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良渚良渚文化，發現於杭州城北18公里處的杭州市餘杭區瓶窯鎮，時間在1936年，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支考古學文化，由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順序發展而來，良渚地區出土的石器有鐮、鏃、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製精緻，特別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說明當時已進入犁耕階段。
2007年發現的良渚古城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瓶窯鎮，處於良渚遺址的中心部位，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總面積約290餘萬平方米。古城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牆底部普遍鋪墊石塊作為基礎，其上再用較純淨的黃色黏土堆築而成，底部寬度多在40-60米，城外有護城河。良渚古城的發現，再次證明了以莫角山為中心的區域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是“良渚古國”的“王城”。
2018年1月26日，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秘書處致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正式推薦“良渚古城遺址”作為2019年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
良渚文化為中國新石器文化之一，同埃及、古美索不達尼亞(兩河領域)、古印度文明遺址並列的人類古文明發祥地。
考察發掘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已相當進步。稻穀有秈、粳稻之分，並普遍使用石犁、石鐮。良渚文化手工業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製作、制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都達到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美，均達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紋飾主題神人獸面紋，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和信仰，並逐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了不少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在形體上已接近商周時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遺址初步報告》。施昕更成為良渚遺址的第一個發現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驅。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掘，使人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禮器，將長期被視為“周漢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自此，長期以來籠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紗被撩開了。
在前一階段考古諸多發現的啟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現了反山顯貴者墓地，瑤山、匯觀山祭壇與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築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遺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目前已發現各類遺址135處，它們共同構成了分布密、類型多、規格高的遺址群落。學者們稱之為“良渚遺址”，它是整個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片“聖地”。
2007年，考古學家又發現以莫角山宮殿為中心的四周還有一圈環繞的城牆。這個大發現標誌著在七十年考古歷程中，繼發現良渚遺址、命名良渚文化後的又一個重要的階段——確立了良渚文明。
遺址發現
1935年5月，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盪的遺址進行發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這種石斧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屬檔案常散落著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麼聯繫呢？良渚為什麼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查的想法。經過多次的調查，施昕更先生採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匯報後，在館裡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
從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了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實物資料，由此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著遠古文化遺存。有了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後，施昕更先生便著手撰寫考古發掘報告，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報告完成，題為《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以下稱《良渚》。書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認識到了良渚遺址古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重要性。雖然他當時認為這支古文化是龍山文化的一支而與後來認定的事實有背，但是應該說，一個年僅25歲，非專業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這樣的學術判斷，已經是十分難能可貴了。事實上，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果，還想繼續發掘考證。但是，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變爆發，粉碎了他的計畫。同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寫的《良渚》一書的印刷被迫中斷，他攜帶原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往浙南，不久即投筆從戎，在瑞安縣抗日自衛會工作。1938年，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幫助，幾經周折，《良渚》一書才得以在上海勉強出版，而被視為珍寶的許多出土器物則因來不及搬遷而毀於戰火了。更不幸的是，這位本來還應該能夠在良渚遺址發掘研究上大有作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紅熱而英年早逝。何天行與施昕更兩位先生對良渚文化發掘研究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正是由於他們的發現才會有今天的，他們是坐在同一條板凳上的兩位先驅。1936年5月，參加發掘杭州古盪古文化遺址，出土的有孔石斧，曾在良渚見過，乃於7月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撿得石器數件，又在地面發現許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帶回杭州，請董聿茂館長鑑別。董認為這些陶器年代很古，說不定是個重大發現，支持他進一步發掘鑽研。同年11月初，再赴良渚，在棋盤墳第一次發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進行第二次及第三次發掘。把發掘範圍由良渚擴及安溪、長命、大陸三個鄉，包括棋盤墳、橫圩里、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許家兜、近山、橫村塘、大雄寺、鍾家村、金家弄、宋村、後河村等10餘村，獲得石器和陶器兩大筐，500餘件。4月，陪同南京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董作賓、梁思永到遺址考察。對三次發掘的出土文物，進行了研究整理。在館長董聿茂和同事鍾國儀等的協助下，於1937年春，寫就5萬餘字的《良渚》一書（又稱《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的初步報告》），製圖100餘幅，詳細介紹發掘經過、收穫，提出頗有創見的看法，由西湖博物館出版。文稿付排後，抗日戰爭爆發，印刷中止。昕更攜帶文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徙蘭溪、永康、松陽，經董聿茂呼籲，浙江省教育廳同意出資付印。1938年秋，《良渚》一書問世，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矚目。1959年底，考古學家夏鼐命名這一新石器文化為“良渚文化”。
文化背景
五千年良渚文化的文物良渚，歷史悠久，人傑地靈，是被謄為中華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發祥地。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
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清單。
