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革命年代,意味著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也意味著風捲殘雲、摧枯拉朽,其間有血淚、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在近現代史和當代史研究領域很有建樹。其新著《革命年代》收輯了1988年到2008年所寫的部分論文,所論歷史事件和人物皆發生於“革命”的大背景下。全書包括“南京十年”、“‘太子’孫科”、“革命詞語”、“時代湍流”、“觀察與史料”五個部分。其中《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等文,對於想深入了解中國近代史的讀者來說是大有裨益的。內容簡介
革命年代,意味看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也意味著風捲殘雲、摧枯拉朽,其間有血淚、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長在這個年代,它給了我巨大的衝擊,也給了我動力和人生的坐標,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的朋友們從此注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於是,就在這喧譁的、實利主義的年代,守著某種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陳詞濫調的所謂"知識分子的責任"等,開始摸索著觀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這本集子所收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所寫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寫於1988年,最近的一篇寫於2008年11月。文章所論及的,無論是近代轉型、孫科、還是延安的新話語、建國初50-60年代的社會變遷等等,都發生在一種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雖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內容、目標不一;而文章的內容則涵蓋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繼續革命”,故以《革命年代》為書名。
這本集子既不是對革命的吶喊,也不是對革命的批駁與詰難,而是我對生活其中的那個已經遠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紀念。
有朋友在談論當代新詩運動的發展脈絡時說:“80年代開花,90年代結果,什麼事都醞釀於70年代。”這句話也可以用於再更廣義的範圍,今天五六十歲的許多人,都是從70年代出發的。翻讀北島贈我的自選詩集《守夜》(1972-2008)和《七十年代》,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那時你做了什麼呢?
今天再回頭看,還在“文革”時期的70年代,那是20世紀中國激進主義革命的最後的階段,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都來源於那個革命年代的刺激。我那時也是工人,也在讀書和思考,但我是“外省青年”,北京和外省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那個時候的北京,在大改組、大動盪之後,還有許多“空隙”,也有較多的文化資源,劫後未毀的“黃皮書”、“灰皮書”以及散藏在各家未及被毀的書籍、音樂唱片成了催生新思想的鼓風機。被打散的新、老“貴族”的孩子們(大院子弟、知識名流的子弟)和一些平民子弟們,在經歷了“文革”的狂熱後,又重新聚攏,因而有地下讀書沙龍,有郭路生(食指)的詩篇《我相信未來》,就是在分布全國的北京下鄉的知青中,也有許多思想群落。可是在南京,在軍人高度一元化的治理下,人與人是隔絕的,南京的“老貴族”——國民黨遺老遺少,早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其文化留存只剩下民國建築和夏日遮陽的林陰道;大院子弟都去當兵了,至於知識名流,本來人數就很少,“文革”中已被折斷了脖子,只剩下一口活氣兒,他們的子弟就更談不上文化反叛了,在貧瘠的文化土壤上是不會產生新思想的,所以南京的知青,除了思念家鄉,似乎沒有留下什麼高遠的、讓人內心為之跳動的文字記錄。
書評
優秀的歷史學家,總是對歷史飽含深情與痴情,有些事不講完,絕不會就此罷休。高華先生是他們中的一個。已被書寫的中國近代史,斷節開裂,且布滿迷津,填充了太多政治的黏汁,很多人跋涉其中,便被圈囿在內,失語成疾。高華是國內頂尖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之一,嚴謹細緻的研究、理性冷峻的表達、理據翔實且智慧有節制的敘述,讓他在言論的禁地從容逡巡。讀《革命年代》,你會讚嘆良久,感懷深遠,亦有驚心動魄,擔憂後怕,他像一個勇毅的騎士。
