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起源
槐樹槐書是活躍在南陽大地上的稀有曲種，它發源於新野，原本是耍猴時伴唱的民歌小調，約在清代光緒年間經沙堰鎮盧堰村一玩猴藝人（姓名已不可考）的加工改造，形成的一種唱腔優美、調門獨特的曲藝新品。槐書曾一度匿絕，1961年新野縣文化館協助77歲高齡的槐書藝人汝新和（藝名汝和尚），搶救挖掘，才得以傳世，重見天日。槐書，原本是玩猴藝人外出還鄉後趁有餘閒，在自家門前大槐樹下與當地鄉親自娛自樂的藝術形式，故而人們稱其為槐書。槐書初時多為單口唱或雙口對唱，只有鑼鼓伴奏，沒有情節。解放後藝人將它改造成三人唱或多人唱，並融合了其他兄弟曲種的特長，改新了唱腔，加進了小鑼小鼓等伴奏樂器，成為一種深受南陽民眾喜愛的曲藝形式。它的藝術形式臻完於清光緒二十年（1895年）。據考證，其基本樂調只有4個樂句，鏇律、過門都具有濃郁的西北韻味，敘事性較強，曲調十分明快。槐書新生後，代表藝人有新野縣的曹獻珍、呂成敏等，代表曲目有《崔羅斗》、《叉衙門》、《夫妻倆》等，並傳播於唐河、南召、新野、淅川等縣。
表演形式
耍猴表演改革開放以來，新野縣為發掘保護民間藝術，組織力量，投入近100萬元對瀕於滅絕的槐書進行了大力搶救，先後整理排演了《叉衙門》、《雙育苗》等20多個傳統節目，成立了槐書曲藝隊，在繼承與發揚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弘揚了槐書藝術，創作了《愛我中華》、《上夜校》、《新野縣城新面貌》等10多個新劇，很受民眾的喜愛，給人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樂趣。
主要特徵
有近千年歷史的民間藝術奇葩――新野槐書，時下又復出於“猴藝之鄉”河南新野。
槐書為新野獨有曲種。人們外出還鄉，就在村莊大槐樹下給鄉親們演唱。久而久之，人們稱它為“槐書”，即槐樹底下說書之意。槐書初為單口唱或雙口對唱，鼓鑼伴奏，兼有猴戲、雜技、戲曲、民歌等特點。表演時，演員與受馴動物猴、狗、山羊等配合，男女主角邊跳舞、邊口噙兩片槐葉演唱台詞，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情趣，深受觀眾喜愛，被有關專家譽為“華夏獨曲”。
光緒年間形成於新野縣沙堰鎮蘆堰村。辛亥革命undefined前夕已瀕臨消亡。1961年，新野縣文化館記錄了汝新和所傳《打蠻船》、《小姑賢》、《崔羅斗》、《叉衙門》等17個曲目的文字、曲譜，使該曲種得以流傳至今。
發展歷程
槐書據史書記載，槐書始於北宋徽宗年間。當時，新野城北二十五里的盧堰村，有盧氏三兄弟，耍猴為生。嘗試著在猴戲中加一些雜技節目，如翻斤斗、玩劍、飛腳、鑽火圈等，編成小故事並配以唱詞，演出較為活躍。後來，邊演出邊配一些地方民歌、戲曲，又伴以鼓、鑼烘染氣氛。為消除方言語言限制，又用吹槐葉模仿人語唱出台詞，形成了其獨特的藝術形式。“槐書”也由此得名。
清朝後期，一些藝人以演槐書的形式發動民眾參加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遭到了殘酷鎮壓。槐書由此衰敗下來，只有少數藝人以自娛自樂形式沿襲了這一珍貴的藝術劇種。
改革開放以來，新野縣組織力量，投入近100多萬元對瀕於滅絕的槐書進行了大力搶救，先後整理排演了《叉衙門》、《雙育苗》等20多個傳統節目，成立了槐書曲藝隊，在繼承與發揚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弘揚了槐書藝術，創作了《愛我中華》、《上夜校》、《新野縣城新面貌》等10多個新劇。
