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釋義
【釋義】：懂得事情的道理難，而實行卻比較容易；探索理論的過程難，而套用卻比較容易。
思想淵源
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中國近代革命家、思想家孫中山的認識論學說。中國古代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說法，歷來為人們所遵奉。孫中山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踐中，深感這種傳統舊說不但不能激勵人們的進取精神，反而助長一種畏難苟安的心理。“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他認為這正是中國近代之所以積弱衰敗，革命事業不能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破除這種舊的傳統觀念，鼓舞人們“無所畏而樂於行”的勇氣，孫中山提出了相反的命題：“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並以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作為論證，說明人們在求得某一種科學知識以前，早就在那裡實際地行動了。他還以美國革命和日本維新為例，進一步指出：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導，“則行之決無所難”。據此，他認為，只要我們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迷信，努力以赴，奪取革命勝利“誠有如反掌之易也”。
孫中山對於知難行易的整個論證，與他的行先知後思想緊密相聯。他針對 “知易行難”之說， 明確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的論斷，這種行先知後、由行致知的思想，是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中的唯物主義內容。孫中山在肯定行先知後的同時，還極其重視科學知識和革命理論對於行的指導意義，他認為“知與不知”乃是革命建設事業成敗的關鍵。孫中山說的“以行而求知”，“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與“知”的辯證關係。
歷史
以“知難行易”說替代“知易行難”說,是經孫中山多年深思熟慮而一直堅持的觀點。孫中山早在民國6年(1917)7月21日廣東省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講中,便批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似是而非”,明確提出要用他的“知難行易”學說“打破古人之舊學說”,並舉例說明他的學說的正確性。民國7年1月23日宴粵報記者時的講話,孫中山又重申“知難行易”與舊學說“知易行難”的對立,二者間“知難行易”“乃為真理”,並指出舊學說流弊對國人的影響。同年,孫中山撰寫《孫文學說》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知難行易”學說,在後來出版合訂本《建國方略》時,孫中山在“孫文學說”後加了副題“知難行易(心理建設)”,作為該書的第一部分。“知難行易”學說的提出,是針對民國成立以後,孫中山所領導的事業一再受挫,黨內出現各種異議,致使孫中山的許多主張遭到反對,他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革命黨人對革命宗旨和革命“信仰不篤,奉行不力”,其根源在人們受到“知易行難”的傳統思維方式的左右 。
主要內容
知行發展三時期
孫中山書法“知難行易”《孫文學說》中,為說明人類從“知”到“行”是一個艱苦過程,而提出了知行發展三時期論,並闡述了三時期的劃分及其劃分的依據。後來,孫中山雖用到這一理論的一些概念、術語,但再沒有在理論上展開。
孫中山認為,人類文明過程是知和行不斷發展的過程,具體經歷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由草昧進文明”是“不知而行時期”;第二時期——“由文明再進文明”,是“行而後知”時期;第三時期——“由科學發明而後”,是“知而後行時期”。就是說,人類在尚未跨入文明的門檻時,是處於蒙昧時代,“人類渾渾噩噩不識不知”,人們雖然也進行各種“行”的活動,但那時的“行”並沒有系統的科學理論的指導,故稱之為“不知而行”;當人們跨入文明門檻之後,“人類之覺悟漸高,知識日漲”,已經能在各種不自覺的實踐活動中不斷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由“不知其道”到“知其道”,“知道”就是認識和掌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故這一時期稱為“行而後知”;當人類文明達到一定的高度,能正確揭示事物的本質與規律的近代科學產生之後,人類有了“真知識”,達到了“知道”,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就有了科學理論的指導,故這一時期稱為“知而後行”。三個時期的發展展示了人類進化由比較盲目的、缺乏科學真知指導的“行”——“不知而行”,到比較自覺的、在科學真知指導下的“行”——“知而後行”的發展過程,一方面是通過“行”而產生“知”,另一方面,又是在“知”的指導下,進行自覺的“行”,“行”與“知”的辯證發展構成人類文明進化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進程,從而揭示了人類的認識過程和人類的文明進化過程相一致。“知必能行”與“不知亦能行”
孫中山書法“奮鬥”《孫文學說》第五章“知行總論”里提出,“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能行之”的觀點,接著第六章以“能知必能行”為題,以國內外的革命與建設的經驗為據展開論述。該書第七章孫中山以“不知亦能行”為題,同樣引古今例子進行論證。
