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萬曆年間
在此不得不提到“三立書院”。據道光《陽曲縣誌》志,萬曆初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利用巡撫衙門舊址,增建號舍,築三賢堂,祀奉講學河汾、生長與河汾的三位先賢――王通、司馬光、薛瑄,從此作為士子學習的榜樣,更“晉陽書院”名為“河汾書院”。
在明代中葉,書院盛行於各府郡州治地,書院中“講學自由,議論朝政,裁量人物(評價官員好壞)”的“清議”之風風靡一時,對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吏制頗有影響。對此,朝廷權貴和地方高官,深懷妒嫉。萬曆帝朱翊鈞登基不久,便採納了執政宰相張居正之奏疏,“詔毀天下書院”。太原的“河汾書院”,亦未能倖免,終於在萬曆七年(1579年),被廢止停辦。直至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魏元貞擔任山西巡撫時,才託詞以建“三立祠”為名,另建了實質上的“三立書院”,並遷址於右所街(今舊城街一帶)。
崇禎年間
崇禎初年,時任山西提學僉事的袁繼鹹從考生中擇錄優等生250人進入三立書院,並將三立祠名臣、鄉賢計增至71人。崇禎十六年(1643年),時任巡撫蔡懋德又對三立書院進行整頓,其中兩大措施最為著名:一為聘請知州魏權中、舉人韓霖、桑拱陽及傅山來院講學:二為每月三集,集中講學。初集講聖諭,由地方紳士和鄉老參加;再集講經濟舉凡國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討論之列,從政人員必須參加;三集講制舉,科舉應試的士子參加。
清朝初期
明清之際,太原多經戰亂,十餘年間及至清初三立書院已是頹廢不堪。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山西巡撫白如梅鑒於三立祠地勢湫隘,又經兵燹,遂在府城東南侯家巷購地,即在書院街原河汾書院故址,新建院舍百餘間,花費白銀2130餘兩。
雍正乾隆年間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詔令各省省會設立書院,並撥銀千兩作創辦經費。此時三立書院遂正式復名為“晉陽書院”,書院遂由地方官辦,一躍成為國家創辦的晉省最高學府,其舊址即在現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內。乾隆十三年(1748年),山西巡撫唯泰擴建書院。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任巡撫胡寶(王泉),購得學院東面的(今太原師專)開闊空地新蓋講堂、書舍,並新建祀祭前明殉節巡撫的殿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又一任巡撫再建學會四十餘間以及奎星樓、大照壁等,晉陽書院發展到鼎盛。自順治十八年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661~1901)240年間,晉陽書院一直設在侯家巷。
關聯學堂
山西大學堂
1902年成立山西大學堂,大學堂總教習兼中學專齋總理谷如墉,即為晉陽書院最後一任山長,晉陽書院的學生也全部進入山西大學堂。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籌辦山西大學堂的機構,購得書院東段200餘畝瓜菜地和居民住宅(今太原師專校址),與晉陽書院和令德堂合併,成立山西大學堂。
晉陽書院並令德書院可算做山西大學的前身。
中國書院大全
“書院”這個名稱,最早出現在唐代,也是我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在我國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獨特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五代時,由於戰爭的影響,官學衰廢,士子苦無就學之所,於是自動擇地讀書。一些學者在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下,也利用此時機,選擇景色優美、清雅靜謐的山林名勝之地,作為“群居講學之所”,出現了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