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衣社[中國國民黨特務組織]](/img/5/bd0/nBnauM3X3ADO5IjN2cTOxI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3kzL0g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藍衣社[中國國民黨特務組織]")
發展歷程
藍衣社的緣起，竟是一群憂國憂民的黃埔青年才俊。他們在日本留學期間發現日本侵華戰爭迫在眉睫，而內患積重內亂不已的政府國民或渾然不覺或熟視無睹。藍衣社創始人四下遊說，終於聯合國民黨軍內的一群有志青年，結成社團，肩負起救黨救國，抵禦外侮的歷史使命。這時的藍衣社與戊戌六君子，黃花崗烈士和秋瑾、孫中山無異，都是壯懷激烈的革命志士。
藍衣社成立之初，對內勵精圖志紀律嚴明，這在腐敗成風的民國政壇不啻是吹入一縷清新的氣息；對外則是復興狂飆廉政風暴，鋒芒所指貪官污吏日寇漢奸。就抗日而言，東北義勇軍的首領馬占山是藍衣社護送去外蒙古，以從而保留了東北抗日力量的火種。藍衣社還在長城與日寇血戰，損失慘重。江南的忠義救國軍也是藍衣社領導的。日本特務組織對藍衣社恨之入骨，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當然，藍衣社反共也是很堅決的，曾重創紅四方面軍，並對蘇區進行封鎖，給中央根據地帶來極大的困難。從政敵的角度講，藍衣社確是我們的死敵；但從該組織的自身邏輯上講，它反共與抗日肅貪的宗旨是一致的。
藍衣社在一群青年精英的努力下，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國民黨三大派系之首。其它兩個是CC系和政學系。然而輝煌了短短几年，藍衣社就衰亡了。
藍衣社的悲劇在於，這些青年志士的愛國熱血為獨裁者專制主義所利用，成為他們黨同伐異的利器。而當蔣介石利用藍衣社度過內憂外患之後，又對藍衣社的發展壯大深感不安。擅長權術的老蔣打擊排擠最終解散改編了藍衣社。藍衣社更大的悲劇在於青年人自己。他們最初像反抗惡婆婆的兒媳婦，等到自己做了婆婆，並不因為當年反得辛苦而有所改變，反而變本加厲地壓迫下一代。如此循環往復陳陳相因直至反抗越重壓迫越深。藍衣社的悲劇也是舊中國青年人的悲劇。歷史上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如康有為，又如汪精衛。
藍衣社的主要人物有所謂“十三太保”（沙陀國王李克用有子及義子十三人，稱為“十三太保”，“太保”等於清代的“貝勒”，即“王子”之意），著名的有曾擴情、賀衷寒、酆悌、戴笠、康澤、鄧文儀、劉健群等，另外還有潘佑強等幾個不著名的人物，其中除劉健群一人外均為黃埔學生。
劉健群在抗戰時期因受黃埔系排擠，曾一度出家做和尚（表面的原因是為了失戀）。
曾擴情、劉健群、賀衷寒三人均做過軍委會政治訓練處處長，主持過部隊政訓工作（即部隊中的特務工作）。
曾擴情於民國二十五年任“西北剿匪司令部政訓處長”，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楊虎城沒有逮捕他，他自告奮勇，在西安廣播電台廣播，號召蔣系軍隊擁護張副司令、楊主任的主張。蔣介石被釋放後，曾擴情也到了南京，上了一個萬言書，解釋他在西安時行動的用意，在保護蔣的生命，並如何發生作用。蔣介石在呈文的後面批了四個字“無恥之尤”，把曾送到南京衛戍司令部去關了好幾個月。
酆悌於抗戰初期任長沙警備司令，民國二十七年放火燒毀長沙全城，因此被槍決。火燒長沙城後，謠傳放火的目的在出其不意地燒死周恩來將軍，因為武漢失守後周將軍那時在長沙，而國民黨要人則不是到了重慶，就已到了衡陽，放火的命令是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與酆悌商定下的，執行者是酆悌。出事後輿情大嘩，蔣介石派員去查辦，張治中和酆悌商議，由酆悌承認全部責任，張治中可以從中斡鏇，理由是如果兩個人都牽涉在裡面，就沒有人好發言，酆悌一人擔當了，張治中就有權發言了。酆悌同意這個辦法，把一切責任承認下來，並在調查報告上籤名畫押，查辦大員馬上取出蔣介石的手令來，上面有八個大字：“查明主犯，立即正法。”酆悌才知道上了張治中的大當，臨刑時大罵張治中做了圈套害他（另有人傳說：槍決的不是真酆悌，真酆悌放走了。理由是酆悌死後，他的老婆幾乎沒有哭過。此說不足信，但另一方面也說明藍衣社常做假事情，慣於偷天換日，所以有此傳說流行）。
