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生平經歷
鄧之誠(1887～1960)，字文如,號明齋、五石齋,祖籍江蘇江寧,中國歷史學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愛讀書,隨父赴雲南任所,習六代史.曾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雲南兩級師範學堂,畢業後,任滇報社編輯,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學史地教員.武昌起義後,仍兼報社工作,宣傳革命.1917年應北京大學之聘,任教授.赴北京後,被教育部國史編纂處任命為國史纂輯員.1921年起,專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又先後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和燕京大學史學教授.1930年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併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和輔仁大學史學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封閉,與洪煨蓮等同被日本軍逮捕入獄,翌年獲釋.1946年燕京大學復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併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專任明清史研究導師,並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1960年1月6日逝世,終年73歲.著有《骨董瑣記全編》、《中華二千年史》、《清詩紀事初編》等，
求學及任教
鄧之誠先畢業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後隨父入滇，受家學影響頗深，尤嗜六朝書史。考入昆明雲南兩級師範學堂文科，專攻文史。畢業後，擔任《滇報》編輯，對當時國內外政局及地方興革事宜，多有論述，深為時人賞識。武昌起義後，仍兼報社工作，撰寫政治性文章，歡呼辛亥革命勝利，袁世凱竊國後，乃自滇出川、鄂，積極參預護國軍運動，並結識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及護國軍統帥蔡鍔等。
治學嚴謹
一生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學等校講授，成《中國通史講義》上、中兩卷，於30年代初，被選為《大學叢書》之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
喜歡抄書
張萱《西園聞見錄》傳抄本一百零七卷等；並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永憲錄》及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等付印，嘉惠士林
未刊手稿尚有《滇語》，二十萬字，述其幼年遍歷滇中所見所聞，尤詳於滇邊諸少數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數民族歷史的可貴資料。
1996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編新版《世界人名錄》（東洋篇）收“鄧之誠”條目稱他為“中國通史權威”。
傑出的教育家
鄧之誠作為20世紀中國著名史學教育家，曾培養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學者，門人弟子號稱三千，當中成就斐然者有黃現璠、王重民、朱士嘉、譚其驤、王鍾翰（以出生年排序）等等。
1960年1月6日病逝於北京。
“舊學”風範
外表
鄧之誠走進燕京大學課堂，身著藍布長袍，瓜皮小帽頂上打著紅結，腳上一雙“老頭樂”棉鞋，腿帶捆在腳脖子上。他空手而來，不帶只文片紙。
講課
他往講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講桌上，深深地向眾人鞠躬，腦門碰到桌面，然後說：“同學們，我來看看你們。”一口西南官話，溫文爾雅。70多年前，此種繁文縟節，在鄧之誠那裡從不省略。他堅持舊禮，40歲起便手執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稱為“鄧老頭”，他也欣然點頭。
北京大學史學系講師鄧之誠先生像後人稱他“為人為學，頗有古名士風”。王鍾翰師從鄧氏，一日，在燕大喝醉了酒，摔倒在馬路邊。此事傳到了校長司徒雷登耳中，司徒先生輾轉找到鄧之誠，要他處理。鄧聽說後，就在桌上放一小杯白乾，一兩不到，將王鍾翰叫到家中，囑他“再喝一杯”。又說，若想喝酒，以後盡可來喝個夠。王鍾翰喝完那杯酒，鄧之誠說：“好了，你回去吧。”鄧之誠著史，然偏愛野史。他讀書札記匯成《骨董瑣記》 ，內容雜糅明清兩代的朝章典故、里巷雜談乃至金石書畫、衣著器物。前面方介紹了“邸報”，後面就記錄起乾隆年間的米價，乃至“葫蘆器”、“日本刀”，被人目為天下第一“閒書”。
鄧氏是雜而到家。紅學家周汝昌研習 《紅樓》 時，曾受教於鄧。某次，鄧輕描淡寫地說：“《永憲錄》里有曹家的事，此書流傳甚罕，知者不多，圖書館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周汝昌憶及，當他將書借到手，打開翻看，“不禁大驚”。憑書中所記，他感覺終於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鄧之誠好藏書，偏偏鍾情於清代禁書，所藏甚豐。他還喜歡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風俗照片，並以此名聲遠播。
不吝愛藏書
