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滅吳之戰戰爭概述
司馬氏建立晉王朝後，據有原魏、蜀之地，吳國仍然據有今長江中、下游及嶺南等地區。雙方接壤數千里，時常有戰火發生。從晉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起，晉武帝就籌劃剿滅吳國，於是一面改善內政，開發農業、積存糧食；一面優選將帥，造樓船，練水軍。而吳國國君孫皓卻不修繕內政，暴虐荒淫，導致民窮財竭，上下離心；又自恃水軍強大，憑藉長江天險，戒備鬆散。當年十一月，晉朝武帝皇帝發兵20餘萬，分六路進軍攻打吳國，第二年二月初，攻克丹陽城（今中國中南部湖北省秭歸東）後，攻破吳軍橫斷江路之鐵鎖鐵錐，船行無阻，後來又擒獲吳西線統帥、都督孫歆。在東線戰場，吳國丞相張悌率領3萬軍隊渡過長江迎戰，被晉國的軍隊夾擊大敗而歸，晉軍當機立斷，揮師直指建業，吳軍驚恐怯懦，不戰而降，士卒聞訊逃散，於是吳國宣告滅亡。 此戰，西晉準備周密充分，善擇戰機，兵分多路，水陸並進，發揮強大水軍作用，臨機果斷，一舉獲勝。吳主昏庸，防務鬆弛，將士離心，缺乏統一對策，招致節節失敗。晉滅吳後，東漢末年以來分裂數十年的中國復歸統一。戰前形勢
三國鼎立雙方將領及兵力
晉滅吳之戰戰前準備和戰略
司馬氏早在滅蜀之前即有滅吳的打算。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司馬昭提出了“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資治通鑑》·卷七十八)，再並東吳，統一全國的戰略方針。為實現先輩統一天下的遺願，司馬炎晉武帝司馬炎從晉泰始五年(269年)起，即著手籌劃滅吳。在政治上採取一系列措施，如厚待劉禪及諸葛亮等人的子孫，以鞏固其在巴蜀的統治，解除後顧之憂。同時，對吳國實行分化瓦解政策，以動搖其軍心民心。改善內政，屯田積穀，安定邊防。同時，優選將帥，調整部署，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今屬湖北)；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鎮東大將軍、東莞王司馬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泰始八年(272年)，晉武帝依羊祜之建議，復任王濬為益州刺史，鏇又加封龍驤將軍，都督益、梁州諸軍事，命其在巴蜀大量建造戰船，訓練水軍。晉軍所建造的大型戰船，長120步，可裝載2000餘人，上構木城，築起樓櫓，四面開門，船上可騎馬馳騁。後命其加快造船進度。如原來王濬在巴蜀只奉令以五六百屯田兵造船，後來又增加各郡士兵一萬人，一年就完成了造船任務，使王濬水軍“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為實現“水陸並進”滅吳，提供了重要的軍事力量。
司馬昭三年(277年)七月，又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為都督揚州諸軍事，以鎮南大將軍司馬亮為都督豫州諸軍事，左將軍胡奮為都督江北諸軍事。鹹寧四年(278年)十一月，羊祜死，晉武帝發兵20萬，依羊祜生前所薦，以杜預繼任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孫吳方面，面對晉軍進攻的嚴重威脅。一些大臣深感憂慮。他們認為吳國雖有長江天險，但“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資治通鑑》·卷七十九)，因此向孫皓建議，在政治上“省息百役，罷去苛擾”，“養民豐財”，以加強內部的安定和經濟實力；在軍事上，為防晉軍從上游順流而下，加強建平(郡治在今湖北秭歸)、西陵(今湖北宜昌東南西陵峽口)的防務。