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日本的哲學思想是在日本特有的經濟基礎上產生的社會意識形態，它有自己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日本適應本身的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和階級鬥爭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先進國家的哲學思想：最初是中國的儒家思想和佛教，後來是西方近代、現代的各種哲學思想。這些思想同日本原有的神道思想相結合，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的變化,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化的發展過程：開始時,佛教的教義成為日本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繼而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封建道學占據了主導地位，最後引進了西方自然科學，使理性進一步脫離信仰而自立，逐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在這個過程中，貫穿著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平安時代以前的哲學在5世紀前後,漢字和儒家思想傳入日本,6世紀中葉佛教也經過朝鮮傳入。它們對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有文字記載的哲學思想,最初出現在據傳是聖德太子於 6世紀末、7世紀初寫成的《維摩經義疏》等著作中。7世紀初,聖德太子為了給革新政制準備思想條件,派遣留學生到中國(隋朝)學習,直接引入了儒學和佛教思想。他頒布的《17條憲法》的思想基礎就是儒學和佛教教義。其中第 1條的“以和為貴”和第4條的“其治民之本，要在於禮”,都出自儒學；第 2條的“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和第10條的“絕忿棄瞋”,都屬於佛教思想;其餘各條則多採用儒家經典及子史資料。儒學對於當時的日本起了很大的作用。古代天皇制度在建立過程中曾採取中國的法制，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國家。7世紀下半葉,儒學的影響特別顯著。當時，日本政府已經把儒學看作是有利於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而加以庇護。編纂於 8世紀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也帶儒學的色彩。這兩本歷史經典起了維護天皇制度的作用。
佛教經朝鮮傳到日本以後，起初並非一種以教義為核心的宗教，而只是對佛像和佛經等的信仰和崇拜。貴族們曾經利用佛教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日本政府當時認為佛能鎮護國家、保護王室,因而在8世紀初發布“僧尼令”,把佛教變成國教,從而使佛教思想占了優勢。這時，日本原有的神道教雖然繼續流傳，但實際上處於佛教思想的指導之下。
到了奈良時代，佛教與政治結合得更加緊密，加強了作為國教的地位。神道教和佛教這時開始在教理上調和、折衷，但是神道仍然被置於從屬的地位。日本對佛經內容的認真研究,始於平安朝（8世紀）。9世紀初,名僧最澄和空海來中國（唐朝）留學，回日本後分別創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日本確立和傳播大乘佛教。日本的天台宗與中國的雖然名字相同，教義卻有所區別。
日本的佛教哲學,也是建立在所謂“世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和“一念三千”等唯心主義觀點的基礎上的。天台、真言兩宗除被賦予“鎮護國家”的任務外，在當時日本人的生活中還作為世界觀來看待。這時候佛教在日本獲得了獨立活動的地位。到10世紀，出現了關於淨土觀念的說教，佛教思想開始滲透到平民中間去，神道教和佛教的調和、結合也有所發展。
鎌倉時代至明治維新的哲學 進入鎌倉時代，由於平安朝的貴族勢力衰退,封建關係在地方上逐漸發展,形成了武士階級。到13世紀，社會動盪不安，農民生活困苦，產生了簡化宗教儀式的要求。宗教界適應這種形勢，開始出現新的動向。過去主要以貴族為對象的日本佛教，這時興起了面向民眾的思想，於是出現了淨土宗、禪宗、真宗、日蓮宗、時宗等派別。從平安時代到鎌倉時代，日本的哲學思想主要以佛教教義為特徵，實際上是宗教迷信，還談不上真正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後來在佛教禪宗與中國宋明理學結合的時候才開始出現。
17世紀,德川幕府鞏固了封建制度以後,儒學取代佛教而成為維護幕府統治的思想主流，作為支配士(武士)、農、工、商這四民的意識形態,影響越來越大。當時,日本的儒學體系主要分為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和古學派；朱子學是官學，長期占居主導地位。此外，還出現了復古神道和一些獨立的學派和學說。
