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東晉自偏安以來,時時面臨著北方的威脅。祖逖、庾亮、殷浩、桓溫都曾先後北伐,但無一成功。為了宋朝的強大,劉裕決定興師北上。義熙五年(409),南燕主慕容德死,其侄慕容超襲位,縱兵肆虐淮北,擄去晉兩郡太守,驅掠百姓千餘家。劉裕因此上表北伐。三月,他統領晉軍向北挺進。
南燕大將公孫五樓見晉師威猛,向慕容超建議扼據大峴(今山東沂縣),堅壁清野,但被拒絕。劉裕看準時機,冒險越過大峴山隘,一舉攻克臨胊(今山東掖縣),奪得大量輜重。接著,晉軍將士在劉裕的親自鼓動下迅速進擊,直逼燕都廣固(今山東益都)。慕容超遁入城中堅守不出。雙方進入相持階段。晉軍一方面高壘重塹,將廣固團團圍住,以燕人之糧充實軍用;一方面招降納降,採取分化瓦解之策。南燕大將桓遵兄弟及徐州刺史段宏相繼歸附,尤其是尚書郎張綱被俘,對劉裕十分有利,最後正是利用他所設計的攻城器械拿下燕都,活捉了慕容超。劉裕以廣固久守不降為由,入城後,盡殺王公以下三千人以泄憤。
齊境克服,劉裕本想停鎮下邳,盪凊河洛,但孫恩妹夫盧循復集孫恩殘部,敗晉軍於豫章(今江西南昌)。劉裕不得不班師回朝。回京後,先後督師鎮壓盧循、剿滅割據長江中上游的劉毅、譙縱勢力,逼走司馬休之,使南方出現了百年來從未有過的一統局面。
義熙十二年(公元416)一月,後秦主姚興死,姚泓繼位,內部叛亂送起,政權不穩。劉裕認為這是滅亡後秦的良機。八月,劉裕以劉穆之任尚書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糧,自己率大軍分四路北伐。九月,劉裕扺達彭城。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領兵由淮、淝轉向許、洛,後秦諸屯守皆望風降附,晉軍進展神速。十月,王鎮惡軍占領洛陽。
次年正月,劉裕留其子劉義隆鎮守彭城,自率大軍北上。此時北魏派十萬重兵駐守河北,並以游騎騷擾晉軍。劉裕在行軍中,雖常設奇陣或用大弩強槊擊敗魏軍,但進軍速度緩慢。王鎮惡軍由洛陽進抵潼關後,為秦主力守險以阻,檀道濟軍的糧道也為秦將姚紹截斷。晉軍一時處於危境。王、檀向劉裕求援,而劉裕卻為北魏軍牽制,自顧不暇。幸得當地百姓的幫助,潼關晉軍才轉危為安。七月,劉裕擺脫魏軍,進至陝城;前鋒沈田子攻入武關,進屯青泥(今陝西藍田)。八月,劉裕至潼關,與諸部會合。
秦主姚泓為緩解兩面受敵的危局,謀劃先消滅沈田子軍,再抵禦劉裕,於是率步騎數萬急趨青泥。沈田子軍本為疑軍,不過千餘人,但各自為戰,驍勇異常,數次出擊竟使姚泓敗還長安。此時,王鎮惡突破潼關防線,率師直進,一舉攻陷長安城,姚泓率群臣投降。
北伐滅南燕
前因
晉元興二年(404),劉裕起兵擊敗篡晉稱帝的桓玄。次年,擁戴晉安帝復位,控制東晉朝政。南燕主慕容超見東晉內亂,從義熙二年(406)起,多次派兵襲擾東晉邊境,南下攻掠淮北。彭城(今江蘇徐州)以南晉民,紛紛築堡自衛,抗擊南燕軍。時南燕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益加劇,慕容超信用奸佞,誅戮賢良,賦役苛重,激起民眾強烈反抗。
劉裕為抗擊南燕,外揚聲威,遂欲掛帥北伐。時朝臣多勸阻,劉裕不從。五年四月,自建康(今南京)出發,率舟師溯淮水入泗水。
經過
晉義熙五年(南燕太上五年,409年)四月至次年二月,東晉中軍將軍劉裕率軍攻克燕都廣固(今山東青州西北)滅亡南燕的著名戰爭。
義熙五年正月,南燕帝慕容超嫌宮廷樂師不夠,欲對東晉用兵掠取。二月,慕容超輕啟邊釁,進擊東晉宿豫(今江蘇宿遷東南),掠走百姓2500人。劉裕為抗擊南燕,外揚聲威,於四月自建康(今南京)率舟師溯淮水入泅水。
五月,進抵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留船艦、輜重,改由陸路進至琅邪(今山東臨沂北)。為防南燕以奇兵斷其後,所過皆築城壘,留兵防守。南燕鮮卑人恃勇輕敵,對晉軍進入其境不以為慮。慕容超沒有採納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憑據大峴山(今山東沂山)之險,使晉軍不能深入”或“堅壁清野”、“斷晉糧道”之良策。
六月,劉裕未遇抵抗,過莒縣(今屬山東),越大峴山。南燕主慕容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率步、騎兵5萬進據臨朐(今屬山東)。慕容超得知晉兵已過大峴山,自率步騎4萬繼後。燕軍至臨朐,慕容超派公孫五樓率騎前出,控制臨朐城南的巨蔑水(今山東彌河)。與晉軍前鋒孟龍符遭遇,公孫五樓戰敗退走。劉裕以戰車4000輛分左右翼,兵、車相間,騎兵在後,向前推進。晉軍進抵臨朐南,慕容超派精騎前後夾擊。兩軍力戰,勝負未決,劉裕採納參軍胡藩之策,遣胡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向彌率軍繞至燕軍之後,乘虛攻克臨朐。慕容超單騎逃往城南左將軍段暉營中。劉裕縱兵追擊,大敗燕軍,段暉等十餘將被斬。慕容超逃還廣固。劉裕乘勝追擊北上,攻克廣固外城。慕容超退守內城。劉裕築圍困之,招降納叛,爭取民
