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畜飼養業
家畜飼養業起源
家畜飼養業的傳說和起源原始飼養業起源於狩獵，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具體過程人們還不很清楚。一種普遍流行的說法是，隨著狩獵的發展，有時候人們獵獲到較多的動物，一時吃不完，就先養起來留待以後再吃，由此逐漸使動物馴化，導致原始飼養業的產生。有的人還進一步具體構想，幼年動物比較好管，首先被人們馴養，或者當人們吃食物的時候，有些比較馴服的動物就跟在人們身旁，撿食一些食物殘餘，人們乘機將它們捕捉，留在身邊餵養，時間長了便轉化為家畜，如此等等。這些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可惜都沒有說到點子上。
從採集狩獵經濟開始，隨著採集狩獵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人口在增加，另一方面人們狩獵的本領也在增強，雖然當時進步的速度緩慢，但是在經過二三百萬年的長時間以後，這種進步就相當可觀了。結果是什麼呢？結果之一就是野生動物資源大大減少，要找到狩獵對象越來越難。這時候人們的想法不會是別的，就是增強狩獵能力，提高狩獵效率。於是弓箭作為一種高效率的狩獵工具應運而生了。作為加強狩獵的另一項有效措施，一種後來人們稱之為狗的動物首先被馴化了。具體馴化方法，大概跟今天馬戲團訓練動物表演節目的方法差不多。這不須多說。再往後，隨著狩獵資源進一步趨於枯竭，以及種植業的發明提供了一定數量的副產品的情況下，人們自然會想到把馴養狗的經驗和知識移到其他動物的馴養上，原始飼養業就這樣自然地來到了人世。
發展史
1、遠古時期
家畜飼養業的發展歷史階段2、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漢武帝時從西域引進苜蓿，並試種和推廣。西漢（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楊雄《蜀都賦》說“糶米餵豬”，王褒所著《僮約》說“持捎牧豬”，《四民月令》中有五、七、八月“刈芻茭”的記載，即刈下青飼料，曬乾，貯存起來，供家畜安全越冬，在漢代，豬的飼養方式以放牧為主，舍飼為輔，這樣可大量利用青飼料。《汜勝之書》總結了用瓠瓤餵豬（“破以為瓠，其中白膚，以養豬致肥”），《神農本草經》中說“梓葉，飼豬肥大三倍。桐花，飼豬肥大三倍”。看來，我國自古即重視開發飼料資源。漢《淮南萬畢術》記載，“取麻子三升，搗千餘杵，煮為羹，以鹽一升著中，和以糠三斛（註：十斗為一斛，也有五斗為一斛），飼豕則肥也”。說明當時對豬的飼料已頗有認識，不僅有糠麩等粗飼料以提供能量，而且使用含大量油脂和蛋白質的麻子，注重營養平衡。到了北魏時期，生豬飼養方式已是放牧與舍飼並舉。後魏（534～581年）賈思勰在《齊民要術·養豬篇》說：“圈不厭小，處不厭穢，亦須小廠，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隨時放牧。……八、九、十月，放而不飼，所有糟糠蓄待窮冬春初。”又提出：“豬性甚便水生之草，耙耬水草等令近岸，豬食之皆肥”。這種因時制宜的飼餵方法及利用水草餵豬致肥的經驗，今日農村仍在施行、利用，其優點在於，一方面由小豬進入架子豬階段，主要是採取放牧，以飼餵青粗多汁飼料為主，可使豬長骨架，俗稱“吊架子”，以利日後育肥。古人根據“大豬要囚”的特點，提出了“圈不厭小（原註：圈小則肥疾）的圈飼催肥術；”另一方面，在草木滋生以及收穫季節進行放牧，既可尋撿地上地下遺漏下的穀物和根莖，避免浪費，同時又可節約飼料，以備冬日和春初使用。《齊民要術》還對家畜飼養管理進行了總結，其中有“飲食之節，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三芻是將飼草按品質優劣分為上、中、下三等。會餵牛的人，在牛飢餓時先餵“下芻”，次餵“中芻”。“上芻”品質最好，牛最愛吃，待牛將飽時給予，這樣，不僅能逐步引誘牛多吃草，吃得飽，長得壯，而且能最合理、最經濟地利用飼草。又據《齊民要術·養羊篇》：“羊二千口，四月先種豆雜谷百畝，八、九月並草刈之。若不種豆，須於秋草結食時廣刈曝乾，勿論浥濕以備冬飼”。《齊民要術·卷六·養牛馬驢騾篇》：“多有父馬者，別作一坊，多置槽廄，剉芻及谷豆，各自別安”。“剉芻”即切短青乾草，這是首次有關粗飼料加工調製餵馬的記載。又據《齊民要術》：“剉草粗，雖足谷豆，亦不肥充”，因此飼草必須鍘細，否則穀類、豆類等精料再充足，也不能養好牛，突顯了粗飼料加工的重要性。
3、隋唐時期（581～907年）
