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歷程
汪集暘汪集暘，1935年10月11日出生在江蘇省蘇州吳江縣嚴墓鎮（今蘇州吳江市銅羅鎮）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1932年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在杭州兩浙鹽務管理局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後，隨父母舉家內遷，途經香港、海防等地進入昆明，住在父親的工作單位雲南鹽務管理局宿舍所在的南強街上，離南屏、大光明兩家電影院很近，因此放學回家的路上總要去看看電影院門口的廣告，只要是新片就想去看。由於父親就讀的東吳大學是教會學校，英文較好，思想也比較開放，工薪家庭的經濟雖不算富裕，但對子女的合理要求還是儘量滿足的。因此只要有新片，汪集暘總是能向父母要到錢以一飽眼福，有時父親下班後還主動帶汪集暘去看新片，並講解內容(原版英文片)。
1945年抗戰勝利後，汪集暘又隨機關遷回杭州，進了杭州市的一所私立學校宗文中學，念了不到三個月就得了一場傷寒症，險些把小命送掉。休學一年身體恢復後，進家鄉最好的一所中學——育英中學(現名震澤中學)。
1949年解放時，汪集暘正好國中畢業。1950年又舉家從家鄉遷往杭州，汪集暘考入了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簡稱‘杭高’)。‘杭高’是解放前江南四大名中之一(其他三所分別為：上海南洋模範中學、蘇州中學、揚州中學)，具有優良的校風和學習空氣。凡考入該校的無論是本市還是外地生都一律住校，吃一樣的一伙食，有統一的作息時間。一般早自習都大聲朗讀英文，晚自習做數理化習題。‘杭高’重理輕文的傳統是很突出的，畢業生到北方就上清華大學，到南方就去上海交通大學，學醫學文的為數極少。汪集暘在這種環境薰陶下也就由原來國中時的‘喜文’變為‘重理’，雖然汪集暘對生物學科一直很有興趣，並且父親也一直希望汪集暘學醫。1952年由於聯考生源不足，春季班提前畢業，汪集暘考取了北京地質學院。
進入地質“黃埔一期”，奠定人生基石
汪集暘舅父朱庭祜是中國最早學地質的十人之一，在中央地質研究所(北大地質培訓班，三年制)與謝家榮、王竹泉老先生等人同班。解放初期他在浙江大學地質系執教，由於他在美國念研究生時看過一些大壩的工程地質，因此50年代初興建新安江水庫時他經常帶學生去野外考察，每次回來都帶回不少標本。當時汪集暘覺得挺好玩的，與很多學地質的人一樣認為學地質可以遊山玩水，加之當時要填三個志願和十五所學校，也就將地質填上了。
汪集暘汪集暘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第一屆入學的，後來那屆老同學自封為‘地質黃埔’(北京地質學院)一期畢業生。因為北京地質學院是由中國地質界的精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院校的地質系組建而成的，教的都是名牌教授。汪集暘進入的水文工程地質系第一任系主任是袁見齊先生，第二任是楊遵儀先生，第三任是王大純教授。一年級給上普通地質課的是郝詒純教授，二年級地史古生物是尹贊勛先生講的，三年級地貌第四紀是袁復禮老先生親自上課。專業課水文地質、工程地質沒有現成教材，由王大純、張鹹恭一邊翻譯參考前蘇聯教材，一邊給上課，真是十分辛苦。大學四年中，同學們普遍反映課程太多，負擔太重。水文工程地質系四年中要學37門課，除地質類課程外還要學許多工程類科目，如機械製圖、機器零件等，因為按前蘇聯的高校劃分及培養目標，地質學院屬工科類院校，其培養目標為工程師，因此必須學習很多工程科目。相反一些地質類基礎課程如構造地質、岩礦等反倒削弱了。
1956年大學畢業後，汪集暘即進了俄語專科學校(北京外語學院前身)留蘇預備部學習俄語並於1958年底派往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攻讀副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地下水資源評價專家普羅特尼可夫教授。當時他正在從事一項工業利用溴、碘地下水資源的科研項目，因此汪集暘的論文也就圍繞這一課題進行，並於1962年6月通過了題為《西西伯利亞自流水盆地溴、碘地下水資源分布》的副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同年7月回國。在前蘇聯學習的三年半時間裡，除撰寫論文外汪集暘還學到了不少做研究工作的方法。記得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汪集暘所在的水文地質教研室主任、國際著名水文地質學家奧夫欽尼可夫教授的一番話，他說科學家與工程師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能預知未來，而後者只能按現成的樣子去做。他還說，帶研究生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學游泳式的帶法，即把學生放到游泳池中去，讓他自己學習游泳，看他快要沉下去時才撥弄他一下，幫他一把；另一種是教國小生式的帶法，即導師手把手地教學生，甚至連論文提綱導師都得幫助寫好。他主張第一種帶法，而不主張第二種帶法，因為第一種方法培養出來的學生工作能力強，有創造性；第二種方法培養出來的學生恰似溫室里的花朵，雖然好看，有時也能得高分，但不中用，經不起風雨，，見不得世面。汪集暘覺得奧夫欽尼可夫教授講的很有道理，因此，汪集暘於1986年起帶博士研究生後也用這種方法，效果很好。
地熱研究
