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昭明文選曹丕《典論》一書失傳，《論文》這一篇因被選入《昭明文選》而得以保存下來。 曹丕是漢魏時期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家。他撰寫的文論著作流傳於世的有兩篇，一篇是《與吳質書》，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論·論文》。
《典論·論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著作，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它之前還沒有精心撰寫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產生是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的一個標誌。《典論·論文》從批評“文人相輕”入手，強調“審己度人”，對建安七子的創作個性及其風格給予了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四科八體”的文體說，“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價值觀及“文以氣為主”的作家論。他的《典論論文》雖短，卻提出了下列有關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問題：
文學作品的功用
這是曹丕關於文章價值的觀點，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他肯定文章（指詩、賦、散文、 套用文）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這種文章價值觀是他對傳統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學自覺的一種表現，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有重大意義和影響。但可惜的是，在《典論·論文》里，他並未對這一觀點加以詳細的展開論述。不過，僅僅是提出這一口號，他在文論史上已經是功不可沒了。這就突破了前此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文學的重要地位。
作家修養和作品風格
他說：“文以氣（指才氣，即個性）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有本質根據），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強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濁指凝重沉鬱的陰柔之氣，人的氣質個性可大致分成這兩大類。
《典論·論文》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這就是文論史上著名的“文氣”說。以“氣”論文和作家，是曹丕《論文》最突出的理論貢獻。曹丕所謂的“文氣”，是指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稟賦、個性氣質，屬於生理和心理範疇，沒有倫理色彩。“文以氣為主”尤其強調了作品應當體現作家的特殊個性，這種個性只能為作家個人所獨有，“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顯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異所導致。詩這種觀點也合符於魏晉人崇尚自然的風氣。
由於曹丕非常強調創作個性的這種獨特性和不可改變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獨特個性對於作品風格的決定意義，體現了魏晉時期“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否定了現實習染同樣可以改變創作風格的可能性。這是其理論的缺陷。在《典論·論文》中還對文學批評的態度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比如反對“文人相輕”和“貴遠賤近”，主張“君子審己以度人”，這對文學批評也是良好的倡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不同文體特點、標準
在《典論·論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體分類及其各自特點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個性各有所偏的同時，曹丕提出了四科八體說的文體論。“本”指文章的本質特徵，即用語言文字來表現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即文體特徵或文章在內容和形式方面的特點。無論哪一種文體，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體在表現形態、語言形式、體貌風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接著曹丕提出文體共有“四科”八種體裁的文章。並且認為文體各有不同，風格也隨
典論.論文之各異。四科總計八種，其中奏議與書論屬於無韻之筆，銘誄詩賦屬於有韻之文。其本質相同，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現一定的情感。但其“末異”，也就是說，在其文體特徵上，奏議要文雅，書論重說明，銘誄尚事實，詩賦則應該華美。雅、理、實、美，就是“末異”，它們都是關於文體的不同風格體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異”，說的就是文體和風格的關係，不同的文體應該有不同的風格特徵。“文本同而末異”當是最早提出的比較細緻的文體論，也是最早的文體不同而風格亦異的文體風格論。
指出文學批評應有正確態度
他指出有兩種錯誤態度要不得：一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就是尊古卑今的觀點，這在東漢的桓譚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學術而言 ，曹丕卻專就文學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於自見 ，謂己為賢”、“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 ，相輕所短”。這就指出了“文人相輕”的積習，是他的創見。作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間互相貶損的弊習，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且為文人之間的相處指明了正確道路。
