料
資料（書籍、碑帖、圖畫、雕塑、陵墓、影視戲曲等）收集主要考慮方向有兩個：第一個方向是三國以前的文獻資料，從沿襲的角度將，越靠近西晉的越接近真相，因為兩晉十六國離三國最近，社會方方面面可能都變化不大，出現斷代的機率也越小。第二方向包括兩部分，即兩晉十六國時期的直接記載以及後代記載。總之時間上是一前一後；取景上是一個正面一個側面；真實性上是一虛一實。甚至是外國的東西，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主要是書籍文字書畫類的形式記錄。史書文獻類
1）《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隋書》、《舊唐書》、《水經注》、《世說新語》、《通鑑紀事本末》2）遭受“兵燹之禍”或其他原因而失傳、亡佚的古代書目有：
東晉孫盛著《魏氏春秋》二十卷及《晉陽秋》三十二卷，早已亡佚。
其他文體類
《兩晉南北朝史》；《中國民族史》呂思勉；《中國甲冑》；《魏晉勝流畫贊》顧愷之畫；《魏晉南北朝北方塢堡經濟》任懷國；《魏晉十六國河西史稿》；《五胡十六國論著索引》劉建中編；《縱橫十六國》；《十六國帝王列傳》；《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塢壁》(韓)具聖姬；《魏晉南北朝經濟史》高敏；《三秦史》洪濤；《前秦史》蔣福亞；《亂門閥之且說魏晉南北朝》（日）陳舜臣多媒體影視類
電影《花木蘭》（公映時間：2009年11月）；電視劇《俠影仙蹤》；《神探狄仁傑》第三部之“黑衣社”；北魏傳奇；中華歷史文化五千年-西晉風雲；遠去的鮮卑；北魏馮太后
失晝談古論今_五胡亂華；東晉與十六國年表（doc格式）
成熟的僑置制度
僑置背景
西晉末﹐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導致北方漢族人民大量南遷﹐其中幽﹑冀﹑青﹑並﹑兗五州(今河北﹑山東﹑山西及豫東北)及徐州之淮北流人多越過淮水﹑長江而停留於揚州境內﹔秦﹑雍(今隴右﹑關中)﹑司﹑豫(今晉南﹑豫西﹑豫中)等州流人則多至襄﹑樊﹑漢﹑沔(今豫南﹑鄂北)﹐停留於荊州之北部。還有一部分司﹑豫流民南遷至江州(今鄂東﹑江西)北境。東晉政府遂在聚居之地﹐以他們原籍州﹑郡﹑縣的名稱(亦有新立名稱者)設立臨時性的地方行政機構以登記和管理他們。這些人稱僑人﹐州郡縣稱僑州郡縣﹐而以流亡百姓中的大族擔任刺史﹑太守﹑縣令。北方政權的僑置州郡。前燕主慕容廆曾在今遼寧省境內置冀陽﹑營丘二郡以處冀州﹑青州流人。西涼主李於甘肅西部立會稽﹑廣夏二郡以處南人及中州人。僑置制度
作為我國歷史上行政制度與行政建置中極為特殊的現象與幾位複雜的問題，完全意義上的僑州郡縣，需具備三要素，即①原州郡縣的陷沒與僑置，而僑置應“皆取舊壤之名”；②僑流人口的存在；③“僑置牧司”亦即行政的初備。僑置制度並非東晉南朝所獨有，，僑州郡縣的普遍設定乃至成為風氣，僑置制度的發展、完善乃至成熟，則推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代；兒相對於十六國北朝，東晉南朝的僑置制度與僑州郡縣又尤為正規、普遍。僑州郡縣在東晉南朝普遍設定，乃至成為經久不廢的制度，①與僑流人口的大量存在及其地域鄉里觀念的深固，與其遷徙及定居過程中結成鄉族集團形式密切相關；②與正統觀念密切相關；③與講究郡望的社會風氣密切相關；④與當時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情勢等因素密切相關。由於產生背景與成立原因複雜，東晉南朝僑州郡縣的設立情形也相應地多種多樣，計其初立之一，有：①處僑流而立者；②備職方而立者③招誘僑流而立者；④位置失地官吏而立者；⑤出於軍事需要而立者。
十六國北朝特別是十六國，漢族以及其他非統治民族的非漢族之頻繁而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由胡族統治者實施的，並且以強制遷移性質為主，強制遷移的目的，是以之為兵、用之耕耘。而十六國北朝移民的性質、地位、目的、政策，使得長期、普遍、廣泛設定於東晉南朝的僑州、僑郡、僑縣，在十六國北朝境內，總體上說，是不長期、不普遍、不廣泛的；十六國北朝特別是十六國的多數僑州郡縣，是既無土地也無人民。如此，十六國北朝的“僑流人口”、“僑州郡縣”，更為切實、妥當的稱法是“流動人口”、“虛州郡縣”。
