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通志
二百卷（通行本）
《江南通志》國朝兵部尚書、兩江總督趙宏恩等監修。先是，康熙二十二年，總督于成龍與江蘇巡撫余國柱、安徽巡撫徐國相等，奉部檄創修《通志》，凡七十六卷。雍正七年，署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奉詔重修。乃於九年之冬，開局江寧，屬原任中允黃之雋等司其事。因舊志討論潤色，刊除踳駁，補苴罅漏。凡閱五載，至乾隆元年書成，總督宏恩及江蘇巡撫顧琮、安徽巡撫趙國麟等具表上之。卷首恭錄聖諭及御製詩文，以尊《謨典》。次《輿地》，次《河渠》，次《食貨》，次《學校》，次《武備》，次《職官》，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次《雜類》。發凡起例，較舊志頗有體裁。惟纂輯不出一手，微有牴牾。黃之雋《骭堂集》中嘗稱，是書刻本與原纂多有舛互。如灊山在六安州之霍山，而仍謂即元時所置之潛山縣。黃積、程元譚俱東晉時新安守，而誤入西晉。其他遺漏重複者甚多，皆之雋離局以後為他人所竄改者也。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以《史記》以下屬劉攽，三國以下屬劉恕，唐以下屬范祖禹，始終不易，其知此意歟！----出《四庫總目提要》
右為康熙寫字圖
作品簡介
《江南通志》清代方誌。有康熙本和乾隆本兩種。康熙本始修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兩江總督於龍成等奉命創修，延聘何洯、宋曹（負責總校，書成不願具名）等，開局江寧，次年成書。有輿地、食貨、學校、武備、職官、選舉、人物、藝文8志，下列34門，共76卷。附山川等圖50幅，由僑居江寧的《芥子園畫傳》撰者之一王概負責繪製。雍正七年（1729）署兩江總督尹繼善等奉詔重修，九年（1731）十月於江寧開局，至乾隆元年（1736）十月兩江總督趙宏恩任上始成，次年刊刻，是為乾隆本，也是通行本。卷首增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朝詔諭、御製詩文4卷，正文仿史例列有10志、68門，較舊志增河渠、雜類兩志，共200卷。內容於康熙朝事增補尤多，記江蘇詳於安徽。其體例門目分類謹嚴，多有參考價值，常為清代修志者採用。編者認為古蹟一門“非僅供博覽，實為論世考地之資”，應詳實記載。反對在藝文志中博採詩文，主張分經、史、子、集彙編，“有關地方利弊及考訂古今興廢者，則附入各門”，題詠之作一概闕而不錄。乾隆本原屬黃之雋等編纂，後又易手。黃氏後在《骭堂集》中稱，是書刻本與原纂多有舛互，而且有許多遺漏重複，都是後來纂修者竄改所致。黃之雋（1668～1748），安徽休寧人，徙居華亭。字石牧，號痦堂。初名兆森，字若木。康熙六十年（1721）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雍正元年（1723）授編修，提督福建學政，鏇遷中允。乾隆元年，薦試博學鴻詞科，因年邁未能終卷，罷歸。囊無餘資，惟嗜蓄書，歸里時編入目錄者2萬餘卷，另有雜書800餘冊。著有《■（上廣下吾）堂集》50卷（又《補遺》2卷、《續集》8卷）、《香屑集》18卷，又有雜劇、傳奇。參與兩志纂修者多為當時俊彥，如鄧漢儀、宗元鼎、梅清、顧棟高、秦蕙田等。版本：兩志初刻本皆存。乾隆本通行有四庫全書本，後有台灣的京華書局影印乾隆元年刊本（1967年初版）、華文書局影印乾隆二年重修本（1967年8月初版），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1995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7年，三函二十冊）。
作者簡介
趙弘恩(?-1758年),歷仕清代康、雍、乾三朝,官至工部尚書、左都御史.引人注目的是,雍正皇帝對其十分倚重,當時直隸與兩江吏治"廢弛疏玩",他用名臣李衛督治直隸,而出任兩江總督的正是趙弘恩,堪稱一時名宦.但因文獻較少,且往往語焉不詳,錯訛不稽,以致連趙弘恩姓名、身世、籍貫都不乏疑點,對其政績也不甚瞭然.
趙弘恩於1734年6月18日－1737年2月10日期間，奉旨接替高其倬擔任兩江總督，事實上，稍早1733年10月起，他亦開始替代署理該官職。正式官銜為「總督兩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饟、操江、統轄南河事務」的兩江總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級的封疆大臣之一，總管中國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的軍民政務。
前任：高其倬 兩江總督任職期間：1734年6月18日－1737年2月10日
繼任：慶復
黃之雋 （1668－1748）清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原籍安徽休寧。初名兆森，字若木、石牧、號吾堂，晚號石翁、老牧。康熙進士。歷任庶堂、編修、日講起居注官。雍正時，曾參加《明史》重修工作，一呀提督福建學政。嗜書，有存書二萬餘卷。為學尊程朱。曾任《江南通志》總裁。著有雜劇《四才子》（包括《郁輪袍》、《夢揚州》、《飲中仙》、《藍橋驛》四劇），傳奇《忠孝福》。另有詩文人造棉《吾堂集》、《香屑集》。
宋曹(1620－1701)字彬臣(邠臣)，自號射陵逸史、耕海潛夫、湯村長史等。書法家，愛國詩人。生於江蘇鹽城南門（今市城區）。幼年受其父博學好古薰陶，7歲開始研帖臨池。其著作傳世的有《書法約文》、《草書千字文》、《杜詩解》、《會秋堂詩文集》等。
