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柳宗元列傳柳宗元(773～819) 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世稱柳河東。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與韓愈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
主要經歷
生平
柳宗元一生經歷大致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青少年時期。柳宗元父輩已定居長安(今陝西西安),有田宅，多藏書。父柳鎮,官至侍御史,守正疾惡。柳宗元自幼受母盧氏教育,4歲能讀古賦14篇。少年時曾隨父去過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13歲寫《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早有"奇名"。但他早年為文,主要是為考進士作準備,故"以辭為工"，以"務采色，夸聲音"為能(《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又曾自稱："始仆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可見他是胸懷大志的。
第二階段，在朝做官時期。貞元九年 (793)中進士。十四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調為藍田縣尉。不久，回朝任監察御史里行，與韓愈、劉禹錫為同官，並與劉禹錫一起參加了主張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團。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王叔文集團當政，柳宗元被擢為禮部員外郎，協同王叔文諸人，在半年內推行了一系列進步措施，由是為宦官、藩鎮、保守官僚所反對。同年八月，順宗被迫讓位於太子李純，即憲宗，改元永貞。九月，王叔文集團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貶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劉禹錫、韋執誼、韓泰、陳諫、韓曄、凌準、程異亦同時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八司馬"。
第三階段,貶謫遠州時期。永貞元年冬,柳宗元到達永州貶所。在永州九年,有機會深入了解人民疾苦,遊覽本州山水名勝,寫下不少詩文名篇。"永州八記"、《三戒》、《段太尉逸事狀》、《貞符》、《非國語》、《天說》、《天對》、《捕蛇者說》等均為此時所作。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師。三月，又外出為柳州（今屬廣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雖稍升,而地更僻遠。他在這裡興利除弊，修整州容，發展生產，興辦學校，釋放奴婢，政績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歿。當地居民哀悼他，在羅池地方建廟紀念。現在柳州市柳侯公園內，還有柳宗元衣冠墓。貶謫永、柳二州，雖然在政治上失意，卻使他在文學上獲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學問業者，擴大了他在文壇上的影響。
作品特色
文學主張 柳宗元的文學主張,與他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關係。他的哲學思想，繼承了王充元氣自然論的傳統，並利用當時天文地理等科學知識予以豐富，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成分。他在《天說》、《天對》、《非國語》、《斷刑論》等作品中,認為宇宙是無限性的,宇宙的本元是"元氣"，不存在造物之神；物質世界的變化是由於陰陽二氣的運動，人事禍福、社會治亂和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沒有賞罰關係。他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重"勢"的進步社會歷史觀。在《封建論》中，他認為郡縣制之勝於封建諸侯制，是因為它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肯定郡縣制，主要是為了反對世襲特權，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封建國家的統一。他又在《晉文公問守原議》中反對宦官干政；在《送寧國范明府詩序》、《送薛存義序》中提出官吏"蓋民之役而非以役民"；在《興州江運記》、《非國語·不藉》中主張重視農戰。這些進步思想，都具有現實意義。但唐代是佛教哲學泛濫的時代，柳宗元自稱"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巽上人序》），認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世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送琛上人南遊序》)。在政治上失意時，他更進一步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文集中有關佛教的碑、銘、記、序、詩歌等作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對唐代盛行的禪宗、天台宗、律宗等學說都有所涉及，對佛家的唯心主義立場表示同意。雖然他也認為"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送僧浩初序》），但反對像韓愈那樣辟排佛教，以為那是"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蘊玉也"(同前)。他說"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同前）。所反對的僅僅是"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送元□師序》)一類的僧徒，他從"儒以禮立仁義"的觀點看待佛教的"律"，說"儒以禮行，覺以律興"（《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這就削弱了他思想中的唯物主義因素。