林立的塢堡壁壘
塢堡壁壘（fortified walls）塢壁是由秦漢的鄉里亭（地方行政組織）異化脫落而來，不隸屬於國家政權，（是獨立於國家政權之外的）是由塢壁首領宗室成員及其招聚的閭里鄉親或歸附者（豪強或難民）或蔭附者（永嘉亂後的流民）所組成的一批人在特殊歷史時期為生存與獨立而建立的一種具備生產、防禦效用的據點建築。塢壁，或稱堡塢、塢壘、塢堡、營塢、塢候，後世一般稱為營、寨。兩晉十六國時期的塢壁也稱塢堡或壁壘。有塢壁堡式、樓院式、樓櫓式和山間堡壘式。大型的塢堡相當村落，較小的一如宅院。有的旁側另附田圃、池塘。堡門一般辟於南墻正中，入口有庭院，院中建主要廳堂及樓屋。另有廚房、廁所、豬圈等輔助建築，且多置於北面。後門常位於東墻的北端。起始於西漢，興於三國，兩晉十六國時期是我國塢壁的快速發展期和鼎盛期。
塢堡的地理環境
普遍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山頂平原，二是溪谷水源之地。地理位置險要，人跡難通，既須可阻胡馬的突擊侵擾，能防盜賊的包抄偷襲，還要保障日常生活的物質供給。但不排除當時實際情況與之相左。
塢壁組織
塢壁組織是特殊歷史時期以宗室賓客為核心，以血緣為紐帶，招聚閭里鄉親或歸附者（豪強抑或難民）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具有自治、經濟性質的地方組織，往往帶有自衛或政治的目的。鑒於自衛需構築長期性的軍事防禦工事，為了自身利益與生存空間，往往轉變為地方武裝割據，形成一股不小勢力，甚至產生一“統主”為代表的地區性集團。
當時塢壁的組織形態
1）塢壁一般由鄉里有威望的大族豪強擔任頭領，以其宗族賓客為核心，招聚閭里鄉親和各路豪傑共同組成，其基層多為各地的流民。塢壁招聚大量流民，以此壯大。也是其組織的一大特色。如《晉書·郭默傳》記載：“永嘉之亂，默率遺眾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眾。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因此，史籍常稱其頭目為“流人塢主”。2）塢壁首領雖然一般由創建者擔任，但必須通過推舉首領來確立權力的合法性，以膺眾望。當然，這種推舉並不是普遍意義的民主，而僅限於集團內實力人物之間。首領經推舉產生，無疑又是其組織形態一大特點。這種情況早就出現，《三國志·田疇傳》記載：“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晉書·庾袞傳》也記載：“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流民易聚也易散，順逆視利益關係而定，同時內含各路豪傑即所謂的“二三君子”，可見塢壁成分複雜，而這種名義上民主的推舉行為有利於團結各種不同成員，便於塢主的發號施令。
塢壁首領的稱呼
塢壁首領有各種不同的稱呼，例如：①塢主。《晉書·李矩傳》記載：“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②行主。《晉書·祖逖傳》記載：“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鹹宗之，推逖為行主。”③營長。《後漢書·第五倫》記載：“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強持滿以拒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在這些首領中，固然不乏舊政權的中下級官吏，但是，由於他們是塢壁內部推舉產生的，其權力在於通過宗族對鄉黨及流民的控制。也就是說，西晉政權的崩潰和大家世族罹難逋逃，給了下層豪強充分的表演機會，使他們能夠乘時而起，嘯聚一方。
塢壁的第二鼎盛期
