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作者：鄭樵類型：紀傳體通史
成書時間：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年）
內容精要
宋·黃裳·帝王紹運圖碑《通志》全書200卷，有帝紀18卷、世家3 卷、后妃傳2卷、年譜4卷、略52卷、列傳106 卷、載記8卷、四夷傳7卷，500多萬字。
《通志》為紀傳體，在體例上也做了一些修正。把“年表”改稱“年譜”，把“志”改稱“略”，保存了《晉書》的“載記”部分。
《通志》卷帙浩繁，規模宏大。其記事斷限，大抵本紀從三皇到隋，列傳從周到隋，二十略從遠古到唐。他刻意模仿《史記》，講求會通。說“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著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他推崇劉知幾，自覺實踐其史學主張，但反對劉知幾尊班固抑司馬遷的觀點。立志續寫一部通史。希望能貫徹“會通”的原則。他說：“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散落人間，靡所底定，安得謂成書。”
主張修通史，強調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聯繫，主張史書應“極古今之變”。反對割斷史事聯繫寫斷代史。其實，通史斷代史，各有其利弊。正確的態度是彼此並存，互相補充，不可以偏廢。其紀傳部分也多是襲用舊史， 在史料上沒有太多補充。但因為他注重選擇史料，融會貫通，也能自成體系。其基本方法是儘可能全面地匯總各種史料，按照年代先後予以整理、編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種事物從古到今的發展過程。最後把這些綜合整理研究成果，歸納入紀、傳、譜、略、載記之中。
“總序” 和“二十略” 是全書的精華。特別是其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昆蟲草木五略，是鄭樵獨創，前史所無，實屬珍貴。
《通志·總序》是一篇非同一般的史學論文，是對其史學思想的系統闡發。
《二十略》是《通志》一書的精華，為世所公認。也是鄭樵用心之所在。在《通志·總序》中他在二十略部分也是寫得最為詳盡。他說：“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
天文圖碑《二十略》分別是：《氏族略》5卷、《六書略》5卷、《七音略》2卷、《天文略》2卷、《地理略》1卷、《都邑略》1卷、《禮略》4卷、《謚略》1卷、《器服略》2卷、《樂略》2卷、《職官略》7卷、《選舉略》2卷、《刑法略》1卷、《食貨略》2卷、《藝文略》8卷、《校讎略》1卷、《圖譜略》1 卷、《金石略》1卷、《災祥略》1卷、《昆蟲草木略》2 卷。
《氏族略》、《都邑略》、《昆蟲草木略》是對劉知幾增三志主張的發展。《六書略》、《七音略》是創造。《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金石略》對正史《藝文志》有所創新。除禮、器服、選舉、刑等略外，其餘各略也有新意。
金石之學創建於宋，鄭樵對此也非常關注，專門設了《金石略》，收集整理宋以來在這方面取得的成績，具有很高的價值。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圖經書緯”的說法，認為書和圖是相輔相成的，但後人往往專注於書而忽略了圖。鄭樵在《圖譜略》中， 用《索象》、《原學》、《明用》三個標題，說明了圖與書的關係。用《記有》著錄了當時尚存的圖譜。用《記無》著錄了當時已經亡佚的圖譜。清儒胡煦認為“古河圖”、“古洛書”，以“龍馬鏇毛”、“龜甲坼文”為做圖元素，都是鄭樵《通典》所定。
《校讎略》，是他一生訪書、求書、著錄書的經驗總結，是把文獻學引向理論探索的開山之作。
在排列次序上，《通典》是以食貨為第一，以行政實際為其內在邏輯線索。這種見識都是鄭樵所不及的。鄭樵並不重視經濟，把《食貨略》排在14‘位。而且在經濟認識上墨守儒家傳統觀點，認為井田制是最好的，其次是類似井田制的北魏至唐所實行的均田制。他認為廢井田，開阡陌是秦的暴政，導致田、賦分離。漢代因秦之弊，沒有實行授田的辦法，恩惠就不能及於老百姓。對於開創均田制度的北魏孝文帝和均田制度，他熱情歌頌：“偉哉後魏孝文帝之為人君也，真英斷之主乎。井田廢七百年，一旦納李世安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國則有民，民則有田。周齊不能易，隋唐不能改其貫，故天下無無田之夫，無不耕之田。口分世業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遺意。”雖愛民之心溢於言表，但不明白經濟發展的規律，缺乏實際操作的實際。均田制也沒有他想像的那么美好。對於那些善於理財的政治家，他認為是“言利之臣”，這是傳統的偏見。
