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天演論》清朝末年，甲午海戰的慘敗，再次將中華民族推到了危亡的關頭。此時，嚴復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並於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彙編》刊出。該書問世產生了嚴復始料未及的巨大社會反響，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見此譯稿後，發出“眼中未見有此等人”的讚嘆，稱嚴復“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作者簡介
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英國著名博物學家，達爾文進化論最傑出的代表，自稱為“達爾文的鬥犬”。赫胥黎發表過150多篇科學論文，內容涉及動物學、古生物學、地質學、人類學和植物學等多方面知識。1893年，68歲高齡的他應友人邀請，在牛津大學舉辦了一次有關演化的講演，主要講述了宇宙過程中的自然力量與倫理過程中的人為力量相互激揚、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根本問題。這份講稿經過整理，即為《天演論》。
原著產生背景
《天演論》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英文書名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其時，英國正處於維多利亞時代，經濟穩定，社會繁榮，自由主義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大航海發達，中世紀宗教的控制減弱，不同思想、文化逐漸繁榮，自然科學空前發展。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的思想學說開始風行英國。
原作基本觀點
EvolutionandEthics的基本觀點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萬古不變，而是不斷進化的；進化的原因在於“物競天擇”，“物競”就是生存競爭，“天擇”就是自然選擇；這一原理同樣適用於人類，不過人類文明愈發展，適於生存的人們就愈是那些倫理上最優秀的人。進化論學說的基礎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奠定的，赫胥黎堅持並發揮了這一思想。
譯者簡介
嚴復（1854－1921），初名傳初，字又陵，後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今屬福州市）人。光緒三年（1877），嚴復作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學英法的學員，赴英國學習駕駛。在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後改名皇家海軍學院）學習的兩年半中，“考課屢列優等”，成為該校的高材生。《天演論》是嚴復最著名的譯作。
譯作背景
鴉片戰爭中，西方列強的船堅利炮，使東方老大帝國的羸弱暴露無遺。於是傳播西學，師夷長技，成為朝野之共識。中國的一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如魏源、王韜、李善蘭、徐壽、華蘅芳、鄭觀應等，為譯介西書，傳播西方的政治體制、科學知識，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洋務派創辦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翻譯館譯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嚴復譯述《天演論》不是純粹直譯，而是有評論，有發揮。他將《天演論》導論分為18篇、正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並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他在闡述進化論的同時，聯繫中國的實際，向人們提出不振作自強就會亡國滅種的警告。嚴復在按語中指出，植物、動物中都不乏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例子，人類亦然。人類競爭其勝負不在人數之多寡，而在其種其力之強弱。面對當時中國的民族危機，嚴復尖銳指出，中國再也不能不看實際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彈“夷夏軒輊”(軒輊xuanzhi本義：中國古代一種前頂較高而有帷幕的車子，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老調，弄得不好，就會亡國滅種。《天演論》告訴人們亡國滅種的威脅，但又不是無所作為的悲觀主義，它啟示人們，中國目前雖弱，但仍有挽救的辦法，這就是強力競爭，通過努力，改變目前弱者的地位，變為強者。
譯作成就
《天演論》實際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論文。該書認為萬物均按“物競天擇”的自然規律變化，“物競”就是生物之間的“生存競爭”，優種戰勝劣種，強種戰勝弱種；“天擇”就是自然選擇，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競爭”和“自然淘汰”的過程中進化演進的。聯繫甲午戰爭後國家危亡的狀況，向國人發出了與天爭勝、圖強保種的吶喊，指出再不變法將循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亡國亡種！《天演論》揭示的這一思想，結合介紹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及西方哲學思想，使當時處於“知識饑荒”時代的中國知識界如獲至寶，產生了振聾發聵的影響。