動亂時代，鄉亭里成為擄掠財富、人口的目標，常遭兵燹（xiǎn），故城內百姓在鄉里大族的率領下，逃到遠離城邑的山林陂（bèi）澤，憑險自衛，建立“塢壁”。例如檀山塢、雲中塢、合水塢。塢壁的泛濫，莫過於兩晉十六國時期。那些互不統屬的胡族，猶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馬，恣意縱橫奔突，在如雨的鐵蹄下，中原傳統社會組織隨著一個個城邑的陷落而分奔離析，失去保護的漢人幾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輾轉流徙到各地。他們在西晉殘餘將官或鄉里豪強的統率下，結成一個個獨立組織，力求自保。“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西晉李流起義時“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固，城邑皆空”。自衛性質的塢壁聚壘遍布於中國各地。此外，如劉元海建國後，以石勒等攻“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同一事，《資治通鑑》記載永嘉二年“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石勒又攻“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石勒為王浚所敗後，“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後“石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余所”，及石勒攻武德，“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子于勒”。（均見《石勒載記上》）劉聰即位後，命其青州刺史曹嶷攻“齊魯之間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劉聰載記》石季龍攻段匹磾而陷之後，“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並、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于勒”。（《晉書·石勒載記下》）前燕時，上黨、上郡等地，有“壘壁三百餘”，僅石賢所率降於慕容儁者就有“壘壁百三十八”個之多。（《晉書·慕容儁載記》）從劉聰、石勒、石虎等人所攻陷的塢壁堡壘的數量來看，表明整個中原地區幾乎布滿了塢壁組織，何況這些數字還遠不是當時塢壁數量的全部。漢末三國和“兩晉十六國”是我國封建史上動亂事件最長的時期，大量的古堡出現並在地方發揮其作用，塢壁的分布範圍極大，並不限於中原或漢族地區。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譯屬數百家”；“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寺塔”。可謂塢堡林立，呈現區域特色，該階段塢堡按地區可主要分為北方（中原）塢堡和南方塢堡。
北方塢堡及其組織
以下述說前提是“宗主督護制”形成於北魏早期，本篇兩晉十六國不涉及。不然塢壁組織的性質就變了，原因是“宗主督護制”是塢壁首領（宗主）奴役著廣大流民。（“宗主督護”制是以“宗主”身份出現的豪強去直接向所蔭附的百姓徵收租賦和徵發徭役的一種制度）一、北方塢堡、組織的特點：
1）城堡式建築，具有堅固、周密防禦實施和功能。《資治通鑑》胡三省注曰：“城之小者曰塢，天下兵爭，聚眾築塢以自守。”可見這是一種具有防禦性設施的城堡式建築。塢堡在戰亂、流離之中興起，建造時首先考慮它的防禦性。庾袞在禹山立塢，“於是峻險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繕完器備”。表明塢堡除選擇險要地形外，還要有相應的防衛性建築和設施。考古發掘所見塢堡建築形制，如嘉峪關魏晉墓出土了七幅“塢”的畫磚，“‘塢’的四周都畫有高牆厚壁，有的在‘塢’內還有高層碉樓，有的塢壁上設有望樓或敵樓”，儼然一座小城堡，即當時北方塢堡建築的外觀。以上所述反映出他們有堅固的圍牆和高達是為碉堡，顯示了其聚眾自保的特徵。