宋曹工詩善書，才華出眾，但仕途並不得志，南明弘光時，官至中書舍人。清順治四年（1647）鹽城
《江南通志》康熙22年，兩江總督于成龍特地迎請他到南京，纂修《江南通志》，並總校其事，盛情難卻，他帶上長子恭貽一起赴任。志書編成，宋曹堅不留名，最終《江南通志》僅署了恭貽的名字。于成龍敬重他的人品，稱他為"射陵先生"。于成龍邀其出山，終於使宋曹結束了隱居生涯。為了實現書法方面的抱負，他毅然離家出遊，浪跡江淮，客維揚、潤州、崑山、蘇州、杭州等地，拜師會友，弔古覓勝。康熙六年，會顧炎武，互贈詩賦，結為友好。歷數載，他飽覽南北名碑，吮吸精髓，悟入微際，並加以融會貫通，取捨揚棄，為自己尋得一條正宗的書法道路。
順治十八年，他的書法藝術已達純熟地步。是年書成《草書千字文》，為他的代表作。該書法氣勢融貫、跌宕起伏，如行雲流水，確有大河奔涌，一瀉千里之勢。現“宋曹故居”內有“草書千字文石刻”，供人觀賞（時有木刻本，舊藏鹽城兜率寺，道光二十八年（1848），其後裔又事重鐫，復雙勾勒石，嵌藏於家祠內）。
宋曹晚年，學與歲俱進，書法更臻精善，又撰成論著《書法約言》。全著含總論、論草書等7篇，對學書要略、文字和楷、行、草各書都有精闢論述。他仍過著隱居的生活，壯遊山河，以吟詩寫字自娛。詩風以杜甫自詡，書必杜詩，吟留下感懷言志的洋洋詩篇。《會秋堂詩文集 》是他的詩作精華，也是他的詩學代表作。
康熙四十年（1701年），病故於“蔬坪園”，終年82歲。他一生留有大量書法作品，散傳於江浙滬一帶，北京故宮博物院亦有收藏。這些墨寶，表現了宋曹不同時期的書法特點。當今日本書法界，有研究宋曹書學的學術群體。
作品賞析
《江南通志》有序多篇，選其三以作略觀。
劉相:(乾隆)江南通志序
直省之有通志,與古列國之有史同,而輿地廣大則倍之.古者,列國或百里,或數十里,各自為境.今車,書一統,一省連跨數十國之舊封,而江南尤屬東南大省.舊志修於康熙二十二年,刻期告峻,頗多缺略.今將綜府,州,縣誌及歷年卷冊所載,詳稽核考訂,故增新合為通志,役亦重且繁也.雍正七年欽奉世宗憲皇帝諭旨,匯萃在編,上之職方,備一統志之採擇.蓋其述之往者采自史傳,增諸後者據事直書,為他年史氏之徵信,故凡子史百家之書,購求必備;州郡志乘印冊,檄取必詳.隸上江者安徽藩司主之,隸下江者江蘇藩司主之,督撫大吏延聘纂修,鑑定董成,殆六年於茲矣.臣於雍正十年督漕蘇松十有三年,移臬安徽適當修志之時,上,下兩江鹹得協理其事,與觀厥成.見二百卷中恭紀誥諭宸章,如讀帝典大訓;敬述河渠方略,如睹地平天成.若賜復蠲租,豁減浮糧以及漕運積貯諸大政,紀載詳備.而人文之盛,節烈之奇,戶丁之繁,物產之豐,雖江南山川靈秀,風土清淑異於他省,而實可想見我朝重熙累洽之休,漸涵樂育之久,以馴至於斯也.今者,伏遇我皇上文武聖神之資,仁義中正之學,紹承聖祖,世宗之所已行,所欲行者而誥誡誕布之,海內莫不欣欣仰化,而江南臣庶沾被尤隆.厚澤深仁,良法善教,大書特書,其足為志乘光者何可勝數.臣於茲志之成,竊為江南之士民幸,而更以見四海同風,中外寧謐.直省通志之成,類復如斯.由是匯為一統志以垂之不朽,誠千百年來未睹之盛典也已.是用不揣譾陋,識之末簡.時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仲秋穀旦,江南安徽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四級紀錄五次臣劉相謹撰.
乾隆 江南通志序
鄭 江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
邱陵墳衍原之名.蓋王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必使薄海之大,按圖考籍,了如指
掌,而周知其故.斯有以辨土性而物土之宜,因俗尚以施八政七教而不易其俗.且山川
塞險阻,周防詳悉委折,設險守國之道,亦得所依據以為固.唐,宋以來,圖經郡志實本此
意,所系極重矣哉.而抑有進焉者,古今賢哲,前史不能備載,邑乘家牒,故老相傳,若《襄陽
耆舊傳》,《零陵先賢傳》,亦足以補國史之缺遺,而興起斯人敦行砥節之思,是其權尤與史
官埒.
我國家重熙累洽,聖聖相繼,德澤恩溥,遍於寰區.幅員之廣,超軼前古.雍正七年詔
各省督撫修通志.江南實九州之上腴,神皋奧區,甲於天下.是時,封疆大吏鹹敬謹不怠以
奉聖天子之德意,開置館舍,禮聘耆碩,厚其廩餼,嚴其課程,薈萃史集暨諸志乘,廣搜博
采,剔抉幽隱,逾數年而成書.上□星,下稽歷代建置,形勢,風俗,戶田,田賦,山川,關
隘,水利,津梁,郵傳,祠宇,陵墓,以逮名宦,人物,列女,仙釋之魁奇特出,物產之利用厚
生,碑版,載籍,藝文,炳著靡費,考核精審,紀述詳明,縷貫串,以備乙夜之覽.
乾隆元年書成將獻諸朝,臣江典學是邦,獲附名簡末,以揄揚盛美.蓋於星,建置,見
憲天稽古之道焉;於形勢,風俗,見化俗宜民之方焉;於戶口,田賦,見休養生息之隆焉;於
山川,關隘,水利,津梁,郵傳,見體國經野之規焉;於祠宇,陵墓,見崇德尚功之意焉;於名
宦,人物,列女,仙釋,見微顯闡幽之旨焉;於物產,見對時育物之功焉;於藝文,見黼黻休明
之盛焉.周官所職,具見是書.爰敢拜手稽首而為之序.
時乾隆元年歲次丙辰冬十月穀旦,提督安徽等處學政,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加
一級臣鄭江謹撰.
(康熙)江南通志序
於國柱
古者,諸侯之國有史以紀時事.墨子所謂百國春秋是也.然皆紀言紀動而已.自史遷
創為紀,傳,表,志之法,歷代因之,而括地誌之類,即遷史志例別為專本,於是人物山川,典
章制度,纖悉靡遺焉.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臣國柱準禮部咨,奉旨催修江南省通志.臣與督臣于成龍,安
徽撫臣徐國相,及時趨事,務求詳榷.志成,臣成龍既其歲月及纂修諸姓名書之簡端矣.臣
國柱有共事編摩之役,安得不一言以表昭代崇文之盛.
