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30日上午,《西藏今昔——大型主題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宮隆重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長杜青林宣布展覽開幕,國家民委主任楊晶在開幕式上致辭,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主持。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新聞辦、國家民委、西藏自治區四家主辦單位的負責人及首都各族各界幹部民眾代表400多人出席開幕式並觀看了展覽。
基本資料
展覽日期:2008年4月30日-7月25日
展覽時間:9:00-16:30
展覽地點:民族文化宮
主辦單位:中共中央統戰部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西藏自治區
承辦單位:民族文化宮 西藏展覽中心
基本概況
《西藏今昔——大型主題展》,以真實手法,簡潔生動的方式向觀眾展示過去的舊西藏和今天的西藏歷史發展的
全貌。展覽內容分為西藏歷史與封建農奴制和日新月異的新西藏兩個部分。在西藏歷史展覽中,通過146件珍貴的歷史文獻、文物,182幅圖片、圖表,再現了西藏從遠古到和平解放前的歷史發展脈絡,介紹了西藏地方與中國各歷史時期的關係,展示了自元朝以來中央政府對西藏行使有效主權管轄的情況。大量歷史證明,西藏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西藏封建農奴制展覽中,用生動的圖片和實物再現了1959年以前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落後與黑暗,廣大農奴在這個制度下沒有人權和自由,過著非人生活的情況。其中,有關農奴被農奴主毒打致殘和受各種刑罰的圖片27張,各種刑具47種。有關資料顯示舊西藏在封建農奴制度統治下,社會財富的80%高度集中在農奴主手中,占人口95%的廣大農奴,負擔著沉重的差役租稅,忍受強制性的剝削,生存權橫遭踐踏,生活極端貧苦。大量事實告訴人們,舊西藏封建農奴制度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落後的社會制度。
日新月異的新西藏展覽,用300多張圖片,近20件文物和實物,充分展示了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後,經過民主改革、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改革開放,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向進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專政走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的偉大曆程。展覽向人們展示了社會制度的深刻變革,展示了50多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西藏各族人民艱苦奮鬥,開拓創新,西藏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和各個領域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今日西藏,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社會局勢日益穩定,社會不斷進步,民族團結和諧,人民富裕幸福,處處呈現欣欣向榮喜人的局面。
國家民委黨組書記、副主任楊傳堂、副主任丹珠昂奔,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斯塔,西藏自治區全國副主席、西藏自治區黨委原副書記巴桑,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楊海濱等領導出席了開幕式並觀看了展覽。
歷史展覽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在公元前,居住在這裡的藏族先民就與生活在中原的漢族有著聯繫。以後 ,經過漫長的歲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眾多部落逐漸統一,成為現在的藏族。吐蕃王朝 公元七世紀初,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強大的統一政權,結束了中原地區三百多年的混亂分裂局面。與此同時,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贊乾布兼併十餘個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實現統一, 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邏娑(今拉薩)。 松贊乾布在位期間,銳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政治文化 成果。他曾兩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於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贊乾布還從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紙墨等生產技術,遣貴族子弟到長安 (今西安)學習詩書,聘漢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與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 等方面保持了極為友好的關係。唐高宗封松贊乾布為“附馬都尉”、“西海郡 王”,後又晉封為“賓王”。 松贊乾布奠定了吐蕃與唐朝二百餘年頻繁往來的“甥舅親誼”。
公元710年 ,唐金城公主攜帶繡花錦緞數萬匹,工技書箱多種和一應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贊。金城公主入蕃後曾資助于田(今新疆境內)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 寺譯經,並向唐朝求得《毛詩》 、《禮記》、《左傳》、《文選》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熱巴巾三次派員到長安請求會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員與吐蕃會盟官員在長安西郊舉行了隆重的會盟儀式。次年,唐朝派劉元鼎等人到吐蕃尋盟,與吐蕃僧相缽闡布和大相尚綺心兒等人結盟於拉薩東郊。此次會盟 時在唐長慶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稱“長慶會盟”。會盟雙方重申 了歷史上“和同為一家”的甥舅親誼,商議今後“社稷如一”。記載這次會盟內容的石刻“唐蕃會盟碑”共有三塊,其中一塊立於拉薩大昭寺前。
西藏地區的分裂割據: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內訌和部族之間、邊將之間的混戰而分裂瓦解,出現眾多互不統屬的地方勢力。它們各占一方,互相征伐,戰爭連綿持續了四百餘年。十三世紀中葉西藏統一於中國 十三世
紀初,蒙古族領袖成吉思汗在中國北部 建立蒙古汗國。1247年,薩迦派高僧班智達·貢嘎堅贊同蒙古汗國皇子闊端在 涼州(今甘肅武威)議定了西藏諸部歸順蒙古汗國和接受所規定的地方行政制度 的內容;薩迦地方政權建立。 1271年,蒙古汗政權定國號為元,並於1279年統 一全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西藏成為中國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 個行政區域。 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即蒙古汗王位後,封貢嘎堅贊的侄子、薩迦派法王八思巴為國師。1264年,忽必烈設釋教總制院,命八思巴以國師身份兼領院事。在總制院(後改宣政院)下,設有“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負責處理和管轄現今西藏大部分地區的軍政事務。宣慰使司下面轄有管理民政的萬戶府、千戶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並通過八思巴舉薦,任命了總管西藏事務的行政長官和13個萬戶府的萬戶長。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員在西藏清查戶口,還在西藏地區設立了15個驛站,聯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線,推行並確立了西藏地方的“烏拉”(意為徭役、差役)制度。 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 自十三世紀中葉西藏地區正式歸入元朝版圖後,中國雖然經歷了幾代王朝的興替,多次更換中央政權,但西藏一直處於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十四世紀中葉,薩迦地方政權逐漸衰落。