心,並就地取糧養戰。慕容超被困於廣固內城,先後遣尚書郎張鋼、尚書令韓范,馳往後秦求援。七月,後秦主姚興派衛將軍姚強率步、騎兵l萬,與洛陽(河南洛陽東北)守將姚紹匯合,統兵共救南燕。並遣使向劉裕宣稱,後秦以10萬兵屯洛陽,若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劉裕識破姚興虛張聲勢,不為所動。不久,姚興被夏主劉勃勃擊敗於貳城(今陝西黃陵西北),遂令姚強撤周長安(今西安西北)。慕容超久困於廣固,不見後秦援兵,欲割大峴山以南與東晉為條件,稱藩於東晉,劉裕不允。南燕大臣張華、封愷、封融及尚書張俊相繼降晉。
九月,劉裕截獲為借兵去後秦的韓范,使其繞城而行,以示後秦救兵無望,城內南燕守軍驚恐。十月,燕臣張綱被俘,晉軍製成飛樓、衝車等各種攻城器具,加強攻防能力。
六年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率軍挖地道出擊晉軍,被擊敗,退回內城。劉裕乘機四面攻城,南燕尚書悅壽打開城門迎降,晉軍攻入廣固內城。慕容超率數十騎突圍而走,被晉軍追獲,送至建康斬首,南燕亡。
北伐滅後秦
誘因
後秦於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首次擊降西秦之後,又於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擊滅了後涼,勢力大增,成為當時中國西北地區最強大的國家。義熙五年,後秦弘始十一年、夏龍升三年(公元409年),秦、夏兩國連續發生了征戰。當年四月,夏主率騎兵2萬攻秦,掠奪平涼的雜胡7000多戶,進兵屯於依力川(今甘肅平涼附近)。九月,秦主姚興率軍回擊夏軍,秦軍大敗,秦將姚榆生為夏軍生擒,左將軍姚文崇等拚死力戰,夏軍才退走,姚興也返還長安。接著夏軍又攻占後秦的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等地。義熙六年、後秦弘始十二年、夏龍升四年(公元410年),夏主又派左將軍赫連羅提攻占後秦之定陽城(今陝西富縣境),坑殺秦軍4000人。接著,夏軍又進擊隴右地區,攻占白崖堡,兵逼清水(今甘肅清水)。義熙七年、夏龍升五年、後秦弘始十三年(公元411年)正月,秦姚詳屯守杏城(今陝西黃陵西南),被夏軍逼迫棄城南逃。夏軍追及將姚詳殺死,俘其全軍。夏主赫連勃勃再南攻安定(今甘肅鎮原南),於青石北原擊敗後秦尚書相佛嵩,俘其吏民4.5萬人。義熙十二年、夏鳳翔四年(公元416年)六月,夏軍攻占了上邦,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5000多,毀上邦城,接著進攻陰密(今甘肅靈台西50里),又殺秦將姚良子以下1萬多人。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今甘肅涇川北,奔回長安。安定人胡儼等率5萬戶舉城降於大夏。後秦與大夏之間的連年征伐,進一步消耗和削弱了秦軍的實力,為東晉滅亡後秦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東晉在擊滅南燕後,劉裕原想乘勝向後秦進攻,但因盧循、徐道覆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逼近建康(今江蘇南京),朝廷急調劉裕回歸,以鎮壓農民起義軍。因而,東晉只得順延了擊滅後秦的時間表。至晉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劉裕相繼鎮壓了盧循、徐道覆起義軍,剪除了荊州刺史劉毅、兗州刺史劉藩及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等,平定了益州,打擊了晉宗室司馬休之等勢力,政局穩定,經濟和軍事實力逐步增強。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初,後秦主姚興病亡前後,姚弼、姚情、姚宣、姚耕兒等明爭暗鬥,爭奪帝位,政治動亂,人心浮動,叛離者日增;連年與大夏、南涼、西秦等征戰,國力受到嚴重削弱,喪失了強國地位。加之北魏勢力下降,無力他顧。這些,都為東晉擊滅後秦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劉裕遂據此定下了出兵滅秦的戰略決策。發動
東晉義熙十二年、後秦永和元年(公元416年)八月十二日,劉裕率軍自建康出發,各路大軍也相繼按預定策劃出動。
晉軍攻取洛陽
九月,劉裕率軍進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前鋒王鎮惡、檀道濟軍也進展順利,自進入秦境以來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以北)降於王鎮惡軍;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今河南沈丘)降於檀道濟軍;後秦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堅守城邑不降,檀道濟攻克該城,將董遵斬殺,鏇即攻克了重鎮許昌(今河南許昌東),俘獲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與此同時,建武將軍沈林子軍,自汴水進入黃河,襄邑(今河南睢縣)董神虎率領1000多人回響晉軍。