良渚文化是分布於環太湖地區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地理分布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脈的支脈，南北與山的距離大致相等，東苕溪和良渚港分別由城的南北兩側向東流過，鳳山和雉山兩個自然的小山，分別被利用到城牆的西南角和東北角，因此，專家推斷，古人在建城時顯然對地理位置經過精心勘察和規劃。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餘杭良渚，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曾經良渚人為了占領這裡，還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當時“良渚”勢力占據了半箇中國，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考古專家認為良渚古城其實就是“良渚古國”。良渚古城的發現，有人認為中國的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發現過程
茅屋復原•良渚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非常意外，緣於一次保護區域內農民住宅外遷安置點的基建項目。當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窯葡萄畈遺址高地西側挖掘時，發現了一條良渚時期的南北向河溝。隨後，考古隊員深入挖掘。洛陽鏟在4米多深的地方，剷頭碰到了石塊，換個地方再鏟，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塊。當泥土一層層挖去，一大片石塊露出來，經過局部解剖發現，這一高地是由人工堆築而成，寬60多米，深近4米。
考古人員發現整塊土地其實都是人工夯築而成——土質為黃土，不同於良渚一帶灰黑色淤泥，明顯是人工從外面搬運而來。在黃土下面，鋪著一層石塊，石塊比較圓滑，應該是從周邊現成揀來的。之後的挖掘證明，這大堆的黃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牆，稻田下的溝渠是護城河。
遺址全貌
古城復原•良渚這座古城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牆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牆，底寬18米，頂寬15米），上面堆築純淨的黃土，夯實。
西城牆全長約1000米，寬約40～60米，南連鳳山，北接東苕溪；接下來，南城牆、北城牆和東城牆依次被發現，同樣是底部鋪墊石頭、大量黃土夯築；城牆環繞著中間的莫角山遺址。與西城牆相比，其他三面城牆相對更考究：鋪墊的石頭尖銳很多，明顯是人工開鑿；城牆外側石頭相對大點，越往裡越小；堆築的黃土層中，有時會摻加一層黑色的黏土層，增加了城牆防水能力。考古人員推測，這些痕跡說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牆，等到建其他三面城牆，經驗更豐富了。
已經發現的良渚遺址，從其位置、布局和構造來看，專家認為當時有宮殿，生活著王和貴族，如今又找到了城牆，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代表文物
新石器--良渚玉梟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為突出。玉琮作四方柱形，中間有圓孔，外周有飾紋。《周禮》中記載玉琮是祭地之器。中國古代有“天圓地方”之說。故玉琮被列入中國傳統的玉禮器“六器”之一。
良渚文化玉琮出現最晚，但數量最多，器型最大，形式多樣，幾乎每件都有紋飾，製作極為精美，為迄今所知新石器時代玉琮中形式最全、工藝最精湛的作品。此外玉串飾組合也很豐富，造型新穎別致。一般由玉管串成，玉璜為墜，上飾神徽圖案，顯然是高等級的裝飾品，其主人應是氏族的首領或貴族，還有一種奇特的玉冠狀器，形似神人紋頭上的羽冠，下端有榫和穿孔，有的飾神人紋，也應屬於圖騰或宗教意義的禮器。
十二節玉琮
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通高31cm，大端邊長7.5×7.5cm，小端邊長6.5×6.4cm。
玉琮本青綠色，玉料斑駁，後沁為黑褐色和暗紅色。以12節簡化的人面紋為飾，每節均以棱為中心，刻飾簡化的神人紋，冠、嘴均簡化，大多眼紋已模糊不清。玉琮兩端對鑽孔，呈明顯的喇叭口狀，管鑽穿孔。在大端射口中間部分雕琢一符號。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後世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認為璧和琮象徵著天圓地方，為十分重要的祭祀禮儀用器。
刻有符號的良渚文化玉器，主要為玉璧與玉琮，但數量不多。有人認為這些符號可能與原始文字有關，也有人認為與原始宗教有某種聯繫。故宮博物院藏品。
神人紋玉琮王
高8．8厘米外徑17．6厘米1986年浙江餘杭反山遺址12號墓出土，現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為迄今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稱為“琮王”。紋飾是人面與獸面的複合形象，是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典型圖案，反映了良渚人高度發達的宗教信仰體系
歷史時期
良渚 黑陶瓶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時期，農業已率先進入犁耕稻作時代；手工業趨於專業化，琢玉工業尤為發達；大型玉禮器的出現揭開了中國禮制社會的序幕；貴族大墓與平民小墓的分野顯示出社會分化的加劇；刻劃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認為是中國成熟文字出的前奏。專家們指出：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發展分為石器時期、玉器時期、陶器時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達到了中國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數量之眾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時期中國乃至環太平洋擁有玉傳統的部族中，獨占鰲頭。而其深涵的歷史文化底蘊，更給世人帶來了無限的遐想。文字是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在良渚文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單個或成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劃符號，學者們稱之為“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生產已相當發達，從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農具看，良渚人已擺脫一鏟一鍬的耜耕而率先邁入了連續耕作的犁耕階段，從而為當時社會的繁榮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稱，胎質細膩、造型規整，器種變化多樣，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壺的組合，構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社會進程
良渚文化所處的太湖地區是我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眾多的良渚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較多的石制農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由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階段，這是古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進步。
由此帶動了當時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制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緻的治玉工藝，表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器等，均表現出當時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內涵。
柱形玉器 新石器時代良渚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台，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建設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衝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
而這種差別中蘊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通過凌駕于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大型墓台的建設工程量巨大，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建設能力。如此大規模的建設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保證，否則是難以想像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繫。可以說，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著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建設工程的社會權力。