研究中共黨史的人,都會被強烈的意識形態追求所吸引,高華亦不例外。撇去政治層面的思考,僅從社會心理的角度看,一種思想體系被一個社會廣為認同、接受,並逐漸習成自動排除其他思想體系,就是饒有意味的社會現象。
所以,中國近代史中,中共的思想不斷地嬗變、修飭、體系化的過程,和中共思想滲入社會的過程,包括其思想的內質、滲入的手段和方式、滲入的整體歷史境遇以及客群的變化,成為現代中國充滿傳奇色彩的一段。這傳奇中,時間波瀾不驚地前行,歷史轟轟烈烈地變化,所有單薄的個體生命的故事,在驚喜與煎熬、掙扎與祈盼、痛苦與豪壯間反覆流轉,夾雜著鮮血寫就的謊言。
生於1954年的高華,解剖著這段傳奇。年少時代,周遭瀰漫著暴力和狂熱的個人崇拜,他卻在內心靜幽地禮沐共產主義理想的思想魅力。蘇俄文學作品中的理想主義情懷,和英雄主義情結,似乎為他劈開了堅硬無比的現實世界,在暴力和恐怖的幽暗中,另一個世界的光落入內心。身逢歷史轉折年代,高華對中國近代史的感情,尤其複雜,對中共黨史,則更甚。從黨史出發,追尋一段真實的現代史,不啻一場理性的冒險。《革命年代》是這一場冒險的成果。
中國長期在通往現代的旅途中蹣跚而行,這個歷史敘事修辭,總是顯得太簡單。中國傳統中並不乏現代性的合理因子,如果能及時地善加誘發,未始不能推動現代化的發展,這是持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的判斷。高華對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性的關注,耐心而感性,“南京十年”一輯,為《革命年代》一書中筆觸最細膩柔軟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到現代政府制度的轉變,中國走得艱險,後人也看得壓抑顫心。以黨治國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建立其權威的同時,也滋養了中國本土現代極權主義的種子,它從那時生根發芽,抽枝展葉,其蔭翳甚至散布到當代。
梁啓超在《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中有一句話曰:“革命可以止革命,則國家之福;革命而適以產革命,則國家之禍。”在逸仙博士領導的辛亥革命之後,以革命而催國禍,殃民繼傷國,這樣的故事不在少數,二次革命忝列其中。清亡民興,國民黨面對權力真空狀態時,為獲得全民認可和信任,施行了一系列國家現代化的政治、經濟方面的努力,一度成就輝煌,別開生面。國民黨以現世的美貌,獲得世人認可,也因制度病疴,美貌漸成黃老腰肢粗笨,而失民心。共產黨則是以攝魄的靈魂美,許以未來的美景,獲得人心的,且人心一有逸慢之意,即施心計鞏固陣地。
“太子”孫科,在兩黨斗美時,左右搖晃,隳突東西,黨內政治地位隨之跌宕起伏。歷史的正劇,隔著時間再觀之,總似鬧劇。孫科一生之言行,猶如踩著高蹺舞之蹈之,旁邊是奄奄一息的中國憲政,生命體徵從來沒有強過。多少荒謬伴歷史飛掠而行,高華卻沒有半點感慨流露其中,並不動聲色地錄入蔣介石在孫科死後送上的悼詞:為革命元勛,器量恢宏,才識遠大,力行三民主義,學術造詣淵深。
共產主義式革命在中國遊走,是梁公所謂的“革命產革命”過程中的一環。中共誕生之後,即為自身的社會認可而努力,積極爭取分享權力和影響力。傳奇開始之時,有梨花帶雨狀,一番清新。隨著局勢的變化,中共創新詞,亦推送思想杯酒於民眾跟前,飲者豪情大增,未來充滿希望。高華用《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詳解美酒釀造的過程,英雄史詩,歷時數年精心雕刻斟酌而成一大精神資產。長征成為執政後中共內部選拔提升的一大衡量尺表,由具體事件演化為抽象的、承載特殊意義的符號,參加過長征的人,受到黨和國家厚愛重用。長征在真實敘事裡變聲很久之後,高華用史料,將長征從抽象還原為具體,使其發出粗渾卻有生命力的聲音。歷史學家祛魅的過程,精湛刺激,比時代蒙魅的過程,更像魔法。
人物永遠是歷史的主角,大人物勢灌山河,小人物則凝成一註腳、一旁白。高華在文中,對歷史的註腳、旁白,充滿悲憫,他的文章里,有很多在歷史書上極少出現的小人物的名字,徐孟秋、何滌宙、何胃、郭潛、陳琮英、沙飛等,在高華用文字及理性搭建的舞台上,端莊出場,悲劇、喜劇、鬧劇,都曾是歷史的正劇。思想變化急遽的丁玲不得不說,在歷史漩渦中星光閃爍又無聲淹沒的朱瑞,亦難繞過。
“時代湍流”,成為本書的高潮部分。執政後的中共,對民眾的政治忠誠度的關注,逐日上升。當一個黨派開始全面掌權時,必然需要借勢國家權力的全方位擴張,來提高其權威性。社會不斷承受意識形態的導入,執政黨態度堅決,高度重視民眾的身份和思想的一致性。從權力哲學的角度,高華為大躍進及之後一系列運動,釋以合理的脈絡。
歷史潮來潮去,淹沒多少足跡,來不及感慨,新的一頁又待解讀。高華說自己順著性情,行走在歷史的河流,他的宿命是,自己的文章可能歸類於“歷史考古學”,結論無甚意義。但是,無論如何,高華充當了真相的擺渡者,讓很多人,免予跋涉在荒誕的故事裡。
盤點中國民族史書籍(二)
任何民族都有極端民族主義,漢族也不例外,它是與這個民族同生共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