竊見國家鼎建兩京之外,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為重地.通志一書,視各省纂述為
難.蓋國之大計以財用為根本,而江南田賦之供,當天 十之三,漕糈當天下十之五,又益
以江淮之鹽莢,關河之徵榷,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神京東北運道,數千里一線;長
河,淮,泗交下,黃流澎湃,遷決泛濫,亦時間有.而聖朝聲教遠被扶桑木.江南所統安東
以南,三河以北,浩瀚汪涵,粘天浴日,帆檣出沒,不可紀極;上下兩江,旅舟商舶,絡繹奔
,菁華所萃,風氣鬱發;文章政績,抱瑾懷瑜之士,蜚聲勝實,肩隨踵接;仕宦科名,皆為諸
省之冠.且鍾阜石頭,六朝遺蹟,建置沿革,紀乘淆訛,而臣等操數寸之管,勾稽薈綴,部次
爬梳,欲其掛漏無譏,有當良史,足稱我皇上乙夜之披覽,不其難乎
臣國柱自備官郎署,改授掖垣,歷卿,鏇副中台,奏對彤扉,趨丹陛,親見我皇上
以天縱英姿,勤學好問,圖書典籍,不離左右.聽覽餘閒,考訂演繹,未嘗旦夕少輟.蓋以睿
智謀之聖性,遙契危微精一之聖心,推行之為政治,而昭垂之為文章,以上接堯,舜,禹,
湯,文,武道統,有非臣下所能蠡測管窺者.故於郡國方輿,亦所留意,因命修一統志先之以
各省通志,是將以山川扼塞,歷朝興廢之所由焉,紀士風俗之貞淫焉,稽秸絲徭征之繁
重,墳壤之腴瘠,閭閻貧富民生之疾苦焉.臣等所為皇詳慎,宵旦不遑以底成書,冀無負
此盛事也.
往,明初修一統志出自宋濂諸人,皆一代名儒.然紀山川則詳於名勝而略於形勢;敘建
置則但存名號而不及廢興,詞賦之資有餘,而間於大指未備.其後陳沂,楊慎,陳善,郭子章
之流,號稱博綜,究皆私家紀述,非奉詔纂修,故體未純備.至若江南前代所傳,如《南部煙
花》,《吳地廣記》,《金陵瑣事》之類,益復細碎,無當紀乘.臣等仰奉綸音,博收肆采,詳核約
存.雖才識寡陋,聞見淺溢,然而紀載辨考,不敢稍忽.刪繁搴要,類聚部居,為圖表以著星
野,輿地之形,為分志以見天文,禮樂,車服之度,為備考以悉職官,選舉,田賦,匠作之詳,
為列傳以錄名臣,巨儒,忠孝,節義之大,為藝文以載古今著述體尚之全,為雜著以補聞見
流傳之失.統計共若干卷,數千里之內,數千年之間,舉凡隆替盛衰,險易得失,貞淫休戚諸
大故,一開卷而瞭若指掌.鑑古可以知今,觀風因而設教,具在是矣.唯是《江南省志》從無
定本,今則合各郡志之繁雜,成於三月之定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所謂腹儉者難為華,質
固者難為通,此又臣國柱與督臣成龍守此戰戰也.謹薰沐拜手稽首而附陳志事之始末如此
雲,是為序.
時康熙二十三年正月望日,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臣薛余國柱謹序.
中國方誌簡史
中國方誌簡史
方誌一詞，起源甚早。《周禮》是一部專載古代設官分職的政典，原先的書名是《周官》。這部書說，古代有五類史官。其中的“外史”職責是“掌四方之志”（《周禮*春官》）。在《周禮*地官》中說得更明確：“涌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這可能是我國古籍中最早出現的“方誌”一詞。
我國編纂方誌的歷史悠久，歷代方誌約達萬餘種。江蘇人文薈萃，文化發達，方誌有千餘種，約占全國1/8。江蘇和浙江是方誌大省。歷史上著名的方誌學者也以兩省最多。
方誌應該是歷史學、地理學的新型結合，是地方信息的科學。方誌應有強烈的獨立價值和意義。既是一門古老的科學，也是一門賦予新的內容和概念的學科。從這個角度去考查源頭，古籍中許多內容都可能包括進去了。
先秦以前是方誌的雛型期
原始社會，初民因生活需求，對山川、天象有必要了解，並將其刻畫成圖。所以那些刻畫于山洞中的圖形，可以說是地方志的開端和遺存。
據說，大禹傳位給啟時，曾將天下分為九州，“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即九州牧守各貢其金而鑄鼎，將各地守護神以及物產土地鑄在鼎上，奉獻天子。如若果有其鼎，當是最早的方誌。
商時甲骨文留有一段文字：“土方征於我東鄙、哉二邑。
方也牧我西鄙、田。”是說當時中央民族受到“土方”“工口方”的侵擾，並且占領了鄙、哉一些邊遠土地。當然這是一段方誌的文字材料。
商以後的歷史較為清楚，甲骨文、金文的記載很多，金文中就常有“圖”字出現。金文的“圖字”，在“口”里便是都城的圖形。是一幅建築的設計圖樣。這就是漢語“圖”字後來引伸為謀畫、計度、設計等含意的原因。據說周武王伐商時就有圖版，後來成為國家的祭器，象徵國家。這些都可作為方誌的實物雛形。《尚書*洛誥》是周公輔佐成王二次克商後，為了對付殷之頑民，在東部洛陽地區設立的軍事據點，以鎮反側的文告，實際上就是在洛陽張貼的布告，後來被收入《尚書》中，並留傳至今。這和現代編纂年鑑，方誌資料被收入檔案彙編可能是屬於同一種性質。可以說《尚書*洛誥》是留存下來最早的一部比較完整的地方志文字資料或檔案。
河北省平山縣出土的《兆域圖》，是一枚圖版，長95厘米，寬48厘米，厚1厘米，銅質。用金絲縷嵌成的線劃，有符號和數字，表示地形和工程設計，還有公共墓地，並有447個說明文字。這是公元前310年中山國的《兆域圖》。既表示了我國古代地圖測繪水平，亦可看出當時的風俗、葬禮。當然也是方誌材料的遺存。
這種圖雖不能說完全等同方誌，但它畢竟包含有方誌重要內容，是方誌的一種雛形吧。秦以前儘管沒有方誌的名稱，但方誌的工作是在做的，而且十分重視。
不過，當年的文化中心在黃河，對長江流域記載敘述較少，尚未發現江浙一帶有什麼實物遺存。
兩漢時期是方誌初露端倪期
兩漢王朝建立後實行郡國制，除設有郡縣外，還封了一些諸侯國。對地圖的重視程度又前進了一步。