東吳名將陸抗指出：“西陵、建平，國之蕃表(屏障)”，“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三國志·吳書·陸抗傳》)，因此，他擔任樂鄉都督後，請求莊西陵屯精兵3萬人。晉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王濬在巴蜀造戰船，大量碎木順流而下，建平太守吾彥見後，知晉將發兵順流而下，請求增強建平守備。晉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陸抗再次上疏，陳述加強建平、西陵防守的重要性。他說。“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資治通鑑》·卷八十)但是，這些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建議，都沒有被採納。吳主孫皓認為晉無力攻吳，且吳有長江天險，難以攻破。因此他不修內政。暴虐如故。在軍事上不重軍備。放鬆長江上游的防務，當然更談不上通盤的戰略考慮和進行全面的防禦準備了。
作戰部署
晉鹹寧五年(公元279年)，王濬上書清求趁孫皓荒淫凶逆，上下離心，戰備鬆懈之機，舉兵伐吳。十一月，司馬炎
王濬總的作戰意圖是：以司馬伷、王渾兩軍直逼建業，牽制吳軍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游；以王戎、胡奮、杜預三軍奪取夏口以西各戰略要點，以策應王濬所率的7萬水陸大軍順江而下；然後由王濬、司馬伷、王渾軍南下東進，奪取建業。這樣的部署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因為吳國尚有兵力20萬人，就兵力對比而言，晉軍南下的兵力並不占多大優勢，只是吳軍兵力分散於沿江和江南各地，晉軍要分路予以各個擊破，才能迅速滅吳。
戰爭經過
晉武帝太康元年、東吳天紀四年正月，安東將軍王渾所統率的10多萬大軍向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方向進軍，派出參軍陳慎等率部分兵力攻擊尋陽(今湖北武穴東北)；派殄吳將軍李純率軍向高望城(今江蘇江浦西南)進攻吳軍俞恭部。正月二十五日，李純占領了高望城，擊破俞恭軍，推進至橫江以東，奪占了渡江的有利渡場。與此同時，參軍陳慎軍攻取了陽瀨鄉，大敗吳牙門將孔忠等。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等率部眾降於晉軍。
二月，吳主孫皓得知晉王渾率大軍南下，即命丞相張悌統率丹陽(今江蘇南京)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率兵3萬，渡江迎戰，以阻止晉軍渡江。張悌軍行至牛渚(今安徽當塗北採石)，沈瑩向其分析晉軍來犯的形勢時說：“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御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據此，沈瑩建議，應集中兵力於採石，等待晉軍前來決戰，若能打敗晉軍，即可阻止晉軍渡江，還可西上奪回失地。如若渡過江去與晉軍決戰，不幸失敗，大勢必將去矣。但張悌卻認為，吳國的即將滅亡，人人早已看清，並非今天才知曉。這樣，晉兵一至，眾人心中必然恐懼，難以再整軍出戰。趁著現在晉大軍未到，渡江與其決戰，或許還有希望獲勝。如若戰敗身亡，為國犧牲，也就死而無憾了。假如我能戰勝，北方的敵人逃走，我軍聲威便會大震，那時乘勝南下，迎擊西來之敵，定能制勝敵人。若依照你的計畫，坐等敵人前來，恐怕部隊早逃散了。於是，張悌決心率軍渡江迎擊晉軍。三月初，張悌軍渡江後，於楊荷(今安徽和縣)正遇王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率7000兵馬趕到，張悌軍隨即將張喬軍包圍，張喬兵微勢弱，便閉寨請降。