柳宗元的哲學、政治思想也影響到他的文學主張。散文理論方面，第一，他與韓愈同時倡導古文，同樣重視文的內容，強調道與文的主次關係，主張"文者以明道"（《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但對於"道"的內容，卻不同於韓愈的只談仁義。他認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以生人（民）為己任"，"以伯（霸）濟天下"，"凡君子為道，舍是宜無以為大者也"(《與楊誨之第二書》)，認為"道"應該使國家強盛、對人民生活有利，應該切實可行，注重實際。由此出發，他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主張文須"有益於世"（《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楊評事文集後序》），強調了作品對現實所起的作用。第二，他也很重視藝術形式的作用。一方面，他反對內容不合於道而片面追求形式華美的作品,說"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辟,是猶用文錦覆陷井也"（《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另一方面，他對忽視藝術形式的偏向也有所批判，說"言而不文則泥"（《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竦動時聽，誇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楊評事文集後序》)。好的內容必須輔以好的形式,具有藝術感染力,才是完美的作品。第三,他認為寫作必須持認真嚴肅的態度,不能出以"輕心"、"怠心"、"昏氣"、"矜氣",以避免文章的"剽"、"馳"、"雜"、"驕"等弊病（《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他強調"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指出了作家道德修養的重要性。第四，他推崇先秦兩漢之文，提出要向儒家經典、《莊子》、《老子》、《離騷》、《史記》等學習借鑑,博觀約取,以為我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同時又不能墮於"榮古虐今"（《與友人論為文書》）。在詩歌理論方面，他繼承了劉勰標舉"比興"和陳子昂提倡"興寄"的詩論傳統，並和同時代白居易《與元九書》中關於諷諭詩的主張相一致。他說:"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楊評事文集後序》）,"仆嘗病興寄之作□郁於世，辭有枝葉，盪而成風，益用慨然"（《答貢士沈起書》）。同時，他又接受了司馬遷的說法："《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遁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這和韓愈"不平則鳴"之說相近。但他所說感激憤悱，是志在用世而不得行其道者之所為，這種有關創作動力的論點，較之韓愈所謂"窮苦之言易好"（《荊潭唱和詩序》）、"自鳴其不幸"(《送孟東野序》)等側重個人窮困、不談用世行道的論點，意義的廣狹有所不同。柳宗元的詩文理論，代表著當時文學運動的進步傾向。
文學創作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作品,包括詩文兩部分。文的成就大於詩。
柳宗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近百篇為駢文，不脫唐駢文的習氣，但也有像《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那樣的佳篇。古文部分,大致可分為論說、寓言、傳記、山水遊記、騷賦五類，很多是具有豐富的現實內容和精湛的藝術技巧的作品，特別是在貶謫南方深入接觸社會以後所作。
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章，以及議論為主的雜文。其特點是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論文的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等為長篇和中篇政論的代表作。《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辨》、《伊尹五就桀贊》等為短篇政論的代表作。特別是《封建論》，洋洋大篇,林紓稱它為"古今至文,直與《過秦》抗席"（《韓柳文研究法》）。
寓言繼承《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列子》、《戰國策》的傳統，並有新的發展。他的寓言多用來諷刺、抨擊當時社會的醜惡現實,推陳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種動物擬人化的藝術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達政治見解。代表作《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合組成的《三戒》，通過麋、驢、鼠三種物態的描繪，反映現實，形象生動，語言犀利，篇幅雖短，而波瀾起伏。《□□傳》、《羆說》等篇嘲弄貪婪無厭、虛聲惑眾的人，同樣嬉笑怒罵，因物肖形，表現了高度的幽默諷刺藝術。
