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境況介紹
宗璞訪談寫宗璞1978年獲獎短篇《弦上的夢》出世的情景令我想起宗璞第一篇有影響的作品《紅豆》的發表和她的一些往事。
那時我們都在剛剛落成不久的灰色大樓———王府大街36號文聯大樓辦公。馮鍾璞小姐（時在全國文聯外聯部工作）拿著一篇小說手稿來找我，我們就算認識了。這篇小說就是《紅豆》。那是北京最好的季節五月的一天。這篇小說在《人民文學》編輯部沒有什麼異議。寫一個年輕女大學生在新、舊兩個世界大決戰時人生道路的抉擇，她選擇了理想，捨棄了初戀的愛情。文筆細膩，情文並茂。這樣一篇佳作便被留在力求體現“雙百方針”的1957年7月革新特大號隆重推出。可是為時不久，開展了反右派鬥爭。姚文元“聞風而動”，向《人民文學》拋出大作《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和創作傾向》
宗璞寫作紅豆 宗璞50年代末調至《文藝報》工作，後來又去《世界文學》雜誌當編輯，我們同處一機關。我們之間的個人接觸不多。只是下農村勞動時許多人聚在一起，偶爾同她聊幾句。宗璞出身學者家庭，西南聯大附中的高材生，自己也是一副學者模樣，戴深度近視眼鏡，性格文靜，通外語。但在熱鬧場合，她也能熱鬧，喜歡同人聊天，談讀過的書，聽故事、講故事。60年代初期，已過而立之年還是單身，或許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她的理想主義和與文學“相愛”的熱度！她或翻譯外國文學，或寫童話。看來《紅豆》遭批評，並沒有使她從此沉寂。自然，宗璞後來找到了她的意中人，仍不改她愛文學的初衷。
60年代初期，文聯大樓有三位活躍的作家（他們均在編輯崗位上），被人們戲稱為“大樓作家”，這便是宗璞、費枝、張葆莘。
宗璞60年代初期發表短篇新作《桃園女兒嫁窩谷》，深受文藝領導人周揚讚賞。周揚之贊，有深意焉，那就是期望宗璞多寫點以工農兵為描寫對象的作品，認為《桃》作是宗璞取得的可喜的進步。那時有個人所共知的說法，就是文藝家應多寫工農兵，方能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桃》作確實是宗璞深入農村生活（宗璞根據幹部輪流下放的規定，下放河北涿鹿縣一年）一個可喜的收穫。但當時就有讀者議論，《桃》作儘管寫得不錯，宗璞給人印象深的作品仍然是《紅豆》。一個作家應該多熟悉了解他所不熟悉的生活，然而全知全能的作家是不多的。畢竟作家往往有他擅長之處。幾十年書齋生活養成的宗璞，她的擅長是寫知識分子。正像作家趙樹理擅長寫農民，要他去寫城市、工人，他不一定能施展其長。粉碎“四人幫”後，宗璞的文學創作仍是以她最擅長的知識分子題材為主，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如1979年的中篇獲獎小說《三生石》和近年在寫
南渡記宗璞其人別看外表文靜，內心卻似一團火，憎愛、是非熱烈分明，追求理想不息。1978年12月《人民文學》發表的《弦上的夢》，是她在“四人幫”倒台後獻給讀者的第一篇短篇新作，這篇小說成稿於1978年6月。宗璞表現了一個作家的敏感和膽識，這是非常可貴的。
宗璞的稿件送到編輯部後，最早讀它的編輯是膽怯而謹慎的。他認為這篇小說明顯的在政治上犯了“忌”，不好發表。複審者讀後卻覺得這篇小說並沒有犯什麼忌，如果說它貶斥、唾棄了什麼，那是貶斥、唾棄了人民皆曰可棄的“四人幫”和他們的種種倒行逆施，而讚揚了人民和青年的新覺醒。可是沒有想到這篇小說送到主編那兒，他亦採取否定態度，理由是這篇小說“寫的幹部子弟（指作品女主角梁遐等人）不夠典型”，建議退稿。我想這不過是他否定小說的一個託詞。作為複審者，我和幾位同事商量了，決定採取拖延處理的“策略”。過了些日子，傳來天安門事件即將正式平反的訊息。我們名正言順地請示了主編，說要邀請作家開個小型座談會，談天安門事件的題材，組織反映這一偉大歷史事件的小說。主編欣然同意。宗璞的《弦上的夢》遂被允許請作家“修改”，而不是退稿。於是才有1978年12月號刊物發在較顯著地位的宗璞的《弦上的夢》。這篇小說於同年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作品簡介
