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文學理論專著。晉摯虞撰。摯虞(?～311)，字仲洽，京兆長安（今陝西西安市）人。晉泰始年間舉賢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亂餓死。
文學理論《晉書·摯虞傳》載，他“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後人把《流別集》中所作各種體裁文章的評論，集中摘出，成為專論,即《文章流別論》。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斷散見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中。
《文章流別論》是關於各種文體的性質、源流的專論，論到的文體有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哀策、對問、碑銘等十一種，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評價。
文中發揮了儒家傳統的文藝思想，強調文章的人倫與王澤的教化作用;主張詩以“四言為正”,“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對浮夸侈靡的文風,如指出“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犯了“假象過大”、“逸辭過壯”、“辯言過理”、“麗靡過美”四過，則是可取的。
摯虞所採用的評論文體的方法，與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所講的“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著述綱領有相類似之處。所以，明代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摯太常集》的《題辭》說：“《流別》曠論，窮神盡理，劉勰《雕龍》，鍾嶸《詩品》，緣此起議，評論日多矣。”說明它對南朝文學理論專著有著重大影響。
主要內容
魏晉以來，各體文章大量湧現，文章總集的編撰也隨之興盛，有些文章總集有序和評論，用以表明編者有關文章撰著的意見，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正是這種性質的文學批評著作。摯虞字仲洽，京兆人，為皇甫謐弟子，治學頗受其師影響，通博多聞，對陰陽禮律天文之學都有造詣。《晉書》本傳載他“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此集早已散亡，集中原有論、志二卷，亦只剩少許佚文，所以今日見到的《文章流別論》不過是一些零星的片斷。
《文心雕龍》在《文章流別論》中，漢魏以來的各類文章，按繁複的頌、賦、詩、七、箴、銘等文體分別選編，以便利當時人對各種文體的揣摩掌握，其中的“論”，則論述文體，探索各體文章的源流、性質，評論作品得失。所以《文章流別論》主要是文體論，亦間有風格論，和《文賦》以創作論為主不同。摯虞論文體的主張是在《典論·論文》和《文賦》對各種文體風格的論述辨析基礎上提出來的，因此他的文體論，比前人的簡略之言要全面、細緻得多。比如他對“頌”這一文體的辨析：
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以下即舉出漢以來的頌體名篇，一一分辨哪些和古頌體意相類而文辭古今有異；哪些“頌而似雅”，而哪些“純為今賦之體”。他對“哀辭”和“誄”這兩種文體的辨析，也都非常透闢有見。
摯虞對文體的分辨有時細緻到近乎拘執的程度，這是由於摯虞在治學上有“宗經”的特點，故其論文的觀點較為崇古守舊，偏重傳統。譬如關於文章的功用，他認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性盡理，以究萬物之宜”，其作用所及遠遠超出前人的界定，實際上將儒學經典也包括在各體文章之內。評論文章既以儒經為準的，而反對新變，忽略文體按自身藝術規律發展進步也就毫不奇怪了。如他論詩體時，認為各種詩體都是演變《詩經》而來，所以極力推崇四言而貶低五言，所謂“古詩率以四言為準”；“雅音之韻，四言為正”，五言者“於俳優倡樂多用之”等等，都是用古代詩樂配合的情況，來否定漢魏以來活潑清美的新詩體。其論賦體，也認為“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又針對今賦，指出辭賦“背大體而害政教”的“四過”，對古今賦作褒貶之意相當明顯。而賦以情義為主的觀點固不乏可采，但實際上作者所持的仍是看重政治教化的文學觀，完全無視了建安以來抒情小賦的創作成就和經驗。和陸機《文賦》中“賦體物而瀏亮”的主張相比，實際上代表了當時文壇上兩種不同的傾向。
摯虞《文章流別論》中的儒家正統宗經觀念，使他對儒學復興後的南朝文壇的影響遠比在兩晉時為大。劉勰作《文心雕龍》，蕭統編《昭明文選》，都在許多方面吸取和發展了摯虞的文學觀點。
創作背景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相對於文學創作異常地繁榮，(魏)曹丕《典論·論文》、(西晉)陸機《文賦》、(梁)劉勰《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等論著以及(梁)蕭統《文選》、(陳)徐陵《玉台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