傳記文繼承《史記》、《漢書》的傳統而有所創新。一種是寫英勇正直的上層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狀》，刻畫了段秀實勇於與強暴者鬥爭和真切關心人民疾苦的動人形象,又描寫了驕兵悍卒的無賴形態和虐民罪行,文章寫得生氣勃勃,向來與韓愈《張中丞傳後序》並稱。又一種是寫下層被壓迫人物的，如《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童區寄傳》、《宋清傳》、《捕蛇者說》等,以進步的政治立場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有誇張有虛構，似寓言又似小說。桐城派古文家以為《宋清傳》等"未免小說氣"（吳德鏇《初月樓古文緒論》），恰恰道出了柳宗元傳記文的特點。柳宗元在《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中說："俳又非聖人之所棄"，正說明他對小說有比較正確的認識。這類作品，便是他這一主張的實踐。
山水遊記,是柳宗元文最為膾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這些遊記，均寫於貶謫永州以後,而永州之作更勝於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遊記》、《鈷□潭記》、《鈷□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即其典範。這些作品，畫廊式地展現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勝景，繼承了酈道元《水經注》的傳統而有所發展。《水經注》是地理書，對景物多客觀描寫，少主觀感情的流露。柳宗元的遊記則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思想感情融合於自然風景的描繪中。由於對客觀景物觀察深刻，又經過慘澹經營，因而能夠準確地反映對象，並且在藝術思維過程中，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借被遺棄於荒遠地區的美好風物，寄喻自己的不幸遭遇，傾注怨憤抑鬱的心情。除了這種借景抒憤的特色外,遊記中還有一種幽靜心境的描寫,表現他在極度苦悶中轉而追求精神寄託，如所謂"清冷之狀與目謀，□□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鈷□潭西小丘記》），"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始得西山宴遊記》）,"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等，都體現了這種境界。至於直接刻畫山水景色,文筆或峭拔峻潔,或清邃奇麗，有的是"紛紅駭綠"(《袁家渴記》)，有的是"縈青繚白"（《始得西山宴遊記》）。寫丘石之狀,或如"牛馬之飲於溪"，或如"熊羆之登于山"（《鈷□潭西小丘記》）；繪溪水之形，或則"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袁家渴記》)，或則魚"皆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記》），都能用精巧的語言藝術地再現自然之美。後人寫遊記者，往往奉為楷模。
騷賦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屈原的騷體，在東漢以後，徒具形式，精神全失。柳宗元在政治鬥爭中失敗，長期貶謫,悲憤激情,有與屈原相通之處。《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吊屈原文》、《罵屍蟲文》、《宥蝮蛇文》、《憎王孫文》等篇，都是用《離騷》、《九章》的體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確如嚴羽所說:"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滄浪詩話·詩評》）《天對》和《晉問》兩巨篇，形式仿照《天問》、《七發》，為另一種類型。前一篇不少地方用唯物觀點回答了《天問》所提出的問題，涉及到宇宙和人事各方面。後一篇用問答的形式，誇張晉地山河的險固，兵甲的堅利，物產的豐盛，歸結到唐堯政治清明的主旨。兩篇造語奇特，但也有奧僻難解之處。
詩歌的數量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貶謫以後所作。前人評論柳詩,大多以為是繼承陶淵明傳統,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這主要是指其五古《首春逢耕者》、《溪居》、《飲酒》、《讀書》、《感遇》、《詠史》、《詠三良》、《詠荊軻》等篇，思想內容與陶詩相近，語言也較為樸素，如楊萬里所說；"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誠齋詩話》）但他還有另外一些五古如《初秋夜坐贈吳武陵》、《晨詣超師院讀禪經》、《界圍岩水簾》、《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南澗中題》、《與崔策登西山》等,卻是學謝靈運的,造語精妙,間雜玄理,連制題也學謝靈運,因此元好問又以為"柳子厚晉之謝靈運"(《論詩三十首》之四自注)。但謝、柳二人生活遭遇不同,思想個性不同,柳詩於清麗之中蘊藏幽怨,同中也就有異。除了繼承陶、謝二家傳統之外，柳詩還有以慷慨悲健風格擅場的，五古如《哭呂衡州》、《哭連州凌員外司馬》傷悼永貞政變時的同道者、同貶者，《韋道安》歌頌俠義行為;七古如《行路難》、《古東門行》、《籠鷹詞》、《寄韋珩》，或詠嘆志士仁人，或揭露豪強罪惡，或聲討藩鎮叛亂，或描寫艱險生活，現實性都較強。《唐鐃歌鼓吹曲》12篇，熱烈歌頌唐王朝初期反對突厥、吐谷渾貴族軍事集團侵擾的業績，體現維護國家統一的愛國主義思想，形象瑰偉，語句奇警，氣壯山河，聲裂金石。律詩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嶺南江行》、《柳州峒氓》、《別舍弟宗一》諸篇，通過對南方奇異風物習俗的描繪,抒寫貶謫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獨具一境界。絕句如《江雪》、《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離觴不醉至驛卻寄相送諸公》、《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等篇，寫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韻致悠揚，在唐人絕句中不可多得。可見柳詩豐富多采，不拘一格。
