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生於武藏國半島郡江戶城（今東京）。家貧， 5歲時自學漢文，後來研究儒學、軍事學等。初時信奉朱子學，50歲後受中國明朝文人李攀龍（1514～1570）和王世貞 (1526～1590)的古文辭學影響,思想發生很大變化，開始批判宋學，並在日本開拓、推廣古文辭學。他的學說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曾經風靡日本，後來對日本的國學和水戶學等產生了很大影響。
荻生徂徠晚年著作—《政談》學術
思想
徂徠學識淵博,著述很多。他的思想核心是關於“道”的見解。他把中國古代自堯帝到周公施政的社會看作是理想社會,主張復古。他認為,孔子講的“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指的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 7個聖人，“先王之道”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所以“先王之道” 又叫做 “聖人之道”。“先王之道”也就是安天下的“道”。體現“先王之道”的是“物”。所謂“物”，指的是禮、樂、刑、政。離開禮、樂、刑、政，就無所謂“道”。為了安天下，為政者本人的道德修養是根本,而這種道德修養必須出於安天下的心愿,這就是仁。“先王之道” 以仁為主。 中國的六經記載了“先王之道”，所以學習“先王之道”的方法是直接鑽研六經；而要正確地理解六經,必須通曉漢語古文辭,弄清楚“先王”施政時的種種事實。學問之道，以信聖人為先。宋儒不懂古文辭義,用當時的辭義去解釋六經,牽強附會，杜撰出“先王”、孔子所沒有的，不符合“先王之道”的性理學。“理”是無形的，因而是沒有準則的；“天理人慾”之說也沒有準則。“先王”之教，以“物”不以“理”。宋儒認為人的氣質可以通過學習來改變，其實氣質是先天的本性，絕非人力所能改變；一般人通過學習可以成為仁人，但是不可能成為聖人。
另一方面，徂徠主張順天命，並且認為天和聖人之心都是不可知的；為了統治人民而祭祖、向鬼神問卜也是必需的。租徠思想上的矛盾，反映了德川時代朱子學以至整個儒學思想體系開始分崩離析的狀況。但是，他聲稱“道”──文物制度可以由聖人創造，否定了宋儒關於“道”自然地與天地共存的傳統觀念，區別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不同規律，這一點在當時的日本具有重大的意義。他的整個學說，是日本儒學史上罕見的、具有創造性的思想體系。它出現在日本封建思維方式開始讓位於近代思維方式的歷史轉折時期，雖然以古學為名，實際上卻蘊藏著日本近代思想的一些萌芽，成為日本近代思想的一個出發點。
“
‘四民’皆‘役人’”論
荻生徂徠的思想，最根本的是否定朱子學的“窮理學說”。徂徠承認，“理”存在於自然界萬物之中，但“理”卻是“無標準之物”，即“理”只不過是人們的主觀判斷，不同的人有各自不同的判斷標準，不同的世界觀，因此，“理”是不能窮盡的。③基於這個理論，徂徠認為，世界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由無限多複雜多樣的“活”的個體所構成的。構成日本社會的“士農工商”即“四民”各自承擔著各自的職責：農民耕種養活世界，工人製作家用供世界之用，商人往來於世界人之間幫助流通，士則治亂安天下。各階層之人各司其職相輔相成，士農工商缺一不可。為此“四民”應該“相親、相愛、相生、相承、相輔、相養、相匡、相救”，才能構成一個合理的社會。徂徠把君主比喻為父母，“四民”皆為幫助君主安天下的“役人”，因此，不管是哪個階級，都對社會有用。也就是說，“四民”不是對立存在的階級，而都是輔佐君主的“役人”，因此，每個階級的人均是有用之人，人們應該揚長避短，儘可能地發揮自己的特長，成為社會有用的人。而發現人才啟用人才是為政者的責任，為政者應該不拘一格，從庶民階層當中選拔錄用有用的人才。④