史記中有一則故事，沛公至霸上即入鹹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令圖書藏之。”以後楚漢爭霸，“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區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可以看出當時政治、軍事鬥爭中，地圖、地方資料也即是方誌材料，可以發揮何等大的作用。
《漢書*地理志》是以西漢地區郡縣為綱，人口、山川、物產為目，首創的全國性地理總志，資料詳備、內容豐富，是先秦以來地理髮展的總結。
漢代方誌發展一個重要情況是地記和圖經的繁榮。地記記載地理與人文方面的內容；圖經是地圖和地理書的結合。
地記可分三種：郡書、地理書和都邑簿。
郡書，即郡國之書，多記郡國鄉紳先賢，以人物為中心。著名的有《三輔耆舊傳》、《魯國先賢傳》、《會稽貢舉簿》等。
地理書即輿圖地誌之書，多記一方疆界、山川、道里、戶口、民情、風俗。東方朔《十洲記》、楊孚《異物記》、應劭《地理風俗記》等都屬於這一類。
都邑簿多記城郭、宮闕、花囿、陵廟、街道。《三輔黃圖》、《長安圖》、《關輔古語》等屬此。
圖經則出現在東漢，在方誌發展史上又向前進了一步。
現在所知的最早圖經是《巴郡圖經》。此書早已不存在，只在《華陽國志》中保存了它的一段文字。
地記中郡書記人，地理書記地理山川，都邑簿記地方建築，都只是後世方誌的一個方面。將述地和記人兩者結合，將方誌的編纂朝前邁進了一步，有所突破的，也是江蘇浙江帶的頭。《越絕書》、《吳越春秋》最具代表性。
《越絕書》，東漢袁康所撰，成書於光武帝時。它是浙江最早的帶有方誌性質的書籍，後被人看作是地方志的鼻祖。
《吳越春秋》是另一部傳世的江蘇、浙江的地方志，為東漢山陰人趙曄所撰。全書上下二卷，記吳越兩國興亡始末。吳國從吳太伯記到夫差，越國從無餘記到勾踐伐吳。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方誌產生期
東漢後期，國家趨向分裂，黃河流域經受多年戰亂，加之北方少數民族南移的壓迫，居住中原的華夏貴族攜帶家人、部曲逃到南方來。長江中下游地區得到開發，經濟迅猛發展，政治上出現魏晉南北朝長達近400年的分裂局面，可幸文化並沒有受到過分摧殘，尤其是史志方面。由於貴族階層利益驅動，竟還得到了長足發展。一則是貴族南逃過程中跋山涉水，對地理山川有了新的認識和深入的了解；再則，魏晉時人重郡望，逃難過程中財物、田舍丟棄了，唯一能使他們重立於貴族社會的是姓氏和郡望。能夠反映家族姓氏的郡書之類的方誌材料必然是得到社會重視。鑒於上面的兩個原因，體例完備的方誌在這一時期出現也是自然的。
魏晉南北朝方誌的發展有兩個特點，一是私修方誌蔚然成風，改變了由史官操筆修志的定例。參與私人修志這項工作的人多了，產生的著作也相應增多。據《中國古方誌考》所錄，此一時期地方總志多達57種，而且卷帙浩繁。如摯虞《畿服經》170卷，陸澄《地理書》149卷。這些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北方闞 的《十三州志》和南方任 的《地記》。從《十三州志》10卷，保存了東漢州郡的變化，《地記》252卷，則是增益前人記述，成就為地理資料彙編。這些書現在雖多已亡佚，但在方誌史上都發揮過一定作用。這一歷史時期更值得一提的是酈道元的《水經注》。
《水經》大約成書於三國時期，記全國水道137條，每水各成一篇，敘述了河道的源流及所經過的郡縣都會。惜其內容過分簡單，且多錯誤，故後人多為之加注，其中酈注為最佳。
酈道元（？--527年）范陽涿鹿人。有鑒前人之失，借校注《水經》的機會勘正了舊地理書以及《水經》的錯誤，“庶備志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水經注》記全國水道1252條，比《水經》增加近10倍；全書近40萬字，比《水經》增加近20倍。敘述了河道的發源地、流向、方位；記錄了流經地區的山嶽、關塞、古蹟、農田、水利設施、土壤植被，甚至是歌謠諺語、神話傳說，還保存了不少佚書和佚史，是研究當時社會的極好材料。《水經注》記錄城邑、都會近3000個，留下了古代城市地理情況，對城市的歷史、城門、宮殿、園囿以及人物掌故都詳細注釋，成為研究城市發展史的可靠資料。《水經注》文字流暢活潑，是極優美的寫景散文，有極高的文學價值。
此階段方誌發展的第二個特點是：地圖在魏晉南北朝時由製圖的實踐，進而產生了地圖學理論。西晉人裴秀（224--271年）作的《禹貢地域圖》18篇對後世影響極大。書中首創製圖六體：1、分率（比例尺度）；2、準望（辯證方位）；3、道里（相距遠近）；4、高下（地形上下）；5、方邪（道路邪正）；6、迂直（險峻程度），結束了前代製圖的原始狀態趨近現代實測製圖。
魏晉南北朝各種志體書籍異彩紛呈之中，《華陽國志》才是正規意義上的方誌，它是最早的四川省通志，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以“志”為名的方誌。
《華陽國志》，晉常璩撰。全書12卷，附錄1卷。所述始於遠古，終於晉永和三年（347年），取材廣泛，內容繁富，記述以巴蜀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的地理沿革和歷史變遷，特別是記載人物不厭求詳，並把歷史、地理和人物三者結合起來，匯於一編，這是方誌編纂的一大進步。作者常璩是蜀地江源人，記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和西南少數民族情形真切詳細。常璩後來歸晉，寄居建康（南京），書是這個時期寫的。他羨慕江南文化，又不為晉所重用，不得志。但是，他用中原文化統一地方的認識，對蜀地與中原統一有貢獻，對開發西南文化有貢獻。
隋唐時期確定了官修志書