沈林子隨即與他共攻倉垣(今河南開封北),攻克了該城,後秦兗州刺史韋華降服。十月,晉軍進占了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王鎮惡、檀道濟兩軍鏇即會師於成皋(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鎮)。後秦鎮守於洛陽的征南將軍姚洸,見晉軍逼近,派人至長安求救。後秦主姚泓命越騎校尉閻生率騎兵3000、武衛將軍姚益南率步兵1萬增援洛陽,並令并州牧姚懿自蒲阪(今山西永濟西)進屯陝津(今山西平陸東南,即古茅津渡),以為聲援。此時,寧朔將軍趙玄向姚洸建議說:“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利也。”姚洸的司馬姚禹及主簿閻恢、楊虔皆妒恨趙玄,便暗中與檀道濟相通,極力反對趙玄的建議,並慫恿姚洸分兵防守各地。姚洸中計,派趙玄分兵1000前往防守柏谷塢(今河南偃師東南),以廣武將軍石無諱東至鞏城(今河南鞏縣西南)防守。繼之,成皋、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皆降於晉軍,王鎮惡、檀道濟、沈林子等軍由成皋順利西進。石無諱進至石關(今河南偃師西),得悉晉軍已至,便退兵洛陽;趙玄與晉軍戰於柏谷塢,兵敗戰死。十月二十日,檀道濟軍逼近洛陽,二十二日姚洸出城降晉。檀道濟俘秦軍4000多人。此時後秦越騎校尉閻生和武衛將軍姚益南正率部趕赴洛陽途中,得知洛陽失守,不敢再向前進。
晉軍奪取潼關
劉裕原先命令前鋒軍攻取洛陽,且待後續主力到達之後再繼續西進。但王鎮惡等見後秦內亂紛起,潼關守軍薄弱,便當機立斷,不待劉裕大軍到達,分兵兩路西進。一路王鎮惡軍至澠池(今河南洛寧西),派部將毛德祖進攻秦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今河南洛寧西),生擒尹雅,王鎮惡軍迅速進抵潼關(今陝西潼關北)城下。另一路檀道濟、沈林子部,自陝(今河南陝縣)北渡黃河,向蒲阪(今山西永濟西)進攻。後秦河北太守薛帛逃往河東,檀道濟等軍進攻蒲阪,被守將後秦并州刺史尹昭擊退,檀命別將再攻匈奴堡,又被秦將輔國將軍姚城都擊敗。此時,後秦以東平公姚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改封魯公,率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兵5萬防守潼關,又命姚驢率部增援蒲阪。沈林子認為,蒲阪城池十分堅固,兵力眾多,難以很快攻取;王鎮惡孤軍於潼關,不如南下與王鎮惡合軍攻打潼關,潼關既破,尹昭不攻自潰。檀道濟同意沈林子的意見,遂引軍自蒲阪南下。三月檀道濟、沈林子軍到達潼關。姚紹率兵出戰,檀道濟、沈林子將秦軍擊敗,斬俘秦軍1000多人。姚紹退兵定城(陝西潼關西30里),憑險據守,告訴眾將說:“檀道濟等兵少勢弱,孤軍深入。敵只能堅守城池,以待後援。我分兵斷其糧道,當可將敵坐擒。”於是,便派將軍姚鸞截斷大路,以阻止晉軍的糧運。姚鸞先派將軍尹雅與晉軍戰於潼關之南,被晉軍戰敗生擒。三月初四日,沈林子乘夜率勇銳士卒偷襲姚鸞軍營,殺姚鸞及秦軍數千人。姚紹又派姚贊屯兵於河上,欲斷晉軍水運。沈林子再率軍進擊,姚贊兵敗,逃回定城。此時,秦將薛帛舉河曲降晉,不久,晉軍給養不繼,軍心浮動,全軍頓兵堅城,不得前進,軍中紛紛提議撤軍東歸。此時,將軍沈林子按劍怒斥說:“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成敗,繫於前鋒。且大軍尚在遠方,敵軍兵眾氣盛,想要撤軍,也難以安全退走。我決心單獨率部繼續完成受領的使命。”王鎮惡等人遂鎮定下來,派出使者馳告劉裕,請求速派援軍,運送軍糧。使者晉見劉裕,劉裕以魏緊跟於黃河北岸並進,威脅重大,而拒絕派兵增援。王鎮惡等於是親至弘農(今河南靈寶北)動員民眾,捐獻軍糧,才解了缺糧之危,軍心趨於安定。四月,姚紹再次命長史姚治、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率2000人屯守河北的九原,企圖再斷晉軍糧道,又被沈林子擊敗。姚治、姚墨蠡、唐小方均被斬首,其全軍幾乎喪盡。姚紹聽說姚治等人兵敗身亡,悲憤已極,發病嘔血,將兵權交予東平公姚贊之後死去。鏇即,姚贊率兵偷襲沈林子軍,又被沈林子擊敗,雙方形成相持局面。
借道北魏
劉裕親率大軍於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正月離開彭城(今江蘇徐州),自淮水、泗水進入清河。三月初八,劉裕以左將軍向彌率部分兵力屯於黃河重要渡口碻璈(今山東東阿西北),自率大軍進入黃河;魏軍為防止晉軍於黃河北岸上陸向魏進擊,也以數千騎兵沿黃河北岸跟隨劉裕軍西行,凡漂流至北岸的晉軍人員,均被魏 軍擒殺。劉裕數次派兵上岸攻擊魏,剛一登岸, 魏軍便逃離岸邊。為擊敗魏軍的襲擾,劉裕命數千勇士,車百乘,由丁旿和寧朔將軍朱超石率領,攜帶強弓利箭,登上黃河北岸,列陣而進。魏軍立即前來進攻,魏將長孫嵩率騎兵3萬四面圍攻晉軍。晉軍拼力死戰,魏軍被利箭射殺者甚眾,死屍堆積遍地,魏將阿薄幹被斬,魏兵敗退走。朱超石率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殺,又斬俘1000多人。四月中旬,劉裕進至洛陽,為防止魏軍的襲擊,在洛陽停軍兩個月,部署後方的防衛。七月,劉裕進至陝地(今河南三門峽),將軍沈田子、傅弘之進入武關(今陝西商縣南),後秦守將逃走。沈田子等軍進占青泥,後秦命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兵於嶢柳(今陝西商縣西北),阻擊沈田子軍。