槐書為河南新野獨有曲種，藝人往往就在村莊大槐樹下給鄉親們演唱。久而久之，人們稱它為“槐書”，即槐樹底下說書之意。槐書初為單口唱或雙口對唱，鼓鑼伴奏，兼有猴戲、雜技、戲曲、民歌等特點。表演時，演員與受馴動物猴、狗、山羊等配合，男女主角邊跳舞邊口噙兩片槐葉演唱台詞，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情趣，深受鄉民喜愛。
他們嘗試著在猴戲中加一些雜技節目，如翻斤斗、玩劍、飛腳、鑽火圈等，編成小故事並配以唱詞，演出較為活躍。後來，邊演出邊配一些地方民歌、戲曲，又伴以鼓、鑼烘染氣氛。為消除方言語言限制，又用吹槐葉模仿人語唱出台詞，形成了其獨特的藝術形式，“槐書”也由此得名。清朝後期，一些藝人以演槐書的形式發動民眾參加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遭到殘酷鎮壓。槐書由此衰敗下來，只有少數藝人以自娛自樂形式沿襲了這一藝術形式。
改革開放以來，新野縣為發掘保護民間藝術，組織力量，投入近100萬元對瀕於滅絕的槐書進行了大力搶救，先後整理排演了《叉衙門》、《雙育苗》等20多個傳統節目，成立了槐書曲藝隊，在繼承與發揚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弘揚了槐書藝術，創作了《愛我中華》、《上夜校》、《新野縣城新面貌》等10多個新劇，很受民眾的喜愛，給人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樂趣。
槐書，是南陽獨有的地方曲種。清光緒年間形成於新野縣沙堰鎮附近的蘆堰村。據新野老藝人汝新和講：沙堰一帶耍猴人多，蘆堰村有兄弟3人（其姓名已不可考），以玩猴為生，他們南下湖廣，西進秦川，為了多掙錢，耍猴時邊唱邊耍。每到一地，為迎合觀眾的興趣，招徠更多觀眾，就學唱一些當地民間小調。後來逐漸唱一些有情節的詞曲，並加進小鑼、小鼓伴奏，其形式約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漸趨完善。三兄弟每逢回村，常在家門前大槐樹下演唱，聽者眾多，久而久之，稱它為槐書。
槐書於辛亥革命前夕消亡，到1961年新野縣文化館在開展民間藝術普查時，才發現了這一消亡50年的曲種。通過老藝人的回憶、挖掘，記錄了《打蠻船》、《小姑賢》等十幾個曲目，並把《崔羅斗》、《叉衙門》進行整理，搬上曲藝舞台，這個50年無人演唱的槐書，又重現於觀眾面前。隨著槐書的影響擴大，觀眾增多，反映現代生活的槐書曲目也不斷湧現，如1978年新作《愛田新歌》，1984年的《削價姑娘》等，這些曲目當時都很有影響。據普查，槐書現存曲目有20多個。
表演形式
槐書的語言音韻是以中州韻為主，結合南陽地方方言而產生的。在唱詞的用韻上，和詩讚系曲種差不多。它的唱詞基本上是整齊的七字句韻文，還有少量的長短句結構。亦是每段的第一句為起韻，第二句押韻，以後逢單數句子不押韻，逢雙數句子押韻。平仄的規律基本上凡在韻上的句子為平聲，不押韻的句子為仄聲，簡而言之，即：三、五、七句不論，二、四、六句分明。
所用主要韻轍有：“插花”、“人辰”、“梭多”、“丁冬”、“天仙”、“江洋”、“姑蘇”、“綢繆”等。
槐書屬於以唱為主的說唱形式，適宜演唱段子、生活戲，簡單易學。它一般以單口、二人對唱為多，敘事時以板白或垛板代之。在主體唱段前有一節歡快的前奏曲，在這段曲子裡，輕盈活潑的鏇律伴之以清脆歡娛的小鑼堂鼓，給人以清新、爽快之感。