因此，藍衣社活躍的人物，就只有賀衷寒、戴笠、康澤、鄧文儀四人。
藍衣社的工作，可分為：調查（情報）、行動（監視、禁錮以及暗殺）、組訓、籌款四大類，尤以情報與行動為主，籌款則比較簡單，除財政部撥給軍事委員會的巨額機密費，及向各地方軍事、行政長官索取報效（實際類於攤派，如藉口舉辦事業，代募股金，或收買貨物，代墊貨款等）外，主要就是製造販賣嗎啡、海洛因等毒品。
抗戰之前，上海就有兩個大規模的製毒機關，一個在上海北郊長江邊的瀏河鎮附近，是藍衣社直接經營的；一個設在南市保全隊隊部裡面，是孔祥熙、吳鐵城、杜月笙經營的，要繳納一定的利潤給蔣介石作機密費用（即藍衣社特務費）。後者的開始，是在蔣介石自兼禁菸總監，雷厲風行地禁菸之後，在漢口抄到一批鴉片土，有五十餘萬兩（是四川軍閥的，他們販運這大批煙土，沒有和藍衣社合作，所以被抄沒了），蔣介石就交給孔祥熙去製造嗎啡，孔即轉交給吳鐵城（那時的上海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和杜月笙辦理。這個嗎啡廠就設在南市一個保全隊的中隊部，當然十分保險，沒有任何人敢去碰它。這個事情很秘密，怎樣會暴露出來的呢？因為上海市保全隊（楊虎統率的）不知道瀏河的嗎啡廠是藍衣社開設的，想去發橫財，把這個嗎啡廠抄沒了。後來楊虎和吳鐵城知道了，把抄沒的東西大部分發還，但“太保”們認為奇恥大辱，就採取報復行為，衝到保全隊所保護的嗎啡廠去，把毒品和製造機器都搬走了。這樣一來，就鬧得滿城風雨，上海市知道的人就不少。吳鐵城因為他的嗎啡廠是蔣介石批准的，當然於心不甘，但藍衣社卻提出證據，說五十餘萬兩煙土早已過頭了，過去雖是“奉命”，現在卻是私造，製毒販毒成為藍衣社的獨占副業（抗戰中期，一九四○——四一年，蔣介石又在川康滇黔各省“嚴厲禁菸”、沒收了二千餘萬兩煙土，結果貼上“軍用品”的封條，運到廣東去轉銷於沿海各省，這次由孔祥熙與藍衣社合作，沒有內哄起來）。
組訓工作就是各種“訓練團”及部隊中的政治訓練，其目的有二：一、灌輸法西斯思想，加強盲從教育；二、監視並偵察受訓人員。他們在“訓練團”中常發動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藍衣社份子常首先發言，把一些官吏痛罵一頓，以引起別人說出心中不滿的話，因此判定誰是“不穩”份子，加上種種帽子。這一工作，主要由賀衷寒、鄧文儀兩人負責。賀衷寒在抗戰以前任軍委會政訓處長兩年多，還兼任“中央新聞檢查所所長”一年多（在賀衷寒之前這一職由國民黨中宣部葉楚傖兼任），一開口就罵新聞記者沒有“國家觀念”，是一個極端狂妄的人。據說他讀過很多社會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他讀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研究什麼問題，而是從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不顧具體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以充實他的反共理論。抗戰後曾任政治部的廳長及第一戰區的政治部主任。
鄧文儀現任“國防部新聞局長”，蔣軍中的政訓機構現已改變名稱為“新聞處”或“新聞室”，“新聞”兩字的意義就可想見。上面曾說過鄧文儀曾乾過情報，這一部分工作被戴笠所併吞了。在這同時，鄧文儀還是藍衣社文化工作的主持者，有一個叫做“中國文化建設學會”的團體，辦了幾十個刊物，每月的經費達二十萬元之多（是民國二十一二年的事）。後因航空署長徐培根火燒飛機場案件，蔣介石派鄧文儀去調查，徐培根拿了八萬元鈔票出來，對鄧文儀說：“飛機場的失火事件確是我有意縱火的，我並對你說真話，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賺一些錢，不料一次次蝕本，累積到兩三百萬元，無法彌補，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飛機機件、機場設施等報銷。