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況
馬橋遺址-出土文物距今5500年，馬橋遺址已經形成陸地。從菘澤文化至良渚文化過度時期，先民們就開始在這裡繁衍生息。至夏商時期，成為環湖地區面積最大、最具有當時社會生活面貌的典型村落，總面積超過150000平方米，範圍之大為同一時期遺址所罕見。1982年被考古界定名為“馬橋文化”。春秋戰國至唐、宋、元時期，這裡一直是先民們的定居地。1978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陳列館分三個部分：良渚文化、馬橋文化和春秋戰國至唐宋元，文物200餘件。
1959年底發現，1960年開始發掘。面積1萬餘平方米，已發掘了一部分。遺址包括三層不同時代的文化遺存。上層為晚期幾何印紋陶文化，出土的有印紋硬陶壇、罐、碗、壺和原始瓷器，屬春秋戰國年代。中層為早期印紋陶遺存，屬商代。下層疊壓著典型的良渚文化，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四五千年。文化遺存下面還有一條貝殼沙帶，說明遺址所在地是古代海岸，古書上稱為“岡身”。馬橋古文化遺址處在崗身地帶上，崗身即古海岸遺蹟，為研究上海地區的成陸年代和文化歷史提供了確鑿的證據,遺址的發現，將上海一帶的歷史推前了2000多年,同時這個遺址的發現再次的說明上海地區從新石器時代至唐宋時期古代人類生存環境的變化及生產活動的狀況，對研究上海的古代歷史有很高的價值。
陳列館第一部分
馬橋遺址馬橋遺址在上海市區西南的閔行區（包括原上海縣，撤縣後與原閔行區合併）馬橋鎮以東2公里，北緯31度2分、東經121度23分12。遺址發現於1959年，20世紀60年代進行過兩次發掘。
對馬橋遺址分布範圍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20世紀60年代的兩次發掘認為，遺址的分布面積大約500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北松路南的俞塘河南北兩側。通過20世紀90年代的田野工作，對馬橋遺址的分布範圍和規律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認識。
馬橋遺址的文化遺存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良渚文化（個別遺存可以早到崧澤——良渚過度階段）。根據歷次發掘結果，良渚文化遺存在遺址中部（I區和20世紀60年代發掘區域）比較豐富，主要分布於砂堤之上和砂堤西側，地層堆積比較厚，既有居住遺存，也有墓葬。在遺址北部（II區）、良渚文化遺存比較貧乏，以墓葬為主，也分布在砂堤之上和砂堤西側，砂堤東側只有小範圍的零星分布。第二階段是馬橋文化，這是該遺址最重要，也是分布面積最大的文化遺存，它們在遺址中部和北部、砂堤之上和東西兩側都有分布，而且相當豐富，是這個時期環太湖地區極罕見的一處大型村落遺址。第三階段是春秋戰國至宋元時期，發現了不同時期的文化層堆積、戰國時期和宋代墓葬，唐代水井等遺存。
陳列館第二部分
馬橋文化灰坑馬橋古文化遺址的第四層被考古界視為太湖地區（包括杭州灣地區）的一個典型遺存，1982年定名為馬橋文化。
馬橋文化有一個奇特的返祖現象：即在其他地區良渚文化晚期出現的許多耗工費時的稀世珍品，包括玉器，帶細刻圖案的陶器、象牙器，在馬橋古文化遺址中均未發現，遺存只是些粗陋的陶器雜件。同時，作為馬橋文化原始文字的形器結構和表意方式，比上距千年的良渚文字更為簡單。這種現象，考古界認為除社會發展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受生態環境的影響。新石器晚期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海浸。沿海先民不得不離開故土，遠走他地。這一地區眾多聚落荒廢，人大批死亡，造成馬橋文化突然衰落，與良渚文化風格傳統淵源相中斷。