這種社會權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現在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個複雜的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數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紋飾，表示著每件玉器上凝聚著多量的勞動成果，製作者必須從日常的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的那種勞動狀態下擺脫出來，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而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群體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範，圖案花紋雕琢規範，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
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埋於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貴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而在那些散落於居址周圍的所謂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這些小件玉器僅為管、珠及單件錐形器，而無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墓葬可視為平民墓。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級差別。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發現的一些製作精緻的刻有繁縟的蟠螭紋或鳥禽紋圖案的陶製雙鼻壺、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貴族墓，它們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係。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係。以用玉制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歷史意義
良渚文化城址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發掘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項課題，它關係到國家的起源。良渚城牆的發現讓人更加確信中華文明至少誕生於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前。良渚文化一向被譽為“文明的曙光”。在中國史前文明的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考古人員2007年11月29日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萬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遺址的核心區域被發現。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等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可稱為“中華第一城”。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認識，標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分布於餘杭境內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國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遺址群將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
良渚玉器
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相當精美。
良渚人
良渚文化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圖案不斷地反覆出現，這個圖案的形態特別像一尊英武的戰神，不由得使人聯想到好戰的蚩尤。古史傳說中的蚩尤是中國東南方的蠻夷，非常英勇好戰，為了擴大勢力範圍，不斷地與其它的部族發生地盤爭奪戰，屢戰屢勝，被尊為戰神。
良渚文化中石鉞非常發達，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強悍；蚩尤戰爭節節勝利之時，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發達之時；而蚩尤最終被黃帝打敗的時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敗的時候；傳說中的蚩尤其它的幾個部落聯盟同屬東夷集團，居于山東和長江三角洲一帶，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領叫九黎的大部落聯盟，它的分布範圍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強悍的良渚人應該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們信奉鳥、獸，把它們當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鳥、獸圖騰，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圖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鳥、獸，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種圖騰。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文化價值
歷史意義
良渚文化時期
的城址發掘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項課題，它關係到國家的起源。良渚城牆的發現讓人更加確信中華文明至少誕生於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前。良渚文化一向被譽為“文明的曙光”。
在中國史前文明的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現為神木石峁，425萬平方米），水平最高。考古人員2007年11月29日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萬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遺址的核心區域被發現。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等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同時代中國最大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發現的，可稱為“中華第一城”。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的原有認識，標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分布於餘杭境內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國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遺址群將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
遺址申遺
2012良渚論壇
2012年10月27日，良渚遺址遺產闡釋展示專家諮詢會在杭州餘杭良渚舉行。來自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和省市文物考古、文化遺產保護、展示設計等領域的諸多專家學者為良渚遺址遺產保護、展示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把脈出招、建言獻策。
良渚遺址作為中國史前良渚文化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中心，是中國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一,1996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和2006年，良渚遺址兩次進入中國政府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目錄》預備清單，2012年被第三次列入預備名單。
良渚遺址申遺
2013年，完成核心整治區和安置點征地拆遷、土地流轉工作；
2014年3月，正式向國家文物局提交良渚遺址申遺提名檔案；
2014年9月底前，提名檔案提交聯合國世界遺產中心預審；
2014年基本完成遺產監測體系、展示設施建設；
2015年1月底前，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委員會（教育部）正式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遞交申遺檔案；
2015年6月，接受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專家現場評估；
2018年6月，力爭在聯合國世遺大會上表決通過。
專家評說
有位作家曾經讚美到：“良與渚的組合，即是美好的水中之小洲！如一首優美的詩，似一幅清麗的畫……也許是因了她的美好，才逗引史前時代的先民們在這裡落腳；也許是因了先民們的耕耘開拓，才使這兒有這么美好！”
是虞朝文化在中國東南地區太湖流域的華夏文明早期文化類型。
四五千年前，良渚先民就是在這片土地上耕耘勞作，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今這片美麗的綠洲上面，仍是青山綠水、紅花金谷。但是這些看得見的東西，遠遠不及在地層下埋藏著的、良渚先民們遺留下來的無數寶藏更具有價值。良渚就像一位身穿綠衣就插紅花的美貌少女，懷抱著許多無價之寶，沉睡了四五千年。直到六十多年前，後人才將這位熟睡的病人喚醒。從此，良渚文化被認為是中國文明發展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而載入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