隋唐時期（581～907年），《唐六典》載，“凡象（註：當時的家畜）日給稿六圍（註：每圍以3尺為限），馬、駝、牛各一圍，青芻倍之。凡象給稻菽各三斗，鹽一升；馬，粟一斗，鹽六勺，乳者倍之；駝及牛之乳者，運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駝鹽三合，牛鹽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鹽六勺。”“象與騾、牛、駝飼青草，日粟，豆各減半，鹽則恆給。飼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斷。若無青草，可飼粟豆，依舊給。”從中可以看出飼養牲畜的方式，據家畜不同品種而異，注重精（能量、蛋白飼料）粗（飼料）搭配，並加食鹽，強調補青，且已量化，以滿足這些牲畜對能量、蛋白質及部分礦物質的需要。這是早期科學利用粗飼料（含秸稈類）提高其營養價值的典型，已具備早期樸素的系統營養思想。
4、宋元時期（960～1368年）
宋（960～1234年）陳旉《農書·牧養役用之宜篇》：“亦宜預收豆楮之葉與黃落之桑，舂碎而貯積之。天寒即以米泔和剉草、糠、麩以飼之”。又雲“稿草須以時曝乾，勿使朽腐。”“取潔淨稿草細剉”。目的都是長久貯藏飼草及糠麩類，作越冬用，以度青黃不接。為牛、豬儲備冬季飼草，制苜蓿乾草粉餵豬。
隋唐以後，荒地開發，不種牧草，全餵稿秸（即秸稈）。稿秸的養分低，牛不愛吃，加餵精料，就有了必要。因此到13世紀，就對耕牛和豬提出三和一繳飼餵法。元（1279～1368年）《農桑輯要》卷七總結了牛以粗飼料為主，精料加水拌飼的飼餵經驗：“辰巳時間（牛）飲水畢上槽，一頓可分三和，皆水拌，第一（和），草多料少；第二（和），比前草減半，少加料；第三（和），草比第二（和）又減半，所有料全攪拌，食盡即往使耕。”水拌草料的功用是：一般精料適口性較好，粗飼料特別是秸稈的適口性較差，精、粗料加水拌勻同時飼餵能改善粗飼料的適口性，提高日糧的採食量。這種用水濕潤的精粗混合日糧是我國最早關於耕牛的“全混合日糧”。此種混喂，可使牛吃飽，且不浪費草料，保持耕牛健康體力。“精粗混餵”是有其科學道理的，其中粗料可刺激咀嚼、唾液分泌，對瘤胃液pH有緩衝作用，避免pH值因先食精料導致的過低，從而有利於瘤胃微生物對纖維物質的分解。另據元《農桑輯要》：“牛一具三隻，每日前後餉以飼草三束，豆料八升。若不用豆料和稿稈，用水拌乾桑葉喂，用蠶沙代豆料，亦可使牛肥壯。”蠶沙桑葉含豐富蛋白質，性涼能清濕熱，古人已意識到秸稈補飼蛋白質的重要性，並用植物蛋白飼料如桑葉蠶沙代替精料餵牛，節約了寶貴的糧食。
又據元王禎《農書·農桑通訣畜養篇·養豬類》（公元1313年）載：“江南水地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諸物，可以飼之，養豬凡占山地皆用橡食（實）或食藥苗，謂之山豬，其肉為上；江北陸地，可種馬齒（莧），約量多寡，計其畝數種之，易活耐旱，割之，比終一畝，其初已茂，用之鍘切，以泔糟等水浸於大檻中，令酸黃，或拌糠麩雜飼之（指豬），特為省力，易得肥。”當時已根據不同地區採用水草、野生植物或馬齒莧等飼料飼喂，特別寶貴的經驗是把割下的馬齒莧切斷加淘米泔水混合發酵，產生酸香味，刺激豬的食慾，幫助消化，增加採食量，因而容易長膘。這是我國最早有關粗飼料發酵的文字記載，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
另據《會稽志》載：“會稽、諸暨以南，農家都鑿池養魚為業，……魚苗時，飼以粉，稍大飼以糠糟，大則飼草”。這種以粗飼料為主的淡水魚飼料在宋代就已出現。池中幾種魚混養，使之“相從以長”，這種飼養方式在廣大農村地區至今仍然甚為流行。
家畜飼養業的發展歷史5、明清時期（1368～1911年）
到了明朝（1368～1644年）人們則把養羊與養魚結合起來，把羊“圈於魚塘之岸，草糞每晨掃於塘中，以飼草魚，而羊之糞又可飼鰱魚，一舉三得矣”（明代徐光啟《農政全書》）。
明清兩代發明推廣了棧羊法，即商品羊的催肥法。《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和《便民圖篡》二書都介紹了此法：“向九月初，買脿羯羊，多則成百，少則不過數十羫。初來時，與細切乾草，少著糟水拌，經五、七日後，漸次加磨破黑豆，稠糟水拌之。每羊少飼，不可多與，與多則不食，可惜草料又兼不得肥。勿與水，水多則退脿，溺多。可一日六、七次上草，不可太飽，太飽則有傷；少則不飽，不飽則退脿。欄圈要清潔，一年之中，勿餵青草，餵之則減脿、破腹、不肯食枯草矣。”這是農區中的經營地主，趁牧區草枯，缺乏過冬飼草，利用農作物稿稈進行舍飼囤肥獲利的經營方法，故買的都是去勢的有膘羊只（羯羊）。在舍飼技術上，較前代有較大提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已知草料的製備和強調補充蛋白質的重要，少餵勤添的科學飼餵方法，至今仍有參考使用價值。《沈氏農書》就有記載“每日申時飼食一番，隨與清水一大擔。”《臞仙神隱書·卷四·牧養之法》描述的棧羊法：“初來時，與細切乾草，少著糠，水拌；經五、六日後，漸次加磨破黑豆，稠糟水拌之”，及《豳風廣義·飼肥羊法》述敘的肥羊法：“初飼時，將乾草細切少用糟水拌過，飼五、六日後，漸次加磨破黑豆或諸豆，並雜谷燒酒糟子，稠糟水拌。每羊少飼，不可多與”。都強調用雜谷、磨碎的黑豆、酒糟和鍘短的乾草拌和飼餵催肥。又據《活獸慈舟》卷四“當以疇圈而飼糠糟”，說明糠糟為豬之主食。