2）塢堡規模、容量巨大。塢壁在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區不盡相同，少則數十家，多則上千戶，甚至數千家。漢末的汝南太守“攻下二十餘壁……得戶二萬”，據此平均每個塢堡為1000戶，汝南郡每戶平均人口為5.19，則平均每個塢堡為五千餘人。西晉末，朗鑒“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峰下”，後“眾至數萬”。永嘉之亂，蘇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由上可知，一個塢壁的人數從一千多人到數萬之間都有，而以三四百戶，二千人左右居多。
3）塢堡組織具有濃厚的宗族共同體色彩。①隨政府的崩潰，為了將四方匯聚的流民統一起來，整齊號令，使之成為團結一致、且戰且耕的堅強組織。勢必要自行制訂一套內部規則，類似於鄉約。例如，西晉庾袞“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鹹從之。②塢壁下有邑里之類的基層組織，貧弱相助、選賢任能，秩序井然。嚴酷的環境，逼使塢壁內部緊密團結，故塢主與其下屬的關係，不僅建立在權力基礎之上，往往還存在某種相互依存的義氣人情。庾袞傳記載“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庾袞率其同族及庶姓保聚禹山，以其心腹為塢壁內的邑長、里賢，可見塢壁首領推行“王化“，受到愛戴。塢壁內部以塢主一族為宗家，以塢民為宗子，以宗姓為標誌，視宗祠為神聖，族姓被用來命名一個集團或地名。如趙氏塢。③重組有儒家共同體理想的鄉里社會。郗鑒在鄉里“以恤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祖逖率眾南遷時，“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鹹宗之”；庾袞使“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這時期新起的強宗大族與以往腐朽的世族的重要區別，就在於他們深深地紮根於鄉村，與鄉黨民眾生活在一起，通過實行一些扶弱濟困、有無相通的“恩義”措施，形成同舟共濟、生死與共的觀念，從而獲得其誠心歸依，奠定了壟斷鄉村的權力基礎。
二、北方塢堡組織的分類：
1）帶有經濟色彩的山寨性塢壁組織，在動亂時趁機殺人越貨，使社會更加動盪，百姓無法安定生活。這類塢堡出現在西晉末年至十六國北朝初年，北方重陷大亂，各色塢堡都有，流民很多，故這類塢堡就是由散兵游勇結合而成。如河內郡督將郭默在永嘉之亂中“率遺眾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眾。”塢主集族權、財權、兵權、政權集於一身，奴役廣大“堡戶”，以掠奪他財為業。隨著它的不斷強大，性質逐漸趨向于山賊、海盜，是塢堡組織中的畸形。
2）地主豪強武裝的塢壁組織，其成員大多數是大族地主的部曲，佃客，平時生產勞動，有事當兵作戰。塢主通常是虎踞一方的豪強地主，他們所建立的塢堡占地面積大，四角建有碉樓，是可供一個封建大家族起居所需的家堡合一的建築，是中原塢堡的典型。塢主的權利極其大，財權、兵權、政權集於一身，勢必會奴役廣大塢戶，改變不了地主階級的本質，其統治相當穩固。對於遍地塢堡牢不可破的局面，北魏初承認塢主所享權利合法，代政府“統治”，形成“宗主督護”制度。
3）帶有基層政權和社會團體的雙重色彩的塢堡組織，政治、軍事性很強，有時具有“文教德化”的特點。如西晉李袞的塢壁組織。
南方塢壁及其組織
江南地區也有塢堡，但與北方塢堡是不同的類型，東吳、西晉隨豪族之興起，塢堡也有較大的發展。永嘉亂後，中原漢人大規模地衣冠南渡，塢堡的建築技藝也帶到南方，形成了客家塢堡，仍保留著自己的居住風格。一、南方土著的塢壁
南方的塢壁是一些“柵”、“寨”、“砦（zhai）”等，一般是以木材構築柵欄所成，其構築形制與北方塢堡是不同的。它們也是在戰亂時修築的，都是為了避亂自爆，同樣具有防禦功能，帶有軍事色彩但規模不是很大。
二、客家民居
典型的客家民居也具有上述北方塢堡的三個特徵，體現了其與北方塢堡一脈相承的性質和特徵。通過對現代閩中的客家民居之研究對於認識兩晉十六國時期中原塢壁多少會有所啟示。
“塢壁林立”與社會之關係
