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紅衛兵組織紅衛兵的典型著裝是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
背景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間由毛澤東主席發動和領導的一次政治運動，歷時10年。是由於毛澤東同志錯誤的評估當時我國的政治形勢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而發動的，並被林彪和江青的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內亂，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蘇聯出現修正主義以後，毛澤東認為：要嚴格的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以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復辟，捍衛初生的新中國的文化，於是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第一次國共內戰之前，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曾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對敵人的同情就是對革命事業的犯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於是“紅衛兵”在學習了毛主席的教導後，奔赴全國各地，都以各樣的方式開始了破除和批判他們所認為的“封資修”，他們忠心不二，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崇拜狂熱情緒過激，導致了盲目和極端，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基本過程
紅衛兵“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全國性的以大、中青年學生為主的民眾性組織，於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現，並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發起了紅衛兵運動。毛澤東認為青年學生是推動“文化大革命”全面開展的突擊力量，並於同年8月1日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表示支持他們起來“造反”。從此紅衛兵運動迅速向全國發展。8月18日，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並且再次表示支持紅衛兵運動。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是一望無際的人群，在南到前門和東西兩側的長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們的口號聲驚天動地。林彪在大會的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毛澤東8次接見紅衛兵，共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1300多萬。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要求各地組織大中學校學生或學生代表、教職工免費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使紅衛兵和學校師生的大串連走向高潮。這是造成社會大動亂的一個嚴重步驟。在中央文革小組煽起的所謂捍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狂熱下，各地大批紅衛兵沖向文化教育界、黨政機關和社會，對他們認定的所謂“封、資、修”的事物進行大破壞；許多人被當作“黑幫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批鬥、抄家侮辱、毆打和迫害。紅衛兵組織也由於觀點不同和利益的爭奪，發生分化和改組。他們打出各種派別旗號，展開劇烈的派系鬥爭。這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民主和法制的行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滿。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一條“壓制民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陳伯達則在會議的講話中，對紅衛兵的破壞行動竭力加以吹捧。會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種種越軌不法行為不再受到約束，對不法行為的干預則被扣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社會因而不斷陷於動亂之中。
1967年為穩定局勢，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學校師生停止大串連，複課鬧革命。此後，紅衛兵的活動逐漸停息。在毛澤東“推翻”以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的達到以後，以“從大亂達到大治”奪回紅衛兵過度膨脹的權力為目的，紅衛兵運動終於被新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所取代，1968年底，紅衛兵運動壽終正寢。紅衛兵運動第一個高潮是破“四舊”，即所謂的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四舊”從改路名、店名、校名、廠名、影劇院名、公園名開始，一切被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檔商品禁止出售。
紅衛兵還對被他們視為奇裝異服的行人採取粗暴行動，如剃時髦髮型、剪小褲腳管、剁尖頭皮鞋等。甚至違反黨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規，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蹟。（有數據統計。文革時期破壞的文物遠超抗日戰爭時期和國共內戰時期）。破“四舊”過程中，由北京颳起的打人抄家風也迅速在全國盛行開來。抄家的對象起初只是所謂“牛鬼蛇神”，以後逐步遍及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中學教師，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財寶也被抄走，許多圖書、唱片被銷毀。一些知名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名演員，更是紅衛兵抄家的集中目標。
紅衛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號，造所謂“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謂“走資派”，搞亂了地方黨委，並造成民眾之間派別糾葛和紛爭。在北京紅衛兵衝擊政府機關，揪斗領導幹部的情況越來越頻繁，這一切都加劇了社會的動盪。當紅衛兵象流星般划過中國的政治天空之後，留下的，是對中國文化遺產前所未有的破壞和對幾代中國人（也包括他們自己）從精神到肉體的摧殘。但紅衛兵作為一種民眾性組織，則一直延續到1976年。
特徵
簡介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崇拜性
紅衛兵對偶像的崇拜，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是維繫千百萬紅衛兵的精神紐帶，一切傳統和現實的社會思想、準則以及一班的社會習俗，都以毛澤東教導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此，無論紅衛兵中什麼派別、組織都是以對毛澤東的無限忠誠為旗幟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是紅衛兵組織的目的，而是紅衛兵組織的手段。破壞性