徂徠不但明確了君主的職責，也明確了“四民”的職責。在將“四民”等級身份合理化的同時，積極地肯定了“四民”的存在價值。在身份等級極其森嚴的近世，庶民往往被視為“賤民”，受到武士階層的歧視和欺壓。而徂徠的“‘四民’皆‘役人’論”卻積極地肯定了庶民的存在價值，這對於當時的思想形態，可以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和衝擊，起著積極的作用。為此，“徂徠學”深受庶民階級的歡迎，其《學則》、《辯道》、《辨明》、《論語徵》等著作推出之後，迅速在日本掀起一股“徂徠熱”。人們紛紛購書研讀儒學文化，或上藩校或上私塾，藩校和私塾的數量空前增加，書籍的印刷和出版也空前繁盛。據統計，江戶時期書籍的出版數目，經過日本元綠、享保時期及至1800年到達最高峰。以“徂徠學”的傳播為媒介，原來只在少數武士階層間傳播的日本儒學文化得以在全國大眾範圍廣泛流傳。⑤
徂徠的“町人”觀
“町人”崛起。“町人”是日本近世對商工業者的稱謂。荻生徂徠生活的17世紀後半葉至18世紀前葉（寬文~享保時代）期間，日本經歷了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貨幣經濟不僅在城市得到迅速的發展，也滲透到農村。農村的發展提高了城市的消費水平，促進了手工業以及商業的發展。消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費商品需求的激增，又反過來促進貨幣經濟、運輸以及商品流通等的快速發展，隨著貨幣經濟的快速發展，商業繁榮，“町人”崛起，社會治安混亂，幕府的統治受到嚴重的威脅。⑥元綠時期以後，社會矛盾越發加劇，武士階級的財政困難越發嚴重。
“武士土著制”。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幕府再三頒布“節約令”，然而收效甚微，最後不得不推出“貨幣改鑄令”，將原貨幣價面值提高而金銀含量降低，試圖通過改變金銀的比例、提高幣面值來解決通貨膨脹問題。其結果不言而喻，不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使得通貨膨脹更為嚴重，町人越來越富裕，武士越來越貧困，社會矛盾越發加劇，幕府的財政困難越發嚴重。
對此，當時的大多數學者均把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歸咎於武士階級生活的奢侈浪費。徂徠則把原因歸納為三個方面：生產成本過高；消費需求增加；“町人”經濟獨占。徂徠認為，“町人”唯利是圖，一本萬利，是他們共同地把商品的價格提高而導致物價飛漲。因此，要鞏固幕府的統治地位，維持以武士為中心的封建社會，必須實行“武士土著制”。⑦“土著制”即是讓武士結束寄居生活，從城市解散回到原屬藩地，按級別分配田地，重新回到原來自給自足的理想社會。徂徠認為，只有實行“土著制”，才能把武士階級從經濟困苦的境地中解救出來，社會才會安定發展。徂徠意識到，伴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武士的權威以及地位大有被“町人”取而代之的可能，幕府政權的持續性也將受到威脅。“武士土著制”的目的是要把武士從經濟困境中解救出來，抑制“町人”的專橫，維護武士階級的統治地位。
徂徠的以武士為中心的思想在其晚年所著的《政談》中表現無遺。他指出，“武士應該是社會的主人，處於統治地位，‘町人’只能是客人，處於被統治的地位，而今‘町人’獨占了經濟市場，武士階級卻過著窮困的生活，是賓主顛倒的現象”，⑧因此提倡廢除貨幣經濟，壓制“町人”，制止“町人”獨占市場。徂徠的“町人”觀充分地體現了其復古思想以及以武士為中心的封建思想。
成就
徂徠對中國的音樂、明律、度量衡、漢詩文等都有研究，並且取得了成就。
清嘉慶十四年（1809），徂徠的《〈論語〉徵》、《〈大學〉解》、《〈中庸〉解》與蟹養齋的《非徂徠學》傳入中國。1836年錢泳又把徂徠所著的《辨道》、《辨名》編成文集， 附以自序和 “日本國徂徠先生小傳”，在中國出版。徂徠的學術思想傳入中國後，受到中國學者如劉寶楠、戴望、俞樾、李慈銘等人的推崇。
作品
《弁道》
《弁名》
《擬自律書》
《太平策》
《政談》
《學則》
《論語徴》
個人生活
大谷將棋徂徠生了二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成為武士並當上德川綱吉的私人御醫，後來則成為將軍。而徂徠本身也有研究朱熹宋代的儒學版本，並在1690年成為一家私塾的老師，傳授中國古代經典。他也創造了大谷將旗，其玩法與長相都不同於一般西洋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