兩晉十六國胡漢大混戰和社會的黑暗給塢堡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使得個人生命和正當權利失去保障而不得不依賴私人武裝的庇護，（《南齊書·州郡志》之《南兗州序》所云“晉元帝過江，……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是塢堡林立局面的外部動力。塢壁組織維持了一方的安堵，對地方的發展有重要影響；為了防衛而維持大批人口入籍，不僅沒有帶來和平或相互防衛以對抗入侵者，反而助長了戰爭的不斷發生，這是他們的異化。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社會生產力，開發了新的經濟區域，推動了多民族的融合（或者說少數民族漢化），當然在南北對峙中成為一股緩衝力量。張平統轄的塢壁擁有“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胡晉雜處高達十餘萬戶，而後，這一趨勢也在不斷發展。我們知道宇文泰的功臣李賢、李遠和李穆三兄弟，自稱出自隴西李氏。然而，根據李賢墓誌的記載，可知李氏為鮮卑拓跋族人，冒充漢族世家。這種事例顯然還有不少，而這種冒充、冒用漢族的事情，說明早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作為社會基層的塢壁組織就開始的民族融合的步伐。
塢壁組織之歷史命運
林立的塢壁及其豪帥，促成了南北朝時代動亂的溫床和門閥政治的基礎，這些塢主豪帥興起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儘管和舊時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冒充老牌世族，但可被證實者為數不多。這種以生活在鄉村並牢固控制民眾為特色的鄉里豪帥，並非前代世家大族的簡單延續。有實力的塢壁得以保存，強宗大族號令鄉村、割據一隅的局面也隨之固定下來。由於分裂動亂的局面沒有消除，國家的公共職能就不能充分發揮，則單憑武力鎮壓無濟於剷除遍地生根的塢壁。外來勢力即使通過武力據有塢壁，也難以得到塢眾的歸順，在決定塢壁進退去從的大事上，塢情民意起著主導作用。故外部勢力很難控制塢壁。認識到這一點，國家政權就不能不與強宗大族妥協，通過他們來控制鄉村。北魏初期實行的“宗主督護”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結合鮮卑習俗而產生的。《通典·鄉黨》說：“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於公賦矣。”值此塢主演變成宗主，壟斷者鄉村。北魏政權任用大批強宗大族以鞏固政權，而地方官員也不得不致力於網羅豪強來實施統治。北魏統一北方，國家政權通過與強宗大族的合作，使之形成新的門閥政治格局。但是，分裂的因素也因此埋藏下來，造成國家權力的不完整。至於那些桀驁不馴為害一方的豪強，更是國家政權的心腹大患，一有風吹草動，他們便會再掀波瀾。於是，國家著手對地方豪強展開政治和經濟的鬥爭，北魏孝文帝廢“宗主督護”，行“三長制”，使三長隸屬於郡縣，納入國家體制，逐步削弱了他們的獨立性和政治勢力。同時，通過推行均田制，輕徭薄賦，體現出國家制度的優越性，用經濟手段把豪族的依附人口變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基於避免用行政或暴力手段消滅塢壁組織的正確認識，進行了這一系列加強國家權力的改革，都朝著在體制內吸收消化地方勢力的方向進行。之後，塢壁組織依然有殘餘勢力不斷延續，直至隋唐社會的統一、安定後才逐漸消亡。
彪炳史冊的塢壁及典型組織
檀山塢；金門塢；雲中塢；百穀塢；合水塢；白馬塢；袁公塢；鍾公壘、百騎塢、大柵塢（見於《水經·洛水注》）徐無山田氏塢堡；鉅鹿李氏塢堡；褚壁；郿塢
1〉十六國時期有薛陶、薛祖、薛落“分統部眾”，“世號三薛”，實際上都是依靠宗族勢力的塢主。三薛死後，由薛強其人“總攝三營”，在後趙統治時期“常憑河自固”。薛強死後，其子薛辯“復襲統其營”，作後秦的河北太守。後秦滅亡後，曾一度投靠北伐的劉裕。 2〉寇贊（zàn）曾在前秦苻堅時作襄邑令，到後秦姚泓滅亡時，“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贊為主”，投降北魏政權後，做了魏郡太守、南雍州刺史，封軹縣侯，這顯然又是一個由塢壁主起家的人。他的後裔，歷仕於北魏後期及東魏，且位高權顯。（見《魏書·寇贊傳》及其附傳） 3〉張平統轄的塢壁擁有“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
