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概述
中華復興社1927年10月回國後投靠蔣介石。歷任蔣介石侍從室參謀、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復興社中央幹事兼宣傳處處長、《中國日報》社社長、軍委會別動總隊總隊長、中央軍校特訓班班主任、禁菸總監部武漢輯私室主任、軍政會政治部二廳廳長、復興社總書記、三青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抗戰時期，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1947年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1948年7月在襄樊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新中國成立後，作為戰犯被關押改造。1964年4月獲特赦，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專員。1967年死於北京。
康澤曾留學蘇聯中山大學，1928年畢業，但不認同馬列主義，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回國後不久建議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
康澤康澤所帶領的別動總隊（共產黨稱為特務武裝，而康澤不認為自己為大特務），其隊員的成分，乃是收容黃埔軍校的失業學生而組成。按期別有校尉之別，人數初為數百人，後來發展至數以萬計，當年的劉伯龍、公秉藩等將軍都是康澤系要系。1932年後，康澤擔任過中華復興社中央幹事與書記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深受蔣的器重，即成為共黨所謂蔣中正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蔣中正在廬山成立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任用康澤當主任，招收各省高中畢業生，每期數百人，爰成為康澤集團的政治骨幹。
蔣經國有人認為康澤不僅是蔣中正的愛將，一度亦為蔣蓄意培植的接班人之一；但後來蔣經國自俄歸來，且在贛南頗有表現，康澤與蔣經國為爭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處長和團中央領導位置及青年軍的編練工作而發生直接衝突，終不敵蔣經國。他長期控制的別動總隊，改編為新28師、新29師，編為第66軍，遠征緬甸。康澤想任該軍軍長，但何應欽認為康澤沒有作戰經驗未予批准，改由張軫充任。抗戰勝利後，蔣中正派康澤出國考察，1947年回國，就任第15綏靖區中將司令官。
1948年襄樊戰役中，襄陽城破，康澤被俘，蔣中正曾在軍事會議中肯定地說：“我所知道的康澤，是不會被俘的，很可能像張靈甫那樣壯烈成仁。”事實上康澤受共黨改造13年後出獄，並被安排在中共全國政協委員會任文史專員。同樣身屬戰犯，與康澤相處十年的李以劻曾言：康澤思想仍忠於蔣中正，雖經改造仍無多大改變，更談不上有認罪服輸的心理，表面上痛罵國民黨與培植他的校長蔣中正，共黨宣稱改造成績很好，但實際上康澤對於共產黨是仇恨的，對共黨私下亦有微詞。
毛澤東曾講過“農民對於康澤是不能饒恕的”等話，共產黨與康澤長期勢如水火，雙方都沾滿了對方的鮮血，所以康澤沒過得了文化大革命這關，其下場是半夜被紅衛兵打得半死，後被拖進秦城大牢，傷重而亡。
成立別動隊
蔣介石在短短兩周的廬山集訓後，康澤對別動隊進行了組織設計。這首先是一個全盤效仿黨衛隊的組織。康澤設立了一個龐大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總隊部”。總隊以下，以“三三制”的黨衛隊編組為模式。即總隊轄三大隊、各大隊轄三支隊、各支隊轄三中隊、各中隊轄三區隊，區隊下設分隊。分隊配輕機槍一挺，各成員步槍手槍各一支，自成一個行動單位。別動隊的服裝也效仿黨衛隊，一律灰色軍裝、灰布綁腿、白襯衫、黑鞋、黑襪，腰扎橫皮帶。此外，各中隊的第一區隊“規定為便衣區隊，持有特務證”，以方便秘密活動。組織上採用“軍裝掩護便衣，便衣領導軍裝”的原則，從而形成三層結構，即總隊——便衣——普通隊員。康澤對別動隊頒布了極其嚴格、具有藍衣社和黨衛隊雙重風格的紀律：別動隊成員不許辭職，每個人都要做到“生的進來、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報告，得到批准後方可進行；在江西工作期間不許結婚，不許離開營房，每晚組長都必須組織查鋪；等等。違背這些紀律中的任何一條，康澤都有直接處以死刑的權力。思想控制則更為嚴格。康澤規定：除《領袖言行》、《力行哲學》、《我的奮鬥》等書外，禁絕成員閱讀任何別的書籍。至於成員腐敗，康澤更宣布“即使進民宅只取一隻雞、吃一頓飯而不付錢，指導組也可處死”。為杜絕腐敗，他首先以身作則。許多原別動隊成員幾十年後都談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時間裡，康澤一直“著士兵服裝，穿草鞋”，腰上別著一支匣子槍，這結合他的醜陋長相，一段時間裡，許多不認識他的人都以為他只是一個伙夫。