隋唐時期實現了大一統，經濟文化空前繁榮。國家需要了解地方賦稅糧秣兼及山川民情，方誌資料受到重視，同時由於政治平穩，社會安定，也給纂修地方志提供了良好條件。隋朝僅存40年，卻把修志工作納入社會生活中去。隋煬帝時，“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尚書。”待到唐代，各地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尚書省），後改五年一送，寫明“各州縣有無創造及山河改移等情事”，以為政府頒布法令之依據。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由朝廷頒布布的正式修志法令，標誌著隋唐出現了官修方誌。唐代尚書省中兵部還特設職方郎中一名，掌地圖事，這大概可以認為我國早期專職掌管志書的官員。雖然官修地方志以官家標準來衡定歷史、人物，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但官修的優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官修可以在短時間內集中人力，提供廣泛齊全的資料，成書快而豐富；其次，官修為朝廷法令制約，志書就能定期纂修，除了因時局影響外，就不致出現太久的斷檔；再次，官修是一項全國性的系統工程，遍及所有州縣，不會因地處僻遠有所遺漏。就如敦煌這樣的邊陲地方，唐代撰修的圖經志書也有《沙洲圖經》、《沙洲都督府圖經》、《沙洲地誌》、《西洲圖經》等多種。直到今天還在敦煌殘卷中保留著。正是因為官修志書優點甚多，隋唐以後都是官纂方誌，並成為歷朝歷代的制度。
我國第一部官修總志是隋大業五年由豆盧威、崔祖浚撰修的《區宇圖志》，500餘卷。
貞觀晚年間撰修《隋書》。《隋書*地理志》和《漢書*地理志》同屬地理志中的名篇，記錄了南北朝到隋的地理情況，隋的190個郡及其所屬1255個縣的地理沿革和民戶、人口。資料比較可靠，直到今天仍可使用。
唐朝比較好的志書首推唐憲宗時的宰相李吉甫編撰的《元和郡縣圖志》，原先有圖有文，南宋後地圖亡佚，遂稱《元和郡縣誌》，成書於元和八年（813年），是現存比較完整的全國總志。全書42卷，其中正文40卷，目錄2卷，記錄47個節鎮。起於京兆府，盡於隴右道，分別記載州、府、縣的等級、戶口、鄉邑、沿革、山川、道里、貢賦、兵馬配備等，內容豐富，體例完備。
方誌撰寫發展到唐代，方誌學理論逐步形成，有許多史學家倡導的理論一直到現在仍是我們編寫方誌的指針。例如顏師古提供真實，即按事實之本質實際而記述解說，並且強調弄清古代事實“切於今日之用”，也即古為今用。再如李吉甫提出並在編纂《元和郡縣誌》中實踐的“詳今略古”和“為今日之需將來之用”的理論。還有元稹在製圖中提出“細大無遺”“纖細必載”以及詳細占有資料，這些理論至今仍被修志者奉為圭臬。除了上述幾位之外，特別要介紹一下史學大家劉知幾的理論。
劉知幾（651--721年）唐高宗時進士，中宗時修國史。撰述《史通》20卷，在討論史書體例和編纂方法時，兼帶談及志書的編纂。他的一些方誌理論也都是包括在史學理論中的，如以直筆為主，反對曲筆；不掩惡，不虛美；杜顏面，防請謁等等方面，修史與修志都是相通的。劉知幾認為“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才就是才能，學就是資料，識就是觀點。有學無才，猶如有良田萬頃，而愚者營生，不能貨殖。有才無學，猶如巧若公輸，苦無斤可施，終不能在宮室。有才有學而無識，人無膽也。才、學、識三長同樣適用於修志工作。所以說志書撰修的好壞與撰修者人品的高下有直接關係，對參加修志的人素質修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兩宋時期是方誌定型期
北宋和南宋延續300餘年，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時代，同時又是文化和經濟繁榮的時代。歷史常有這種奇特的相反相成的事例：文化思想的孕育並不一定正好在國泰民安之時，此即“苦難培育思想”的印證。方誌在貧弱的兩宋時期興盛當屬此例。宋太祖建立趙宋政權之初，憂患並未稍減，便把編纂方誌當作鞏固政權，加強統治的重要手段，開寶四年（791年）即命重修天下圖經，其後300年兩宋朝廷始終重視這項工作。兩宋時期方誌不僅數量大，種類多，而體例完備，門目清晰，內容則更側重於人文歷史。從以上諸方面考查，可以說我國歷史上方誌到兩宋時期已經定型，基本上貼近現代意義的方誌。
宋代方誌數量大，江浙兩地特別發達，僅南宋即有方誌300種，而且編定周期短，即如《臨安志》，三次編修，前後不到百年；宋代方誌種類又多，有總志、州府縣誌、都市志、城鎮志，如浙江嘉興府海鹽縣澉浦鎮這樣一個小鎮也產生了一部《澉水志》。宋代方誌體例完備，內容擴大，詳盡細緻，與現代方誌並無多大差異。
南宋方誌繁榮，尤以都市志、城鎮志最為發達，名篇也最多，究其原因，不外乎由於商業發展，城市生活日益豐富。府縣州志中名篇當數同江蘇有關的《吳郡志》和《景定建康志》。
《吳郡志》50卷，范成大纂，龔頤、滕茂、周南厚三人助纂，是江南蘇州府第一部規模大的府志。此書共分39目。50卷中，人物17卷，占全書的1/3。記人物成為方誌的重心，將過去方誌以記地方為主轉為以記歷史為主，和《太平寰宇志》一樣，使方誌成為一個地方的歷史。這種重視人物為修志的方針影響深遠，被後世為“著書之創體”。《吳郡志》採用只列門目而無綱節的門目體，將全部內容平行列目。門目列得多而詳盡，方誌所要包括的內容就不受限制，後世方誌仿效此例的不少。我們今天提倡的所謂“橫排豎寫”----橫排寫各類目，豎寫各門目歷史，這樣編撰方式大概就脫胎於此。由於范成大有文名，又是進士出身，《吳郡志》文風極佳。范祖籍在吳郡，又任過地方官，對當地人文風俗十分了解，對所記事物，即有考據又有可讀性。如對張繼名詩“夜半鐘聲到客船”，考證出蘇州確有“定夜鍾”之習俗，以證詩名不虛。這種一絲不苟的修志作風，確為後世楷模。此書大至蘇州府戶口田賦，言之極詳；小至縣吏俸祿，連科舉中式後榜貼格式，均有記載。不失為一部詳略得當的佳著。
