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跡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漢長安城遺址圖登赤須之長阪，入義渠之舊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後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涉長路之綿綿兮，遠紆迴以樛流。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修。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晻晻其將暮兮，睹牛羊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嘆時。
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強秦乎築怨。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鱤。何夫子之妄說兮，孰雲地脈而生殘。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吊尉漖於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
隮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風猋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雁邕邕以群翔兮，雞鳴以嚌嚌。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悢以傷懷。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沾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譯文
遭遇這動盪的時代啊，就像被困在這堵塞的路上。從前的家被毀成為廢墟，我無法有片刻的停留。
揮袖北征，漂泊到這沒有人際遙遠的地方。
早晨從長都出發啊，晚上住在瓠谷的玄宮。經過雲門回頭望，瞭見了高高的通天台。爬上翻下登上了大山崗，歇息在郇邠的村落。仰慕公劉留下的美德啊，連路傍的野草也不能傷害。這天空為什麼烏雲密布，這大地為什麼讓我遇上這百般的禍殃。是因為形勢在突變嗎？還是法度不正常？
爬上了赤須的長坡，進入義渠的舊城。怨恨戎王的邪惡，鄙薄宣後的不貞。讚美秦昭王討賊，憤怒地北征西戎。離開舊都我心心緒煩亂，讓車馬慢慢地走過去。漸漸地加鞭消失在遠處，直至到了安定為止。路長長延綿不斷啊，跋涉在這些屈折的遠方。經過泥陽怎能叫人不嘆息啊，傷心這祖廟沒有人修葺。在彭陽放開了我的馬，又停車暗自思量。太陽昏昏天將傍晚，看著牛羊已經下山。感悟曠夫怨女的傷情啊，悲痛的詩人此時只有嘆息。
《北征賦》越過安定緩緩的前行，沿著長城漫漫的征途。埋怨蒙恬過分的勞民啊，為了強秦築長城與民結怨。捨棄趙高胡亥叛逆的近猶不顧，卻從事防備蠻狄遠方的外患。不發揚道德安撫遠方，卻重視邊防工事的牢固。頭與身子分家仍不覺醒啊，還在歷數功勞而不肯認罪。何苦蒙恬要狂言胡說啊，什麼修長城斷了地脈。登上了彰城的烽火亭啊，姑且恣意的放縱。感傷匈奴禍亂華夏，悼念邛都尉在朝那被殺。自漢文帝聖明能讓，不用勞師征伐而以貨幣安撫。召南越父兄施與恩惠啊，使南越王去帝號稱臣報答。孝文帝賜几杖與藩國啊，平息了吳濞的叛逆邪念。那漢文帝的廣闊王道啊，當年的秦國豈能夠構想。
登上高平四面環望啊，瀏覽山谷高峻的峰巒。四野寂寥而空闊啊，遠望千里沒有人家。疾風颳來漂搖，谷水灌注揚波。穿梭在飛來的茫茫雲霧中，跋涉在滿山皚皚的白雪裡。大雁邕邕高叫著群飛，鵾雞喈喈齊聲合鳴。遊子哀思故鄉，內心猶懷悲傷。撫摸長劍而嘆息，淚水漣漣沾衣衫。揩涕淚抽噎，哀民生多難。天為什麼總是陰沉不晴啊，嘆長期沒有正常的法度。確實是時勢所造啊，深深地幽怨向誰傾訴。
尾聲：孔子說安守困窮，游於文章典籍吧。樂觀忘憂是聖賢啊。通達的人，做事守法則啊。可行即行，可止即止。該屈就屈，該伸就伸，審時度勢，順應時勢。君子履行忠信之道，沒有不可居之地。雖在蠻貊之地，又有什麼憂懼呢。
創作背景
東漢文壇同西漢相比，變化很大。東漢士人失去了作為文學侍從參與上層統治集團重大活動的條件，環境和地位的變化給予他們廣泛接觸社會的機會，現實生活的動盪不定也給他們以極大的震撼。他們所關注的熱點已經跨出宮廷苑囿，從更廣闊的範圍尋找有價值的題材。於是，各個時期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往往成為他們創作的直接、間接誘因。
漢賦與題材方面的變化相適應的，還有創作宗旨的變化。在司馬相如時代，賦的諷喻效果同賦家的主觀願望之間就存在著差距，以至於後來引起揚雄的批評。到了東漢，諷喻不僅不起作用，甚至還可能招來災難，這就迫使辭賦家們考慮如何看待和處理賦的社會作用問題。