自此書出版後，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等詞，成為人們的口頭禪。胡適在讀書時，老師讓學生買《天演論》做讀本，要學生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作文，他說：“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的小孩能發揮的。但說明讀《天演論》，已成為那個時代的風氣。”他評價嚴復為“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天演論》發表產生的衝擊波不僅在當時，而是影響了幾代人，並奠定了嚴復在中國近代思想界的地位。
傳播版本
《天演論》是中國近代生存競爭思想的重要源頭，它的傳播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國維在1904年撰就的《論近年之學術界》中稱：“近七八年前，侯官嚴氏（復）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後，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於眾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於通俗之文。”從地理空間來看，北洋水師學堂、蓮池書院、時務學堂等教育中心區域，甚至連邊緣地區的部分鄉村私塾，都受到《天演論》的影響。從時間上看，中國好幾代知識分子都被《天演論》傳播的生存競爭學說動員起來，並注意在實踐中自覺尋求西方學理的支撐。可以說，《天演論》及其傳播的生存競爭學說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天演論》的傳播有一個經由人際傳播到大眾傳播的過程。早些時候《天演論》部分思想觀念的流行主要通過人際傳播。首先是口頭傳播，1896年6月前後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稱“到津之後，幸遇又陵”，談及“《天演論》為赫胥黎之學”（《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4—1325頁）。1897年孫寶瑄稱夏曾佑“操論又變，近持天演學”。其次，嚴復修改《天演論》手稿時，《天演論》通過書信、抄本等得以流傳。1896年10月前後，嚴復致梁啓超信稱：“拙譯《天演論》，僅將原稿寄去。”1897年3月9日，吳汝綸致嚴覆信：“呂臨城來，得惠書並大著《天演論》，雖劉先主之得荊州，不足為喻，比經手錄副本，秘之枕中。”戊戌變法前，《天演論》引起了部分進步知識分子的高度關注。梁啓超、康有為、盧靖、吳汝綸、夏曾佑、呂增祥、熊季廉、孫寶瑄及味經書院“諸生”等，皆讀過《天演論》早期的稿本或抄本。其後，《天演論》藉助出版，開始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天演論》的版本眾多，約20餘種，有代表性的為1897年《國聞彙編》刊載《天演論懸疏》。是年，陝西味經售書處出版《天演論》木刻本，為最早的版本；1898年湖北慎始基齋木刻本《天演論》在1898—1905年間傳布甚廣，影響較大。而印刷版次最多的是商務版《天演論》，影響也最巨。
對近代中國思想的影響
《天演論》於1896年譯成，他說：達爾文的書，在歐美兩洲，幾乎家置一編，婦孺皆知，其學說最要有二，一曰物競，一日天擇。此外，嚴復還把《天演論》譯稿給梁啓超等人看過。因此，《天演論》正式出版雖在1898年，但其物競天擇的理論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傳開。
《天演論》從翻譯到正式出版，經過3年時間。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戰慘敗，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維新運動持續高漲。這時候《天演論》出來了，物競天擇出來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強烈的震動。以文名世的同治進士吳汝綸看到《天演論》譯稿後，讚不絕口，認為自中國翻譯西書以來，無此宏制。這位五十幾歲的老先生，激賞之餘，竟親筆細字，把《天演論》全文一字不漏地抄錄下來，藏在枕中。梁啓超讀到《天演論》譯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對之加以宣傳，並根據其思想做文章了。向來目空一切的康有為，看了《天演論》譯稿以後，也不得不承認從未見過如此之書，此書“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青年魯迅初讀《天演論》，也愛不釋手……一位頭腦冬烘的本家長輩反對魯迅看這種新書，魯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吃侍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於此可見《天演論》深受當時社會的歡迎。
在《天演論》問世以後，“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很快充斥報紙刊物，成為最活躍的字眼。有的學校以《天演論》為教材，有的教師以“物競”、“天擇”為作文題目，有些青少年乾脆以“競存”、“適之”等作為自己的字號。
胡適回憶：(在澄衷學堂)有一次，他(國文教員楊千里)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的作文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戰屢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多少年輕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據統計，自1898年以後，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論》就發行過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這是當時任何其他西學書籍都不可比擬的。其之所以如此風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這一主要原因以外，譯筆古雅耐讀，也是原因之一。