《景定建康志》，馬光祖修，周應合纂，計50卷，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寫成。與《吳郡志》門類不同，採用記傳體，分錄、圖、表、志、傳五類。史料詳富，往往能補史書的不足，宋太祖伐南唐的露布文字就是在此書《文籍志》中保存下來的。《建康志》另一長處是有一些臧否得當的史論。如《田賦志序》中有：“取材於民而過其中則為損下益上，如爭如奪，民方殺仇”的評論。故此書不僅史料價值高，史論價值亦極高。
元明清時期方誌走向全面繁榮
一統志可以算作元代的創體，前此，我國全國性的志書稱作地理總志，元朝我國多民族國家體制進一步確立、完善，一統志的創立反映了中國人的大一統觀念愈來愈鮮明，元、明、清各有各的一統志，所以合在一起講比較相宜。
元朝國土超過漢唐，地方行政部門與今日相似，行省名稱的確立就是從元朝開始的。當時有10個行省，為了統治這樣龐大的封建帝國，世祖忽必烈採納了大臣提出的“宜為書明一統”的建議，遂命扎馬拉鼎、虞應龍等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編成《大一統志》755卷。十餘年後，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再編成《大元大一統志》，1300卷。在如此短暫的時間編成卷帙如此浩繁的志書，可見當時對方誌的重視程度。所以有人說元代方誌事業衰敗，我是不敢苟同的。
明朝開國之初，洪武三年（1370年）編成《大明志書》，這是明代最早的全國總志。成祖永樂年間編成《天下一統志》、《寰宇通志》，至明英宗天順五年（1461年）李賢等編成《大明一統志》，凡90卷，其義例一仍《大元一統志》之舊，其篇幅僅為原志的1/10，記事多有謬誤，為後世學者所鄙薄。
一統志纂修到清代方可稱極盛。康熙十一年（1672年）就開始籌組編纂《大清一統志》，雍正年間更有一統志館的設定，以蒐集、核查各省送來的人物資料，增輯成書。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首次修成《大清一統志》，342卷。乾隆四十九年增修《大清一統志》成書，計500卷，較之前書更能反映當時地域、人文、經濟狀況。道光二十二（1842年）又修成第三部一統志，以其纂修始於嘉慶年間，且增輯事跡訖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故稱《嘉慶重修一統志》，計560卷。由於清代一統志是在各地方通志成書之後修成，廣采博輯，增刪厘定，所以內容豐富，資料精確，是我國官修總志中最好的一部。
元明清三朝的府州縣誌比前一時期也有大的發展，元代纂修的州縣誌不多，但都不乏佳作，《至正金陵新志》可算一部名志。該志15卷，張鉉撰，是《景定建康志》的續集，有金陵山川分域圖18幅，為後世了解南京當時地域提供直接資料；有戶口記載，分南人、漢人、色目人、軍人、匠人等等，對了解元朝戶口結構是難得的好資料。特別是對關於江南回族的形成，提供了不少材料。
清代是方誌發展的鼎盛時期，行省地方志編纂有前代不可相比的成績，有名的佳作很多，如《河南通志》50卷，《廣西通志》280卷，對於方誌收錄內容都有一些創建，但最出名的還得數由張之洞、繆荃孫編纂的《順天府志》，全書130卷，內分10志69目。繆荃孫（1844--1919年）是清末有影響的學者和方誌學家，在編纂《順天府志》中表現出遠見卓識和愛國熱情。書中列敘了太平軍進軍直隸，英軍進軍大沽口，火燒圓明園等重要近代史實，直到今天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都是很好的資料。
清代學者修志是一大特點，也是成就清代方誌鼎盛的必要基礎。顧炎武的《鄒平縣誌》、黃宗羲的《浙江通志》、章學誠的《和州志》、《毫州志》、姚鼐的《江寧府志》等等。文人學者所以在撰修志書出成績與清代大興文字獄有關。大批文人或為避禍，或以經世治國轉到志書纂修中來。這些學者文人撰修志書體例完整、修辭嚴謹，使清代方誌水平總體上遠遠高於前代。也是在他們手上，志書開始載有藝文，保存各時期好的文章，這對方誌的發展也是一個有益的創始。
乾隆時期方誌理論大體上可以歸類為兩大學派，即以戴震、錢大昕為代表的考據學派和以章學誠為代表的史志學派。
戴震（1723--1777年），安徽休寧人。錢大昕（1728--1804年）浙江嘉定人。他們認為方誌應該以保存文獻為第一要務，方誌書應詳而不繁，即史實要詳，文字宜約。錢大昕認為：充分占有資料，注重地名、人物的考訂，更明白地提出修志要“不私其親”“不佞其上”，這也即是我們今天強調的“秉筆直書”。
章學誠（1738--1801年）以著作《文史通義》與唐代劉知幾的《史通》齊名於世。他一生纂修的志書很多。他的方誌學理論是在《方誌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修志十議》等論著中確立的，並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論。這三篇文章可以認為是方誌學的專論。有人說方誌學理論是由章學誠建立的，此話或許太過，但他的理論精闢獨到、周密完整，卻為世人所公認。關於方誌的性質，章學誠以為“志屬信史”“志乃史載”，也即是說方誌學是史學的一個分支。據此，他又將劉知幾對史家“才學識”三長的要求援引過來改成對志家的要求，並增加了“史德”，使其更完備。關於怎樣編纂方誌，他的論述更為詳盡。其要點為“三節”，即志、掌故和文征----“仿紀傳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真正優美的語言，往往是鮮明生動且地方掌故和蒐集重要文人的詩文。”關於志的作用，他認為應以易風化為目的，“使怯者勇生，貪者廉立，使觀者有所興起”。這個觀點正是傳統的“文以載道”的發揚。關於修志機構，他建議設立志科：“天下之事起於州縣，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由此推論出設立志科，也即是從縣開始就應常設修志機構，這話就是從今天看，依然是十分有說服力的。
