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哲學

基本簡介

1840～1949年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的哲學；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產生、發展、演變，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併取得勝利的哲學發展階段。

中國近代哲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嚴 復(1853～1921)] 嚴復是將中國哲學建立在近代科學基礎之上、使中國近代哲學真正擺脫古代“經學”形式。從此，中國近代哲學才真正擺脫古代的形式。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下，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受到了衝擊，出現了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誕生了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封建買辦經濟在社會中仍占顯著優勢，中國人民受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向何處去”成為中國近代歷史面臨的嚴重問題。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資產階級維新派康有為和嚴復、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等人，為爭取國家獨立、民主，曾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中國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階級舊文化的鬥爭，也就是新學與舊學、西學與中學之爭。19世紀末，西方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中國面臨被瓜分的危險。嚴重的現實使一批有見識的知識分子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要擺脫貧困落後的狀況,擺脫帝國主義的欺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就一定要改變現狀。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後，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出了“變法”的強烈呼聲。維新派思想家們找到了歐洲19世紀中葉出現的C.R.達爾文的進化論，作為“變法”的理論依據。他們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變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為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制度，並為此與封建頑固守舊派作了一定的鬥爭。但是，這條道路走不通，維新運動以失敗而告終。

20世紀初，中國興起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潮流。資產階級革命派也以進化論為主要思想武器，但他們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1911年舉行了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但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無產階級的隊伍不斷壯大。在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中國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肩負起中國革命的領導任務。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五四”運動中湧現出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看到，以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為主要內容的西學或新學，不能為中國革命指引正確的道路，中國革命需要新的理論武器。他們從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得到啟示，看到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他們積極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基礎上，於1921年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武器的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代表了中國思想文化戰線的革命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逐步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批判了各種錯誤思想，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課題得到了解決。

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哲學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哲學思想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逐漸從傳統的經學形態向近代哲學的新形態轉化。

近代初期的哲學鴉片戰爭時期，以龔自珍、魏源等為代表的一批開明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活躍于思想界。他們以所謂“三世”變易觀(見三世說)為理論依據，針砭時弊，要求改革。魏源等人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抵禦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農民革命思想家洪秀全、洪仁玕等人從西方基督教那裡吸取了“上帝”觀念和“平等”思想，藉以宣傳農民的革命要求。這雖然在宇宙觀方面是宗教唯心主義的，但他們明確提出,要以革命的方式變革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在地上建立農民的“天國”。太平天國革命以後，從舊的封建士大夫營壘里分化出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儘管他們在哲學上仍然墨守“道”不能變的陳腐觀點，但他們提倡西學，主張變革，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的產生作了準備。

近代資產階級哲學19世紀末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嚴復等最早在中國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資產階級哲學思想，他們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的奠基者。辛亥革命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等人進一步把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推向前進。

中國資產階級哲學從產生時起，便緊扣住“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政治主題。資產階級思想家們以西方進化論思想為理論武器，論證國家的獨立、自強和發展。他們對進化論進行取捨、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哲學獨特的進化觀。

康有為首先在自然觀方面接受了進化論。他在萬木草堂講學時就開始向學生們講授人類進化的知識。他的主要創造,是把進化論運用於人類社會,借公羊三世說的“微言大義”，表述了進化的社會歷史觀，即社會按照“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循序前進。 譚嗣同也積極宣傳“日新”的進化觀點。 他認為“地球之運，自苦向甘”，人類社會沿著“逆三世”、“順三世”的軌道向前進化發展。他在《仁學》中抨擊封建倫常名教是“據亂世之法”，指出變法維新首先必須變革三綱五常。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了著名論文《原強》，介紹了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的觀點。1898年他又譯述了T.H.赫胥黎的《天演論》，並在其中加了許多按語，結合中國的實際需要，積極宣傳達爾文的進化論。他認為人類社會與生物界一樣，也有生存競爭；中國人必須奮發圖強。他認為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發展的，“世道必進，後勝於今”。他主張中國必須改革，走西方國家的道路。在按語中，他還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反對了宗教神學的創世說。