嶢關激戰和攻克長安
八月,劉裕大軍進至閿鄉(今陝西潼關東)。劉裕顧慮沈田子等軍力薄弱,為使其更好地牽制和吸引秦軍兵力,便派將軍沈林子率軍前往支援。此時,沈田子等正準備攻擊嶢柳。後秦主姚泓本欲率軍迎擊劉裕軍於潼關定城,但顧慮沈田子等軍突襲其側背,於是決定先率軍消滅沈田子軍,然後再傾全國之軍迎擊劉裕的主力大軍。八月,姚泓所率數萬騎兵,突然進至青泥(在嶢柳附近)。沈田子得知姚泓率大軍而來,欲乘秦軍剛剛到達,向其攻擊。傅弘之認為敵眾我寡,不應出擊。沈田子說:“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於是,決定先率自己本部兵馬向敵攻擊,傅弘之跟隨於後。沈田子軍被秦軍重重包圍,沈田子激勵士卒奮力拚殺,大敗秦軍,斬秦軍1萬多人。姚泓率敗軍退返長安。當沈林子軍到達嶢柳時,姚泓軍即已退走,於是,沈田子與沈林子合軍共追秦軍。關中許多郡縣見姚泓兵敗,暗中紛紛降於晉軍。
八月初二,劉裕到達潼關,即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命其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於河北會合薛帛,共攻重要戰略渡口蒲阪(今山西永濟西)。後秦平原公姚璞與姚和都擊敗晉軍,斬了徐猗之,朱超石逃回潼關。此時,王鎮惡請求率領水軍從黃河入渭水,逼向長安。劉裕採納了他的建議。王鎮惡軍出發後,正值後秦恢武將軍姚難由香城(今陝西大荔東)率軍西撤,王鎮惡跟蹤追擊。姚泓率兵由霸上到達石橋(長安城洛門東北),接應姚難;以鎮北將軍姚疆和姚難合兵守衛涇上(今陝西高陵境),迎擊王鎮惡軍。王鎮惡命將軍毛德祖率部攻擊,將秦軍擊敗。姚疆戰死,姚難逃回長安。東平公姚贊得知晉軍迫近長安,便率軍由定城退往鄭城(今陝西華縣)。劉裕大軍隨之逼近。後秦主姚泓見長安危急,自己尚有數萬軍隊,可以抗擊晉軍。遂令姚丕軍防守渭橋(長安城北),胡翼度軍防守石積(長安城東北),姚贊軍防守霸東(霸水東岸),姚泓自己率軍守衛逍遙園(長安城西)。八月二十三日,王鎮惡乘蒙沖小艦進至渭橋,棄船登岸。當時,由於渭水湍急,大部艦船皆被沖走。王鎮惡乘勢激勵部眾說:“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於是,身先士卒,率軍進擊姚丕軍。姚丕戰敗,姚泓率兵來救,與姚丕敗兵互相踐踏,也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戰死,姚泓單騎逃回宮內。王鎮惡軍由平朔門(長安北門)攻入長安城,姚泓與姚裕率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姚贊得知姚泓兵敗,率眾往救,士眾皆潰逃。八月二十四日,姚泓率群臣至王鎮惡軍營投降,至此,後秦便宣告滅亡。
劉裕回建康
是他留在朝中的盟友劉穆之去世了。而劉穆之去世的原因,正是由於劉裕的急於稱帝。當晉軍攻下洛陽的時候,劉裕覺得自己居功至偉,有了更多和朝廷討價還價的籌碼,就派人回到建康向皇帝索要九錫。九錫包括車馬、衣物、衛兵等,由皇帝獎賞給功臣,是一道權臣篡位前的必經程式,比如司馬昭和桓溫打算篡位時都曾經向皇帝索要過九錫。
劉穆之沒有想到劉裕這么明目張胆地藐視朝廷,羞憤之下竟然病發去世了。這一下劉裕覺得在朝中失去了心腹和根基,頓時擔心起自己的地位來。他留下十二歲的兒子劉義真做安西將軍,讓他鎮守長安,自己連忙趕回建康。當他離開的時候,滿懷希望的長安百姓都無比痛心失望,紛紛來到劉裕門前請願。但在劉裕看來,這些當然遠沒有他當皇帝重要,他不顧百姓們的挽留,終於還是離開了。後來夏國王赫連勃勃進攻關中,劉義真撤回江南,本來很有希望的北伐事業就這樣功虧一簣了。但因劉裕在晉朝末期收復北方的青、兗、司三州,大致擁有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成為東晉南朝時期疆域最大,實力最強,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繁榮的一個王朝。自潼關以東、黃河以南直至青州已為南朝版圖,江淮流域得到保障,這是祖逖、桓溫、謝安經營百年所未能達到的。
總結
總的來看,劉裕兩次北伐,既抵抗了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對南方的侵擾,又保護了南方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證了江南經濟開發不被破壞。
同時北伐又擴大了南朝的領土,劉宋也成為南朝中領土最大的政權,北伐也為南朝引入了新的政治力量,這些又為南朝 抵抗北魏提供了條件。