創作背景
典論論文建安以前，文學受經學束縛，少有獨立地位。盛極一時的漢賦，竟被揚雄斥之為“童子雕蟲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認為：“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
（曹植：《與楊德祖書》）這已開始把寫文章與對生命個體的自身價值的思考聯繫起來了。據此，曹丕號召作家要以古代聖賢“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為榜樣，努力改變目前這種“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心態。但在這裡，已經被曹丕賦予“不朽”這一語言符號以嶄新的現實涵意和歷史意義。曹丕把詩賦也列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一對文學自身價值思考的歷史視野之中，這充分 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也是當時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
表現意義
魯迅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那么，《典論·論文》則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的自覺的文學批評的理論代表作。在這之前，中國古代文論還處於不自覺的胚胎階段。先秦諸子的文論，多屬片言隻語。漢後諸家論文也還未從學術中分離出來。其中，個別序、贊形式的文學批評，也只是討論某一具體作家作品，限於一篇一書。直到《論文》出現，才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巨觀地多角度地論述文學理論問題的專著。它衝擊了漢代後期統治文壇的陳腐觀念；總結了建安文學的新特點和新經驗；開創了解盛極一時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之先例。
作者簡介
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187－226），字子桓，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曹魏的開國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沛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與卞夫人的長子。去世後廟號高祖（《資治通鑑》作世祖），謚為文皇帝，葬於首陽陵。由於文學方面的成就而與其父曹操、其弟曹植並稱為“三曹”。
主要作品有《陌上桑》、《短歌行》、《猛虎行》、《燕歌行》、《浮淮賦》、《滄海賦》、《濟川賦》、《臨渦賦》、《述征賦》、《策孫權九錫文》、《以孫登為東中郎封侯策》、《答卞蘭教》、《讓禪表》、《讓禪第二表》、《讓禪第三表》、《與吳質書》、《典論自序》、《繁欽集序》、《陳琳集序》、《建安諸序》、《典論論文》、《典論論方術》、《周成漢昭論》、《漢文帝論》、《漢武帝論》、《交友論》等。
原文摘錄
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雿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乾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譯文
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為能寫文章當了蘭台令史的官職，（但是卻）下筆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總是善於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種體裁，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鄉里俗話說：“家中有一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當今的文人，（也不過）只有魯人孔融孔文舉、廣陵人陳琳陳孔璋、山陽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幹徐偉長、陳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應暘應德璉、東平人劉楨劉公幹等七人。這“七子”，於學問（可以說）是（兼收並蓄）沒有什麼遺漏的，於文辭是（自鑄偉辭）沒有借用別人的，（在文壇上）都各自像騏驥千里賓士，並駕齊驅，要叫他們互相欽服，也實在是困難了。我審察自己（之才，以為有能力）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種拖累，而寫作這篇論文。
王粲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文章）不時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然而也是與
王粲相匹敵的。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征思賦》，徐幹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出的。應暘（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於夾雜著玩笑戲弄之辭。至於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為自己賢能。