桃花源之“虛實”
《桃花源記》雖為寓意文，但也是西晉末年以來塢壁生活的真實寫照。真實的桃花源應在北方的弘農或上洛，而不是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應為苻秦，而非贏秦。《桃花源記》記實的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見所聞的材料寫成，《桃花源記。寓意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馬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並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寫成，今試證之。東晉末年戴祚（字延之）從裕入關滅後秦，著《西征記》二卷。其書今不傳，《水經注》中往往引之，中原塢壘遺址於其文中尚可窺見一二。如《水經注》一五洛水篇云：“洛水又東，逕檀山塢南。其山四絕孤峙，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於洛陽，命參軍戴延之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可至之處。延之屆此而返，竟不達其原也。”
又《水經注》四《河水篇》雲“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余。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為皇天原。河水又東逕閿鄉城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
《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源，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之地也。《西征賦》曰：鹹征名於桃源者也。《晉太康記》曰：桃林在閿鄉（wén）南谷中。”
《水經注》引文提及的桃源與桃林，亦見於《元和郡縣圖志》和《新唐書》。《元和郡縣圖志》六虢州閿鄉縣條云：“桃源，在縣東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陝州靈寶縣條云：“桃林塞，自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新唐書》三八《地理志》陝西靈寶縣條云：“有桃源宮，武德元年置。”這是地理。
又《資治通鑑》一一八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云：“二月，王鎮晉進軍澠池，引兵徑前，抵潼關。三月，（檀）道濟、（沈）林子至潼關。夏四月，太尉（劉）裕至洛陽。”（按劉裕伐秦之役。軍行年月《宋書》、《南史》等書記載既簡略，又有脫誤。）
據此可知王、檀、沈等前軍在義熙十三年二三月抵潼關，劉裕以首夏四月至洛陽，他派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塢而返，當即在此時。這是時間。
按《陶淵明集。有《贈羊長史》詩，其序云：“左軍羊長史銜秦川，作此與之。”則陶潛與征西將軍佐本有雅故，疑陶潛間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從劉裕入關途中的見聞。《桃花源記》所謂“土地平曠”者與皇天原“平博方里余”相合；所謂“太守即遣人隨之往……不復得路”者，與劉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而上，至檀山塢而返相似；所謂“山有小口”者，與郗鑒嶧山塢的“嶧孔”相同；所謂“落英繽紛”者，亦與戴延之被派以四月入山的時令相應。《白氏長慶集》一六《大林寺桃花》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附序有云：“大林窮遠，人跡罕到，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四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泉猶短。”山高地寒，節候較晚，四月正是落英繽紛之時。此戴延之所見，而被陶潛記入《桃花源記》中。然則《桃花源記》中的秦為苻秦，亦可推知。此《桃花源記》之所以為紀實之文。