只有等北方民族融合完成, 統一條件成熟後,南北才又歸於統一。劉裕北伐建立的功勳也受到了後來史家的讚揚。王夫之說:“宋武興,東滅慕容超,西滅姚泓,拓跋嗣、赫連勃勃斂跡而穴處。自劉淵稱亂以來,祖逖、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及此。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則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唯劉氏耳。”。王夫之的高度評價使我們對劉裕北伐的功績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勝利原因
北方民眾的支持
劉裕發動的幾次北伐,受到北方民眾的擁戴。早在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劉裕首次北伐南燕時,“河北居民荷戈負糧至者,日以千數。這次北伐後秦,晉、秦兩軍在潼關相持,“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劉裕入長安,“長安安堵如故”,及至“三秦父老聞劉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理王化,於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祝。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鹹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之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 ‘。上述記載,反映出北方漢族民眾對劉裕北伐的支持,這是東晉獲勝的主要原因。北方各族人民飽經戰亂之苦,渴望國家統一,家居安穩,尤其是廣大的漢族民眾,由於有很深的奉晉朝為正朔和認同本民族政權的心理,所以他們希望晉王朝重統江山。另一方面,儘管北方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漢化程度較高,也採取一些漢族傳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但在十六國和南北朝的初期,由於入居內地的各少數民族還遠未達到與漢族完全融合的程度,所以漢族民眾對少數民族的統治者仍懷有戒心④。一旦東晉興兵北伐,北方漢族民眾總要起來回響,這就是為什麼東晉的北伐能夠取得一些成功的原因。北方漢族民眾所持的上述民族認同心理,是時代的產物,我們對其不能過分苛責。而劉裕及其部將懂得怎樣迎合北方漢族民眾的這種心理。北伐之初,劉裕傳書北魏,解釋借道伐秦的意圖,打的旗號就是:“洛是晉之舊京,而羌姚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之計久矣”。檀道濟、王鎮惡等在攻占洛陽、長安時,“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安定了人心,“戎夷感悅”,“百姓安堵。所以說,北方民眾尤其是漢族士人對東晉的支持,是劉裕兩伐中原 之戰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
南燕和後秦的動亂
南燕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益加劇,慕容超信用奸佞,誅戮賢良,賦役苛重,激起民眾強烈反抗。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初,後秦主姚興病亡前後,姚弼、姚情、姚宣、姚耕兒等明爭暗鬥,爭奪帝位,政治動亂,人心浮動,叛離者日增;連年與大夏、南涼、西秦等征戰,國力受到嚴重削弱,喪失了強國地位。加之北魏勢力下降,無力他顧。這些,都為劉裕擊滅南燕,後秦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
南燕王朝,本為後燕分裂出來的一個小的割據勢力,其統治的地區僅為今山東濟南以東,棗莊以北至渤海之濱,在東晉十六國後期為一區區小國。它既無開明的政治措施,又不發展社會經濟,只有封閉式的割據統治與壓榨。北中國的百姓早已對這種割據分裂,兵連禍結的混亂局面,恨之欲絕。特別是原來從北方隨東晉東遷的吏民,更懷有熱切統一北方、回歸故里的願望。故而,劉裕興師北伐,適應了當時人民的要求,使晉師所到之處,呈現出一片“華夷大悅”的局面。這便成為東晉制勝政治上獨有的優勢。
雄厚的戰爭實力
晉王朝,自定都江南以來,雖內亂不已,多次發生過大小規模不等的戰爭,但基本上維持著一統江山,遠遠不像北方多東國紛爭,兵禍蜂起,社會經濟受到嚴重摧殘的凋敝殘破局面。劉裕當政後,採取了減輕賦稅、發展生產的措施,加上江南的自然經濟地理條件,使東晉的經濟實力逐步增強,訓練和徵調了強大的車、步、水、騎等大量軍隊。這支軍隊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明顯地優於南燕軍,為戰勝南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北伐目的
疑點一