造假報銷的錢除送在交易所扣我用去外，只剩下這八萬元。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你收這八萬元代我彌補過去；另一條則是你不收這八萬元，我就一槍先打死你，然後開槍自殺。你如據實報告，我就有性命危險，同是一死，不如請你陪我一陪，做鬼也熱鬧些。”鄧文儀經徐培根一耍流氓手段，嚇慌了，就把八萬元收進了，事後報告蔣介石，說：“飛機場因汽油太多，儲藏不密，天熱蒸發而起火。”但另外有人報告蔣介石，徐培根撤職後，在南昌關了一年左右，而鄧文儀也一度失寵，不僅原來已預定的南昌市長沒有到手，每月二十萬元的文化事業經費也取消了，“文化建設學會”就為CC所主持的“文化建設協會”所代替（文化建設協會的實際主持者為後來投敵任汪記中央大學偽校長的樊逆仲雲，主要的“理論家”為托匪葉青。葉青在CC系統下雖十分賣力，但並不得意，抗戰前後轉入藍衣社後，始被胡宗南優待。國民黨六全大會時以反共有功被提拔為中委）。直到日本投降前後，鄧文儀才逐漸取得重要地位。
情報工作與行動分不開，主要由戴笠負責。戴笠（字雨農）在黃埔學生中班次較低，資望較淺，但實權則最大。在抗戰之初，戴笠的階級是上校，但他的部下卻有不少“少將”，還有經過他保薦而做民政廳長的，當然他是最得蔣介石信任的。蔣介石對他所以特別信任，其原因之一也是為了他是浙江人。戴笠所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為國民黨特務的中心機關，其工作分為下列幾方面：第一位的當然是對付革命黨派與革命民眾，其方法為陰謀破壞與血腥鎮壓，從造謠中傷、挑撥離間、收買威脅、打入內線、做情報、分化破壞，到行刺暗殺，以及勾引極少數敗類叛變，還有製造假團體、假冒進步、淆惑民眾等，這是陰謀的一套；另一套則為監視、綁架、非刑拷打、勞動集中營，以至活埋槍殺，這是鎮壓的一套。關於這方面，大家知道得很多，無庸細說。其次是對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分子、知識分子，或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者，威脅毆打，強迫解職，綁架囚禁，以至於暗殺，如對楊杏佛、史量才、李公朴、聞一多、馬寅初、馬敘倫等。其次就是對付地方勢力，那些地方勢力與蔣介石沒有什麼分別，同樣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但不願為蔣介石所併吞，因此內部有矛盾。蔣特的方法，分為：刺探內情，收買分化，造謠挑撥，配合軍事壓力，造成內哄，而瓦解分裂之，必要時則加以毒害暗殺，如對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及四川的劉湘。劉湘的死得不明不白，已成公開的秘密；魯滌平則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中風而死，明白真相者甚少，需稍加敘述：民國二十四年蔣特刺殺史量才於滬杭國道，蔣介石為掩人耳目，令魯滌平嚴緝兇手。魯滌平奉令後果真認真查緝，而這個暗殺案做得並不機密，杭州、海寧一帶的人民都知道兇手坐的是杭州警官學校的汽車，主要布置這一暗殺案的是警官學校的教務主任趙龍文（警官學校的校長是蔣介石，校務主任即實際校長是戴笠）。這一來，蔣介石和戴笠都慌了，怕重蹈袁世凱刺宋教仁的覆轍（民國二年袁世凱使代理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總統府秘書洪述祖布置暗殺國民黨領袖宋教仁於上海北火車站，事後為掩人耳目，令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緝兇。程應將真兇捉到，把趙秉鈞、洪述祖等的往來電報和其他證據都抄查出來，加以公布，使袁世凱非常狼狽，結果毒死趙秉鈞，洪述祖最後亦被正法），於是先下手為強，將魯滌平毒死。魯滌平的猝死，他的如夫人曾看出疑點來，於是第二天她也死了，說是“殉夫”。再其次是監視嫡系與準嫡系，衛立煌賭錢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