這就是早期別動隊的組織狀況。1933年10月初，編組完成後，這群大部分裝扮奇異、兵不兵民不民的人，這個帶著槍管理著一半江西的“馬上政府”，就開赴到以撫州為中心的前線和最近的收復區去了。它的總隊部駐紮撫州，各大隊沿南城、南豐、崇仁、宜黃、永豐等地散開。最後，各支隊、中隊及區、分隊，布置滿了各要線、要點。
別動隊時代
一張民國門牌看當時的保甲制此時，蓋有康澤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現在村村鎮鎮：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別動隊不咎既往。違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康澤目光冷峻，指揮著別動隊員和臨時徵集的士兵，將數以百萬計村民驅趕出他們村莊，像牲口那樣圈入標準“戰略村”，管束在“保甲制”之中。這個“保甲制”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制度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蘇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槍斃滅門。一家犯事，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效果卓著。一個多月時間，別動隊就控制了近20個縣的數百萬居民。“戰略村”、編保編甲完成後，在別動隊員、保甲長帶頭下，數十萬居民被發動起來。他們手執“刀片、長矛、鋤頭”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數以萬計的“民眾盤查哨”，以盤問、檢查過往路人。
陳誠康澤命令，各盤查隊伍一旦發現蘇區交通員、二道販子、走私的馬幫馱隊，不論有無“私通敵區”嫌疑，一律就地槍斃。其次，對稽查部隊則一手軟一手硬：凡勾結私運者一律槍斃；凡查獲物質或舉報受賄者，一律予以重賞。重賞是獎勵給有功人員“全部抄沒”，並連升“兩級薪餉”。
在數以萬計的保甲長的協助下，幾萬民工被發動起來。一條一條的簡易公路被修建，連線不斷地通往蘇區，通往瑞金。在公路逐漸形成環狀包圍時，依照德國顧問建議而構築的“堡壘”接連出現了。無數的鋼筋、水泥、磚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綿數百里，被調集往前線。四個月之內，江西共修築了2900餘個鋼筋水泥堡壘。
1934年初，事實上，瑞金已在望。瑞金在望前後，康澤已接管了江西六十餘縣中的大約一半。別動隊已迅速擴充到五個大隊一萬餘人。另外，在蔣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隊的兩個師也劃歸康澤指揮。
別動隊的貢獻
宋美齡康澤的別動隊反腐敗的成就，是民國無可比擬的。比起鄧文儀的武漢“清流風暴”和15年後蔣經國的“打老虎”，它聲勢更浩大。它並且把反腐重點直接指向官員的貪污、索賄、受賄。舉報箱懸掛在村村鎮鎮，使別動隊成功地發動起江西的千萬民眾，短短一年多時間，它共查處了1200件“腐敗大案”和無數小案，幾乎根絕了半個江西的基層腐敗。在這一系列使社會“軍事化”、“黨化”的措施下，整個江西社會變成了一個大兵營。這種手筆、氣勢只是在30多年以後才重演了一次。不僅如此，他們還挨家挨戶地訪苦問貧，提供貸款、種子，引進農藥，賑濟災害……在前線槍聲不絕的時刻，江西半省出現了農業復興的勢頭。
別動隊的惡行
1970年9月，斯諾和夫人在陝西志丹縣毛主席舊居參觀埃德加·斯諾曾引用“國民黨自己”承認的數字說：“在對江西蘇區發動的戰爭中，大約有100萬人死於饑荒和戰火。”
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裡，康澤的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短短几年就變成了沒有男人的縣份，至於寡婦村、寡婦鎮更比比皆是。
最鮮明地折射著別動隊本質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別山。在蔣伏生，這個賀衷寒的中學同窗、藍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統治的漫漫長夜開始籠罩在這片自古貧瘠的土地上。它的兇殘、徹底、乾淨利索，足以使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征服者都自愧不如。“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這是集體屠殺大別山近百萬青壯，並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最後像野狗一樣死去的一個計畫。它的下達者，是那個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頗像個慈善長者的人。