①朱子學派。藤原惺窩是這個學派的先驅，他的學生林羅山在使朱子學成為德川幕府的官學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個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同佛教和神道教鬥爭中，曾經用理性主義去批判非理性主義。這一學派內部，也存在過唯物主義傾向和唯心主義傾向的矛盾，如安東省庵、貝原益軒等人雖然都從朱熹的理氣觀出發，最後卻把自己的宇宙觀歸結為理、氣合一說，接近於唯物主義；山崎闇齋、三宅尚齋卻把自己的世界觀歸結為理一元論，陷於唯心主義。山崎闇齋和水戶學派甚至把朱子學完全神道化了。水戶學提倡“大義名分”論，它的尊王攘夷思想有助於重新鞏固封建統治。當時日本的封建階級企圖用朱子學把封建等級制度合理化,但是,到17世紀，隨著商品生產的日益發展和商人的抬頭，朱子學便開始逐漸喪失影響，代之而起的是古學派。
②古學派。這一派的哲學家排斥漢唐以後的儒學。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仁齋和徂徠都用氣一元論去反對朱熹的理氣觀。這派學者以民間異端思想家的姿態出現，代表非當權派，名義上提倡復古，實際上是對日本朱子學派發動了一場哲學革命。此外，還出現了朱子學派的另一個反對派──陽明學派。
③陽明學派。這個學派由中江藤樹開創,主張陽明學的良知說。其他代表人物有熊澤蕃山、佐藤一齋、大鹽平八郎等。幕府末期的志士吉田松陰等人也受過陽明學的影響，大鹽曾經領導大阪的貧民和郊區農民起義。這一派的學者並非自覺地組成一個集團，而是各自信仰王陽明的學說，其中有的人在方法論上具有一些辯證法因素。陽明學在中國一般說來是起了消極的作用，但是，日本的陽明學派卻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④復古神道。在17世紀,德川幕府前期,與尊王論相關聯，出現了復古神道。這種神道反對以往神道依附於佛教或儒教，反對用儒、佛思想解釋日本的古典和神道。這派思想首先由神官荷田春滿倡導，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加以發展，集大成者是平田篤胤。他們依據《古事記》等日本古籍所記載的神話，提倡“日本精神”哲學，鼓吹“皇國之道”，宣揚“皇國精神”。他們聲稱，日本的神道出自神靈,只有這種道才是“真實之道”;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應當統治世界。這種神道理論在德川幕府末期成了尊王思想的一大支柱，對明治維新時王政復古有很大的影響。明治維新(1868)以後，作為國家神道的神社神道，基本上繼承了復古神道的理論，使這種充滿宗教迷信的理論，成為這個時期支配日本民眾的思想武器，並且為軍國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對外侵略所利用。
⑤非傳統諸學派。17～18世紀，還出現了一些獨立的學派和學說。從18世紀20年代前後起，西方的書籍開始流入日本，許多日本學者研究蘭學，即通過荷蘭語研究西方學術的學問，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知識，引起了世界觀方面的變化，出現了一些具有批判精神、自我意識或唯物主義思想萌芽的、不屬於任何傳統學派的思想家，如安藤昌益、富永仲基、三浦梅園、皆川淇園、司馬江漢、山片蟠桃、鐮田柳泓等。在整個德川時代 260多年間，只有安藤昌益徹底地批判、否定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識形態，他站在勞動農民的立場上提出了無統治無剝削的絕對平等的社會觀；富永仲基認識到思想的基礎是物質，並且把這種認識運用到他的歷史方法中；三浦梅園富於獨創精神，建立了“條理學”；皆川淇園根據他對《周易》的“開物成務”的理解，創立了“開物學”，並且完成了日本最初的範疇論；司馬江漢是具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先進的市民思想家，具有自然科學物理學的自然哲學見解，提倡地動說；山片蟠桃是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成為日本實學的先驅；鐮田柳泓知識淵博，不僅批判儒學、神道和佛教，而且在說明知識和感官的關係方面接近了唯物主義。此外，在18世紀上半葉，隨著商人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出現了心學，它的代表人物是石田梅岩、手島堵庵、中澤道二等。他們都是工商業者的思想家，認為“節約”、“正直”、“勤勉”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美德，是在封建制度下士、農、工、商四民通有的心。他們的思想尚未達到否定封建制度，但已含有人間平等的思想。上述獨立的學派和學說，為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哲學在明治維新以後的發展準備了一定的思想條件。
在德川幕府以前約1000年間，主要是唯心主義支配了日本人的思想。但是，隨著德川幕府的崩潰，幕府的官方思想體系朱子學也喪失了統治地位。