民國時期方誌工作時斷時續
辛亥革命後，時局變亂，內憂外患，編修志書工作有一定冷落，儘管如此也非完全沉寂。民國18年（1929年）國民政府內政部頒布發《修志事例概要》22條，要求各省建立通志館，並對方誌編纂提出許多規定。1934年，國民政府內政部又頒布布《地方志書纂修辦法》9條，規定省志30年一修，市縣誌15年一修，民國僅及幾十年歷史，中間又有抗戰離亂八年，容不得這些編修辦法的實踐，但卻能說明當局對方誌還是給予重視的。如南京一地，就設有通志館（盧前、伍仲文任正副館長），並編輯《南京文獻》， 羅資料。終民國一代，唯以抗戰前修成志書較多，計有通志1種，123卷；縣誌176種，2917卷；鄉土志13種，5卷；鎮志3種，78卷。總計193種，3123卷。
蘇省經濟富庶，文化昌明，人文薈萃，典籍浩繁。雖然江蘇省方誌約占全國方誌1/8之數，但是直到清代以前江蘇無獨立省志，這同江蘇獨立成省較晚有關係。乾隆年間，有一部《江南通志》是綜括蘇皖兩省的。宣統元年（1909年）江蘇始設通志局，並著手籌備江蘇省通志。江陰文士繆荃孫為總纂，陳作霖、柳詒徵等為分纂，不久因發生辛亥革命，工作停頓，唯繆公《江蘇金石志》、陳公《江蘇兵事紀略》成書。民國7年（1918年）通志局恢復，馮煦為總纂，金 等為分纂，然因受時局影響，屢修屢輟，馮氏病故時留有遺稿220冊。民國18年江蘇省會移鎮江，再設江蘇通志編纂委員會，莊蘊寬為總編纂，陳去病，柳詒徵、孟森、柳亞子為編纂，另立門目，繼修前志。有柳公《書院志》、《禮俗志》、《錢幣志》和金 《藝文志》成書。汪偽時亦曾以吳廷燮為主編，漢奸任援道為核印主任，後竟以《江蘇省通志稿》成書，有9個分志共100卷，少量印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百廢待興，1960年中共江蘇省委委託省文化局及南京圖書館和文史館若干同志負責其事，有潘天楨、柳定生、江世榮、胡錫疇等，對《人物誌》、《文化志》作了增補、修訂，全書增為392卷，然未出書。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於1986年1月成立，組織同仁，通力合作，刪繁就簡，調整察核，由江蘇古籍出版社以《江蘇省通志稿》書名出版發行。
作品現實意義
保存了大量珍貴的詩文，展現了眾多地方的地理及人文風俗等，是當今人們了解和研究那個時代的重要依據。
其他
晏樓台 讀《江南通志·風俗》
《江南通志》數日前讀《浙江通志·風俗》，因思蘇南、皖南與浙江，皆古之江南地，乃取《江南通志·風俗》蘇南、皖南部分加以點讀。蘇、松、常、太（倉）與杭、嘉、湖同處太湖平原，民俗相近，略無二致；蘇、嘉與杭之北部尤相近。
此志《風俗》部分編纂，遠遜《浙江通志》。
一、內容簡略。《浙江通志》於全省、府、縣下，收羅歷代文獻頗詳；《江南通志》僅止於“府”一級。
二、歸類失當。如此志數處引用《漢書·地理志》，漢志原文如下：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砦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此蓋概述大江以南各地風俗之一般情形，理當置於卷首，而《江南通志》將此段文字拆分為二，一置於“太平府”，一置於“寧國府”。
三、編排失時。《浙江通志》引歷代文獻，以朝代先後為序排列，井然可觀；而《江南通志》引前人文獻，頗失時序。如《吳郡志》宋人范成大所撰，《隋書》唐人所撰，乃置《吳郡志》於《隋書》前。
附欽定四庫全書江南通志卷十九輿地誌風俗
江南本勾呉，舊俗左思所謂“率土論都”，獨“端委所彰，髙節所興”者也。《漢書·地理志》以為東海淮泗之間屬魯，沛楚山陽屬宋，其民有聖人之教化，近先王之遺風。又以為呉粵與楚接比，數相併兼，其俗略同。蓋其文辭之失巧，與啙窳不求積聚者自古已然，然風俗者教化之所移易，非獨其水土之性，殊氣習之所尚不同也。我朝覃敷文徳，久道化成，漸摩以仁義，節和以禮樂，則呉中君子尚禮，庸庶敦厖，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史冊所傳聞者，庶幾徵信於今茲矣。
●江寧府
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殖。［祥符圖經］
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名者甚衆。［沈立金陵記］
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顔介之］
永嘉之後，衣冠萃止，文藝儒術於斯為盛。［通典］
俗英且毅，士清以邁，地大而才傑。［宋楊萬里］
風流文物，冠暎古今。［汪藻］
建業自六代為都邑，民物浩繁，人材輩出，實士林之淵藪。［楊演］
山川渾深，土壤平厚，華而不佻，淳而不俚。［戚氏志］
生人之性亢朗沖融，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藝文而厭凡鄙。鄉鄰婚喪，貧乏者互相佽助成之。金陵文獻之邦，以故寰宇推為奧，區士林重其清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者，至今猶然。［俱舊志］
●蘇州府
因士類顯名於歴代而人尚文，因僧徒倡法於羣山而人尚佛。［漢第五倫傳］
泰伯遜天下，季札辭通國，徳之所化者逺矣。更歴漢晉以來，風俗清美，俗多祠宇。［舊圖經志］
山澤多藏育，風土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晉陸機詩］
郊無曠土，多勤少儉。［呉郡志］
君子尚禮，庸庶淳厖。［隋書］