紅衛兵運動最流行的語言是：不破壞一個舊世界，就不能建立一個新世界。紅衛兵運動對於物質和精神的破壞是繁雜的、無目的和無序的，他們的破壞涵蓋著政治上的衝動、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表現和缺乏理性的情緒宣洩。同時，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否定，以“破四舊，立四新”去創造一個水晶般純潔的社會，在對“走資派”、“牛鬼蛇神”進行肉體打擊和精神折磨時，他們給未來編造了一幅空幻的藍圖。空幻性
紅衛兵運動具體表現在缺乏理性精神，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過於情緒化、觀念化和絕對化，階級感情、思想道德被看成是第一位的。 紅衛兵的幻想一般來說其出發點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們的觀念不是以事實為依據，而是被畸形的政治宣傳所困惑。他們的絕對化體現為，沒有民主的論爭與科學的分析，只有絕對的專制和服從。評價
本來是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卻演變成了一場全民運動，在這種革命激情衝擊之下，紅衛兵成為一股力量，“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紅衛兵無比狂熱的革命熱情卻變成了破壞的主力。這些昨日課堂的學生，家長膝下孩子，轉眼間就變成了暴徒，對國家行政體系、社會秩序、文化價值觀念以及千千萬萬人的無辜生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這也是文革衝擊原政權架構的重要力量，對文革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是極權政治幕後操控者使用的殺人機器，無數知識精英，社會名流死於它們的屠刀之下，舉凡中華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夕掃地盪盡。給中華千年文明帶來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傳統文化幾乎毀於一旦。但官方說另一方面，也徹底掃除了宗法社會在新中國的殘餘影響，為發展奠定了基礎。
其它相關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
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數派組成的，他們的基本態度是保老幹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作為一司、二司的對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數派組成的，他們的基本態度是造各級黨委機關和領導幹部的反。
紅衛兵三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非常複雜。爭論的核心問題是“革”與“保”。中央文革小組越來越明顯地支持三司，這樣一來更是加劇了三個司令部之間的激烈鬥爭。由於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參加三司的民眾組織越來越多，三司在全國的名聲越來越大。在名聲顯赫的五大紅衛兵領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聲雄踞榜首，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三司的影響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繼續分化、動盪、組合。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北航“紅旗戰鬥隊”為首；
地派：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北師大“井岡山公社”、清華大學“井岡山公社”為核心。
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後導致了動槍動炮的慘烈武鬥。說起原因來，很是複雜。
中學裡的各紅衛兵組織
在中學裡，各紅衛兵組織也分化組合，成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 和“老紅衛兵派”。
“老紅衛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紅衛兵組織構成，如清華附中紅衛兵、北京八中紅衛兵等。這些“貴族學校”的紅衛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撥人。其組織形式主要有“聯動”、“西糾”、“東糾”等。
“老紅衛兵派”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退出歷史舞台後，北京中學的紅衛兵組織主要分為“四·三派”和“四·四派”。“四·四派”：他們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篇講話為旗幟，主張複課鬧革命，肯定絕大多數紅衛兵組織是好的。“四·四派”後來構成了帶有執政色彩的“首都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主流。“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組的另一篇講話為旗幟，他們大多是被運動排斥、不允許參加紅衛兵組織、甚至受到各種衝擊的中學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識分子，要么是“黑五類”或者“黑七類”，要么是家屬和親友中有這樣那樣歷史問題。當時，紅衛兵組織中的混亂普遍存在。
北京市率先起來造反的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紅衛兵們，向社會散發了《紅衛兵緊急呼籲書》。該《呼籲書》中說：“我們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紅衛兵、紅旗及其他左派組織呼籲：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嚴格禁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等壞行為。提高警惕，監視、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的混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一律解散！今後誰還膽敢破壞黨的政策，我們絕不答應……”
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在北師大附中集合，發起並成立了第一個跨校際聯合性的紅衛兵組織，命名為“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不久，海淀區、東城區紅衛兵也相繼成立了“東糾”、“海淀分隊”等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
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真實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澤東關於民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糾察隊去糾正、控制某些紅衛兵組織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