在前四小節的鑼鼓反覆奏出之後，八角鼓隨之跳出彈撥，平穩活潑，給起腔做了很好的墊襯。在唱腔部分，鏇律單純樸實、委婉動聽。
槐書起初是單口演唱或兩人對唱，用小鼓、小鑼伴奏，流傳於民間。1962年新野縣曲藝隊將槐書搬上舞台化妝演唱。在表演形式上，它採用一或二人演唱的敘事和代言相結合的方法。
1985年，新野縣文化館曹保泉將傳統的兩人對唱形式改為三人或多人演唱，在充分利用道具的前提下，讓演員一次性進入角色，儘量不跳角或少跳角，給觀眾以直觀形象感，有助於觀眾對情節的理解。
槐書的伴奏樂器原來只有一個小鑼、一個堂鼓，伴奏方法類同鼓詞（自彈自唱）。藝人演唱時一手拿槌擊鼓，另一手大拇指搶小鑼，中指與無名指拿槌敲鑼。搬上舞台後，伴奏上就變得戲劇化了。伴奏樂器除小鑼、堂鼓外，又增加了八角鼓及板胡、二胡、琵琶、三弦、揚琴、竹笛等。樂器件數無嚴格要求，可根據樂隊編制大小隨時增減，伴奏方法除沒有鼓板外，基本上與戲劇伴奏相同。
新野民風淳樸，鄉俗濃郁，民間文化豐厚。槐書作為新野民間文化曲藝中的一個曲種，有著“藝術活化石”之美稱。
地方特色
新野槐書是南陽獨有的地方曲種，它和新野的猴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眾所周知，新野素有“猴戲之鄉”之美稱，玩猴藝人遍及全縣走遍全國。清朝末年，新野城北沙堰鎮蘆堰村有兄弟二人，常年以玩猴為業。為吸引觀眾，玩猴藝人在表演猴戲時像皮影戲裡的演員一樣，一邊動作一邊演唱。為了使猴戲便於當地百姓欣賞，走到哪裡，他們就把當地的民歌小調融入到演唱中，並把這些雜亂的唱腔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唱腔調門，走到哪裡就演唱到哪裡。
舊社會由於鄉村文化生活比較貧乏，蘆堰村蘆氏兩兄弟每次回來，鄉親們就邀他們在門前的大槐樹下表演。兩兄弟也就很爽快地敲起隨身攜帶的小鼓小鑼，把在各地表演的大雜燴經過自己隨口加工，形成了詼諧優美的小調。這些不在譜兒的鄉村小調，鄉親們聞所未聞，聽起來十分新鮮。因為當時也沒個曲名，久而久之約定成俗，大家就叫這種在村頭槐樹下表演的小戲稱為“槐書”。
民國年間，抗戰烽煙疊起民不聊生，槐書這一演唱形式在新野近乎絕跡。上個世紀60年代初，縣文化局搞民間曲藝普查時，工作人員在鄉下發現一位叫茹新和的民間老藝人，會唱一些槐書段子。當時老人已是古稀之年了。文化局工作人員專一把他請到縣城，根據他的演唱，記錄整理了老藝人汝新和青年時演唱的《崔羅斗》和《扠衙門》等劇目，並教縣曲藝隊排練演唱，使槐書這一傳統曲藝形式首次登上了文藝舞台。1963年，槐書《崔羅斗》參加南陽地區曲藝匯演，還榮獲了音樂和演出兩項獎勵。“文革”開始，新野縣曲藝隊解體，槐書停演。直到1975年，時任新野縣文化局局長的郭聚山同志提出復活槐書，並要求對槐書的節目、內容、唱腔等進行變革，以跟上時代的步伐，用句時髦的話說叫“與時俱進”。新野縣文化館館員曹寶泉同志接受了這一任務。他根據本縣上莊公社一個插隊女知識青年破除陋習與當地一位飼養員結婚的故事素材，創作了一個槐書劇本《愛田新歌》。同時曹寶泉又對槐書簡單的曲調進行了大膽的變革，使唱腔更加豐富，更加便於人們接受。加上劇本內容與現實生活比較貼近，因此槐書《愛田新歌》1977年參加原南陽地區文藝會演一炮打響，後來赴省里參演，得到省領導的高度評價。