汪集暘文字書寫1962年10月底汪集暘正式來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在水文地質工程地質研究室當助理研究員，室主任是中國著名工程地質學家谷德振先生。考慮到汪集暘在前蘇聯學的是深層地下水，且偏重於水文地球化學，因此，他就讓汪集暘去四川省自貢搞滷水。當時中國鉀肥資源十分短缺，想從滷水中提鉀。工作不到兩年，1964年底就開始搞‘四清、社教’，隨後即開始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到70年代初都沒有進行過正常的科研工作。 1971年底汪集暘從中國科學院湖北廣化寺‘五七’幹校回北京後，即開始了地熱研究。當時一方面國際上由於能源(石油)危機的出現，各國都在探尋新能源，地熱(溫泉、熱水)即為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在中國最臨近南方的大型煤礦河南省平頂山出現了井下熱害，在平八礦巷道中湧出一股38℃的熱水，嚴重影響生產。當時燃料工業部(包括煤炭、石油、化工三大部)向中國科學院求援，希望能配合進行有關研究工作，這任務就落到了新組建的地熱研究組身上。
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後期，汪集暘參加了廣東豐順地熱田的前期調研工作，平頂山煤礦的礦井深部地溫預測及熱害防治研究，以及中國煤礦地溫調查。通過這些工作，在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的同時掌握了一大批地溫數據及岩石熱物理性質參數，這就為今後開展的理論地熱學主要組成部分的大地熱流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裡必須指出，在汪集暘從事地熱研究的過程中，中國地學界的老前輩包括黃汲清、李春昱、顧功敘、傅承義等都給予了大力的支持，特別是當時的地質所所長張文佑先生和塗光熾、葉連俊、劉東生教授更是備加鼓勵，悉心指點。1979年在《地震學報》首卷首期上發表中國第一批大地熱流數據時，顧老、傅老對全文進行審閱並對英文摘要逐字作了修改。
美國進修
1979年至1981年，
汪集暘作為中國科學院首批派遣的訪問學者，在美國進修了兩年。第一年在美國東部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地學系，當時系裡的柯斯坦(Costain)教授拿到一個能源部關於美國東部大西洋沿岸中低溫地熱資源評價的項目，經費相當充足，汪集暘就結合該項目進行研究。工作過程中發現美國東部地熱資源分布與華北盆地頗為相似，汪集暘就將在華北地區的工作作了介紹並指出一些可資借鑑之處，Costain教授十分高興。
汪集暘1980年，汪集暘轉到西部舊金山市南面門羅公園(MenloPark)美國地質調查所西部總部地熱部作研修。該部主任為國際知名理論地熱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拉根布魯克(Lachenbruch)博士。他工作勤奮，治學嚴謹，但又十分平易近人，對家人、對學生、對朋友從不擺‘院士’架子，有時還像一個大孩子似的十分天真，汪集暘從他那裡學到了不少理論地熱學的精髓和為人的真諦。在美國地質調查所西部總部還有一位地熱學家懷特(White)博士，他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早年在史丹福大學念了化學和地質兩個學位，對高溫地熱系統的熱液成因有深入的研究，並且也是將氫氧同位素技術套用到地熱研究中來的先導者之一。他得知汪集暘是水文地質出身且從事過深層地下熱水水文地球化學研究時感到非常高興，親自帶汪集暘到美國西部幾個有名的典型高溫地熱系統去考察，受益良多。
職業成就
汪集暘在中國開展系統的理論和套用地熱研究，在大地熱流、深部地熱、礦山、油田地熱和地熱資源方面取得創造性的成就並建立起頗具特色的中國地熱研究體系。 20世紀70年代開展大地熱流和礦山地熱研究工作，填補了中國這一領域的空白；20世紀80年代開展深部地熱研究，恢復了華北盆地中新生代熱演化史；在攀西古裂谷地區提出岩石圈熱結構模式並確定出中國第一個“熱流省”；提出在中國東南地區這類複雜的碰撞造山帶，熱流(q)生熱率(A)線性相關律不成立的新觀點；根據地質構造特點將中國岩石圈熱結構劃分為五種類型，其中藏南為“熱”殼“冷”幔，華北盆地為“冷”殼“熱”幔；指出中國大陸地區總的熱背景並不高但具“東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點。
汪集暘在套用地熱方面開創礦山地熱工程科技領域，提出礦山地溫類型劃分及礦山熱害防治的地質工程措施；提出中國地熱資源形成分布的構造熱背景；對東南沿海地區水熱系統屬性提出新看法，認為該區不可能賦存高溫地熱資源；提出中低溫對流型地熱系統成因模式並撰寫出世界上第一部專著；指出中國大中型含油氣盆地地熱特徵並從地熱角度對油氣資源潛力作出評價；首次將岩石圈熱結構概念引入含油氣盆地研究，指出東部“熱”盆、西部“冷”盆產生的深部地熱背景。20世紀90年代在系統總結中國理論及套用地熱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編制出《中國大陸地區大地熱流分布圖》和《中國溫泉及放熱量分布圖》(1∶600萬)，以及《中國莫氏面溫度分布圖》和《中國熱岩石圈厚度圖》(1∶1200萬)等一系列圖件。
汪集暘還撰寫出英文版《中國地熱》(《GeothermicsinChina》)專著一本。從而對地球科學理論和國民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曾獲中國科學院及其他部委自然科學及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4項，出版學術專著7部及學術論文百餘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