它的執行者，則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志“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和康澤。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就“槍殺與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殺了一百多人……”這是編錄進鄧文儀主編的《剿匪戰史》的記錄。是藍衣社、別動隊無可抵賴的法西斯罪行。區區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僅一個月時間就被別動隊及蔣伏生的83師殺了上萬人。此外還有上萬人被關進了“臨時集中營”。
牢獄生涯
埃德加·斯諾一半骨灰葬於北京大學的未名湖邊，墓碑由葉劍英手書結束牢獄生活後，康澤居住在北海一帶的一個普通大雜院里。因為毛澤東曾說過，“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予生活出路”，這樣，他被分配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他開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過日子。他深居簡出，幾乎沒有人來探望他。但，一生就這樣過去了么？在深夜的夢魘里，他不時地被驚醒。他是那樣的孤獨，院子裡的那些居民、共青團員、少先隊員，唱著《社會主義好》，同時把他視為一個古舊時代的殘渣餘孽。他們疏遠、戒備著他，他從來就不能和鄰居有略多的往來……除了《參加復興社始末》、《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緣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回憶，是過時的大人物的娛樂。於是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寫著回憶文章，畢竟，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飯碗，然後，這一天，在秋風蕭瑟的北京，他的那兩間平房，終於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客人。對這個客人，他曾經滿心眼地不放在眼裡過，但畢竟滄海桑田，一個“故人”是多么的難得，畢竟這也是他孤獨生活的調劑。他去買了一瓶北京產的紅星牌二鍋頭，幾兩豬頭肉和一些花生米，熱情地招待著這個客人。一張塗有白漆的舊桌子，一張攤開的《人民日報》以及兩個酒杯，就是他們的餐桌。三杯酒下肚後，客人說明了來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標題是《復興社述略》，請他過目。看到“復興社”、“藍衣社”、“別動隊”、“新生活運動”等已被新時代湮沒的名詞時，康澤的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當夜，就是他時刻掛念的兒子，帶著妻子的眼淚和問候，即將通過秘密渠道、繞道香港來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們酩酊大醉。這可能也是康澤一生中最後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這個客人是肖作霖。前國民黨陸軍少將，藍衣社控制下的“中國文化學會”書記，和程潛一同在長沙和平起義的湖南人。最後，他還是席捲民國的“新生活運動”的最早提出者。
三民主義青年團
三青團團證成為十三太保
胡宗南1932年，蔣介石授意其心腹、黃埔畢業生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等人成立特務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仿照法西斯特務組織義大利黑衫黨、德國褐衫黨，又稱“藍衣社”)，由蔣介石核定幹事13人為該組織骨幹，被稱為“十三太保”。具體哪13人，說法不一，有說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劉健群、潘佑強、鄭介民、葛武綮、梁乾喬、肖贊育、滕傑、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也有說劉健群、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酆悌、鄭介民、曾護清、梁乾喬、肖贊育、滕傑、戴笠、胡宗南等13人。
蔣介石的文臣武將
| 蔣介石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在其漫長的軍政生涯中，有一大批御用文臣和嫡系將領成為他所倚重的左輔右弼：或為軍師、智囊，出謀劃策；或為高級幕僚，官居要職；或為統兵大將，執掌兵符；或為封疆大吏，鎮撫四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