清代已認識到豬是雜食性家畜，能利用的青粗飼料種類很多。清楊山《豳風廣義》中說：“大凡水陸草葉根皮無毒者，豬皆食之；唯苜蓿最善，采後復生，一歲數剪，以此飼豬，其利甚廣，當約量多寡種之。”說明豬飼料來源極為廣泛，而只要無毒，不論草葉菜根都可採集餵豬，並進一步提出苜蓿是優質高產飼料，而專門栽種以餵豬。清《三農紀》不僅提出要從各方面來採集挖掘飼料，並一再強調飼料要經過調製。凡經泡製、蒸煮過的青粗飼料可使纖維鬆軟，容易消化，促進食慾，加速豬的生長。如說：“近山林者，宜收橡粟之屬，采嫩葉野蔬煮以豢之；近湖水者，宜收浮萍澤菜之屬，煮以豢之；陸地平原，宜用田一丘，厚糞熟耕，種瓜、莧、薯、芋之屬，采楮、榆、梓葉煮豢；收蕎衣豆葉搗為末，和糠糟拌勻，泔水泡豢。”清《齊民要術》指出：“春夏秋生草時，三放一飼，水生蘋草之屬，尤宜豬就食之”。先人一再強調，萍藻等水草是豬的好飼料。清代張宗法《三農紀》：“又當預收豆、楮、桑、柘、薯、葉搗碎，積米泔水和剉草、麩、糠、棉餅飼之”。據《豳風廣義》卷三中記載：“春夏之間待苜蓿長許，將苜蓿割倒，載入場中排開，曬極乾，用碌碡碾為細末，密篩篩過收貯；待冬月，合糠麩之類，量豬之大小肥瘦……斟酌損益而飼之”。對粗飼料加工貯藏而後進行餵豬，保持粗飼料供應四季均衡。這也是我國首次根據家畜的體況，以經濟的觀點指導飼養和畜牧生產的記載。
6、民國時期（1912～1949年）
民國時期（1912～1949年），四川省等西南諸省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國內著名飼養專家雲集四川。飼養界老前輩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基本搞清了四川農家養豬方式：“（四川省）內江養豬之主要飼料為牛皮菜、花生藤、蕃苕藤、胡豆糠、米糠、豌豆糠、野豬菜及菜屑等，春夏取牛皮菜、胡豆糠、豌豆糠、米糠等配合飼養，秋冬以米糠、花生藤、蕃苕藤等配合飼養”[《內江全縣糖房漏棚養豬調查》（民國26年，即1937年）]，並指出“飼料之種類，以蘿蔔葉及洋芋藤、牛皮菜為主，不加糧食”[《四川西南邊區雷、馬、屏、峨、昭、五通調查報告》（民國28年，即1939年）]。不同地方，飼料特點不同，“養豬的飼料，平原水稻出產多，餵碎米和統糠，次為豆類。豆腐渣、玉米酒糟、高梁酒糟是普通飼料。粗飼料以蠶豆葉為上品，大豆葉很普遍。山區玉米、紅苕、洋芋、大麥等是最普遍的飼料，粗飼料以紅苕藤為大宗”[《榮隆、內資等6縣養豬調查調查報告》（民國28年，即1939年）]，且“養豬素以佃農為最多，養豬為主要副業，用剩餘雜糧糠麩等為飼料。飼料種類多屬農副產品，春夏季餵胡豆糠，秋季餵黃豆糠、豆葉或紅苕梗，冬季則多用高粱糟或米糠之類。至於潲水、野草則為飼戶年中經常飼料，不過特殊地點如產糖區域則多用糖泡、產米區域則多用米糠、產麥區域則多用麥麩，附近市鎮四周利用豆渣殼飼料，隨地域之不同，即有種種特殊飼料”[《榮隆、內資等6縣養豬調查調查報告》（民國28年，即1939年）]。至於飼餵方式，“最普遍是每天餵兩次，富有的人戶每天餵三次，不管籽食也好、蔬菜也好、豆腐渣也好，無論什麼飼料都要混廚房的穢水煮得十分熟後才餵豬。肫肥的飼料，主要是碎米和統糠，只是比例不一樣”[《四川農業月刊》（民國28年，即1939年。
分類
1、豬的飼養和發展
古時候人們飼養的豬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豬的數量最多，約占1／3左右。一些晚期遺址中出土的豬骨數量更大，如山東省泰安市大汶口遺址43座墓中出土豬骨96塊，甘肅省永靖縣秦魏家遺址46座墓中出土豬骨430塊，可見豬已成為財富的象徵，也說明豬在我國原始飼養業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真正的六畜之首。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材料是廣西桂林市甑皮岩遺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左右的豬牙和豬頜骨，個體數為67個，其中65％為2歲以下，說明“是人類有意識飼養和宰殺的自然結果”。豬牙中“犬齒數量不多，較為長大粗壯的犬齒更少見，犬齒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門齒一般都較細弱。