當趙宋時，俗益丕變，有胡安定、範文正之遺風焉。及後禮義漸摩，而前輩名徳，以身率先，又皆以文章振動。今後生文詞，動師古昔，而不梏於専經之陋。矜名節，重清議，下至布衣韋帶之士，皆能摛章染墨。其俗甚美，惟夫奢侈之習未能盡革。［舊志］
●松江府
文物衣冠，蔚為東南之望。經學詞章，以至書翰，鹹有師法。［府志］
呉中族姓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於世，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左太沖所謂“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居於華亭者為最著，故士奢於學，民興於仁。［宋魏了翁記］
儒官翼翼，不異鄒魯。［元趙孟頫］
四方名流，彚萃於此，薰陶漸染之功為多。［何良俊］
負海枕江，水環山拱，自成一都會。民生其間，多秀而敏。其習尚亦各有所宗，以至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孫讀書為事。土膏沃饒，風俗淳秀。［俱舊志］
●常州府
人性佶直，黎庶淳遜，敏於習文，疎於用武。［寰宇記］
建自泰伯，宣於延陵，髙節所興，由克遜以立風俗。［左思賦］
頴異之材，挺生此邦。［風俗記］
地偏俗儉。［宋蘇軾卜居說］
縣人學子，知所嚮慕。［朱子宜興學記］
能振頽風，以激衰俗，非好賢樂善，未易能爾。［府志］
人秀而文。［葛邲貢院記］
不事浮華，少為商賈，耕稼自給，士尚儒術，縉紳代不乏人。男子不逺游，女子不交易，士夫不衣文繡，不乘輿馬。俗多尚吟詠。［舊志］
士大夫皆知繩趨尺步，納身軌物，以為士民標準。［宜興志］
●鎮江府
本泰伯之化，有謙讓之風。［舊圖經］
其禮遜謙謹，婚嫁喪葬，雜用周漢之禮。［寰宇記］
士大夫崇靜退，貴氣節，民庶循禮樂業而不好競。［嘉定志］
人性柔慧，尚浮屠，而少積聚。［宋志］
土風質而厚，士風淳而直。［鹹淳志］
士習詩書，敦簡素，民閒，故土力耕稼，而不急工商之利，嗇於自奉。婦人恥出門戸。［金壇志］
京口為舟車絡繹之沖，四方商賈羣萃而錯處，轉移百物，以通有無。［舊志］
●太倉州
正統以後太倉始立學校，仕進者輩出，文物漸盛於前。［明陸容］
太倉氣習風類，耿拔自樹，財賦攸出，政重農官。［周鳳岐］
弘治以後，竟名大邦，峻城深池，文學顯於天下。［張溥］
俗尚氣節，好清議，少不檢，即私相非笑且安。士不好遠遊，無故未嘗適百里，縱商游不至經歲。［舊志］
嘉定風氣沉厚，其君子務讀書行義，以古人為師。［王衡］
崇明越在海表，其土風古，其性勍，其人馴擾。［舊志］
●徽州府
地雜甌駱，性剛強，君子務為奇行髙節而羞不義。異才間出。［朱子文集］
自昔多以材力保扞鄉土，其後寖有文士。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於山伐，能寒暑，惡衣食。［淳熙志］
新安為文公闕里，後先相望，斯文盛昌。［明授朱升學士制］
山居十之五，民鮮田疇，以貨殖為恆產。善識低昻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其。家居也為儉嗇而務蓄積，女人尤號能儉。大都務為貞潔，雖妾媵女廝之徒，亦以流合為恥。故李維貞曰：“歙女流之鄒魯也。”冠冕之倫，多尚氣節，矜取予，有唐風瞿瞿之意。其髙者杜門卻軌，自偶古人，監司守相莫能識其面。［俱舊志］
●寧國府
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漢書地理志］
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隋地理志］
舟車繁會，風俗和柔。［唐尉遲樞記］
宣州故秦鄣郡地，阻以重山，緣以大江，其俗佻而侈，其人勁而悍。有裴公耀卿者為刺史，端本重學，宣人始服化矣。［陳簡甫開元良吏記］
地廣而僻，人質而文。［元志］
所產多材，故秀民悅詩書，好禮義，閭巷田塘之氓，悉有以自資而無慕於外。［舊志］
●池州府
民淳氣和，衆貨畢給。雖人物稠夥，而有訟不嚚；雖租賦浩穰，而聞令必集。［宋盛約記］
人性便利喜動，經生學士，文雅彬彬。以漁獵為業。［俱秋浦志］
冠婚喪祭，互相周恤。［石埭志］
剛柔既殊，雅俗亦分。人志懷刑，衣冠濟濟。人性機敏，往哲熙熙。大槩士夫崇恬退，尚氣節；婦女親蠶織，工紡績；土著之民。憚逺行，不事貿遷，甘心貧窶，以故六邑利權，半歸寄客。百家末藝，盡出遊民。［俱舊志］
●太平府
火耕水耨，民食魚稻蠃蛤，故呰窳偷生而無積聚。［漢地理志］
當塗井邑雖疎而開豁，物產豐懿。［宋張舜民南征錄］
姑孰本江東道院，民淳不澆。［洪邁貢院記］
其民渾然太朴，帷土物是愛，故能臧厥心，惟本業是崇，是以無末作。［呉淵］
蕪湖附河距麓，舟車之多，貨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與州郡埓。［元黃禮］
質而不華，儉而不侈，務耕讀之業，絶淫博之風。［祝鑾記］
地既分則風俗異，詎可以輕揚目之？［劉子澄太平圖經］
●廣徳州
民力於南畝，不務商賈。［漢地理志］
民淳事簡，號江東道院。［南畿志］
人性直好義，君子業儒術而尚質樸，小人崇節儉而務農桑，婦女不出戸閣，富貴不服羅綺。［宋曽鞏志］
境大壤沃，食貨富穰。［曽鞏鼓角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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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通志》
《江南通志》
《江南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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