《文賦》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興盛是與文學的自覺聯繫在一起的。文學的自覺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它貫穿於整個魏晉南北朝，是經過大約三百年才實現的。所謂文學的自覺有三個標誌：第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漢朝人所謂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學，《史記·孝武本紀》：“而上向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這裡所說的文學顯然是指學術。到了南朝，文學有了新的獨立於學術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並立；(宋)范曄《後漢書》單列《文苑列傳》，與《儒林列傳》等並立，都是重要的標誌。同時又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總術》：“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這代表了一般的認識。梁元帝蕭繹《金樓子·立言篇》對文筆之分有進一步的說明：“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盪。”蕭繹所說的文筆之別已不限於有韻無韻，而強調了文之抒發感情以情動人的特點，並且更廣泛地注重語言的形式美。他所說的“文”已接近今天所說的文學了。
第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緻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文體辨析可以上溯至《漢書·藝文志》，至於《東觀漢紀》以及蔡邕的《獨斷》、劉熙的《釋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體辨析的意識。更為明晰而自覺的文體辨析則始自曹丕的《典論·論文》，他將文體分為四科，並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賦》進一步將文體分為十類，對每一類的特點也有所論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將詩和賦分成兩類，並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特點。(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就現存佚文看來，論及12種文體，對各種文體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變，並舉出一些作品加以討論，比曹丕和陸機又進了一步。(東晉)李充《翰林論》聯繫風格來辨析文體，是對文體風格的進一步探討。到了南朝，文體辨析更加深入系統了，(梁)任昉的《文章緣起》分為84題，雖不免瑣碎，但由此可見文體辨析的細緻程度。至於《文心雕龍》和《文選》對文體的區分既系統，對文體的討論也很深入。《文心雕龍》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討論文體，共分33大類。其《序志》說：“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對每種文體都追溯其起源，敘述其演變，說明其名稱的意義，並舉例加以評論。《文選》是按文體編成的一部文學總集，當然對文體有詳細的辨析，這在下文還要講到。如果對文學只有一種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區分，還不能算是對文學有了自覺的認識，所以文體辨析是文學自覺的重要標誌。
第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離不開審美的特性。所謂文學的自覺，最重要的或者說最終還是表現在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上面提到過，“詩賦欲麗”的“麗”，“詩緣情而綺靡”的“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瀏亮”，便已經是審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聲的發現及其在詩歌中的運用，再加上對用事的對偶的講究，證明他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覺的追求，這對中國文學包括詩歌、駢文、詞和曲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而《文心雕龍》以大量篇幅論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徵，涉及情采、聲律、麗辭、比興、誇飾、練字等許多方面，更是文學自覺的標誌。
研究概況
摯虞之學術，根本於經術，而以致用為依歸，其文學思想，可由《文章流別論》總述文章的含義中見之。他說：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勛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
《中國文學理論》顯然摯虞托體虞儒家實用主義，強調文章在政教倫常的功能，對個體文章的評論，是以《毛詩序》中發乎情，止乎禮義為尺度，寫作文章的目的在於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所謂宣上下之象，就是表現宇宙、天地、陰陽、山川、牝牡、君臣、父子、夫妻、長幼、朋友、貧富、貴賤等等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上下現象，文章就該表現這些尊卑。明人倫之敘也就是闡明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等倫理關係應遵循的次序。如此一來，文章才能窮理盡性，達到以究萬物之宜。