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共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氣”為主導的，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一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一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文章是關係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一身，二者都終止於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於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托高官的權勢，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後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製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輕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饑寒之迫，富貴的則沉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一樣變遷老死，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論》，成為一家之言。
文學意義
孟子建安以前，中國沒有文學批評的專著。但是，先秦的《論語》、《孟子》、《莊子》、《荀子》，兩漢的《史記》、《漢書》、《法言》、《論衡》以及解釋《詩經》、《楚辭》的著作里都散存著一些有關文學的言論，這些言論或提出了一些文學批評的根本原則，或評述古代及當代的文學作品
，雖然只是一些片段，對後代的文學批評卻起了很大的開創、為發、引導的作用。
建安時代，由於政治社會狀況及時代思潮的變化，文學創作非常活躍，文學創作的自覺精神有顯著的提高，再加東漢桓靈之世品評人物的清議風氣的影響，品評文章的風氣也逐漸形成。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在這種風氣中為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他還有一篇《與吳質書》也是有關文學批評的名作。
曹丕在《論文》中首先反對自古以來的“文人相輕”的積習。並用“審己以度人”的態度分別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體文章創作上的長處和短處。
對為什麼這些作家會互有長短呢為曹丕也作了進一步的探索。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文體各有特點，一方面是作家的才性不齊。
在論文體上，他指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各種文體所“同”的“本”是什為，他沒有說明。但是他指出了文體四科互相區別的特點，也就為各體文章的創作和批評找到了一個初步的客觀的標準。而“詩賦欲麗”一點，更顯示了建安文學漸向詞采華麗發展的新風尚。
為什為作家在文體上會“能之者偏”呢為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裡所說的文氣，是一個古人的不確切的詞語，很難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是從他以清濁為形容，以音樂的引氣巧拙為比喻來看，“氣”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東漢清議論人的品性有清濁之分，所以論文也就“清濁有體”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濁，所謂“孔融體氣高妙”，“公斡時有逸氣”(《與吳質書》)，就是指他們的文章中表現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講文氣重視清高、俊逸，和後代批評家所說的“建安風骨”的觀念正是相通的。氣的概念雖然不確切，但是他所探索的問題卻接近我們所說的作家個性和風格的問題。文氣觀點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學向個性化發展的新趨勢。
曹丕在《論文》里還從統治階級立場有意識地提高文學的地位。他不象漢朝的帝王把作家當作“倡優”，把辭賦比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並且鼓勵文人們更積極地創作，希望他們不要“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這是很有遠見的。他這一論點集中而鮮明地表現了建安時代作家的創作自覺精神，對文學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曹丕這篇《論文》，標誌著我國古代的文學批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他不是單純根據個人主觀愛憎來評論文章，而是有意識地去探索並企圖解決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共同的問題。儘管他對這些問題所作的答案還比較簡單，但是他為發後來的作家批評家們繼續探索解答這些問題的先驅功績是應該肯定的。後來的陸機、劉勰、鍾嶸正是沿著他所開拓的道路繼續前進的。
文章賞析
文章包括四部分內容。第一，它批評了“文人相輕”的陋習，指出那是“不自見之患”，提出應當“審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評論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學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體的不同寫作要求，說唯有“通才”才能兼備各體。第三，提出“文以氣為主”的命題，說“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裡的“氣”，實際上指的是作家的氣質和個性。曹丕的這一觀點，表明他對創作個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較充分的認識。第四，論述了文學事業的社會功能，將它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傳諸無窮。
關於《典論·論文》作者曹丕的生平