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東風給文藝界帶來了萬紫千紅的春天，槐書作為傳統的民間曲種又重新登上了舞台得到發揚光大。1984年後，曹寶泉同志對槐書的演唱形式又進行了更大膽的改革，他把槐書的二人對唱形式改為三人或多人演唱，賦予新野槐樹以新的內涵。同時他又吸收借鑑了其他曲種的音樂特點，並加以樂隊的伴奏，改新了傳統的唱腔，使槐書更加受到民眾的歡迎。
主要價值
如今的新野槐書演唱，就是在傳統演唱形式上經過改進過的。演員一旦進入角色，就給觀眾帶來了直觀的形象感，加深了觀眾對劇情的理解，淺顯易懂，寓教於樂。
新野槐書表演有單口演唱或雙口對唱，很少有道白，即便是有道白也多以板白和垛板代之，前奏和過門中加鼓鑼伴奏。槐書表演唱腔屬兩段體曲體結構，有起腔、隨腔和落腔之分。這是新野槐書唱腔的主要特點。
古老的傳統文化融進了現代社會的文明，使槐書這一民間曲藝綻放出鮮活的色彩。今天，這一曲藝瑰寶正在百里沃野的城鎮鄉村潛滋暗長。枯木逢春的新野槐書，伴隨著耍猴藝人的足跡，在祖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釋放出更加誘人的魅力
瀕危狀態
目前，新野縣槐書曲藝隊以唱腔別致清新，調門獨特優美的演出方式，活躍於全國各地，受到民眾的喜愛，給人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樂趣，也為發掘保護民間藝術作出了貢獻。
據介紹，作為全國稀有曲種——“新野槐書”被確定為南陽市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後，該縣加大了對該劇種的保護力度。
槐書起源於新野。在當地，有在村莊大槐樹下給鄉親們演唱的習俗，久而久之，人們稱它為“槐書”，即槐樹底下說書之意。表演時，演員與受馴動物猴、狗、山羊等配合，男女主角邊跳舞、邊口噙兩片槐葉演唱台詞，被有關專家譽為“華夏獨曲”。
近年來，新野縣對瀕臨滅絕的“槐書”進行大力搶救，新創作的《新野縣城新面貌》等10多個新劇，讓人耳目一新。
槐書的演唱通俗易懂，極富情趣，很受廣大觀眾的喜愛，而且槐書僅在南陽流傳，有獨特的地域特點。在南陽，槐書藝人集中在新野，其它縣、市藝人很少，就是有，也都是跟新野槐書藝人學來的。因此，人們把槐書稱為“新野槐書”，有關專家又把新野槐書譽為“華夏獨曲”。
槐書的基本曲調只有四個樂句，[垛子句]是敘事的主要載體，伴奏樂器為一隻小鑼和一隻堂鼓，藝人演出一般為一至二人。清朝末期，槐書藝人以演唱槐書的形式發動民眾參加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遭到清廷的殘酷鎮壓，幾近滅絕。上世紀六十年代，新野藝人汝新和，外號“汝和尚”傳有《打蠻船》、《叉衙門》等十多個曲目，使該曲種得以流傳。改革開放後，新野縣整理排演了《叉衙門》、《雙育苗》等20多個傳統節目。後來又創作排演了《愛我中華》、《削價姑娘》、《上夜校》等10多個新劇，再加上各地藝人移植和自編自演的節目，最多不超過40個節目，但演唱藝人很少。可以說，南陽槐書已到了瀕臨滅絕的境地。
主要藝人
對於槐書藝人，大家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汝新和、曹獻珍、田振榮、呂成敏等藝人，但也都是從有關資料中知道的，不要說觀看他們的演出，就連面也未見過。但我畢竟還是幸運的，有幸的認識了一位槐書藝人，還聽過他演唱的幾個節目。
曹中新，一個以演唱槐書為生的流浪藝人。
代表作品
《打蠻船》、《叉衙門》、《愛我中華》、《削價姑娘》、《上夜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