孫中山認為,“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能行之”,“天下事”只怕“不能知”,“倘能由科學之理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在科學的真知灼見的指導下,“行”並不難。孫中山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的獨立運動、暹羅效仿日本維新等的成功,佐證“知之則必能行之”。孫中山強調世界已處於“科學倡明”時代,中國順應“世界進化之潮流”,依循各國的“先例”,在科學真知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則革命與建設必能成功。孫中山又認為,“不知亦能行”,人類的進化以“不知而行”為“必要的門徑”,人類的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是不可“變易”的“自然法則”,它不因科學倡明而改變。因為即使在科學倡明的時代,人類也不可能什麼事都“先知之而後行之”,“不知而行”的情況比“知而後行”的情況會更多,“行”不僅是人類的本能,而且也是人類“生存”與“發達”所必要。“知必能行”與“不知亦能行”,是兩個相輔相成的命題,二者分別揭示“知”和“行”的作用,並以此二者的並舉,來闡明“知”與“行”的辯證關係。孫中山既主張“知之而後能行”,高度肯定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告誡人們不可輕視科學的真知,同時又認為“不知亦能行”,十分重視實踐的基礎作用,勉勵人們勇於實踐。孫中山立此二命題,直接針對當時革命隊伍中既輕視理論、缺乏理想,又不敢大膽實踐,即既不欲“知”,也不欲“行”的狀況。
知行新路徑
《孫文學說》中,孫中山本著順應世界進化潮流、與時俱進的精神,提出處於“科學倡明之世”的新的知行路徑,以求能“事半功倍”。
孫中山認為,“當今科學倡明之世”,凡做事“必先求知”,而後才“敢從事於行”,這便能避免錯誤,防止失誤和浪費時間,以提高工作效率。他進而提出新的知行路徑:“從知識而構成意象,從意象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畫,按計畫而用功夫”即從“知識”——“意象”——“條理”——“計畫”——“功夫”。孫中山認為,只要按這一知行新路逕行事,則不論事情“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都“指日可樂成”。他以美國的鐵路工程和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工程,以及當時的無線電和飛機等為例,說明這一切已是“彰彰可考”的“事實”。孫中山進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由於“科學之原理既知”,以及“四周的情勢皆悉”,也就是既有科學理論的指導,又掌握有關的情況,於是“由工程籌定計畫”,“按計畫而實行”,便“無難”。
知行新路徑論,揭示在科學倡明時代人們的知行路徑從“行而不知”或“行而後知”轉變為“知而後行”。孫中山主張自覺地在科學的指導下,先計畫後行動,努力避免“行”的盲目性。
“三種人”
孫中山認為的“三種人”扮演的角色孫中山一貫關注民眾,認為革命和建設都是各種人合力的結果。《孫文學說》中,孫中山提出在“人類的進化”中,有三種不同作用的人,首次使用了“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概念,著眼於三種人“合力”共成革命和建設事業。又指出,中國的現狀是“先知先覺者”缺少,“後知後覺者”“重實行而輕理想”,“不知不覺者”受“迷惑”,故未造成合力。孫中山晚年,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之後,對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的軍閥失去了信心,開始轉向尋求民眾的力量。在民國13年(1924)的“三民主義”講演中,他進一步闡述“三種人”學說時,仍主張世間的事均由“三種人”“合力”作成,同時一方面把注意力轉為強調第三種人作為“實行家”的作用,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先知先覺者”的聰明才智和發明作用。
“三種人”論的基本內涵:(1)提出劃分“三種人”的依據。孫中山認為,過去中國社會把人分為“士農工商”四種,他卻依據“天賦的聰明才力”,把人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種。(2)人類文明由三種人共同創造。孫中山認為人類文明進化“成於”三種人,“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都是不可能”。(3)三種人作用各異,但“相需為用,缺一不可”。孫中山認為“先知先覺”——“是發明家”
“三種人”論,沒有徹底擺脫“英雄人物創造歷史”觀的影響,但揭示了歷史由三種人創造,並重視“不知不覺”的“實行家”,即人民民眾對革命事業和世界進步的作用。孫中山早年便關注民眾,致力於“喚醒民眾”,晚年又從依靠軍閥轉向依靠民眾,相信“求中國民族解放”實以“多數之民眾”為後盾,提出“扶助農工”,並堅定建立“四萬萬人當皇帝”的民主政治的決心。“三種人”論是孫中山晚年思想轉變的理論依據。
評價與意義
一種觀點認為孫中山的知行觀搖擺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基本上屬於二元論,具有鮮明的形上學的特徵;一種觀點認為孫中山的知行觀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指出其唯物性建立在首先承認客觀存在是第一性的,而認識則是第二性的;其次,承認世界及其規律是可以認識的。持唯物論說者又有所分歧,一派認為其基本特徵是辯證法,一派認為其表現出明顯的形上學特徵 。
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提出，有著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他的知行學說也有嚴重的缺點和局限性。在認識論上，他提出的知難行易和“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舊說同樣是片面的。孫中山雖重視“行”的意義，認為先行而後知,但他又提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的知行分任說,不僅割裂了知和行的統一,而且為少數“先知先覺者”統治廣大勞動民眾提供了理論根據。同時，孫中山所理解的“行”，主要是指“習練”、“試驗”、“探索”、“冒險”等科學研究活動，是對實踐活動的狹隘、抽象、直觀的理解，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考察問題，不能正確說明人的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