宗璞簡介
宗璞，原名馮鍾璞，現代女作家，1928年7月出生。祖籍河南唐河，生在北京。乃著名 哲學家馮友蘭先生
宗璞宗璞多年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吸取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精粹，學養深厚，氣韻獨特。
主要作品：紅豆》，《弦上的夢》，系列長篇《野葫蘆引》（《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
作者訪談
賀：可否談談您在停筆15後重新拿起筆寫作《弦上的夢》時的一些情況？這篇作品和大約同時的《醒來吧，弟弟》等相比，似乎顯得更為豐滿，今天讀起來仍覺得它並沒有流於單純的義憤和說教。我的一
章瑋訪談宗璞馮：這倒是有一個模特兒，有一個親戚，就是梁遐這樣的人。寫這個孩子還是比較真實的，有人批評這篇小說的結尾好象有點概念化，作者介入發議論，尤其外國人讀起來覺得不太能接受。這個親戚當時並沒有參加“四五”，是我給提高了。這個人的樣子，有些想法，倒是真實的。當時覺得這些孩子挺值得同情，她們在最需要父母的教育和關心的時候，一定要和父母劃清界限，把父母認成敵人。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可是她們都經受過來了，而且這些孩子沒有說變壞，都在逆境中掙扎出來。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事情是很荒誕的。當然荒誕的事情非常多，這是很主要的。
燕南園訪宗璞
永遠的大家閨秀。
這是見著71歲的宗璞的第一印象。
麻白色的短髮輕攏鵝蛋臉型，五官端莊清秀，肌膚仍覺細膩，中等偏高的身挑，著一襲淺藍底碎花的真絲套裙，落落大方，毫無暮氣。即便不微笑，也讓人觸到慈愛；哪怕不開口，也覺著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氣象。
她居燕南園三松堂。
是三松堂讓我這毫無方向感的南蠻女豁然猛醒：我已走進了神聖又神秘的燕南園。
幽靜燕南園的居所多無院牆，只有三松堂這一排有青磚圍牆，院門前還立著一對可愛的小石獅，顯出古意。透過柵欄門，芳草萋萋中三松瀟灑且和諧，並不見威風。便有過客佇立門前良久，想是知道三松堂的。三松掩映的青磚平房從無喧嚷之聲，每次經過，門扉不啟，莫非主人外出了。
霞落燕園（宗璞） 馮家三松堂。讀書人大都知曉。
國學大師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他的煌煌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就是在這裡完成的。巨著可以說從他85歲開始重寫，歷經10年，完成重任，也就謝世了。真箇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大師生時曾真誠感嘆：我一生得力於三個女子——母親、妻子和女兒。他的妻子任載坤先生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當時是女子最高學府，但她終把一切都給了這個家，默默擔起了所有的俗務，直到1977年去世。正是宗璞的雙手接過了母親的重擔，儘管她自幼體弱多病，儘管她並不擅掌勺烹飪，可她盡心盡力，支撐著父親的身心完成巨著，而她的多卷長篇《野葫蘆引》第一卷出後便一擱多年，不能不為憾，可為了父女摯情，值。