副軍師諸葛靚認為，張喬是以假投降行緩兵之計，拖延時日，等待後援，我應急速進兵予以殲滅。但張悌卻主張放過他們，因為強敵在前，不可因小敵而出戰。於是接受張喬投降後，率兵繼續前進，隨即與王渾主力部隊之司馬孫疇和揚州刺史周浚軍列陣相對。吳將孫瑩首先率領5000精銳向晉軍攻擊，3次衝擊均未奏效，被晉軍斬首二將，不得不退兵。晉軍則乘吳軍退兵混亂之機，以將軍薛勝、蔣班率軍追殺，吳軍大敗。此時，偽降之張喬軍又從背後殺來，吳軍潰敗而逃。諸葛靚見大勢已去，收集敗兵數百逃回江南。張悌不肯逃走，與沈瑩、孫震力戰而死，吳軍3萬多人，被斬近8000人，余皆逃散，晉軍遂勝利推進至江邊。此時，揚州別駕何惲向揚州刺史周浚建議說，張悌率東吳3萬精兵，被我殲滅，吳國上下震驚，現龍驤將軍王浚已攻下武昌，乘勝東下，所向皆克，吳已呈土崩瓦解之勢，我應速揮軍渡江，直搗建業，大軍突然而至，定能不戰而逼降東吳。但王渾聽到這一建議後則認為晉帝只命他出兵江北，以抗吳軍，如果渡過長江，就是違背君命，即使作戰獲勝，也難以獲賞；但若失敗，必獲重罪。於是，王浚堅持按原詔令，就地等待王浚軍的到達，然後再統一節制王浚等軍渡江作戰。何惲再次向王渾建議說，將軍身為上將，當見機而進，豈有事事等待詔命之理。王渾仍不聽從。
琅邪王司馬仙所率的一路大軍，自正月出兵以來，迅速進至塗中後，令琅邪相劉弘率兵進抵長江，與建業隔江相峙，以牽制吳軍；同時派長史王恆率諸軍渡過長江，直攻建業。王恆軍進展順利，一一擊破吳沿江守軍，殲滅吳軍五六萬人，俘獲吳督蔡機。王浚軍在長江上中游獲勝之後，便揮軍順流而下，三月十四日到達牛渚。當進至距建業西南50里時，吳主孫皓才派遣游擊將軍張象率水軍1萬前往迎擊；但吳軍此時已成驚弓之鳥，張象的部隊一望見晉軍的旌旗便不戰而降。王浚的兵甲布滿長江，旌旗映亮天空，聲勢十分盛大，繼續向前推進。
原先吳主派往交趾征討郭馬的將軍陶浚，行至武昌時，聽到晉軍大舉進攻的訊息，便停止去交趾，返回了建業，此時，吳主孫皓便授其符節，命其率軍2萬，迎擊晉軍。結果，2萬軍隊出兵前夜便逃散一空。
此時，王渾、王浚和司馬仙等各路大軍已逼近吳國京師建業長江的北岸，吳國司徒何值、建威將軍孫宴等交出印信符節，前往王渾軍前投降。吳主孫皓見自己內部已分崩離析，便採用光祿勛薛瑩、中書令胡沖等人的計策，分別派遣使者送信給王渾、王浚、司馬仙，請求降服，企圖挑唆3人互相爭功，引起晉軍內部分裂。使者先把印璽送給司馬仙。王浚此時正揮軍直進，三月十五日行至三山(今江蘇南京西南)時，王渾派使者命其暫停進軍，王浚不理，藉口風太大，無法停船為由，扯起風帆直衝建業。當日，王浚統率水陸8萬之眾，方舟百里，進入建業。吳主孫皓反綁雙手、拉著棺木，前往王浚軍門投降。至此，晉軍連克東吳4州、43郡，降服吳軍23萬，東吳政權宣告滅亡，三國長期分裂的局面也隨之結束。
戰爭評析
吳國自末帝孫皓當政以來，昏庸殘暴，任意殺害臣民建國57年、占據長江天險、擁有精共20多萬的東吳政權。為何在西晉王朝的一擊之下，便冰消瓦解，雖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但歸結起來，主要有3個方面。
政治極端腐敗
吳國自末帝孫皓當政以來，昏庸殘暴，任意殺害臣民，動輒扒皮，挖眼，慘不忍睹，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民間謠傳章安侯孫奮應成為天子，孫皓便將孫奮和他的5個兒子統統處死；豫章太守張俊因替孫歷之母掃墓，也被孫皓下令車裂，吳中書令賀邵因中風，不能說話，數月無法上朝，孫皓懷疑他裝病，命人嚴刑拷打後，割斷他的頭，加以焚燒。孫皓還特別重用奸佞諂媚之徒，張俶因常進諂言、詆毀別人，十分被寵信，多次升官進爵，成為司直中郎將，進封侯爵，於是造成了官吏和民間互以私利為目的競相誣諂的混亂局面，致使監獄暴滿，全國上下一片恐怖氣氛。