這些情況，可能顯示在人類馴養條件下，豬的體質形態的變化”。其次是在河北省武安縣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和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等遺址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豬骨或陶豬，其形態處於亞洲野豬與現代家豬之間，應屬於原始家豬階段。至目前為止，發現有豬骨或陶豬模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達120多處，地點遍布各地，表明我國家豬的歷史非常久遠，也證明以養豬為代表的中國原始飼養業是和原始畜牧業同時起步的。
到了商周時期，養豬業有較大的發展，甲骨文有許多“豕”字，還有一字是在“豕”字外面圍以方框，表示養豬的圈欄，《詩經·大雅·公劉》也有“執豕於牢”的詩句，說明豬已實行圈養。各地的商周遺址和墓葬中也常有豬骨骼出土。當時豬除用於肉食外，還用來祭祀，卜辭中有很多記載。亦有用銅鑄造雄性豬尊作為祭祀的代用品，如湖南省湘潭縣九華鄉出土的一件銅豕尊，器形碩大，造型生動，前後肘部橫穿一對直徑1．4厘米的圓管，可貫繩索，便於抬動進行祭祀。春秋戰國時期，養豬業受到進一步重視，“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到了漢代，養豬業更加發達，地方官吏都提倡百姓家庭養豬以增加收人，各地漢墓中經常用陶豬或石豬隨葬，出土的數量相當多，造型也很生動逼真，因而可以據之了解漢代家豬的品種類型。如小耳豎立、頭短體圓的華南小耳豬，耳大下垂、頭長體大的華北大耳豬，耳短小下垂、體軀短寬、四肢堅實的四川本地豬，嘴短耳小、體軀豐圓的四川小型黑豬等等。
2、牛的飼養和發展
古代人們飼養的牛牛是指兩種不同屬的黃牛和水牛。黃牛既可用於肉食又可用於耕田，水牛主要用於南方水田耕作。它們是分別從其不同的野生祖先馴化而來的。在黃河流域和長城內外的上新世到更新世地層里，都發現有現今黃牛和水牛祖先的化石，為原牛或原始牛，所以，中國黃牛和水牛是獨立起源的。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和鞏義縣瓦窯嘴遺址及舞陽縣賈湖遺址、山東省滕縣北辛遺址、陝西省寶雞市北首嶺遺址等，都出土過牛骨，雖不能肯定都是家養的牛，但也不能否定當時已有馴養野牛的嘗試。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遺址曾出土16個水牛頭骨，江蘇省吳縣梅堰遺址也出土過七個水牛頭骨，特別是湖北省宜都市城背溪遺址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水牛頭骨，說明南方馴養水牛的歷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大為增加，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後期，牛已在原始飼養業中占有重要地位。
商周時期養牛業有很大發展。除了肉食、交通外，牛還被大量用於祭祀，動輒數十數百，甚至上千，這在卜辭中都有記載，可見牛在商代已大量飼養，各地商代墓葬中經常用牛殉葬，或隨葬玉牛、石牛等，也可作為例證。《周禮·地官》設有“牛人”一職，負責掌管供應各種肉牛和軍需所用之役牛，分為賓客之牛、積膳之牛、膳羞之牛、軍事用的犒牛、喪事用的奠牛及軍旅行役的兵車之牛。《詩經·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牛，九十其槨……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於阿，或飲於池。”亦可想見西周養牛業已具相當規模。春秋戰國時期，牛耕已經推廣，在農業生產上發揮了很大作用，養牛業得到迅速發展。秦國政府還專門頒布《廄苑律》，對牛的飼養管理和繁殖都有嚴格的規定，反映當時對養牛業的高度重視。春秋時期已創造了穿牛鼻子技術，《呂氏春秋·本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以所之，順也。”《莊子·秋水》：“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這是駕馭耕牛技術的一大進步。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春秋銅牛尊，其牛鼻上正穿有一環，可與文獻記載相印證。