回顧落後貧困、思想封閉的祖國，嚴復深受震動，於是，他更關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學問同異”，探求中國富強之道。回國後，始在福州馬江船政學堂任教習。光緒六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北洋水師學堂，嚴復被調任學堂總教習，後又出任總辦（校長）之職。這些學歷和經歷，使嚴復具備了成為思想家的必備素養和參與政治的條件。甲午中日開戰，國家危亡懸於旦夕，《馬關條約》的簽定更激起國人的無比憤怒。嚴復於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報》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原強續篇》《救亡決論》五篇政論文，疾呼變法，其驚世駭俗的議論，使之聲名日響，為世人矚目。在《原強》一文中，他首次向國人介紹了達爾文《物種起源》及其生物進化論觀點，同時又介紹了英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及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優勝劣汰學說，撮合二者，闡述自己救亡圖存的見解。而這一思想的深入論述，即是體現在《天演論》一書的翻譯過程中。
《天演論》譯自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一書。這是一本宣傳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通俗小冊子，書的前半部分講進化論，後半部分講倫理學，嚴複選譯了部分導言和講稿的前半部分。嚴復翻譯此書不盡依原文，而是有選擇地意譯，甚或借題發揮，因此魯迅先生說嚴復“畢竟是做過《天演論》的”。一個“做”字，入木三分地刻劃出嚴復翻譯此書的良苦用心。
譯作解讀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譯述的進化論著作。1897年首刊於《國聞報》增刊《國聞彙編》上。1898年分別由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木刻出版和天津嗜奇精舍石印出版。
《天演論》是T.H.赫胥黎宣傳達爾文主義的重要著作。這一論著原是他應英國牛津大學羅馬尼斯講座之邀所作的講演,後來加了一個導論和其他論文一起發表,名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嚴復所譯的《天演論》是這個講演和導論的一部分，嚴復取了原名的前半部分給自己的譯本命名,表明他強調的是進化論。同時,他譯述《天演論》是以意譯形式表達原文的意思，“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蓋”,“取便發揮”,同時加有許多案語，發表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富有創造性。因此魯迅先生稱嚴復是“做”《天演論》。
嚴復翻譯《天演論》，宣傳進化論思想，同時也批評了赫胥黎的一些觀點。
赫胥黎的原著認為,自然界是個不斷演化的過程,這種演化，不限於生物界，而且地球的整個結構、太陽系和在無限空間經歷了無限時間的類似星體，都在努力完成它們“進化的預定過程”。他把這種變化叫做“宇宙過程”。而生物界的進化規律則是生存鬥爭，優勝劣敗。他說：“在生物界，這種宇宙過程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生存鬥爭，每一物種和其他所有物種的相互競爭，其結果就是選擇。”存下來的是和生活環境相適應的最適者。
嚴復在《天演論》譯述中贊同這種進化論，並把它作為自己的世界觀。
但是，赫胥黎認為，自然界這種物競天擇的進化原則不適用於人類社會。在人類社會中起作用的是先驗的道德準則,人類社會靠一種內在的感情,即同情心或良心相維繫。他把這種感情的進化,叫做“倫理過程”,而倫理過程本身是對社會生存鬥爭的一種抑制，是所謂“倫理過程”和“宇宙過程”的對抗。因為在倫理過程中，法律和道德對於人類自然發展過程中的“自行其是”傾向不斷加以抑制，以使社會更加完善。
嚴復則認為，赫胥黎上述的所謂“保群之論”“有倒果為因之病”。他在《天演論》譯述中說：人類“由散入群”，組成社會，原是適應生存鬥爭的需要，為了自身的“安利”，並不是靠什麼同情心或良心的“善相感通”。人類“既以群為安利，則天演之事，將使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則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擇以後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
H.斯賓塞與赫胥黎有所不同。他認為進化論不僅適用於動植物界，也適用於無機界和人類社會。嚴復對斯賓塞這種普遍進化的理論表示讚許，因此他譯述赫胥黎的書時，在案語中常常以斯賓塞的觀點加以補正。斯賓塞鼓吹“任天為治”的理論，為種族主義效勞。他認為，劣等民族被資本主義列強所奴役是天演之自然。他宣傳“因任自然,依乎天理”的聽天由命思想。嚴復不贊成他這種“任天為治”理論，認為赫胥黎著《天演論》“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是正確的。嚴復宣傳的是奮發自強思想，不是命定論。他在《天演論》譯述中強調人為，反對聽任天演之自然。他譯述《天演論》的出發點，正是要用“物競天擇”的事實與道理，去激勵中國人民團結奮鬥，以救亡圖存，保國保種。
在嚴復的譯著中,以《天演論》最負盛名,譯著一出，轟動了當時的知識界。“天演競爭，優勝劣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成為時新之談。自此以後，進化論為許多中國志士仁人所接受，作為他們進行救亡、維新與革命的主要哲學思想武器。嚴譯《天演論》在中國近代的影響甚為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