曹丕，字子桓，出於東漢靈帝中平四年（187），卒於魏文帝黃初七年（226）。沛國譙（今年徽亳縣）人，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一年（216）操稱魏王，二十五年操死，丕襲位為魏王。後廢漢獻帝自立，稱魏文帝，在位七年。《典論·論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論》中的一篇。《典論》一書，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共有五卷二十篇。所謂“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謂《典論》，主要是指討論各種事物的法則，在當時被視為規範文人言行的法典。據《三國志·魏志》記載，明帝太和四年，曾將這一名著刊該於洛陽太學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閱讀。據嚴可均《全三國文》考證：“唐時石本亡，宋時寫本亦亡。”只有《自敘》見載於裴松子注，《論文》見收於南梁蕭統的《文選》中，因而保留完好無缺至今。又據《藝文類聚》卷十六《贊述太子表》，知成書尚在丕為太子時。另觀《論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話，可知成書當已在漢獻帝建安末期。
關於《典論·論文》的文學批評論
首先，曹丕分析自己時代“文人相輕”陋習產生的原因：一是創作主體在認識論上的根源，表現為既對自己長處的“善於自見”，又表現為對自己短處的“闇於自見”。二是創作客體在掌握寫作技巧上有差異，“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一個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種文體的寫作技巧。各有所長也就必有所短。解決的辦法就是“審己以度人”。即從自我出發，正確地審視別人。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觀在文藝領域的具體套用。其次，曹丕認為阻礙掌握文學批語正確標準的，還有兩點：一是“貴遠賤近”；二是“向聲背實”。這種“尊古卑今”的思想向來有之。如西漢時桓譚就曾指出：“世鹹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全後漢文》卷十五引桓譚《新論·閔友篇》）曹丕繼承其論點而加以發揮，這就有助於打破當時文學批評那種徒慕虛名，迷信權威的思想模式，進而為正確掌握批評標準，推動詩文創作的發展，促進各類風格的繁榮，開闢了道路。
關於《典論·論文》的文體論
文選唐開元時五臣共注之《文選》中，呂向說：“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曹丕“論文章之體”是其批評論的邏輯的展開。他說：“夫文本同而末異。”在他看來，“體”包蘊有
“本”與“末”兩層涵意。“本”雖內含有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文學創作的基本法則之意；但更重要的是，這個“本”卻必須建立在作家“體氣”的基礎之上。這也就是要求建立在由於“文的自覺”所帶來的創作個性的基礎這上。“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這是分而言之，為“主”就是為“本”。指人的稟賦修養之不同，形成“清”與“濁”之不同個性氣質，通過語言這一象徵性符號，表現為舒緩的“齊氣”，或奔放的“逸氣”等。“孔融體氣高妙。”這是合而言之，指孔融的創作活動非常美妙地體現了他的個性氣質。在曹丕來看，建發七子的藝術風格之差異，正是根植於他們稟氣之裂變。
理論構想
可見“文以氣功為主”，正是一種以作家個性氣質為最大參照系，來審視文學作品風格特徵的理論構想。這種基於創作個性的風格特徵，與社會心理、風俗習尚、師承關係及至時代矛盾等，都有一定的關係，但從他所說“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來，則似以強調個人素質中的先天稟賦為其主要方面，因而不是後天“力強”所能改變。這看似強調唯心主義天才觀，實則包含著對民族文化心理傳統所歷史積澱而成的“集體無意識”的一種不自覺的猜測和把握，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文章體裁
“末”即指文章體裁，體裁之“異”即在“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是曹丕在體裁特徵的藝術把握上，所作的準確的理論概括。他所說的雅、理、實、麗，都是指文章體裁的具體要求，給讀者所帶來的藝術體認。他所說的清、濁、和、壯、密、高妙等，則均指體氣之性給讀者所帶來的審美感受。其中清和濁是先天稟賦所致；和與壯既是先天的又是後天的。齊氣和不密、未遒等，則又後天重於先天，即可通過創作實踐來逐步解決。因此，“壯而不密”的劉楨要比“和而不壯”的應瑒為優；具有齊氣的徐幹亦得與體弱的王粲相匹。正是這種先天稟賦和後天教養、體氣之“本同”和體裁之“末異”的彼此交融、滲透和互補，形成了建安七子的創作各有偏至的藝術風格和審美特徵。巨觀地從整體上審視，曹丕所倡導的又正是一種高爽剛健的時代風格，並以此來作為規範、引導和評價各個作家個性風格的依據。
創作風格
獨創性的創作風格總是要通過不同文章體裁的熔鑄，而呈現在具體作品之中。其中，“詩賦欲麗”一句，把文藝作品從非文藝作品中界限出來了。它已遠遠超越於其劃分文體論的價值，而具有劃時代的美學意義。它開始突破儒家“詩言志”的理論框架，標誌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純文藝觀的萌芽。這也意味著民族文化審美心理的歷史積澱的成果，在曹丕心靈中的破土而出。正如魯迅所說，“漢文慢慢壯大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典論·論文》論文學的價值論與社會作用
建安以前，文學受經學束縛，少有獨立地位。盛極一時的漢賦，竟被揚雄斥之為“童子雕蟲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認為：“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曹植：《與楊德祖書》）然而，曹丕卻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認為文章有兩大功能：一是“經國之大業”，有利於國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於自身。這已開始把寫文章與對生命個體的自身價值的思考聯繫起來了。據此，曹丕號召作家要以古代聖賢“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為榜樣，努力改變目前這種“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心態。這樣從事詩賦創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亦可以“聲名自傳於後”，亦可以“不朽”。