但他絕沒有藏書者慣有的吝愛。他把自己抄錄收藏的珍稀書籍，一一付印，廣為散布。許多珍貴的物品，他隨手拈來，送與知己名士，亦不甚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某地閒遊，以二餅金購得《浮生六記》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見的畫一幅，甚是珍愛，後來卻將畫送給了高名凱。學人張中行說起此事，冠之以“博雅”二字。新文學運動方興時，鄧之誠頗不以為然，因而被目為典型的“老派”。據說他憎惡白話文，因此凡學生試卷中有用“的”字處，他一律改成“之”。而鄧之文言，也實在地道，張中行評說：“即以《骨董瑣記》而論，專就文字說，放在明清名家的筆記里，說是當時人所作，也不會有人懷疑。”
鄧之誠上課，帽子須規規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適，則會狠狠地擲在講桌旁邊的地上。新老兩派爭執不休，許多人這才有幸在課堂上聽鄧之誠這樣罵胡適：“城裡面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此翁口音極重，表情又認真，令人莞爾。這樣的評價，他年年都要講幾回。胡適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後人點評這段歷史，認為新舊兩派可以激烈辯論而並存，正體現出大學之自由開放精神。
被誤解
然而鄧氏放口嘲諷胡適時，一定未曾想到會有這樣一天。1949年後，北京市委統戰部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有人慷慨陳辭：“我們已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有人自恃有些舊學功底，就對抗思想改造。我奉勸某些人，不要自視過高。其實，過去的所謂‘國學’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時人回憶，散會後，鄧氏回寓所，一路秋風蕭瑟，落葉滿階，他“目中茫然”。後來，他留在北大，沒有學生，也不上課。當年人人以聽其講課為幸的鄧先生，因為沒有授課記錄，工資下調三級。
治學藏書
綜述
文化史上有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古今的藏書家，很少有在學術上成就空前突出的。他們不乏深厚的學養，可是他們的治學成績，恰恰像唐代以後的抒情詩，在對某一種意境的描寫上深入細緻，或者對某種情感的把握上恰當得體，句法也比唐人工穩，但是往往有句無篇，整體氣象不足。藏書家們也許在某一個學術細節上成績可觀，對前朝文獻的考證，或是隻言片語的訓詁，斷簡殘編的歸屬，往往頗具慧眼，一言定論，但是缺乏大體的構建。他們的學術，看起來像是鐵路上的道班工人，沿著前人鋪就的鐵軌，一路修修補補，只有補苴之力，而無開創之功。
藏書家們一般學術修養都極為深厚，滿腹墨水，可是厚積而不發，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古訓，不知道有多少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被生生悶死在他們的肚子裡。這真是文化史上的千古大損失。所以，一旦見到了一個學術上也鋪出了鐵路建起了大廈的藏書家，就仿佛從唐太宗的陪葬中撿出了王羲之的 《蘭亭集序》 ，為中國文化挽回了損失，“其欣喜將何如”？鄧之誠，就是這樣一個令人驚喜的例外。
少年時期投身報業
鄧之誠原籍江蘇江寧，但是生於四川成都，並在四川度過了他大半個少年時代，落地生根，怎么說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給他的滿口的四川話是怎么也改變不了的了。幼年的鄧之誠就酷愛讀書，再加上父親也算博學之人，家學淵源。幼年入私塾，學的是四書五經，六代文史，據說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對六朝書史尤為嗜好；隨即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研習西學，不久隨父到雲南，入讀雲南兩級師範學堂。 早年的鄧之誠先生投身報業，他以筆為工具，對當時國內外政局及地方興革事宜，多有論述，深為時人賞許。武昌起義後，在報紙上撰寫政治性文章，歡呼辛亥革命勝利。袁世凱竊國後，乃自滇出川、鄂，積極參與護國軍運動，並結識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及護國軍統帥蔡鍔等。他不僅在言論上宣傳革命，還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動和反袁護國運動。
鄧之誠故居崢嶸少年，書生意氣，這段時期的鄧之誠，即使不能視為革命家，也像一個社會活動家，無論如何，不是後來的歷史學家。他在這些崢嶸歲月的所見所聞，都被鄧先生匯為一編，成《護國軍紀實》一書，這本書材料真實可靠，實為不可多得的實錄，極具史料價值。
1917年，鄧之誠先去了上海，同年應北京大學之邀北上，在國史編纂處任民國史纂輯，兼任《新晨報》社總編輯一職。這樣，鄧之誠先生完成了從社會活動家和報人向學者的轉變。
入獄寫成“奇書”
其實，從少年到中年，總會出現心境的轉變，這大概是必須的人生經歷，學者也不例外。鄧之誠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們都是自小頗具傳統學術修養，盛年時期卻或多或少反了傳統，鄧之誠歡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則提倡白話文學，但到中年之時，兩人都回歸學問，回到書齋，潛心著述，向傳統之學靠攏。
當然他們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學中的標誌性人物，但鄧之誠卻對新文學向來缺乏好感，雖然沒有公開攻擊新文學，讚美推舉之詞也不多見。但他們最大的不同，卻是在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上。
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占被封，燕京大學的師生遂落入敵手，鄧之誠與張東蓀、洪煨蓮等燕京大學的教授被日本軍逮捕入獄，關入北大紅樓，一同被囚禁的還有輔仁大學伏開鵬、藍公武等著名教授。這些被捕的教授在國內外都很有名氣，日本憲兵隊懾於影響沒有對他們用刑，但他們在被囚期間依然備受虐待凌辱。鄧之誠記述他親身見聞說：“憲兵隊審訊時，無不用刑求者，有撲責，有批頰，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強飲滿腹，以足蹈腹，水從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為慘苦，往往有致死者。聞尚有重刑逾於灌水者，又聞有電機磨人，毫髮齒骨、血肉肌膚皆成液質，實慘不忍聞。憲兵隊用刑，分隊尤嚴，往往夜間被刑者哀呼悽厲，使人心膽俱碎。”