秦漢時期，牛耕得到普及，養牛業倍受重視。“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為之強弱也。”(《風俗通義》)各地的漢墓中也經常隨葬陶牛、石牛和木牛等。《史記·貨殖列傳》：“牛蹄角千(即養100多頭牛)……此其人與千戶侯等。”說明已有人專門養牛致富。為了改變公牛的暴烈性情，以便於役使，同時也是為了改進畜肉的質量，漢代已經推廣閹牛技術，河南省方城縣出土的一塊閹牛畫像石，就是目前出土的惟一有關漢代閹割技術的實物例證。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畜牧業的發達，已經總結出一套役使飼養牛馬的基本原則：“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齊民要術》)甘肅省嘉峪關市魏晉墓出土壁畫中的畜牧圖反映了牧牛、飼牛的生動情景，使我們得以了解當時養牛業的生動情景。
3、馬的飼養和發展
古代人養的馬在古代曾號稱“六畜之首”，是軍事、交通的主要動力，
有的地方也用於農耕。中國家馬的祖先是蒙古野馬，因此中國最早馴養馬的地方應該是蒙古野馬生活的華北和內蒙古草原地區。在甘肅省蘭州市皋蘭山曾發現距今近1萬年的普氏野馬頭骨。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遺址也發現了距今10500年至9700年的馬骨。稍晚些有陝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的兩顆馬齒和一節趾骨，但有人認為其不是家馬。不過至遲在龍山文化時期馬已被馴養，當不成問題，因為東西南北各地都有馬骨出土。如：陝西省華縣南沙村龍山文化遺址就出土了兩匹馬骨架；山東省歷城縣城子崖，河南省湯陰縣白營，吉林省扶餘縣長崗子，甘肅省永靖縣馬家灣，陝西省神木縣新華，內蒙古包頭市轉龍藏，江蘇省南京市北陰陽營，浙江省樂清縣白石以及雲南省通海縣黃家營、尋甸縣姚家村、麻栗坡縣小河洞、廣南縣木犁洞、馬龍縣仙人洞、宣威縣尖角洞、江川縣古城山等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都發現了馬骨或馬齒。
到了商周時期，馬已成為交通運輸的主要動力，養馬業相當發達。甲骨文已有馬字，商墓中常用馬殉葬，各地都時有車馬坑發現，河南省安陽市武宜村北地一次就發現了117匹馬骨架。《詩經》中描寫養馬牧馬及駕馭馬車的詩句也很多，《周禮·夏官》有“校人”掌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這六種馬是指：繁殖用的“種馬”、軍用的“戎馬”、毛色整齊供儀仗用的“齊馬”、善於奔跑驛用的“道馬”、佃獵所需的“田馬”和只供雜役用的“駑馬”。可見西周時期養馬業發達的程度。春秋戰國時期盛行車戰和騎兵，馬成為軍事上的主要動力，特別受到重視，此時馬已成為“六畜”之首。各地的遺址和墓葬中也經常發現用馬隨葬，如山東省淄博市齊故城就出土了83匹馬骨架。有的墓葬開始用銅馬代替活馬隨葬，如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安徽省壽縣、雲南省祥雲縣大波拿等遺址都有銅馬出土。商周時期在中國畜牧史上的另一大成就，是利用馬和驢雜交繁育騾子。山西省靈石縣旌介村出土的一件銅簋底部鑄有騾子紋飾、陝西省長安縣灃西出土的戰國銅雕飾上有兩匹騾子的形象，是難得的考古資料。
秦漢時期，馬已被視為“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因而養馬業特別興盛。西漢政府從西域引進大宛馬，改良了中國馬種，還從大宛引種優質飼草苜蓿，促進了中國養馬業的發展。從秦俑坑和各地漢墓出土的陶馬和銅馬，可以見到當時良種馬的矯健身姿(圖一三)。唐代是我國養馬業的另一個高峰，僅西北地區的甘肅、陝西、寧夏、青海四處就養馬70多萬匹，史稱“秦漢以來，唐馬最盛”(《舊唐書·兵制》)。當時還從西域引進優良馬種在西北地區繁育：“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舊唐書·兵制》)從各地出土的唐代三彩陶馬的健美形態，亦可看到當時良馬的形象，它們應是“既雜胡種，馬乃益壯”的真實寫照。
4、羊的飼養和發展
古代人們飼養的羊羊是從野羊馴化而來的。家羊分化為綿羊和山羊。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陝西省西安市半坡、陝西省臨潼縣姜寨等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出土過羊骨或陶羊，說明中國北方養羊的歷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到了龍山文化時期，出土羊骨的遺址已分布南北各地。北方有內蒙古、甘肅、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遼寧以及安徽等地；南方有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廣西、雲南等地，說明養羊業有所發展。一般來說，南方養羊的歷史應晚於北方，但是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羊，塑造得甚為逼真，顯系家羊無疑。看來南方馴養家羊的歷史有可能比人們所料想的早得多。