但是，康有為、嚴復等人的社會歷史進化觀，都主張和平漸變，反對革命突變。

章太炎早年在《原人》、《原變》、《菌說》等文中，闡述了生物進化的自然觀。他強調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進化的巨大影響，認為惡劣的環境會導致人類智力的退化；他十分重視“合群”的作用，認為人們只有團結一致，才有力量同命運抗爭，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後來,隨著他在政治上從追隨改良轉變為擁護革命,他的進化觀也有了重大的發展。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他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強調必須通過流血革命促進社會進化，批判了康有為的和平漸變論。

孫中山十分推崇達爾文進化論，認為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它的出現，使“世界思想為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他把進化觀系統化，提出整個宇宙的進化分為無生命物質進化、生物進化和人類社會進化三個時期，並著重論述了人類社會的進化。他說,人類社會的進化,經過了“洪荒時代”、“神權時代”、“君權時代”，現在已到了“民權時代”。他把進化同革命聯繫起來，認為在社會的進化中，革命的突變是不可避免的，指出改良派的和平漸變、不能躐等的論調是“反夫進化之公理”。

中國近代思想家對於認識論問題也比較注重。嚴復介紹了西方近代的唯物主義經驗論，主張認識必須從客觀事物出發，“即物實測”。他運用這種唯物主義經驗論批評中國舊學“無實”,說它不是從經驗事實出發,而是從古書成訓的教條出發，背離了事物的規律。他批評陸王心學是“向壁虛造”、“強物就我”。章太炎承認人們通過感官從客觀事物取得的感性認識，同時更注重理性認識，但有貶低習行和感性認識的傾向。孫中山提出“知難行易”學說，認為理論的建設和知識的探索是最重要的，也是十分艱巨困難的事,但行是知的開端,先有行然後才能有知。

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傳入，打開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眼界，使他們從一個嶄新的角度認識自然和社會。許多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將生物進化論、天文學、天體力學、物理學，尤其是關於電、磁、熱、光等學說引入自己的思想體系，用來闡明自己的宇宙觀。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孫中山對宇宙天體的形態和運動規律都作了比較準確的描述，認識到恆星、行星和星系之間的關係，並通過理論概括,得出關於宇宙無限的概念,肯定了宇宙間無始無終的變化運動。譚嗣同關於“以太”的物質性方面的論述，嚴復關於宇宙“質力相推”的見解，章太炎對生命現象的解釋，孫中山關於無機物與有機物相互轉化的認識等，都具有唯物論傾向。

但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往往不能把他們與自然科學相聯繫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貫徹到底。嚴復雖然具有唯物論的自然觀，在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上，他認為物質是獨立於人的意識的存在，是人們感覺經驗的來源。但當問題引申到認識論領域時，他就認為人們認識的只是經驗中的現象，至於現象的本質則是不可知的。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多是誇大精神的作用,在宇宙觀上陷入唯心主義。如康有為以精神性的 “元”、“仁”作為世界的本原；譚嗣同也認為“仁為天地萬物之源”。他們之所以誇張人的思想和主觀能動性，是因為他們在改造社會的實踐中,飽經挫折和失敗,從而認識到：舊事物具有強大的力量,新生事物要戰勝它們,就得有堅強的意志,就要努力以赴。中國近代哲學史表明,不少思想家受佛學影響較深，譚嗣同的仁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經他改造過的佛學思想。章太炎在1906年被捕入獄後，開始學佛，並想建立一種新宗教以激勵人心。他最終把變革現實的希望寄托在“心力”上。

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相繼失敗後，進步的人們繼續探索前進的道路。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出版，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它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反對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主張在中國實行“立憲共和制”，以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專制制度，以科學精神、科學態度批判封建主義的盲從、獨斷和迷信。在革命民主主義者看來，變革制度和思想革命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新文化運動批判老教條、老八股，提倡新文學、新道德，主張婚姻自由、個性解放等等,都是促使人們思想解放的積極因素,為“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了思想準備。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哲學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中國。“五四” 運動前後， 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批激進民主主義者意識到進化論不能科學地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們開始從進化論轉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撰寫了相當數量的宣傳唯物史觀的文章。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一些重要著作也開始陸續被翻譯成中文。與此同時，當代西方資產階級各種流派的哲學，如A.孔德和H.斯賓塞的實證主義，A.叔本華和F.W.尼采的唯意志論，F.A.朗格和O.李普曼的新康德主義，F.H.布拉德雷和J.羅伊斯等人的新黑格爾主義，E.馬赫和R.阿芬那留斯的馬赫主義，W.詹姆斯和J.杜威的實用主義以及新實在論、柏格森主義等等，也都被介紹進來。這個期間，杜威、B.A.W.羅素、H.A.E.杜里舒（1867～1941）等還先後來中國講學，宣傳他們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觀在中國展開了論戰。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胡適在“五四”運動時期大力宣傳實用主義，一方面,他從實用主義出發,提出一種新的思想方法，主張“科學實驗室的態度”、“歷史的態度”和“拿證據來”等等，反對封建主義的盲從和獨斷，這對當時的思想解放曾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他又以實用主義對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認為“主義”只是臆想的產物，中國的社會問題只能改良，不可能根本解決，以資產階級實用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這樣便挑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批評胡適的觀點，指出：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是指舊的經濟基礎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築的徹底改造，這種改造不能自發地完成，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指導下才能成功。文中強調發動民眾起來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性。李大釗還在一系列文章中宣傳歷史唯物論，並試圖分析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基礎變化與上層建築變化的相互關係。