這樣的囚徒生涯將近半載，1942年，鄧之誠等人獲釋。出獄之後，生活已無著落。這就是他值得稱頌的地方。
日軍的殘暴非但沒有使鄧之誠這個溫和的學者屈服，反而催生了兩部“獄中奇書”。在獄中，學者們在敵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詩寫志，時有所詠，出獄之後，鄧之誠把這些誕生於監獄的詩歌匯為一編，各體雜詩共一百零五首，成《閉關吟》一書；又撰寫獄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為《南冠紀事》一書，一共一萬餘字，公開刊布，公諸於世，揭露日寇的殘暴嘴臉。別看這個學者低頭作文，文風比周作人還溫厚老實，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點也不含糊。
二十載著兩千年通史
鄧之誠從後來鄧先生的治學路徑來看，顯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對他影響較大。鄧先生傳世的著作多是經史子集的傳統路子，文風也溫柔敦厚，頗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說是老老實實，比周作人更有過之。而且，即使後來他做到了《新晨報》的總編輯，對新文學也缺乏好感。
鄧之誠一生作為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鄧之誠先生從事教育五十年，僅在燕京大學就執教二十年之久，培養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學者黃現璠、譚其驤、周一良、朱士嘉、勞乾、王鍾翰等。他對中國歷史有精深的研究，善於從前人別集、筆記中輯錄整理歷史資料，著有《中華二千年史》、《骨董瑣記》、《桑園讀書記》、《明齋題識》、《東京夢華錄注》等。
作為歷史學家，鄧之誠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負盛名的《中華二千年史》。這本書本來是鄧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授課講義，原名《中國通史講義》。講義原本只有上中兩卷，上世紀30年代初，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講義被選為《大學叢書》的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公開出版。上世紀50年代初，鄧先生續成下卷，全書告成，歷時二十餘年。這部逾二百萬字的大書從秦朝統一中國開始，終於辛亥革命清亡之時。縱橫二千餘年，可謂是《通鑑》以後第一部通史。全書旨意，重在通觀歷代興亡史實始末，識其成敗得失，臧否人物，檢討謀略，以供後人借鑑，頗有通鑑遺風。而書中顯露出來的史家意識，春秋筆法，又深得通鑑精神。
如果說《中華二千年史》體現了鄧之誠作為歷史學家的全局意識和史實勾稽能力，那么，《骨董瑣記》則顯示了鄧先生細微之處的考證水平。《骨董瑣記》是鄧先生博覽群書的產物，先成正續編，後來又有《三記》，合為《骨董瑣記全編》一書，全書共有“三記”十八卷。該書考釋文物，鉤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文史工作者可以從中覓得“蛛絲馬跡”，以作資料，以作線索。嚴格說來，此書並不算是史學著作，書中標題，如“銀價米價”、“藏書印”、“葫蘆器”、“羊腦箋”、“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書家”等等，簡直是搔人癢處，增長見識，悅目消閒，真乃天下第一等“閒書”也！據說鄧先生光是寫初編就查閱輯錄了不下兩百餘種書。
“五石齋”里的清代禁書
鄧之誠性喜抄書，又喜藏書，其藏書室名曰“五石齋”。鄧之誠師尊顧序林，於是早年注意收集顧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於藏書之道，漸有所得，後來遂起意收藏圖書。鄧之誠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時人的集部之書和清代禁書，也鍾意於有關風俗、風土資料性質的書。
抗日戰爭前鄧之誠的五石齋已收藏了700餘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書《青來閣初集》、《西齋集》、《松陵文獻》、《士風錄》、《蓄齋二集》等，均為稀見之書。鄧之誠向來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書而自豪。據說他曾與著名藏書家倫明相比，他有而倫氏無者就有百十餘部，可見“五石齋”所藏之富。
《骨董瑣記全編》藏書家大多精熟古籍版本，鄧先生也不例外。他曾為燕京大學圖書館和哈佛燕京學社審定古籍善本，為燕大圖書館先後審核、鑑定，選出校印的有：奕賡《佳夢軒叢著》手稿本十一種，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傅鈔本一冊，董其昌《神廟留中奏疏匯要》明鈔本四十一卷，張萱《西園聞見錄》傅鈔本一百零七卷等。
藏書家一般愛書如命，擁書自重，珍本圖書，一般束之高閣，密不示人。鄧先生則沒有這種毛病。他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永憲錄》及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等付印，廣為散發，嘉惠士林。
鄧先生晚年撰寫的《清詩紀事初編》八卷，系根據一生先後訪得的700餘種順、康時人詩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錄詩2000餘首，本黃宗羲以詩證史之說，不限名家，貴在詩能記史外之事。全書600篇小傳，於清初人物與文獻的考訂幫助極大。一代詩史，賴之傳世。