商周時期，羊已成為主要的肉食用畜之一，也經常用於祭祀和殉葬。卜辭記載祭祀時用羊多達數百，甚至上千。《詩經·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每群羊數量達到三百，可見商周養羊業甚為發達。商代青銅器常用羊首作為裝飾，如湖南等地出土的二羊尊、四羊尊等，鑄造極為精美，亦反映出南方養羊業的興盛。春秋戰國時期，養羊業更為發達。“四海之內，粒食人民，莫不犓牛羊。”(《墨子·天志篇》)“今之人生也……又畜牛羊。”(《荀子·榮辱篇》)秦漢時期，西北地區“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出現“牛馬銜尾，群羊塞道”的興旺景象(《後漢書·西羌傳》)。中原及南方地區的養羊業也有發展，各地漢墓中常用陶羊和陶羊圈隨葬。魏晉南北朝時期，養羊已成為農民的重要副業，《齊民要術》專立一篇《養羊》，總結當時勞動人民的養羊經驗。從甘肅省嘉峪關市魏晉壁畫墓中的一些畜牧圖，可見當時放牧羊群的具體情形。唐代的養羊業亦取得相當成就，已培育出許多優良品種，如河西羊、河東羊、濮固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蠻羊等。各地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墓葬中，也經常用陶羊、青瓷羊及羊圈隨葬。
5、狗的飼養和發展
古時候人們養的狗狗是由狼馴化而來的。遠在狩獵採集時代，人們就已馴養狗作為狩獵時的助手，因此，狗要算人類最早馴養的家畜。在農業時代，它亦兼為肉食對象。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汝州市中山寨，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山東省茌平縣尚莊以及陝西、山西、遼寧、內蒙古、甘肅、湖南、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福建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出土過狗的骨骼或陶狗。其中，徐水縣南莊頭的狗骨的年代距今近萬年，磁山、裴李崗的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可見其馴養歷史之久遠。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塑小狗和山東省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的狗形鬹，造型生動逼真，使我們得見新石器時代家犬的形態特徵。陝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的狗骨，頭骨較小，額骨突出，肉裂齒小，下頜骨水平邊緣彎曲，與現代華北狼有很大區別，說明當時狗的飼養已很成熟，遠遠脫離野生狀態。
商周以後，狗已成為主要的肉食對象之一，先秦著作中經常“雞狗豬彘”(《荀子·榮辱》)、“犬彘”(《墨子·天志》)、“雞豚狗彘”(《孟子·盡心下》)並提，可見狗在六畜中的地位。據《禮記·少儀》記載，狗在當時有三種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廚庶羞用也。”狗還用作祭祀之犧牲，實際上也是供人們食用的，因此以屠宰狗肉販賣為業的人也不少。春秋時期的朱亥、戰國時期的高漸離、漢初名將樊噲等人，都是歷史上屠狗賣肉出身的名人。因此商周墓葬中也經常葬有狗骨，漢墓中則經常以陶狗隨葬。
大約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狗已退出食用畜的範圍，只用於守衛、田獵和娛樂，因此《齊民要術》中的畜牧部分就不談狗的飼養了。不過民間仍有食狗肉的習慣，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墓中也常以陶狗隨葬。
意義
回首漫長歷史，家畜成就了人類文明
家畜成就了人類文明若說人是目前地球上最聰明的物種，我想不至於會引起太多的爭議。不過，倘若人類沒有飼養其他物種，我們將可能沒有今天的地位。對那些被我們關進圈籠里的動物而言，它們也許可以不是現在的樣子，因為它們的進化過程過多地受到了人類的干預。