明治維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哲學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大量吸收了西方的哲學。在介紹西方哲學的過程中，始終貫串著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明治時代初期一些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介紹的是英國和法國的哲學：西周移植了法國哲學家A.孔德的實證主義和英國哲學家J.S.密爾的功利主義，並首先把西方的philosophy譯為“哲學”；福澤諭吉傳播了英國的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中江兆民輸入了法國機械唯物論和法國啟蒙思想家J.-J.盧梭的民主思想。明治二十年(1887)前後，隨著天皇專制主義的確立,開始介紹德國哲學,同時出現了一些唯心主義者，如西村茂樹、井上哲次郎、井上圓了等。西村茂樹把哲學和儒學結合起來；井上哲次郎首先引進德國哲學，提出現象即實在論這種本質上屬於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井上圓了將哲學和佛教熔冶於一爐。他們的哲學都宣傳東方思想，維護天皇專制主義。
在明治三十年(1897)前後，發生了兩次關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爭論：一次是由加藤弘之、元良勇次郎對井上圓了所著《破唯物論》一書的批判引起的，一次是由井上哲次郎、高橋五郎等對中江兆民所著《續一年有半（無神無靈魂）》一書的批判觸發的。這兩場爭論雖然頗為激烈，但是，爭論者對於哲學上的唯物主義還缺乏明確的理解，所以爭論對於當時日本的唯物主義的發展沒有起多大推動作用。在這個時期，唯物主義陣營出現了幸德秋水、片山潛和堺利彥，他們繼承了中江兆民的唯物主義，介紹和傳播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幸德秋水在理論宣傳上表現突出。他寫的《社會主義精髓》一書不僅表露出唯物史觀的觀點，而且包含一些辯證思想。1904年，他和堺利彥共同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他還通過對基督教的批判在無神論上放出了異彩。在明治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中葉，德國哲學繼續被大量地移植到日本，在思想界逐漸占了上風，成為日本講壇哲學的主流。初時介紹I.康德和 G.W.F.黑格爾的哲學，後來陸續引進新康德主義、現象學、存在哲學等。新康德主義曾經成為大正時代的“新思潮”。通過對西方哲學特別是德國哲學的研究和消化,到了大正和昭和時代,湧現出一些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如桑木嚴翼、朝水三十郎、波多野精一、紀平正美、左右田喜一郎、西田幾多郎、田邊元等。其中，西田幾多郎建立了所謂日本獨創的“西田哲學”，提出了以所謂“絕對無之辯證法”為中心的“場所邏輯”和“絕對矛盾自己同一”的邏輯；田邊元構造出所謂“絕對辯證法”和“種之邏輯”。他們的哲學，基本上是吸取新康德主義和存在主義加上佛學的一些內容構成的。繼西田之後，還出現了和辻哲郎和三木清。和辻哲郎用存在主義的觀點展開他的解釋學，並且試圖建立自己的人學。三木清研究所謂“人學之馬克思的形態”，也是從存在哲學出發的，他終於把存在主義和日本的佛教結合了起來。他的貢獻在於，使日本的講壇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接觸，吸引了不少青年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
由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日本國內工人運動的高漲和社會主義思潮的發展等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開始在日本廣泛地傳播，馬克思的《資本論》日譯本於1920年問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譯本於1928年開始刊行。於是在日本哲學界也出現不少唯物主義哲學家。1925年開始的福本和夫同河上肇、山川均進行的激烈爭論，掀起了一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熱潮，對於進一步研究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起了很大的作用。河上肇、戶坂潤、永田廣志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比較正確和深入的理解。1932年，戶坂潤、三枝博音、岡邦雄等組織了“唯物論研究會”，出版了機關雜誌《唯物論研究》，進一步探討和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各種各樣的唯心主義流派，並且反對日本法西斯化和發動侵略戰爭，在日本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輝的業績。1938年，這個研究會被日本政府解散，戶坂潤被捕後死於獄中。永田廣志也因為參加該會的活動而多次被捕，身體健康受到損害。