桃花源所以被移於武陵，則因為采入了劉驎之入衡山採藥的故事。今傳世的《搜神後記》，舊題陶潛撰。其中雜有元嘉四年陶潛死後之事，故皆認為系偽托。然此書為隨事雜記之體，非有固定的系統，內中當有後人增入之文，不能據以斷定全書為偽托。即使全書為偽托，要之必出於六朝之手，由鈔輯昔人舊篇而成。此書卷一第五條即《桃花源記》。第六條記劉驎之即劉子驥入衡山採藥，見澗水南有二石囷，失道問路，才得還家。或說囷中都是仙靈藥，劉驎之欲再往尋求，可是不能得知其處。此事《晉書》九四《隱逸傳亦有記載。出於何法盛《晉中興書》，何氏不知何所本，當與《搜神後記》同出一源。據此推測，陶潛之作《桃花源記》，為取桃花源事與劉驎之之事牽連混合為一。桃花源雖本在弘農或上洛，但因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採藥故事的緣故，不得不移之於南方的武陵。
蘇東坡論桃花源最有通識。他的《和桃花源詩序》云：“世傳桃源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
或認為桃源實在武陵，這種認識反而不及蘇東坡了。然而蘇氏於《桃花源記》中寓意與紀實二者仍然牽混不明，猶為未達一間。即使《桃花源記》中的秦非指苻秦，但不有塢壁，何能有《桃花源記》？在紀實上，《桃花源記》是塢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記》是陶潛思想的反映。
兩晉十六國主要戰役
| 編號 | 戰役名稱 | 時間（/年） |
| A1 | 西陵之戰 | 272 |
| A2 | 涼州之戰 | 279 |
| A3 | 晉滅吳之戰 | 280 |
| A4 | 八王之亂 | 290-305 |
| A5 | 西晉末年流民起義 | 296-315 |
| A6 | 陳敏反晉之戰 | 305-307 |
| A7 | 寧平城之戰 | 311 |
| A8 | 杜弢起義 | 311-315 |
| A9 | 襄國之戰 | 312 |
| A10 | 幽州之戰 | 314 |
| A11 | 長安之戰 | 316 |
| B1 | 滎陽之戰 | 317 |
| B2 | 浚義之戰 | 319 |
| B3 | 棘城之戰 | 319 |
| B4 | 趙平大秦之戰 | 320 |
| B5 | 晉平蘇峻之戰 | 327-329 |
| B6 | 洛陽之戰 | 328 |
| B7 | 晉平成漢之戰 | 346 |
| B8 | 襄國之戰 | 350-351 |
| B9 | 前燕滅冉魏之戰 | 351 |
| B10 | 晉攻前秦之戰 | 354 |
| B11 | 魯口之戰 | 354 |
| B12 | 廣固之戰 | 355 |
| B13 | 野王之戰 | 361 |
| B14 | 晉攻前燕之戰/枋頭之戰 | 369 |
| B15 | 前秦滅前燕之戰 | 369-370 |
| B16 | 呂光攻龜茲之戰 | 383-384 |
| B17 | 淝水之戰 | 383 |
| C1 | 涼州之戰 | 387 |
| C2 | 大界之戰 | 389 |
| C3 | 杏城鎮之戰 | 390 |
| C4 | 北魏滅劉衛辰之戰 | 390-391 |
| C5 | 呂光攻西秦之戰 | 392 |
| C6 | 後燕滅西燕之戰 | 393-394 |
| C7 | 參合陂之戰 | 395 |
| C8 | 北魏攻後燕之戰 | 396-398 |
| 柏肆之戰 | 397 | |
| C9 | 孫恩起義 | 399-402 |
| C10 | 柴壁之戰 | 402 |
| C11 | 盧循起義 | 402-411 |
| C12 | 覆舟山之戰 | 404（2-3） |
| C13 | 劉裕擊桓玄之戰 | 404（3-5） |
| C14 | 劉裕滅南燕之戰 | 409-410 |
| C15 | 劉裕滅後秦之戰 | 416-4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