這次劉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敗,也給後人留下了兩個永遠爭論不休的話題:一、劉裕發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動機何在?二、假如劉穆之不死,劉裕有統一中國的機會嗎?
自從崔浩將劉裕比作晉室的曹操開始,到如今涉及此段歷史的多數文章,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都大同小異:劉裕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並無統一天下的雄心。不過,說得人多就代表正確嗎?這個答案果然是無懈可擊嗎?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寬一點兒,不要只睜著劉裕一個人的事,用相似的歷史作一下對比,那么就可以發現,這種說法其實漏洞很大。
劉裕要取司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這和北伐沒有必然聯繫,北伐成功對他建立新朝只是一個有利條件,絕非必要條件。假如劉裕的目的僅僅是一個皇位,那他完全用不著發動這次戰爭。
在北伐後秦之前,劉裕已經對內平定桓玄與孫恩、盧循之亂,相當於兩挽東晉這座危樓於既倒,對外則攻滅了南燕和譙蜀兩國,並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復十三郡領土。這樣的武勛實際上已超過了當年代魏的司馬氏祖孫(即使把篡位前司馬氏四代老闆的戰績加起來,對內也沒有可與劉裕相提並論的功勳,平定淮南三叛性質上僅與劉裕擺平劉毅和司馬休之差不多,而對外也只滅掉了一個蜀漢)。
再看看劉裕之後,無論是南朝的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歡、宇文泰、楊堅,論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劉裕項背。(尤其是楊堅,這位隋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績,甚至還不如桓玄,但這並沒有妨礙他成為這一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從楊堅的成功,我們可以這樣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稱帝之後的表現不是那樣差,也沒有倒大霉遇上劉裕這個煞星的話,楚朝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正統朝代,堂而皇之地寫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推論:既然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們,都可以順順噹噹地改朝換代,憑什麼武功已經凌駕於眾人之上的劉裕就還得再滅一個後秦?
另外從劉裕回師後的具體行止,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二。劉裕東歸後,他的常駐地仍是指揮北伐的戰時大本營彭城,而並非國都建康。他也沒有在其北伐成功,聲望最高的義熙十四年稱帝,而是又等了兩年,那時晉軍已在關中失利,劉裕的聲望已然受損。這些事實也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劉裕回來後並沒馬上把改朝換代當成第一要務;二、他要稱帝,其實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總之,劉裕回來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並不是為了篡位而回來,就像人吃飯是為了活著,但活著並不是為了吃飯一樣。
至於說劉裕不想一統天下,就像說某位窮人白手起家,打拚半輩子創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為了當老闆,並不想賺錢一樣,你信嗎?對已經是國家實際元首的劉裕而言,假如能夠完成統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劉裕及其子孫,故而僅從利益的角度來說,他也比那些“渴望統一的廣大人民民眾”更有掃平列國的動力。
雖然在商戰中,每一個神智正常的公司經營者(少數別有用心的詐欺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並不妨礙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虧損以至破產。這道理也很簡單,因為能不能盈利,並不是由公司老闆個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決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種因素的制約,經營天下者,業務自然更加複雜,但原理與此類似。那么假設上天格外眷顧,讓劉裕始終能後顧無憂,放手於北征,他能開創一個統一的王朝嗎?