有關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評價，舊時大多數人由於對王叔文集團缺乏正確認識，往往肯定其作品而貶抑其人。韓愈讚揚他的作品為"玉佩瓊琚，大放厥詞"（《祭柳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遷），崔（瑗）、蔡(邕)不足多也"（劉禹錫《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引），認為他遭受貶謫以後能夠"自持其身"，但對他參加王叔文集團則認為是"不自貴重顧藉"（《柳子厚墓志銘》）。後來評論家從劉□、宋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一直到清代的張伯行、林紓都持這種論調。首先為柳宗元昭雪的是范仲淹，不僅稱其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亦稱其人為"非常之士"；認為王叔文諸人謀國意忠，"《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述夢詩序》）。後來嚴有翼、李贄、王夫之、王鳴盛一直到近人章士釗也都為之辨證。對於柳文，評論家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往往以韓、柳對比，有的認為柳不如韓，有的認為韓不如柳。如宋祁謂"柳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於己"（《筆記》）。方苞在《書柳文後》、《答程夔州書》、《古文約選序例》等文中，極端揚韓抑柳。晏殊、嚴羽，焦循、劉熙載、陳衍則揚柳抑韓。焦循譽柳為"唐、宋以來，一人而已"（阮元《通儒揚州焦循傳》）。陳衍認為"柳之不易及者有數端:出筆遣詞,無絲毫俗氣，一也；結構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資高，識見頗不猶人，三也；根據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記誦優，用字不從抄撮塗抹來，五也。此五者頗為昌黎所短"（《石遺室論文》）。章士釗《柳文指要》則極端揚柳抑韓。但諸家論柳文，除章士釗外，不論是揚是抑，偏重論文章形式的居多。偶有涉及文中思想的，如劉禹錫、王伯思肯定無神論，蘇軾、何焯等則相反。對於柳詩，評論家也有不同看法。蘇軾稱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東坡題跋·評韓柳詩》），"發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書黃子思詩集後》），是就柳詩近於陶、韋風格的一部分而予以肯定的。有的則過分推崇為"妙絕古今"（《王直方詩話》），"清詞麗句，不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詩之聖也"（袁宏道《與李龍湖》）。而持揚柳抑韓論的，又謂其"古律詩精妙，韓不及也。當舉世為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為一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劉克莊《後村詩話》）。相反，持揚韓抑柳論的,則或謂其"邊幅太狹,不及韓之瑰偉"（許印芳《詩法萃編》），或謂其"近體卑凡，尤不足道"（王世貞《藝苑卮言》）。
本集和版本 柳宗元的集子,為劉禹錫所編,題《河東先生集》，宋初穆修始為刊行。《四庫全書》所收宋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編外集 1卷，為現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說音注、張敦頤音辨、潘緯音義的《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別集 2卷、外集2卷、附錄1卷，有《四部叢刊》影元刊本，為現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說注《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宋魏懷忠編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編外集1卷、《龍城錄》2卷、附錄8卷，有《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影印文淵閣本。宋廖瑩中編注《河東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補遺、附錄等，為宋人注本中最後的一種，有□隱廬影印宋刻世□堂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據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蔣之翹輯注《柳河東集》45卷、外集 5卷、遺文、附錄等，雖采輯舊注，中多蔣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徑藏書刻本、《四部備要》排印本。
柳宗元生平事跡，參見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新、舊《唐書》本傳、文安禮《柳先生年譜》（載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別有《粵雅堂叢書》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譜》（載《武漢大學學報》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師範學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譜初稿》（載《山西師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參考。關於柳宗元的研究論著，章士釗《柳文指要》，取材詳博，為論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揚柳抑韓之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