他說： “言利之臣，無代無之。有恨少，無恨多；有言加，無言減。”他正是以這種偏見去激烈批評楊炎和他的兩稅法。但其立論還是從愛民角度思考的：“自兩稅以來，賦不繫於田，故名色之求，罔民百出，或以方圓取，或以羨餘進，或言獻奉，或言假貸，初雖暫時，久為成法。”他感嘆：“嗚呼，後世之為民也，其難為民也。”他希望恢復井田制。他簡單的認為北魏離五代這樣的久遠， 還能實行均田制度。當時離均田制度破壞的唐代開元年間並不遠， 實行起來有什麼困難。他說只要現在還有沒有田的農民，就沒有資格去議論北魏至唐的均田制度。其實均田制產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兩稅法的產生也是歷史的必然。兩稅法是中國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稅制和徵收辦法，影響深遠，實行了長達1000年。這也是鄭樵一直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了解社會造成的。
鄭樵編書的目的也受到時代的局限，是為了維持名教，維護專制統治。在《謚略》中他直言不諱地說：“使百代之下為人臣為人子者，知尊君嚴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也。”對於孔子，他認為：“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但是他反對用天命觀曲解歷史。認為天人感應的災異說是“欺天之學”、“妖學”。
評價
圖碑插圖因為他一生專心治學，不樂仕進。所以書成之後，雖有人舉薦，並得到宋高宗的讚賞。但一直受到排擠。紹興31年（1161年）書抄成之後，便進京獻書，終於得了一個樞密院編修的官銜，準許他進入秘書省翻閱書籍，但馬上就被人彈劾，失去了這種權利。在他死後，也多受譏貶。第一個出來肯定他的是清朝著名史學家章學誠。章學誠也是一生致力講學和著述。
在史學理論方面貢獻很大，其《文史通義》是史學理論的名著。他寫了《申鄭》、《答客問》等篇章指出鄭樵的主要成就在發凡起例，非一般人所能及。章學誠說：“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他稱讚鄭樵：“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之言也。”現代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對鄭樵也相當看重，做有《鄭樵傳》與《鄭樵著述考》，論述了鄭樵的重要學術貢獻。
顧頡剛還將鄭樵的辯《詩序》的文字收集起來，使鄭樵的《詩辨妄》一書的大部分內容得以恢復。顧頡剛說：“鄭樵的真學問，原不在精上，也不在博上，乃在‘部伍’和‘核實’的兩個方法上。”“部伍”是指鄭樵主張用治軍那樣嚴整的“類例”方法來治學，認為史家修史要有獨到的見識。“核實”是指鄭樵逢古人不合適處不肯留一點餘地。他提出“詩主於聲，不在於意。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其辭意之美哉，只為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為此也。”一向被尊為標準釋義的《毛傳》、《衛序》、《鄭箋》、《孔疏》都被他歸結為一個“失”字，可以想像一些道學家對他的怨恨。顧頡剛說“於是他就成了眾惡所歸了”。
鄭樵以一人之力、五十年之學、三年之功，在條件艱苦、資料不能齊備的情況下成就這樣一部宏篇巨著，實屬不易。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史界之有（鄭）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通志》的體例和編纂方法，和《通典》一樣，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清乾隆年間續修了《續通志》和《清朝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體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
妙語佳句
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