對於這個問題,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兩條,一是劉裕不能“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無法鞏固他占領的地區;二是由於兵種、地形、氣候等方面的差異,晉軍在華北作戰將是以短擊長,所以劉裕“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北魏軍)爭奪河北”。
這兩條理由有道理嗎?都有。但果然無懈可擊嗎?恐怕不見得。別的不說,就以崔浩服務的北魏帝國為例:當年拓跋珪稱王於牛川時,它只是塞外一個落後的以遊牧經濟為主的國家,與中原在經濟、文化和制度上的差異,較之江東與關中,恐怕只大不小,後來擊敗後燕,便成功入主發達富庶的河北之地,並且站穩了腳跟,這一成功,難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於燕趙之地”?
當然,對於複雜的歷史事件不能簡單類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劉裕能不能做到,我們不妨仔細審看一下現存的資料,利用一些疑點進行推測,看看劉裕本來打算怎么做?
劉裕對關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點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鎮惡,手下也並非沒有其他將才,為何還將關中防務這樣的重任交給此人?最常見的解釋,是說王鎮惡在滅秦之戰中功勞最大,所以這次任命屬於論功行賞。
但這種解釋,顯然會在另一個重要人物身上碰釘子,這便是那位論行政職務還在王鎮惡之上的安西長史王修(按兩漢至魏晉的習慣,長史為掾屬之長,而且後來王鎮惡被殺後,王修未經劉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馬之職,也可見一斑)。
令人吃驚的是:這個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長史,卻在《晉書》、《宋書》、《南史》等史籍中都沒有傳記,我只能確定,他並非出自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這兩大政治豪門,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為安西長史之前,這個人就沒在史書中露過臉。這就奇怪了,這么一個要名氣沒名氣,要功績沒功績,要後台沒後台的“三無”人員,怎么就能平地一聲雷,躍居眾多名將謀臣之上?
好在史書在他頭次出場時提供了一點線索:“(劉裕)以太尉咨議參軍京兆(人)王修為長史”, 京兆,就是晉朝時長安所在的郡名。現在看出來了吧,王修和王鎮惡之所以讓劉裕選中的共同點在哪兒?提示一下:並非都姓王。
疑點二
值得推敲的另一大疑點是:劉裕為何只給王鎮惡、沈田子等人留下一萬精兵?不管以哪個標準衡量,要守衛關中故土,一萬人太少了。需知關中周邊,強敵林立,即使不考慮東北面的北魏與西北面的西秦、北涼等潛在敵國,只要出長安北行不過二百里外,就有赫連勃勃的夏國軍隊。
參考夏國以前的戰爭經歷,赫連勃勃能夠動員的兵力肯定不少於五萬,而且多是些機動性極強的兇悍鐵騎,如果中途不受阻攔,跑快點的話,他們只用一天時間就可以衝到長安城下觀光!難道劉裕對自己的兒子和百戰而得的戰果就如此漫不經心嗎?