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來、陶鑄、王任重、廖承志這樣一些尚在台上的“穩健派”的支持。周恩來通過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為紅衛兵糾察隊提供了房屋、電話、交通工具和印刷設施，甚至還包括紅衛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軍大衣。西糾等紅衛兵糾察隊還受周恩來的囑託，在運動中保護了諸如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民主愛國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里，正醞釀一項重要的決定。參加會議的是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工業大學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淀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他們大多數是革乾、軍乾子弟，歷史的使命感和嚴峻的現實使他們緊緊地抱作一團，努力要形成一隻鐵拳頭，準備朝他們認為應該打擊的地方打過去。
關於這個組織的名稱，會議上進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議叫“紅衛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與蒯大富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議叫“造反兵團”，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窩蜂出現的造反派的反。經過協商，大多數人贊成用“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字，並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學紅衛兵”的字樣，和大學紅衛兵有所區別。
經過幾天的籌備，“聯動”宣告正式成立。當天夜裡，“聯動”成員冒著刺骨寒風傾巢出動，四處張貼標語和《“聯動”宣言》。北京工業大學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成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聯動”成員大多有背景，是“紅色 貴族”，在文革初期他們秘密成立紅衛兵組織，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更是出盡了風頭，有濃烈的優越感。可是那些大學中的紅衛兵更非庸常之輩，他們是在人生道路上經歷了種種拼搏之後，才跨進大學門檻，考進高等院校的，他們並不把“紅色 貴族”怎么放在眼裡。何況，“聯動”成立前後，其前身主體“西糾”、“東糾”等紅衛兵糾察隊組織大搞“紅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殺人，在北京城的民眾中造成了不良影響。
在“聯動”組織的冤家對頭、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出版的紅衛兵戰報《井岡山》上，有“聯動”六衝公安部的記載。
以首都中學紅衛兵為主，在北京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接著，“聯動”設在北京101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師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八一學校等校園內的“聯動”據點先後被摧毀，分散在上海、瀋陽、武漢、南京、廣州、長沙、新疆等全國各地的“聯動”力量均遭到鎮壓，大批“聯動”頭頭被逮捕。
北京建工學院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曾在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蹲點。劉少奇被打倒以後，建工學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鬥劉少奇。
1967 年4 月下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等組織成立“揪劉聯絡站”。6 月3 日，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到中南海遊行示威，要求黨中央將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交給他們批鬥。他們後來又在“揪谷”的旗幟上加了“揪劉”的字樣。此後，“新八一戰鬥團”等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揪劉火線指揮部”，並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表示要“堅決揪出劉少奇”。
建工學院新老“八一”的行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和鼓勵，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學校及各機關、廠礦、企事業單位造反派的紛紛仿效。
北京鋼鐵學院紅衛兵
在北京是有過反周總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團，1967年5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奇（旗）為首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6月2日，張建奇（旗）就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提出23個問題責問周總理，大字報貼在了許多地方。緊接著，大概是6月14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的頭頭劉令楷與張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籌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 1968年的時候，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派成員章含之向毛主席寫信，告市里謝富治的狀（謝當時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她說謝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團”是反周總理的，是反周保謝的，海軍宣傳隊進駐外國語學院後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團”一邊。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成員。
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
“八一縱隊”和“八一野戰團”
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八一縱隊”和“八一野戰團”，連續貼出《一問中央文革小組》、《二問中央文革小組》、《三問中央文革小組》和《也問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對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少數派”卻沒有注意團結其他紅衛兵，甚至擴大了紅衛兵之間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質問。大字報說：“最近又有一些人採用新的形式，繼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義分子’等等，並且全國通緝，四處捉拿，封街道，開鬥爭會，搞人身攻擊，與前一階段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宗璞
| 致力於研究宗璞的相關信息，包括其出生、生長背景，主要作品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