藍衣社中如果那一個人想自己形成一套勢力，或代替蔣介石做了比較重要的機密工作，那就要遭殺身之禍。前者如楊永泰之死，後者如唐紹儀的慘遭橫死。抗戰以後，蔣介石為刺探日寇的“和平”條件，叫唐紹儀在上海與土肥原住來，土肥原要唐紹儀“出山做總統”，談好了許多方面可以“自主”的條件，後來又到北平去勸吳佩孚，要吳佩孚做“副總統”，吳佩孚也敷衍他：“如唐少川上台，我也可以考慮。”土肥原回東京覆命，說“唐、吳均肯出山”，日本政府就命令土肥原來華“導演”這齣傀儡戲，而唐紹儀以刺探日本態度的目的已達到，向蔣介石報告了，任務已完，拒絕與土肥原見面。土肥原無法交代，就通過陳中孚與藍衣社合作刺唐，而蔣介石正要殺唐以滅口，於是把七十幾歲的唐紹儀用利斧劈死。唐死後，蔣介石政府下了一道褒獎令，但刺唐的兇犯被上海法租界捕房逮捕了，因為是“中國政府機關人員”，以“驅逐出境”送到寧波完事。為了這件事，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長曹某也被藍衣社暗殺了。最後則為國際情報，除派遣大批特務出外做“見習領事”與“領事”（從民國二十六年開始）之外，沒有什麼特殊業績。
以戴笠為首的藍衣社特務系統，除軍統局與中美合作所兩個（實際是一個）公開特務機關外，還有幾個重要部門：第一是警察，從杭州警官學校開始，逐漸遍及各大都市，這一方面以曾任內政部次長、警務署長的唐縱為第一號狗頭，戴笠死後即由唐縱負責。第二是武裝部隊，抗戰時期為“忠義救國軍”，日寇投降後大部分改編為“交通警察總隊”；這一部分原來是抗戰開始時戴笠與杜月笙合作搞起來的，絕大部分為地痞流氓，抗日毫無用處，殃民則有餘，因此聲名狼藉，為了與顧祝同的部隊矛盾重重，互相攻訐，蔣介石曾一度要取消它，戴笠發急了，就求救於胡宗南，由胡宗南推薦馬志超當“總指揮”，才算保留下來（抗戰時期還有一個“交通監察處”，旅客往來，特別是買飛機票，一定要經它批准，但實際上即由軍統局兼辦，不過有一個公開名義而已）。第三是聯絡參謀與諜報參謀，上自軍委會軍令部，下至各級參謀處，大部分是軍統局可以直接指揮的特務。第四是憲兵，所謂“中央”嫡系的憲兵團幾乎全是特務，不過其中有一部分則和戴笠系統有矛盾（因爭權奪利），不能完全指揮如意。
以“鏟共義勇隊”起家的康澤，資格雖高於戴笠，但他極端死硬頑固，而且專信任他的四川同鄉（最相信是同縣而又是中學國小時同學的），只要是同鄉同學，不論是怎樣飯桶，都得到重用。抗戰以後就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處長，三青團是他的勢力範圍。雖然其他部門也滲雜一些康澤系統的人，因為大部分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蠢才，所以作用並不大。
歷史
藍衣社領袖賀衷寒1930年代初，中國國民黨內具有理想主義刻苦清廉的人士發起成立“藍衣社”，企圖克服日本入侵危機、制止國民黨腐化墮落。
藍衣社領袖賀衷寒提出“第二期革命”：“削藩”以統一國家、重整軍備以抗戰、禁菸、反腐敗、復興農村，“第二期革命”後為蔣介石接受並提倡。
藍衣社理論家劉健群：我們的黨現在似乎對民眾的願望變得毫無興趣，黨不僅變得遠離民眾，而且在許多地方，國民黨簡直被民眾所痛恨。黨的混亂、黨的軟弱無能、黨的頹廢，已經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主要人物
藍衣社發起人：滕傑（黃埔四期、曾在日本留學）第一任書記長，藍衣社真正的靈魂，其妻子也在藍衣社。
藍衣社領袖：賀衷寒 （黃埔一期）(第二任書記長)因西安事變中主張武力解決，蔣介石一直耿耿於懷，終不得志。
藍衣社理論家：劉健群
藍衣社重要人物：戴笠。原是街頭混混，後加入藍衣社。後受蔣介石青睞，任藍衣社特務處處長，發展為軍統局局長。
宗旨
蔣介石為藍衣社擬定的“宗旨”：革新教育、開發實業、調劑勞資、統制工商、平均地權、扶助耕農、喚起民眾、注重道德、崇尚禮儀、創造武力、夭志勞動、誓服兵役、恢復領土、還我主權。
“第二期革命”的主旨是重塑國民黨作為革命黨的形象和靈魂，但是這個以法西斯主義為指導的國民黨革新工程並未獲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