“中西文化”的論爭　1920年由於梁漱溟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及其他論著，宣傳佛教唯識宗哲學和宋明理學，以維護所謂“東方文化”，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明，並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從而引起了“中西文化”的論爭。胡適等人批評了東方文化論者盲目排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維護封建文化的錯誤。陳獨秀、瞿秋白等針對梁漱溟以“意欲”為世界本原的唯心論觀點，指出精神生活不能離開物質生活而獨存；精神的力量可以影響它的物質基礎，但最根本的力量還是物質的生產關係。瞿秋白還說，梁漱溟所謂“東方文化”，其實就是封建的宗法社會的舊文化，它已處於崩潰狀態，成為東方民族社會進步的障礙。

“科學與玄學”的論戰　1923年思想界開展了“科學與玄學”亦稱“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一方是以張君勱、梁啓超為代表的“玄學派”，一方是以丁文江、胡適為代表的“科學派”。張君勱認為，世界上許多事物都有自然法則，但人生觀問題卻無科學公例可循。進而，否認科學對人生的價值，否認社會歷史有客觀規律，宣揚“意志萬能”。科學派在自然科學範圍內宣傳了一些科學思想，有反封建思想的作用。但科學派丁文江是實證主義者，認為感覺是最真實可靠的存在，物質本身是什麼，不得而知,應該存疑,自稱是“存疑的唯心論”。

中國共產黨人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對論戰中反映出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給予駁斥。陳獨秀指出，玄學派的“自由意志論”，固然是唯心主義的謬論，而自稱“存疑唯心論”或心物二元論的“科學派”，也沒有對人生觀問題作出科學的解釋。瞿秋白批判“玄學派”否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謬論，指出：儘管人類社會歷史中存在著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但不能因此而否認社會歷史本身的規律。他還論述了必然與自由的關係，說明自由是以對事物必然規律的認識為前提的。

在這幾場論戰中，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取得了勝利。20世紀20年代後期,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傳播開了。瞿秋白在上海大學講授“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系統地介紹了辯證唯物主義。到1927年,辯證法唯物論的洪流已席捲全國。

“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論爭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在革命深入發展的形勢下,30年代初發生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的爭論。嚴靈峰、任曙、陶希聖、胡秋原等人提出各種各樣的論調，有的認為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有的則否認中國古代曾有過奴隸制，也有的說中國從來沒有封建社會，等等。他們力圖說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揭示的社會發展普遍規律不適合中國的特殊國情。王學文、郭沫若、呂振羽等人同這些錯誤論調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王學文等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了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性質，指出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郭沫若、呂振羽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研究了甲骨文、金文及各種古代文獻，肯定中國古代在原始社會之後，相繼經過了奴隸制、封建制階段。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的社會和歷史的實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唯物辯證法”的論戰張東蓀等人宣揚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葉青則以批判胡適、張東蓀的面目出現，宣揚哲學消滅論，企圖取消馬克思主義哲學。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對張東蓀、葉青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批判，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科學性和革命性統一的原則。他們指出：“客觀的一切事物，本來是辯證法的”；唯物辯證法正是把握了客觀事物的辯證規律，它是不能否定的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自己的“獨立的領域和對象”，也是不能任意取消的。