另外一條記載,從側面解答了這個問題。
在王鎮惡被殺前,關中晉軍內部出現他要殺盡南人,自立為王的流言。儘管這肯定是一條謠言,但一條謠言要能流傳開來,它應該具備最起碼的潛在可能性,否則騙不了這么多身經百戰的老兵。
這條謠言揭示了問題是,怎么殺?且不說王鎮惡的武藝是出了名的差勁,就算他是東方不敗或者獨孤求敗投胎,也很難相信他能自己動手,殺掉一萬精兵。因此,在此時王鎮惡手下的軍隊中,一定有不屬於那一萬北府老兵的新軍存在,考慮到流言的內容和關中防務的需要,新軍的數量上限無法確定,但下限應不少於一萬人。
至此,綜合這些零散的蛛絲馬跡,也許我們已經逐漸走近歷史的真相了:
一、就像二十多年前,已故的“總設計師”認識到不能以大陸之教化施於港澳,從而出現了今天的“港人治港”與“澳人治澳”一樣,劉裕出台的政策,是以關中人治關中。因此,他才會提拔了功績、名聲都不顯赫的關中人王修,而不用有世家背景的謝晦、王弘等人,或與自己相識已久,關係更親密的南方舊人如張邵、孔靖等。換句話說,劉裕並不打算“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
二、劉裕要進一步北伐,完成一統,打下華北以至塞北,僅憑現有軍隊,難度是很大的。因此,劉裕實際上已在北方人中著手編組新軍,負責人就是在北方民眾中擁有巨大號召力的王猛的孫子——安西司馬王鎮惡。假如不發生後來的一系列變故,劉裕仍是有經營北方打算的,那時他用於征戰北方的軍隊,將不僅僅是“吳越之兵”;
三、結合上兩條,崔浩預測正確的是結果,而非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從不少跡象來看,崔浩作為一個漢人,可能仍存在對南方政權的認同,他的話不一定完全代表其真實看法)。假如不發生劉穆之逝世和關中變亂的事,那么阻止劉裕統一最大障礙,可能是時間。此時夏和北魏都非國勢混亂的將亡之國,劉裕並不具備明朝初年那樣速定北方的條件,只有採取穩紮穩打的方針,逐個消滅。但要達成這一目標,起碼先得把關中由占領區變成領土和後方基地,同時組建一支有戰鬥力的新軍,特別是騎兵部隊,這些事都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而從劉裕離開關中之時,距離他壽終正寢之日,已經只有三年半了!總之,如果一切順利,劉裕統一天下的可能性雖然存在,但非常微小,估計超不過一成;
四、在劉裕手下,既有北方人望,又有大將之才者,唯王鎮惡一人。這使得劉裕只要還存有進取北方的念頭,他對王鎮惡就很難做到“疑人不用”。但在權術硬幣的另一面,一個既有能力又有人望,而且不太聽話的下屬,又是讓每個專制君主(劉裕早已是事實君主)夜不能寐的病根所在,再考慮到自身崛起的經歷,要讓劉裕對王鎮惡做到“用人不疑”,也是不可能的!正是這一兩難處境,將劉裕在關中的人事安排,逼上了一條危險的鋼絲,並且最終因為一步失誤,全盤皆輸!
五、劉裕計畫失敗的關鍵,是王鎮惡與王修的被殺。王鎮惡被殺,使組建新軍的努力告吹;王修被殺,使穩固關中的構想破產。而且這兩人,原先都是關中漢人心目中的驕傲,也是劉裕贏得關中人心的關鍵。然而,僅僅在不到一年間,這兩個人就相繼被害了,而且還是被與劉裕一樣的南方人殺害的,這一事實極大的打擊了關中人對南方政權的認同感,而彼此的不信任又加劇了雙方的矛盾,於是北方人大批叛逃,南方人大肆搶劫。晉軍與關中百姓的關係,終於由王鎮惡入潼關時的魚水交融,演變成朱齡石出長安時的水火不容!其中的教訓,實在值得後人深思。
綜上所述劉裕北伐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擴大自己勢力、趁機獲取篡奪帝位的政治資本的途徑
評價
劉裕所策動的北伐,尤其是北伐後秦之戰,是東晉北伐歷史上最成功的,也是影響最深遠的。雖然劉裕北伐,還抱有個人或集團的目的,但它並不能影響我們對其歷史作用進行客觀的評價。
司馬光敘述劉裕北伐成功後匆忙東歸,關中復失時,大發感嘆:“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併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不像司馬光只是大發感嘆,王夫之一言點破了長安得而復失的原因:“劉裕滅姚秦,欲留長安經略西北,不果而歸,而中原遂終於淪沒。史稱將佐思歸,裕之飾說也。……夫裕欲歸而急於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奪,而無志於中原者,青泥既敗,長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舉”;他還將劉裕與曹操相比較,稱其用人雖有不足,而“為功於天下,烈於曹操”。顯然也包括了對劉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呂思勉則認為劉裕急急篡位的說法只是史家附會王買德的話 說:“宋武代晉,在當日,業已勢如振槁,即無關、洛 邑之績,豈慮無成?苟其急於圖,篡平司馬休之後,逕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舉?武帝之於異己,雖雲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劉穆之死,後路無所付託,設有竊發,得不更詒大局之憂?欲攘外者必先安內,則武帝之南歸,亦不得訾其專為私計心也。義真雖雲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將,不為不多。王鎮惡之死,在正月十四日(應為十五),而勃勃之圖長安,仍歷三時而後克,可見兵力實非不足。長安之陷,其關鍵,全在王修之死。義真之信讒,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責者也。”
筆者認為,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關中的得而復失,根本的原因還是劉裕受限於東晉的實力以及北魏對東晉的牽制,因此他不可能堅守長安,更不可能統一北方。換句話講,不是劉裕不想成就統一的大業,而是當時南北統一的條件還未具備,時機尚不成熟。其後,北魏統一了北方,再後隋統一了全國,才真正實現了南北統一的局面。從這一點來看,劉裕北伐後秦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支插曲,它在魏晉南北朝到隋唐這一輪民族大遷徙、大融合從而大統一的進程中,把歷史的車輪向前推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