馬橋文化特徵：出現刀、鑿、鏃等小件青銅器，未發現鑄銅工具。石制生產工具仍極為盛行。有翹刃石斧、段石奔、長三角形石犁、帶柄三角形石刀、斜柄長條形石刀、石鏟、半月形石刀、石耕田器，以及扁平三角形石矛。
陶器有三大陶系。夾砂繩紋（或籃紋）紅陶約占25.9%，器形主要是鼎足，有凹弧形、圓錐形和舌形3種。其次為甗和釜，甗是連成一體的甑和鼎的組合，炊器中鬲一件未見。呈各種陶色的印紋陶（有淺黃、橙紫紅、紫褐色），約占41.1%，紋飾有脈紋、籃紋、席紋、方格紋、回字紋、雲雷紋等，器內壁都留有填印窩；底部都是圓底內凹，有折沿弧的罐和盆、帶圓把的杯和鴨形壹等器形。在這些器物的唇沿上，有的注有一個或數個相同的刻劃符號。灰陶、黑衣陶和黃衣灰陶，約占33%。都是平底或圈足器，器唇以素麵為主，有的在肩腹部壓印一條帶形的雲雷紋或魚鳥紋，器有觚、觶、尊、豆、簋、瓦足盤、袋足盉和澄濾器等。上列各陶系陶器的製法，前兩種為泥條盤築法加輪修，後一種為輪制。
馬橋文化時代：地層處西周印紋陶遺存之下，而疊壓於良渚文化層之上。其時代應早於西周而晚於良渚文化。根據碳——14和熱稀光測定的數據分析，遺址第四層陶片距今為3030+-333年。出土遺物中如觚、觶、尊、豆、簋、瓦足盤以及拍印的雲雷紋等特點與中原地區河南偃師二里頭、鄭州二里崗的夏商文化有緊密的聯繫，其年代應相當於夏商時代。馬橋文化的起源、去向：考古界認為，馬橋文化可能是起源於良渚文化而接受了南方印紋陶和中原地區文化影響的文化遺存。良渚文化影響。生活用具中炊器多為鼎，泥質黑衣灰陶，質軟而細膩，陶衣容易脫落，製法多用輪制；生產工具如有段石錛、三角形石犁、石鐮和石耘田器等，都與良渚文化的特徵基本相同。在地域上，馬橋文化與良渚文化也處於同一分布範圍。
第五層。青灰色土，深2.10~2.70米。除包含稀少的紅燒土粒外，另有以素麵為主的泥質灰、黑陶和夾沙陶片，形器有實足盉、圈足盤、闊把杯、貫耳壺、“T”字形足鼎等。還發現建築遺蹟、蛤殼坑和墓葬。此層為良渚文化層。第五層之下。為青灰色生土層。是在發掘的遺址範圍內，發現的一條南北向延伸的介殼沙帶，寬約45米，厚1.0~2米以上。介殼沙帶西側呈60度斜坡，東側比較平坦，坡度較小，有三條海浪衝擊成的灘脊。介殼沙的組成，除沙粒外，主要是蜆、蚶、蟶介殼的碎片，也有牡蠣、文蛤、青蛤、圓田螺、環稷螺、礎卷螺介殼等。這是一條稱為岡身的古代海岸遺蹟。遺址遺存出土文物。有石、玉、陶、骨和銅器文物500餘件。
墓葬。良渚文化墓葬10座，均處第五層底部和介殼沙層之上。未發現墓坑，墓葬均平地堆土而成，分布無規律，除一處排成一列外，其他均四散。這種分散埋葬，可能是母系氏族崩潰和父親家庭興起的反映。人骨保存較好，葬式全系仰身直肢葬，多頭向南偏東。隨葬器物很少，其中女性人骨一具，50~60歲，頭向170度，頸部左側和左肩之間，放一件泥質黑衣陶帶蓋貫耳壺，骨盤右方有一件圓錐形石飾。兒童人骨一具，4~5歲，頭向175度，隨葬陶器6件，均堆壓在人骨的胸腹部。有泥質黑衣陶帶蓋貫耳壺、豆各2件，泥灰陶盤和夾砂紅陶釜各1件。
柱洞遺蹟。柱洞排列略呈圓角長方形，其間的範圍東西2.2米，南北1.6米。方向160度，與同層墓葬方向一致。柱洞呈圓形，最大直徑僅1厘米，中空，似插細竹竿的小洞。柱洞間距2~20厘米不等。灰坑、燒塘。商代灰坑14個，燒塘10個。灰坑口一般從第四層土下伸到第五層土，有的打破生土層。灰坑呈不規則圓形，坑深0.7~1.4米坑內填滿灰燼、動物殘骨和陶器碎片。灰坑與燒塘都有相當距離。燒塘是一種淺盆形小土坑，塘內有灰燼和燃燒過的土塊等痕跡，也有不少動物殘骨和陶器碎片。
陳列館第三部分
馬橋文化陶三足盤馬橋遺址第2層，根據土質、土色、出土遺物細分為2A、2B、2C、2D共四小層，包含良渚文化、馬橋文化、春秋戰國、唐宋明清各個時期的遺物。2D層包含物最晚為春秋戰國時期，2C層包含物最晚為唐代，2B層包含物最晚為宋代，2A層內包含物主要為明清至近現代瓷片、殘磚瓦等，故確定2D層為春秋戰國堆積層，2C層為南朝至唐代堆積層，2B層為宋代堆積層，2A層屬於明清至今堆積層。這從一側面反映出馬橋遺址延續時間比較長，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今，斷斷續續有人類在此活動。