孫皓還特別憎恨勝過他的人，侍中、中書令張尚，口才捷利，雄辯超眾，孫皓便藉故收捕張尚，欲處極刑，公卿以下100多人叩請孫皓減免張尚的罪行，孫皓當時假意應允，但將張尚送至建安後，終於將他殺死。孫皓每次宴會群臣，都強令大臣喝得爛醉，然後再讓他們互相告發罪行，或立即處死，或剝下麵皮，或挖出眼睛，君臣上下爾虞我詐，如此一個統治集團，自然四分五裂，人心喪盡，這就不能不從政治上注定東吳政權的必然失敗。
當然，司馬氏統治的西晉，也並非什麼清廉之邦，只是政治上的腐敗程度稍遜於東吳而已。然而作為西晉最高統治者的司馬炎，在發動滅吳戰爭之前，與東吳孫皓類比，則尚屬稍具政治頭腦之士。因而，西晉的統治集團便遠較東吳統治集團為強，它依靠一批謀臣良將渚如羊祜、杜預、王浚、張華等的輔佐籌策而取得了滅吳戰爭的勝利。
疏於起碼的戰爭準備
“寧可千日無戰，不可一日無備”是自古以來兵家重要的戰略思想。司馬昭在滅蜀漢後，便明顯地暴露了進一步並滅東吳的企圖。對此，吳國的有識之士早已察覺，多次向吳主孫皓建議加強軍備，增強沿江戰略要點的防禦力量，切實防止西晉的突襲。晉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吳建平太守吾彥發現長江上游飄來大量木屑，便預知了晉正大造艦船準備順江東下滅吳的企圖，向吳主孫皓建議說：“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軍兵以塞其衝要。”晉武帝泰始十年、吳末帝鳳凰三年(公元274年)，當吳國大司馬陸抗病重垂危之際，又向孫皓建議，將長江上游防守兵力增至8萬以鞏固西陵、建平等地的防備。但這些關鍵性的建議均被孫皓置之不理。
晉武帝司馬炎戰略策略的失誤
東吳統治集團臨戰前多年，既失之乾對西晉戰略動向的研究，失 去了針對西晉的戰略企圖採取相應對策的寶貴時機；又在戰略指導中著著失誤，致使擁有20多萬大軍，占據半壁河山的東吳不到2個月的時間即被西晉橫掃而亡，這在古代戰爭史上成為不多見的慘敗記錄。本來，東吳並非居於絕對的劣勢，即令是戰前未做充分的準備，假如能在臨戰中採取相應的戰略對策，也不致於如此迅速的徹底滅亡。從當時的情況分析，東吳只要採取兩方面的措施即有可能阻止西晉的推進：一是立即增強長江上游建平、西陵一帶的防禦力量；另一條是集中兵力於建業附近，加強沿江守備，以逸待勞，堅決阻止敵人渡江登岸。可惜東吳統治集團缺乏起碼的戰略決策頭腦，計不及此，致使西晉王浚的水軍順江而下，如入無人之地，迅速與其東面的3路大軍勝利會師於建業江面，對東吳京師形成泰山壓頂之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東吳丞相張悌所率的3萬精兵，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竟不顧部將沈瑩的勸阻，拒絕在江上機動禦敵而渡江北上，這對瀕臨陷落的建業危局無疑於釜底抽薪，幫了晉軍的大忙。
從西晉方面看，司馬炎對滅吳戰爭的戰略策略的運用則是相當出色的。戰前，多年來西晉便採取了瓦解東吳軍民鬥志的一系列策略，臨戰中它又進行周密的作戰策劃和部署，以六路大軍東西對進，三面齊攻，有主有從，戰略上的協同和配合環環相扣，甚為默契，做到了計而後戰，穩操勝券。
士氣低落，軍無鬥志
吳軍士氣的低落由來已久，這是其政治極端腐敗、人心喪盡的必然結果，戰前便不斷發生吳軍將士投降西晉的事件；當王浚軍順流東下，吳主孫皓命游擊將軍張象率1萬水軍前往抗擊王浚軍時，張象軍一見西晉軍的旗號便全部投降了西晉；吳將陶浚奉命率軍2萬與晉軍作戰，要出發的前天晚上，部眾也逃散一空，吳司徒何值、建威將軍孫晏等人未等晉軍逼近，便主動交出符節印信而降。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吳軍軍無鬥志的驚人狀態，這樣一支軍隊自然無法與晉軍相匹敵。
戰爭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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