摯虞影響後代最重要者為其有關文學理論之著述：《流別集》、《文章志》及《流別論》、《集》者所選之文，《志》者作家之略歷，而《論》則自述論文之微意也。《流別集》辨彰文體，選取文章，開示後代總集之范，首攬歷代各體文章為集，雖然卷帙浩繁，然皆為選文，於存錄文章方面之意義較大。《文章志》首為歷代文士作傳，介紹《集》中作者，為文士略傳，於個人傳記，總集目錄方面意義較大。《文章流別(志)論》是專門對各種文章體裁的性質，淵源及演變進行論述，探源討流，辨析名義，樹立代表作家作品，品評優劣，實可為西晉文論之代表，首探各文體之歷史發展，皆以史為出發，以文為依歸也，記載摯虞著述旨意及類聚群分之用心，並首為文體作論，涉及文體之名義、源流、作法及代表作家與作品，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方面知意義尤大也。王更生於《摯虞的著述及其在文論上之成就》一文中，認為《流別集》是總集，《文章志》是總集序目，《流別論》則是敘論總集內容者，辨析愈加明晰。
摯虞立論，各有重點，故其內容極為豐富。有時單論，有時合論，有時比論。單論者，是單述一家作品而論其優劣，合論者，兼綜文體相類的作家，合論其寫作特色，比論者，相較短長，比對而論也。若比較文體異同，旨在異中求同，藉以彰顯文體間相互之關聯。摯虞論文，既受當時玄風影響，又博採前人成說。故其行文，兼容儒、道兩家，展現其獨特之文學理論。其論文往往也兼論情采，尤其在賦體的論述上，摯虞將賦視之為古詩的支流，在賦的創作應該要求情的重要性，可以表情達意，既重視情的作用，又考慮到文辭的華美為輔佐情義之鮮明表達，但是一般而言，摯虞的賦論趨於保守，他對於辭賦創作的要求仍停留在依仿古詩之義，並有助於風教諷諫的層次，沒有讓辭賦創作進一步獨立出來，以表現作者性情面目。
說到詩，摯虞把文章分體之後，還就某些文體進一步分為小類，如在詩這種文體中，他就進一步分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多種，然而摯虞的正統詩教觀卻妨礙著他去看詩歌的發展，以四言為詩體之正，即雅音之韻，承襲了一種以四言為雅音、正音、雅音之四言為正保守觀點，反而看不到漢末至魏晉五言之騰踴，正是詩歌形式的進步。
摯虞首創以流別之手法編撰總集，從現存《文章流別(志)論》佚文的片段來看，他所論述到的文體有頌、賦、詩、七、箴、銘、誄、哀辭、哀策、對問、碑、圖讖等文體，由現存佚文的條目來看，可以推見《文章流別(志)論》全書文體分類一定繁多，摯虞《文章流別(志)論》在概括前人文體分類學的基礎上，對文章體裁作了更為詳盡的分類和研究，《文章流別(志)論》究竟分了多少種文體，說法不一，但摯虞是將文章體裁區分得相當精細的，它可說是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學進一步發展的標誌，不僅如此，其對《文心雕龍》的文體分類學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文心雕龍》承襲了摯虞從文體流源來找出文體特點的分類方法論述了四十類文體，《流別》精而少功，從精的角度看，摯虞深刻地啟迪了劉勰的思維，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撰述，產生鉅大的催生作用，特別是探源流、釋名義、舉楷模、揭特點，為劉勰論文敘筆的四大綱領，所謂原始以表末，釋名以彰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立下了值得遵循的模式，摯虞文體分類的開創性，也對《文心雕龍》卷二到卷三的韻文分類有所助益，總計，摯虞影響劉勰《文心雕龍》約有七個方面，強調文章的實用功能，辨別各種文章體類，探討各體發展源流，闡發各體命名義涵，提出代表作家作品，分論各體寫作特點，綜述文學創作理則。
二十世紀摯虞的研究概況，皆圍繞著重在其文論以及文體分類方面，其《流別集》、《文章志》及《流別論》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三種重要文獻，摯虞文論，依《經》立說，平正恢宏，其大旨有三，一曰崇文章之用，以息兩漢鄙薄文翰之風；二曰宏情志，歸本正源，以匡救文弊；三曰樹大體，以為屬文之軌範，摯虞品藻文章條理井然，詳而博瞻，流別曠論，窮神盡理，魏晉無人能出其右。
作者簡介
摯虞，字仲洽(根據《晉書·摯虞傳》，《世說新語文學》作仲治，或許是形近而誤)，西晉京兆長安(今陜西省西安西北)人，其生年不詳，約於西元二四0至二四五年生，唯知卒於晉懷帝永嘉五年(西元三一一年)。
《隋書》祖茂，為秀才。父模，曾任魏太僕卿。兄育，晉涼州刺史。侄瞻，四郡太守。是以摯虞乃長於仕宦世家。摯虞十五從皇甫謐學，所以明代張溥撰《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稱之為“玄晏高第，知名當世”。晉武帝泰始四年(西元二六八年)，策試及第，中舉賢良方正，此為晉武帝登極之首次選舉，摯虞拜為中郎。武帝詔諸賢良直言，虞作《對策》，頗受賞識，鏇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歷任秘書監，官至太常卿。晉永嘉五年，洛京遭荒亂，盜竊縱橫，人飢相食，摯虞為官清廉守正，素清貧，遂以餒而卒。
摯虞才學通博，一生著述不倦，他的著作有《文章志》四卷，註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隋書·經籍志》載其著述有：《決疑要注》一卷，《三輔決錄》注七卷，《文章志》四卷，《畿服經》一百七十卷，《摯虞集》九卷，《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總計二百三十卷。今多不傳，明人張溥輯其詩、賦、文、論近六十篇為《摯太常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