人類的文化是由種種歷史事件所共同決定的。仰賴動物所提供的肉食、乳品、衣著乃至交通工具，文明才得以醞釀。長久以來，動物一直伴隨著人類在進化大道上前行，其重要性僅次於我們自己的大腦。然而，從它們身上獲益良多的同時，我們顯然並未忠實記錄它們的貢獻。
最早的家畜
在被發現以前，北美洲曾與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很多地區一樣，動物種類繁多，數量龐大，以捕獵為生的人們總是跟著它們四處遷徙。雖然當地有很多可馴養的哺乳動物，但除狗之外，它們始終與當地的印第安人保持著禮貌的距離。不過我們應該了解，狗是一種來歷不明的家畜，它至少在一萬年前就已經被人類馴養了，因此它只能算個特例。
文明坍塌的原因
在北美洲西南地區，有些部落曾建立起與世隔絕的文明，遺憾的是都未能傳承至今。這些文明滅絕的原因與動物有關。考古學家推測，由於旱災，當地的野生動物曾大量衰減，原本從屬於部落社會的人們不得不各尋出路，需要集體合作的農業不再發展，許多早期的部落也就此消失。由此看來，導致他們文明坍塌的重要原因同樣是未馴養任何家畜。
沒有家畜的大陸
當初歐洲人發現澳洲時，這片大陸上已經有好幾個以狩獵或採集為生的部落。以今日物質文明的標準來看，這些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還停留在舊石器時代，與那些手中執槍的歐洲來客相比，他們甚至還不知道弓箭為何物。雖然原住民也以自己的智慧和創造力成就了獨特的文化，但這種文化還不足以使他們走出洞穴，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財富。因此，澳洲這片生物多樣性極高的土地上出現了一個並非偶然的奇怪現象：在被人馴養的動物中，沒有任何一種是真正土生土長的當地動物。在澳洲，當地動物只是人類捕獵的對象，從來不曾成為人類的夥伴。
探險極地的條件
家畜飼養業同步於人類文明的發展沒有畜養動物，那么位於南、北緯度66度以上的兩極地帶很可能至今杳無人煙。在探索北極的歷程中，如果不是有家犬相伴，人類的所有嘗試恐怕都會以失敗告終，更遑論在那裡定居。在西伯利亞，狗更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朋友。那片土地異常遼闊，富含水產、獵物、木材、原油以及礦物質，然而卻有著既長且冷的冬季，如果沒有會拉雪橇的動物，人類根本不敢貿然深入。即使是在夏季，人類也無法單憑自身力量扛起家當、拖家帶口地進行如此遙遠的旅程，因為冰期很可能在過於漫長的旅途中再度降臨。
奴隸制度的起因
農業剛起源時，人類必須依賴人力耕作和運輸農產品，生活壓力極為沉重。因此，在沒有家畜以及隨之發展的道路與車輛的情況下，奴隸制度成為不同文化中的普遍現象。戰爭結束後，被俘虜的人注定會受到束縛。同時，隨著社會的變革，每個人既有可能成為奴隸主，也可能成為奴隸。
對戰爭的影響
在歷史上，人類經常為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而相互殺戮。在沒有家畜的時候，戰爭是人類獲得奴隸的主要方式。考慮到人生短暫，奴隸主通常並不看重奴隸可以繁衍多少後代，因為他無法在有生之年享受奴隸後代的勞動成果。這種情況往往會造成文化瓦解。
家畜的出現促進了人類的交換活動，也激活了人類的文化交流。在此之前，人類擁有的科技只能製造出原始的武器，如用於近身攻擊的木棍和石斧，以及簡單的遠程攻擊武器如弓箭和回力鏢。伴隨著家畜的出現，人類的戰爭形式不斷升級，逐步出現了用金屬打制的刀劍和長矛、採用機械原理的投石機乃至化學武器和核武器。你可以說這種變化是糟糕的，但是，不論使用冷兵器還是熱兵器，戰爭所蘊涵的社會本質是相同的，家畜事實上既未製造戰爭，也無法消弭戰事。有人說，文明的升級就是暴力的升級。以這種觀點來看，家畜的出現畢竟使人類遠離了原始戰爭中面對面的殘忍。
催生市場
英語中，“瑣事”(trivia)一詞源於拉丁文的Tri和via，意為“三條路”。在遠古時代，三條路的交會之處通常是一個市場。至於所謂的“瑣事”，也就是人們在這裡的談話內容。當然，市場並非只是談論瑣事的地方，它也是人們交換智慧的場所，大學的萌芽就是在市場中產生的。然而，如果沒有動物提供交通工具，丁字路口或十字路口可能永遠都不會形成，隨之而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機會大大減少，集體智慧無法形成，孤立的天才們各自為戰，人類發展就此止步。
城市形成
在土壤肥沃、獵物繁多的地區，居民們的體格通常十分強壯。於是，一連串具有反諷意味的事件發生了：對交通工具和蛋白質來源的追求使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到這些地區——城市形成——有限的資源使人們的競爭意識日漸增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疏遠。