另一方面，社會現實的黑暗以及統治集團所採取的“黨錮”等高壓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壓抑。物不得其平則鳴，他們越來越多地運用賦這種文學樣式抒發自己的不平。於是，東漢文壇上出現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賦。
世風的變化不僅導致賦的創作在題材選擇和宗旨的設定方面出現新的取向，在賦的藝術風格和表現形式方面也與以前有了較大的差異。昔日以鋪張揚厲、汪洋恣肆為主調的風格和豪放昂揚的氣勢，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風格所揚棄；散句單行的語言，演變為駢儷對偶的句式。賦的風貌經歷了較大的變化。
以賦抒情，這是漢代作家對屈原藝術創作的直接繼承，自漢代初葉，就不斷地有作家將其憤懣、感傷訴諸賦中。只是在西漢時，以司馬相如、揚雄為代表的鋪陳之作成為賦的正宗，而抒情賦則如涓涓細流，賈誼的《吊屈原賦》，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揚雄的《逐貧賦》等，前啟後繼，不絕如縷。東漢時期，由於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麵條件的變化，士人處於外戚、宦官爭權奪勢的夾縫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憤懣鬱結，便紛紛以賦宣洩其胸中不平。於是，這涓涓細流逐漸洶湧奔騰起來，蔚為大觀。
紀行賦
所謂紀行賦，就是通過記敘旅途所見而抒發自己的感慨。這類題材源於劉歆的《遂初賦》，東漢賦家時有續作。紀行賦以紀行為線索，兼有抒情述懷，寫景敘事，一般篇幅不太長，和那些鋪張揚厲的京都大賦明顯不同。紀行賦是漢賦發展過程中開闢出的一個新的境界，是賦家在抒情言志上別尋新途的一種大膽嘗試，是後代遊記文學的先聲。
《北征賦》紀行賦又可稱為述行賦、行旅賦，這類賦以描摹作者所經之地的山水、歷史人物為主來抒發作者的情思。紀行賦的形成有著較為久遠的淵源。自“風”“騷”以來，中國文學就形成了以賦、比、興為主要方式的抒情傳統。在這種抒情傳統中，《楚辭》借詩人途中所見之景來抒情的方式更為後世所借鑑。
《楚辭》中的《涉江》、《哀郢》等詩歌，對後世紀行賦的進一步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漢代紀行賦，無論從結構還是句式都能夠找到《楚辭》的影子。所以，認為《楚辭》中的《涉江》、《哀郢》等詩歌可以作為紀行賦的濫觴。自《楚辭》之後，西漢末年劉歆的《遂初賦》、揚雄的《河東賦》等都具有了紀行賦的特點，特別是劉歆的《遂初賦》，在寫景與抒情方面結合的較為緊密，為紀行賦中較為成熟的作品。但兩漢之際班彪的《北征賦》，無論從題目還是從內容上看，都是一篇真正意義上的紀行賦，對後世的此類賦的創作有較大的影響。
章法結構
《北征賦》在結構上遠襲《楚辭》，近承《遂初》。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九章》中的作品多紀實之辭，《涉江》一詩又是寫他放逐生活中最悽苦的一段經歷，但詩的開始卻採用了與《離騷》相類似的浪漫主義手法，表現他的極端苦悶，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後半部分以及亂辭，也是採用的浪漫主義手法。特別是亂辭部分，採用香草美人的托喻，與《離騷》的寫法一致。《遂初賦》和《北征賦》中，無論交待起行原因，還是描寫景色都從實際出發，即使是亂辭部分，也拋卻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採用更為直接的抒情方式。
漢賦(二)寫景與抒情由分離到逐漸緊密的結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寫，雖然能夠表現作者的悽苦情懷，但景與情從整體上還顯疏遠，還有著為寫景而寫景的嫌疑。《遂初賦》和《北征賦》寫景與抒情結合的較為緊密，特別是《北征賦》，寫景能從作者的感情基調出發，更好的表現了作者感時傷世之情懷。
(三)藉助歷史事實抒情方面，由情與史的分離到逐漸緊密的結合。從上表可以明顯的看出，《涉江》的整個第四部分，都在敘寫歷史上忠而見棄的人物，以表達作者自己"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之情。而《遂初賦》和《北征賦》則沒有相應的部分。這兩篇賦作都是在紀行的過程中，將史實與感情緊密的結合了起來，而不再是單獨列為一部分去敘寫。
(四)亂辭部分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由《涉江》對君主忠誠不二的感情抒發，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結，抒發自己恬淡的自娛之情，再到《北征賦》以君子固窮而守節的儒家思想的抒發，其發展軌跡是鮮明的。