五石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當時的風俗照片。鄧之誠收藏風俗民俗的照片的名聲遠播。先生出示過一張名叫“楊翠喜”的照片，這張照片牽涉到1907年（光緒十三年）北京的一件買官名案，直隸道員段芝貴和慶親王奕劻父子等達官顯貴都是箇中丑角。照片拍攝了清末13個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為楊翠喜，從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飾打扮，十分珍貴。
抗戰勝利後，1946年燕京大學復校，鄧之誠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併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專任明清史研究導師，並成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鄧之誠晚年時，將藏書捐贈給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60年1月6日鄧之誠逝世。
著述作品
主要著作
《湛隱居士集跋》，1918年10月
《古今文鑒序》，1918年12月
《骨董瑣記》8卷4冊，1926年《明齋著書》排印本，1933年再版，1955年三版 《柳如是事輯序》，1930年11月
《槐居唱和集》，1932年單行本，1933年刊於《學衡》第79期
《中國史大綱序》，1932年5月
《對公沙先生評夏曾佑一文的質疑》，1934年4月21日，《大公報·圖書副刊》23
《萬曆三大征考序》，1934年4月，《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本
《佳夢軒叢著序》，1935年《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鉛印本
《汪悔翁乙丙日記序》，1935年《明齋叢刊》鉛印本
《護國軍紀實》，《史學年報》1935年2卷2期，1939年又收入為《舊聞零拾》之第4種
《宋代太學生序》，1935年11月
《中國考試制度史序》，1934年12月
《中華二千年史上冊》，1934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華書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華二千年史中冊》，1934年10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華書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華二千年史下冊》，1956年4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58年1月再版
《陳生彥文誄並序》，《史學年報》1936年2卷3期
《談軍機處》（為燕京大學歷史系座談會講，由王鍾翰筆錄），《史學年報》1937年2卷4期，又刊於《清史雜考》附錄中
《官制沿革備論 論秦以後無真宰相上》，《史學年報》1938年2卷5期
《藝風詩詞集跋》，1939年1月
《長安宮詞序》，1939年5月，《舊聞零拾》鉛印本
《祺祥故事序》，1939年6月，《舊聞零拾》鉛印本
《天聰詔奏序》，1939年8月
《東陵道詩序》，1939年8月
《陳二庵先生行述》，1939年11月
《中華二千年史》《西園聞見錄序》，1940年4月，《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本《校印西園聞見錄緣起》，1940年4月，哈佛燕京學社
《與張孟劬書》，1941年12月
《辛壬紀事》，1942年10月
《靜濤柏公傳》，1943年5月
《臨潢柏葰靜濤守陵密記》，1943年9月
《滇語》，1943年10月
《陳二庵別傳》，1944年1月
《與松崎鶴雄書》，1944年7月
《陷虜記》，1945年8月
《閉關吟》，1946年6月，五石齋單行本
《南冠紀事》，1946年，刊於《現代知識》半月刊
《評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燕京學報》1947年23期
《戊午科場大獄記》，1947年4月，刊於《益世報·史地周刊》37、38
《清季書院述略》，1947年6月，刊於《現代知識》半月刊
《皇朝掌故備要——桑園讀書記之一》，1948年2月，刊於《益世報·史地周刊》79期
《張孟劬別傳》，1948年6月
《題歸來草堂錄》，1949年載於《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桑園讀書記》，1955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東京夢華錄注》《東林黨籍考序》，1957年，中華書局出版《雲自在龕隨筆序》，1958年6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五石齋題跋》，1958年5月
《錫文誠公奏議序》，1958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
《東京夢華錄注》，1959年1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永憲錄跋》，1959年8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北游錄跋》，1960年4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清詩紀事初編》，1965年11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
其它
以下各篇著作年月不詳：
《天橋志序》
《沈廷揚事證》
《皇清通志綱要序》
《清代畫史補錄序》
《松月堂目下舊見序》
《漢唐文持序》
評價
鄧之誠手稿一生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學等校講授，成《中國通史講義》上、中兩卷，於30年代初，被選為《大學叢書》之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
張萱《西園聞見錄》傳鈔本一百零七卷等；並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奭《永憲錄》及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