傳播發展

艾思奇於 1934～1935年在《讀書生活》上連續發表《哲學講話》，以通俗易懂的語言、生動具體的比喻，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這本書後來改名為《大眾哲學》出版，到1949年前再版了32次,在民眾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1932～1937年間，李達在研究和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貢獻。他寫了《社會學大綱》等著作，發表了《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等論文，系統介紹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在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都有廣泛的影響。胡繩著《新哲學的人生觀》，提出正確的人生觀必須建立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歷史過程，從“五四”運動時期就開始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使人們深刻地感到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一原則的極端重要性。可是，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卻根本違背了這一原則。在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毛澤東是最傑出的代表。1930年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基本觀點，總結黨的實踐經驗，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首先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主張，批判了脫離中國革命實踐的教條主義。1936年他發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系統地闡述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的客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具體運用和發展。1937年他針對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給革命帶來巨大損失的教訓，為了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 寫出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重要哲學著作，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實踐論》對於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作了系統的闡述， 總結出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一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規律。《矛盾論》著重論述對立統一規律問題，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法則，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並詳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與鬥爭性等對立統一規律的各方面內容。《實踐論》和《矛盾論》標誌著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體系已經形成,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這是中國哲學史上的大革命，具有深遠的意義。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還在《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深入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各個方面的內容。毛澤東提出了“能動的革命反映論”的觀點,並作了詳盡的分析,以此概括存在與思維的辯證關係，也概括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辯證關係；體現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統一。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論聯合政府》等著作，對於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調查研究和民眾路線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論述，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唯物史觀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相結合的典範。

其他哲學活動抗日戰爭前後，陳立夫宣傳所謂“唯生論”,歪曲孫中山的民生史觀,以“誠”為民族生存發展的原動力，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蔣介石則提倡所謂“力行哲學”，宣揚“行”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鼓吹唯意志論。“唯生論”和“力行哲學”都是為封建法西斯統治服務的，目的在於對抗馬克思主義哲學，因而受到了進步思想家的批判。與此同時，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進一步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自然科學、歷史哲學諸問題，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論著，如胡繩著的《辯證唯物論入門》、《理性與自由》，翦伯贊著的《歷史哲學教程》等。30～40年代，一些學者的哲學研究活動也比較活躍，寫出了一批著作，如金岳霖的《邏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湯用彤的《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晉玄學論稿》等，在邏輯學、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學術貢獻。一些學者，如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等，沒有附和國民黨的唯生論和力行哲學，但在當時也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們想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熊十力糅合儒佛,建立“新唯識論”體系。他認為本體即本心,大用流行,“翕”凝成物,“辟”運為心，相反相成。這在唯心主義形式下包含有某些辯證法因素。馮友蘭的“新理學” 把程朱理學和新實在論結合起來， 自立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在邏輯論證上達到了較高水平。金岳霖著《論道》和《知識論》，批評羅素的“唯主方式”（即主觀唯心主義）,提出“所與是客觀的呈現”的觀點,表現出唯物主義傾向。他還提出了概念具有“摹狀與規律”雙重作用的新理論，對邏輯的一些問題作了深入的探索。

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終於成為中國哲學領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歷史地位

中國近代哲學是中國哲學史的一個嶄新階段。近代資產階級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學與資產階級哲學理論，使中國哲學從2000年以來傳統的經學形式下解放出來。革命民主主義者對封建傳統哲學所作的批判，動搖了統治中國思想界長達2000年之久的儒家學說的至尊地位。舊民主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哲學重視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主張社會進化，重視理論建設和思想啟蒙，在中國舊民主主義時期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在困難深重、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對中國人民的覺醒，發生過重要的啟蒙作用。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他們要求民族獨立，反對封建制度，但又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和雄厚的物質力量。近代工業和自然科學發展的不足，造成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的先天不足：沒有形成博大精深的哲學體系，缺乏較高的思辨水平。這是因為思想家們大多是維新志士和革命家，現實的需要使他們從西方拿來一些理論武器，立刻運用於現實鬥爭，來不及作理論上的細緻論證。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儘管主觀上想迎頭趕上西方，但實踐證明他們的哲學不能解決中國近代社會的歷史課題。自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中國，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科學的哲學理論體系。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並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成為中國人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偉大思想武器。中國近代哲學是中國哲學史的輝煌燦爛的一頁，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哲學則是中國近代哲學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