我讀中學時，便為她的《紅豆》流了不少淚水。也許不全是因了故事，更是因了那拂之不去的脈脈溫情。文革後，她的《弦上的夢》撥動了多少布滿傷痕的心弦，優美的《三生石》奇特地寫出了荒謬動亂年代中仍存在的一隅綠色，歷經九死心田的溫情仍不變。這兩部獲獎的短、中篇小說，也許作者並不是刻意為之，但它們表述的女性之間的友情，分明是今日熱點女性文學的一重要命題。而《我是誰》，又不僅僅是對非常年月的揭露，其荒誕還是審美意識上的大膽的追求，像羅丹所言，很多藝術家都停留在牆的一邊，很少人翻越到另一邊。她卻是率先到了牆的另一邊。這讓我想起了她的姑母馮沅君，這一位五四時期的大家閨秀，以《旅行》《隔絕》和《隔絕以後》等作品而驚世駭俗，留下了那個時代叛逆之女的形象，雖然馮沅君日後走的是學者之路。
記得是90年代初，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簡訊。原來她的朋友朱虹女士打算將我的作品翻譯到美國，請她徵求我的意見。當時，我真有點傻眼了，初出茅廬的我真有點誠惶誠恐。要知道，她們都是我心儀的知識女性。
我一直心存感激，後來，見過朱虹，可從未見過她。在三松堂的柵欄外幾多徘徊，我不敢攪動這方寧靜，又不願守著咫尺天涯的隔絕。對整個的燕南園，我既心存敬畏，又涌動著莫名的親切。好些日子後，我寫了一封簡訊，放進三松堂門口的木信箱裡，信箱並無鎖。她能收到么沒想到，第二天上午，宗璞老師就來了電話，她說，柵欄門壓根就沒鎖的，一推就開。她不無幽默地說，你來。我們是“閒人”了。
如約而至。是1999年6月5日的下午。天氣炎熱。輕推柵欄，就這樣進了三松堂。輕撳門鈴，開門的就是宗璞。很隨意地說：胡辛吧。同去的還有位三峽學院的訪問學者，說，真幽靜、蔭涼。是的，宗璞說，別人稱這裡是廣寒宮。進到屋裡，忽地有迷宮般的感覺，很有情調。至客廳，尚未坐下，見著一尊放大的黑白照，想必是宗璞散文寫到的，父母游香山讓人“偷拍”的合影，我在照片前默然，竟一句話也說不出。曾在文章中見過大師悼亡妻的輓聯，很感動：“在昔相追隨，同患難，共安樂，期願望齊眉，黃泉碧落汝先去；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這裡是否記載著中國知識分子大國小家的心路歷程。
霞落燕園（宗璞） 客廳里有兩單一三人的一組沙發，周圍的博古架、茶几十分地古色古香，架上陳列的古董也很是貨真價實，書房門口觀見沉甸甸的書櫥一角更見古意，唯有一薄胎瓷瓶，我總有點提心弔膽，怕是出自贛地的注漿冒牌品。
談話亦很隨意。問及南昌大學，說到校長的女婿還是馮家的遠親，在美國科技界發展；又問三峽工程，高峽出平湖的現狀。說80年代一次筆會曾乘船游三峽，至今思來，如夢如幻。那次到了重慶。又若有所思說，40年代也去過。我想，她大概想起已去世的父母和小弟了。這時，三峽學院的學者便請她什麼時候去看看。她說，想去的，只是身體欠佳。她的眼睛已不好使，患白內障，幾天后將去做手術，所以，最近不太看書了；耳朵也有點問題，跟她說話得哇哇叫。而她說話還跟女孩子一樣的嬌甜，慢聲慢氣的，她說話時異常平靜，沒有半點怨天尤人的腔調。一種超脫的寧靜。
說到文學，我問道，《紅豆》里的主人公是否有生活中的原型，您今天如何看《紅豆》。她回答說，《紅豆》所寫的就是當時北平的真實情況。解放前夕，她正在清華大學外文系讀書。那時大學裡，江玫這樣純真的人的想法絕對沒有假，而像齊虹這樣的有國外背景的人也不是太少，他們的想法也是真實的。我不過如實寫來就是了。至於今天如何看《紅豆》她說，曾有人想編一本所謂有爭議的作品，打算收進《紅豆》，來徵求我的意見，我不同意。我認為它根本不是什麼有爭議的作品，它就是好的作品，只不過在當時那樣的境況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已。它當時的確受到批判。但不是太嚴厲，也不是太多。