隨著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擴大，日本的哲學陷于越來越法西斯化的境地。鼓吹所謂“日本精神”的日本主義十分猖獗，法西斯思想、非理性主義橫行一時。不久，出現了所謂“世界史哲學”，亦稱“世界史派”,代表人物是高坂正顯、高山岩男、西谷啟治等,他們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提供理論根據，把侵略行徑美化為“世界史的當為”。西田幾多郎和田邊元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表示支持侵略戰爭。直接充當軍部喉舌的所謂“皇道哲學”更加瘋狂，它散布“絕對服從天皇”的倫理，虛構“神國不敗”的神話，肆無忌憚地毒害日本人民，一直到日本帝國主義滅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哲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民主思潮的高漲中，過去被鎮壓、禁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進入了復興時期，而曾經喧囂一時的日本主義、“皇道哲學”和“世界史哲學”迅速銷聲匿跡。松村一人、古在由重、森宏一、山田坂仁等進步哲學家，一面努力介紹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新成果，一面積極批判西田、田邊的哲學和存在主義等唯心主義流派。東京大學教授出隆以及西田的學生、著名哲學家柳田謙十郎等，從唯心主義陣營轉入唯物主義陣營，在哲學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在這個時期,傳播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和期刊等大量出版。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被介紹到日本。在日本有不少地方建立起唯物論研究會。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無論在廣度或深度方面都達到了新的階段。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期，發生了一場關於“主體性”的爭論。梅本克己等企圖用西田、田邊的哲學和存在主義去“填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空隙”，遭到了松村一人等的批判。從60年代末起，圍繞“實踐唯物論”問題，唯物主義哲學家之間進行了另一場爭論。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是“辯證-歷史唯物主義”或“實踐唯物論”，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試圖建立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有人表示反對。這次討論，同民主德國的哲學家在60年代進行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象、結構、表述方法和體系的爭論有密切的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研究自然辯證法的學者,如武谷三男、坂田昌一等取得了新的成果。關於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關係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分析哲學家之間展開過爭論。
另一方面，歐、美的資產階級哲學流派於戰後對日本的哲學界特別是大學講壇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西方一些主要國家中有較大影響的現代哲學思潮，在日本都有傳播人、闡述者或追隨者。
實用主義在20世紀初就被田中王堂等介紹到日本，20年代曾得到廣泛的傳播，後來因為不適合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擴張的需要而逐漸喪失影響。戰後，在以技術革命為基礎的經濟復興和工業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實用主義哲學在美國軍隊占領期間重新抬頭，對日本的學術界和實際生活都產生過明顯的影響。
存在主義思想早在20世紀初就傳到日本。和辻哲郎曾介紹過F.W.尼采和S.克爾凱郭爾的觀點。這種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對日本人的精神生活造成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使悲觀、彷徨、苦悶、不安的氣氛在戰後籠罩了日本。有的日本哲學家還將佛教教義和存在主義融為一體，把佛教看作是亞洲型的存在主義，說存在主義就是現代化的佛教。
邏輯實證主義大約從60年代起，現象學從70年代起，在日本也有相當多的學者介紹、探討。此外，科學哲學、語言哲學以及結構主義也都相繼出現在日本哲學思想界。對哲學史，對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對佛學和儒學,關於人、異化、人道主義等問題，也有不少哲學史家和哲學家進行研究。有的學者將幾種不同哲學的某些觀點糅合在一起，有的開拓了比較哲學、比較美學等新領域。上述種種情況，使現代日本哲學界呈現出各種思想紛然雜陳的局面。
參考書目
永田廣志著，版本圖書館編譯室譯：《日本哲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北京，1978。三枝博音：《日本の唯物論者》,英寶社,東京，1956。
船山信一：《日本の觀念論者》,英寶社,東京，1956。
宮川透：《近代日本の哲學》,增補版,勁草書房，東京，1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