左傳可見，這個“不朽”說，固然是從《左傳》“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題
中引申而來的傳統說法，但在這裡，已經被曹丕賦予“不朽”這一語言符號以嶄新的現實涵意和歷史意義。曹丕把詩賦也列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一對文學自身價值思考的歷史視野之中，這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也是當時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正如李澤厚所說：“曹丕所以講求和提倡文章華美，是與他這種對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觀人生觀）相聯繫的。文章不朽當然也就是人的不朽。”這反映了曹丕同時代人，由於“文學的自覺”所帶來的人的新覺醒。人們已不滿足於生前的建功立業，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後怎樣才能“不朽”。於是感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人們終於找到了、明確了詩賦確實是這樣一種可以“不必寓教訓”，而卻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歡欣、苦惱和追求的藝術載體。這樣，儘管“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生命無常，“志士大痛”，感性個體的血肉之軀難免要消逝，然而理性個體的精神信念，卻可以包孕於“不朽”的詩賦的深層意蘊之中，以表達自己對社會、對人生的無限留戀、執著追求的蘊借之情和憤發之意。可見，“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兩者之間，確乎體現了文學的功利目的和審美的的歷史統一。《典論·論文》確乎是建安時代的文學精神的宣言書。
文學影響
曹丕《典論》5卷是中國文學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漢末文學已逐步與經學分離，成為一種專業。文學的繁榮，特別是“建安文學”的形成，使文學批評得到了發展。《典論論文》是中國最早以多種文體和多位作家為對象評論文學的文學批評專著。《典論論文》先從批評“文人相輕”的惡習出發，指出：“文非一體，鮮能籌備”，要求人們必須以“審計度人”的態度和對不同文體作不同要求來評論文章。他認為“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同時提出“文氣”說，認為“文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並以此衡量作家的優劣得失。《典論論文》還論到文章與政治的關係，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與建功立業並重的地位。
曹丕在稱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壇，與吳質書說道：“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可見當時曹丕和文士們是很親密也是很投機的。從他的《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可以看出曹丕對文學是很重視的。而他的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乃至整個文學發展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典論·論文》便集中的表達了他的見解。
建安七子《典論·論文》提出了文章不朽說。《典論·論文》中有一句經典話語廣為流傳：蓋文章經國之盛事，不朽之大業。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
傳於後。”這句話，明確地體現出了儒家的觀點，而非道家的出世理念。在這裡的文章兩字，自古以來便有爭議，一說是指政治學術著作，而不是文學作品，另一說則恰恰相反。而聯繫《典論·論文》中所舉出的建安七子的文章則大多數是審美的。造成這一認識誤差是因為古代“文章”這個詞所代表的意義要比現在廣泛得多，將政論與文學作品都包含在內，而古人也有這樣一種傾向，即縱使是實用性的文字，也要追求文采。有關這一點，章太炎在《國共論衡》中有過過論述：文章即文彰。來源於《論語》中的“煥乎文彰”，這就說明了古時的文章帶有強烈的審美意識。
典論·論文文章不朽這個理論也有其來源。《左傳》中說：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這也證明《典論·論文》的主旨是儒家觀點。雖然中國是一個文治之國，然而如此推崇文學的地位到至高無上的地步，還是讓人覺得匪夷所思。聯繫當時的歷史社會環境，魯迅在《魏晉風度及酒與藥的關係》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曹丕之所以如此誇大文學的作用是為了勸誘他的弟弟曹植。在他寫《典論·論文》之前，曹植曾給好友楊修寫了一封《於楊德祖書》，在裡面將詩賦稱為小道。這一點引起了曹丕的疑心，為了鞏固自己的太子位，於是極力鼓吹文學，是為了讓曹植致力於創作，不會對自己產生威脅。即使這樣，曹丕的觀點也在客觀上
刺激了文學的發展，為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奠定了基礎，魏晉時期詩歌逐漸成熟繁榮，統治者的積極推廣與參與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以他們為核心，團結了一大批優秀作家，形成鄴下文人集團，其中的首領就是曹丕。這一段話中的另外一句也很有趣，即“不託飛馳之勢”。字面上理解為不必飛黃騰達，不必迎送有權勢的人。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後世層出不窮的乾謁詩。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以復興儒家精神為己任，在寫出《原道》《原毀》《原性》等高張儒家氣質，攘斥佛老的論著之後，好友孟郊勸他不妨將自己的文章整理結集，公諸於眾。可笑韓愈卻說此時自己官位卑微，待飛黃騰達之後才能著書立說，這不僅與他自己所標榜的儒家精神背道而馳，更是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也成為他在被貶潮州之後上表請罪的劣跡一起，成為他人生的污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