地位影響
《北征賦》是班彪的代表作，在紀行賦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繼承《楚辭》、《遂初賦》等創作傳統，在繼承中又有變化，對後世紀行賦的創作有較大的影響。
漢賦選集《北征賦》紀述他在西漢末的動亂中離長安至天水避亂的行程。結構模仿劉歆的《遂初賦》，也是結合途中所見景物與有關的史事，抒發感想。由於時事更為艱難，所表現的情緒也更顯悲沉。它的語言精麗整齊，其中寫景的一段，則顯得清新自然：
隮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風猋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雁邕邕以群翔兮，鵾雞鳴以嚌嚌。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沾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這種描寫洋溢著作者的真實感情，而且是寫實的筆法，不同於《上林賦》等那種誇張的羅列。此前《遂初賦》的寫景，也已經有這樣的特點。它們直接啟發了後代抒情小賦對自然景色的描寫。
作為紀行賦的成熟之作，《北征賦》確實表現出了與其在賦史地位上一致的優點。交待起行原因之簡潔，借景抒情之恰切，敘史抒情結合之緊密，抒發感情之真摯，語言之平易曉暢，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擬的。蕭統《文選》選賦，紀行一門首選《北征賦》；清人陳元龍《歷代賦匯》亦列其為紀行賦第一篇。可見二人同選《北征賦》列為首篇，並非偶然。
作者簡介
班彪(公元3—公元54)，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市東北》人。他出身於漢代顯貴和儒學之家，受家學影響很大。幼年從兄班嗣一同遊學，結交很廣。二十多歲時，農民起義失敗，群雄割據，隗囂擁眾割據於天水，因避難而從之。因隗囂固執己見，頑固地割據稱雄，班彪只能離去，投奔河西竇融，頗受竇融器重，任為從事。他為竇融劃策，歸順劉秀政權，總西河以拒隗囂。這對東漢統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劉秀)聞知其才，召見了他，舉茂材，任為縣的長官，又為司徒掾。班彪時有奏言，對時政多所建議，如《復護羌校尉疏》、《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奏議答北匈奴》等。
東漢辭賦班彪專心於史學，尤好漢代史。漢武帝時，司馬遷撰寫了一部史書(後來稱《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寫到當代漢武帝，後事缺而無錄。後來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位學者都曾綴集時事，或補或續之。班彪認為續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司馬遷之書。於是繼續採集西漢遺事，又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此書是續《史記》之作，但“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後傳》原書已佚，其內容想已多為《漢書》汲取，只是無法辨認清楚了。今《漢書》的元帝、成帝二紀及韋賢、翟方進、元後三傳的《贊》，還保留有班彪的史論文字
班彪曾作《前史略論》，詳論以往的史學得失，實為撰寫《後傳》有所借鑑和改進。他簡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漢之際的史官和史籍，著重評論司馬遷所著《史記》的內容、體裁、體例和思想。他說：“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的史才。但又評道：“其論述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這對司馬遷的異端思想極盡諷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觀點，自然也是他寫《後傳》的指導思想。《前史略論》是中國古代較早的一篇史學論文，可謂儒家正統史學觀點的代表，在中國史學理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對班固和《漢書》有直接而深刻的影響。檢閱班固《漢書》述論西漢盛衰興亡及撰寫儒林、遊俠、貨殖等的旨趣，就可瞭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