馬橋IIM203隨葬的泥質灰陶罐，為春秋戰國常見的器形，罐上的S紋為戰國時期盛行的紋飾，此墓時代應為戰國時期。IIJ207、IIT836(2)C層出土的4件青瓷碗，上海地區發現較少，在浙江德清、寧海都有發現，為比較典型的唐代仿越窯瓷器。IIJ207出土的長沙窯瓷器，在馬橋遺址中尚屬首次發現，對研究長沙窯瓷器的造型、裝飾藝術、國內分布情況，特別是唐代的海上交通貿易和唐代青龍鎮的興起具有重要的意義。IM6、IM7、IM8出土的韓瓶，在上海地區宋代墓葬及宋代堆積層中普遍有發現，在長江中下游一帶也經常出土。上海出韓瓶最多的地區為上海市青浦縣舊治所在地，鎮內一高台地內出土了大量這種四系瓶，當地人稱此地為“酒瓶山”或“韓瓶山”，當地人說是韓世忠以酒肉犒勞三軍時丟棄的軍用水壺，估計此瓶與韓世忠曾駐師青龍鎮有關，後來也傳入民間廣泛使用，民間用其汲水、裝水。
IG101出土的青瓷摺扇紋刻花碗為仿宋代龍泉窯的產品，同上海市奉賢三團港水利工程中出土的青瓷刻花碗相近。二者為同一產地的產品，產地可能為福建泉州港、廈門和閩北地區。IM6、IM7、IM8皆位於IT1107西部，由南向北布列在一條直線上，墓向大致相同，墓口皆開在(2)B層下，墓葬形制皆為土坑豎穴墓，葬具木棺槨，墓內的隨葬品如：IM6、IM7內的青白瓷碟、瓷碗，形制、釉色基本相同，具有明顯的北宋瓷器的特點。三座墓隨葬的韓瓶，器形也大同小異，可推斷為一處北宋家族墓。墓葬內出土的青白瓷碗、碟，燒制比較粗糙，似為福建閩北地區燒制。
發掘報告
馬橋遺址-出土文物對馬橋遺址和馬橋文化全面深入的研究，其成果是迄今為止最翔實的馬橋文化遺址發掘和研究報告，完整地公布了所發現的文化遺存和自然遺存，發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馬橋發掘報告不僅能使學術界能夠比較全面地認識馬橋文化，推動環太湖地區古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且還有利於夏商時期中原與周邊地區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的開展，對探討長江流域文明化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
出土文物
馬橋遺址觀察和測試表明，印紋陶器的顏色、硬度和質量同它們的原材料成分組成、燒制溫度和氣氛密切相關。馬橋文化的陶器生產處於技術創新的轉變時期，印紋陶中新出現了火候相當高的硬陶，其燒成溫度已經達到1100度左右。硬陶陶胎的化學組成中，二氧化矽和熔劑的含量不同於軟陶，表明陶工已經懂得選擇特殊的原材料燒制硬陶。原始瓷是在燒制硬陶的基礎上發明的新工藝和新產品，硬陶的生產為原始瓷的發明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技術準備，人們對產品質量的追求和對美的渴望是原始瓷誕生的真正動力。原始瓷表面有一層光亮的釉，馬橋文化的原始瓷既有青綠釉，也有黑釉。通過這項研究，我們認為環太湖地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出產地之一，黑釉原始瓷尤為罕見，可以將黑釉原始瓷看作是馬橋文化的一大發明。
文物研究
馬橋遺址根據形體不同，馬橋文化的陶文可分六類。陶文的載體比較固定，絕大多數刻在紅褐陶系陶器的口沿上，從功能上看多為盛儲器。紅褐陶系的生產工序多，盤築成型和拍打裝飾要分別進行。盛儲器中大器比較多，為保持形態的穩定性，對成型工藝有特殊的要求。生產紅褐陶器對燒制技術的要求也比較高，要特別注意胎料和窯溫氣氛的匹配。因此從生產技術角度，紅褐陶器被看作是比較特殊的陶器大類。
陶文相對固定在紅褐陶器大類可能與它們的工藝過程比較複雜有關，在這類陶繫上刻陶文是為了記錄一些與制陶相關的事情。紅褐陶系工藝的最大難題是胎料的選擇、處理和陶窯的溫度氣氛。馬橋文化對此掌握不好，陶器的硬度和色質差別很大，次品量比較多。為了技術的改進提高，制陶工匠們一定經過了艱辛的探索與不斷的總結，有必要記錄製陶泥料的來源、數量和加工形式，也要記錄陶窯的類別、陶器在窯內的位置等。另外，陶文中的數字可能記錄了陶器生產的批次和數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