向寵物轉變
家畜飼養業發展到現在城市確實是展示文明的最佳場所，但它卻不是滋養心靈的沃土。在高聳的公寓裡，動物逐漸成為人們消除自身孤寂的夥伴。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出現了：動物為人類帶來了城市，也帶來了城市的問題，如今，它們又在協助人類解決這些問題。也就是說，一方面，如果沒有動物，我們如今不會面臨這么多壓力和麻煩；另一方面，沒有它們，我們中的很多人可能也無法像現在一樣適應這些壓力和麻煩。
帶來疾病
另一件諷刺的事則與健康有關。動物雖然為我們提供了交通工具和聚在一起的機會，同時也讓我們闖入了細菌肆虐的世界。在各地市集間穿梭的商隊徹底地改變了致病微生物的生態，解放了原本互相隔離的病菌，各式各樣的細菌和病毒到處傳播，一旦遇到新的機會，它們就會伺機突變，為世界性流行病的爆發埋下了種子。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是滋生疾病的溫床，未知的病毒們潛伏著，等待下一批商隊的到來。
承載思想的工具
若處於隔離狀態下，人類的語言將日漸貧乏，變得毫無美感可言。語言最初是因人類發展的訴求而產生的。如果沒有對新科技、新知識的追求，沒有解決新的社會問題的願望，我們對語言的需求就會減少。航天技術與信息技術雖然仍屬於起步較晚的科技，但由於需求強烈，它們已經為我們帶來了數量超乎想像的新辭彙。
交流對語言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馴養的動物，商隊就不會出現，語言交流就不會發生。語言當然有自然老化的傾向，但若沒有動物協助我們交換各種思想，我們絕不可能完成如此複雜、精緻的語言系統。在那些作為運載工具的動物的背上，不僅是用來進行貿易的沉甸甸的商品，也承載著沒有實際形體的、最可貴的無形思想。
飲食
綜觀世界史，人類向來只偏好於少數幾種高度特化的作物：玉米、大麥、小麥、稻米和豆類。人類對自身存活率的追求引導了農業的發展，但若無可食用和役用的動物，也就沒有所謂的農業。時至今日，在沒有家畜的地方，人們仍需費勁心思才能餵飽自己，而且不能保證下一頓一定不會餓肚子。
在各種農業中，漁業迄今為止變化最小。雖然漁業離不開船，但它與現代各種航海技術卻沒有多少關係。現代航海技術五花八門，其中涉及金屬冶煉學、氣象學、電子學、人工智慧航行、攜帶式冷凍裝置、快速冷凍法、通訊、航天，以及全球行銷系統來分配易腐敗的漁獲物。
長久以來，城市的最大問題就是無法自行生產食物。如果沒有可以規模控制的動物群，城市將會隨著人口的增長而瓦解。城市所需的蛋白質通常仰賴周邊地區的輸入：將活生生的動物運進城市，趕入屠宰場，或者先在城市外進行屠宰，再以有冷凍設備的火車和卡車運入城市內。如果只仰賴野生動物，這么靠近新興城市的野生動物很快就會被殺光，至於那些可以承受一定狩獵壓力的動物，它們將會面臨棲息地被人類占用的問題。
懷疑和仇恨
家畜飼養業的文明史在一個缺乏動物運輸工具的世界裡，山嶽、冰原、沙漠等很多地理面貌對人類來說都是巨大的屏障。它們不但使人們與外界隔離，也妨害他們對其他民族的信賴感。換言之，他們將會因無知而敵視這個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區域的人。如此一來，懷疑將主宰所有人的生活，多數人將對未知的新事物心懷恐懼。在隔離的狀況下，人們更容易認為只有隔離才是安全的。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耕地減少或野生動物瀕臨滅絕時，他們才有機會遇見其他地區的陌生人。他們的旅行可能是充滿危險的，因為他們隨時都會被類似的族群發現，最終被俘虜或殺害，如果他們抗拒的話，也許還可能被吃掉。這些人用來對待他們的方式，幾乎也正是他們對待其他族群的方式。在人類歷史上，除了一些已將狩獵習俗完全儀式化的食人族還馴養家犬外，一般食人族通常不飼養任何家畜。
女性獨立
也有些進化程度不高的文明會自行產生奴隸，即使他們未必有奴隸這個詞語。這些奴隸就是女人，當男人外出狩獵時，女人就在田地里辛勤耕作。狩獵是自由的，耕地是被束縛的。於是，耕地的女人就陷入了被奴役的處境。此外，在奴隸短缺時，女人就成為運輸的工具。一旦被當成馱運重物的動物，她們便失去了在智慧方面與男人平等發展的地位，這個世界也因而損失了一半的天賦，徒然耗損了人類的潛能。
家畜的出現造成了整個世界奴隸解放的連鎖反應，同時也解放了女人。女人不再只是工具和財產，也成為男人文化建構的夥伴。時至今日，我們仍處於這種社會演變之中，如果哪一種文化依然因襲過去的暴政，忽略占半數人的女性的潛能，那么它將因此停滯不前，無法在人類史上繼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