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上個世紀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他畢生提倡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義,雖然曾受到一些批評,但其主要方面是積極的、進步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閒暇時間,閒暇定終身”等名言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胡適此人人緣非常好,這與他寬容大度的人生智慧密不可分,下面幾個小故事就印證了這一點。
胡適和陳獨秀的友誼始於《新青年》雜誌的創辦。兩人共同扛起文學革命的大旗,吶喊民主與科學,推進白話文運動,他們所倡導的新文化、新思潮、新觀念令整個社會氣象日新。不過,理念不合導致兩人最終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胡適認為,《新青年》應以哲學文學、思想文化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濃,而陳獨秀則堅持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然而,這並未影響他們的友誼,陳一生四次被捕,胡均不遺餘力積極營救。胡適曾說:“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胡適以其寬容大度,做到了雙峰並立,兩水分流。
胡適與魯迅曾經也是很好的朋友。魯迅對《新青年》時期的胡適持肯定態度,稱他是文學革命的最先嘗試者。但是後來,因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魯迅與胡適反目成仇,並多次對胡適進行抨擊,既有直接人身攻擊,又有冷嘲熱諷。對於魯迅的批評,胡適從未回一語,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卻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
胡適在北大任教時,與錢穆常常“互懟”。兩人都教中國通史,但觀點針鋒相對。北大的無數學生和教授太太,都是上午聽胡適的課,下午聽錢穆的課,甚至有學生要求二人同台PK。兩人曾因《老子》成書年代產生分歧,經常在課堂上抨擊對方觀點。一次課間休息時,錢穆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適則幽默地說:“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二人一笑而過。儘管兩人的學術觀點不同,但是胡適對於錢穆的學問還是相當佩服,尤其對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大加褒揚,經常在課堂上對學生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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