《紅豆》我已讀過多遍。來三松堂前夜，我又讀一遍，仍倍感傷。我以為她將情感寫得太真實了，欲愛不能、欲罷不忍，難、難、難。江玫的柔弱、純真、痴情和矛盾是真實的，齊虹的自私、複雜、專一和世故也是真實感的，她與他的必定分離難以分離終究分離太叫人心堵得慌。她和他各自的選擇，一個留在祖國，一個飛去美國，應該說江玫是對的，齊虹是自私的，宗璞的傾向也是明晰的，但她即使在那時，也沒將齊虹臉譜化。當走過歲月，回過頭去思，似多了一份寬容和包容。就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和余永澤，中學生時讀余永澤，可說是《青春之歌》中頭號厭惡的人，自私、卑劣，雖有學問，終是小人。但歲月似沒有唾棄這號人物。也許，余永澤自身也有個認識過程吧。《紅豆》雖是短篇，但品味高，盤桓在小說中的是揮之不去的濃濃淡淡的憂傷，題名《紅豆》——此物最相思。這種情調當時會界定為布爾喬亞，可我感觸到她寫出的是人性中最真實也最軟弱的東西。《紅豆》的氛圍似是燕園的。
《三生石》當然也是燕園的氛圍氣息，悲涼之霧，遍及燕園。但就是在那種非常歲月，許多人對燕南園仍滿是敬畏。宗璞的母親就歷經過上百人圍在三松堂門前，爾後，自發地排成隊，只不過進到院裡屋裡轉了一圈，看看在知識掃地的年月，對大師的敬畏怕也難連根拔掉。因為他們都是原創性的，不可替代的。
她告訴我，56號院住過周培源先生，以前櫻花爛漫春來如雪；湯用彤先生曾與她家緊鄰。馬寅初校長曾住63號。對門的60號住過王力先生，那攀牆的一架粉薔薇，暮春時美極了。她說，你會喜歡薔薇的。66號住過朱光潛先生，也有一株白薔薇。朱虹曾是朱先生的得意門生。燕南園裡的銅像是陳岱孫先生，就在他的故居前。問到翦伯贊時，她低聲說了一句：那是很晚的事了。問到冰心，她搖頭說不太清楚，據說在66號院住過。
後來依稀得知，翦伯贊是文革時強令搬到燕南園64號，且夫婦雙雙自殺於此。
我們談了個把小時後，一個很見年輕的女子手握網球拍進來，宗璞告知，是她的女兒。不說新潮，但確新鮮活潑。宗璞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有一陣子，下午課後，常騎車出去漫遊，圓明園、頤和園和荒僻的郊野，哪不去兩代人青春的疊影，讓我感慨生命的有限又無限。眼見時間不早，我們起身告辭。到得院裡，我想為她再照幾張像。她笑說，照出來，可得給我。我說，我爭取照出水平，做您下一本書的玉照。她笑了，輕嘆一聲：下一本書，那得花多少功夫呀。我說不出話，淡淡的悵惘飄忽心頭。歲月不饒人。對誰都一樣。
不久，在中華讀書報“家園”版上讀到她的隨筆《在曹禺墓前》，篇末記：“1999年，清明前後擱置端陽始有撿出”。距我們的探訪不過10天，在她手術前還惦著文章，這份執著和摯愛，還有什麼可說呢，她曾借童話中的吊竹蘭說出：“我要的是我自己，要的是從我自己的生命里發出的顏色。”
燕園文筆依舊清麗雋永，但更見寧靜和透徹。她嘆曰，年輕時其實不懂得什麼是永遠的離別。直到母親、父親先後去世，燕南園中的老人一個個相繼去世，才知道這份夢魂牽縈的沉重和無奈。雖是大自然不可違背的規律，況且多是古來稀以上的老人，可是，也讓她善良溫柔敏感的心感到痛。到1996年底，她父親的學生、她的學長曹禺去世後，她覺得歷史好像翻過了一頁，再也回不去了。“他們都是原創性的，不可替代的。”咀嚼再三，悲涼沁心。
雖有悲意卻從容。她始終童心不改。她寫過一些童話，將對自然的愛，對花花草草的愛溢於言表。三松堂素雅、潔淨，滿眼綠意。那日離去時曾問她，學校派人收拾園子么不，是各家自己拾掇。她說，她的先生身體棒，體力活也幹得棒。她家先生是中央音樂學院的蔡仲德教授，像是研究美學。宗璞是熱愛音樂的。弦上的夢呵。
約摸一個月後，我們在燕南園漫步時，恰遇宗璞。看來是她一大家子人，男女老小都有，宗璞在人群中，且架一副墨鏡。本不該打攪，可我還是衝口而出：宗璞老師——她一怔，隨即摘下墨鏡，像個小女孩般歡天喜地說：你看，我的眼睛已經做了手術了——我連連點頭，祝福她健康幸福。這一大家子就都駐足等我們說話。我深感冒昧，連忙道聲再見。記得清的是壓陣的是一位留著蠻長的齊胸鬍子的身強力壯的男子，似有國學大師馮友蘭的風範，不知是何人。
但願人長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