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辯證法”的論戰
正文
中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康德主義者張東蓀和托派分子葉青之間的論戰，其實質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論戰是國民黨政府實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一個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對論戰的雙方進行了批判，駁斥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攻擊和誣衊，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日益廣泛的傳播，激起它的敵人的恐慌和惱怒。從1931年起，張東蓀等人在《大公報》的“現代思想”欄和《再生》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章。1934年,張東蓀又寫了系統攻擊唯物辯證法的《唯物辯證法之總檢討》一文，連同其同夥的其他文章一起編入《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同時,葉青也打著“新物質論”的旗號,在《二十世紀》、《研究與批判》等刊物上發表一系列所謂反擊張東蓀的文章，歪曲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1934年，他還發表《哲學向何處去》一書，並先後編輯《哲學論戰》和《新哲學論戰集》。張東蓀等人同葉青的論戰，實際上是唯心主義營壘內部如何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場紛爭。這場論戰從1930年前後到1936年左右形成一次高潮。爭論涉及到本體論、認識論、辯證法、歷史觀等各個領域，尤其以辯證法為爭論的中心。在此期間，艾思奇、鄧雲特（鄧拓）等馬克思主義者在《讀書生活》等刊物上發表一系列文章，對這股反動哲學思潮進行了批判。
張東蓀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混為一談，說什麼“馬克思於此並沒有什麼新的意義，不過他以為是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了一下”，“凡黑格爾的毛病馬克思無一不具”。葉青則鼓吹“哲學消滅論”，他認為“自從黑格爾以後,就說不上有什麼哲學”,“馬克思，卻走向科學、政治、實踐去了”，“並不發現真理”。他們共同的目的在於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哲學發展中的偉大革命。針對這些謬論，艾思奇指出，新唯物論緊接著黑格爾之後而建立起來，它從黑格爾那裡繼承了很重要的遺產，但是,它又是經過批判和改造,才成為一個劃時代的新哲學；把二者混同起來，無異於“把胚胎當做了動物”。
張東蓀還否認辯證法規律的客觀性，認為它們都是“假設,不能是法則”。鄧雲特指出:“主觀規律是已認識了的客觀律。問題只在於這已認識了的主觀律是否符合外界事物的運動變化的規律（客觀存在的規律），是否能把握事物的真相。如果能夠，這就是主觀律與客觀律的一致，這就是科學的真理”。
葉青用折衷主義歪曲辯證法，說運動是靜止的積累，靜止是運動的停留。兩者相生相成，互為規定。艾思奇指出，葉青全然不懂得絕對和相對的意義，把靜止和運動折衷地結合，甚至把運動消解在靜止里。實際上，相對的靜態根本上仍是動態的一種表現，事物在量變的過程中,它的性質不變,這時,在性質方面,我們可以說它是相對靜止的,然而在量的方面,它始終是在運動。在內因與外因的關係問題上，葉青也是折衷主義的。他認為內因與外因必須互動作用。一方面承認內因是促成事物發展的“最高原則”，另一方面又認為在特殊情況下“外因重於內因”，中國的歷史發展全然是由於外因促成的。艾思奇則認為,辯證法承認內因和外因的互動作用,但是，這“兩方面都有第一義和第二義的分別”，“外因雖不可忽視，卻不能決定事物的必然性，決定必然性的是內因”。
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場論戰雙方的批判，大大削弱了這股哲學思潮對民眾的欺騙和影響，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