1354年,以降曲堅贊為首的帕竹噶舉派成為西藏大部分地區的統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權。在西藏帕竹時期,元中央政府承認了這一事實,封降曲堅贊為大司徒。1368年明朝建立後,採取了普遍封賜的政策,對具有政治實力的地方諸教派首領均賜加以“王”、“法王”、“灌頂國師”等名號;王位的繼承必須經皇帝批准,遣使冊封。這時,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兩大活佛系統所屬的格魯派興起,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貢,獲得明朝中央封賜的“朵兒只唱”名號。明朝中央對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襲了元朝的辦法,先後設定烏思藏、朵甘兩個 “衛指揮使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分別管理前後藏、昌都和阿里地區的軍政事務。其間,帕竹地方政權在西藏部分地區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腦,明朝皆授以官職,使其既為宗本(相當於縣長)又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對西藏的治理更加嚴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 權管轄的施政進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順治皇帝數次邀請五世達賴進京,1652年,五世達賴進京入見。1653年,順治皇帝頒賜金冊、金印,敕封五世達賴,正式確定了達賴喇嘛的封號。1713年,康熙皇帝冊封五世班禪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正式確定了班禪喇嘛的名號。自此,達賴喇嘛在拉薩統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區,班禪額爾德尼在日喀則統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區。1727年,清朝設立駐藏大臣,代表中央監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與四川、雲南、青海的區界,就是於此時派員正式勘定的。1721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倫制度;1750年,再次調整管理西藏的行政體制,廢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規定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務的體制。1793年,清朝政府就駐藏大臣的職權、達賴與班禪及其他大活佛轉世、邊界軍事防務、對外交涉、財政稅收、貨幣鑄造與管理,以及寺院的供養和管理等,頒布了著名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共二十九條。此後一百餘年,二十九條章 程確定的基本原則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體制和法規的規範。
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漢、滿、蒙、回、藏等民族為一體 的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實行對西藏地方的治 理。1912年中央政府設蒙藏事務局(1914年改稱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務 ,並任命了中央駐藏辦事長官。南京國民政府於1927年成立,1929年設立蒙藏 委員會,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地區行政事宜。1940年,國民政府在拉 薩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作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設機構。西藏地方政 府多次選派官員參加國民代表大會。中華民國期間,外患不已,內亂頻仍,中央政府孱弱,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繼續接受中央政府冊封,獲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現在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職,就是經由國民政府主席頒令批准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西藏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決定採取和平解放的方針。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定,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簡稱“十七條協定”)。“十七條協定”的主要內容是:一方
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鞏固國防,堅決驅逐帝國主義勢力;西藏地區一切涉外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藏軍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現行制度及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護,西藏的社會改革,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解決,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分别致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表示擁護“十七條協定”,決心維護祖國主權的統 一;西藏各階層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領袖也表示堅決支持。從此,西藏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1954年,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聯袂赴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達賴喇嘛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班禪額爾德尼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達賴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多數噶倫和上層反動集團全面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維護封建農奴制、反對民主改革的武裝叛亂。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駐西藏的人民解放軍堅決平息了叛亂。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同年3月28日發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與此同時,中央人民政府順應西藏人民的意願,在西藏進行了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解放,不再被作為農奴主的個人財產加以買賣、轉讓、交換、抵債,不再被農奴主強迫勞動,從此獲得了人身自由,成為新社會的主人。又經過幾年的穩定發展,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區。
西藏封建農奴制
在公元9世紀上半葉,西藏地區開始進入封建社會。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孕育、產生和發展起來的。1959年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以前,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貴族和上層僧侶專政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占不足總人口5%的“三大領主”(官府、貴族、上層僧侶)占據了西藏的全部耕地、草原、山林和絕大部分牲畜,殘酷地剝削廣大農奴和奴隸。而占總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幾乎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不得不終身依附於三大領主。
賦稅徭役(藏語稱為“差、烏拉”),藏語的“差”字與漢語的“差”字發音極為相近,但含義大不相同,有些人把藏語的“差”字直接理解為漢語的“差”,這是想當然的錯誤理解。藏語的“差”指的是向三大領主繳納的實物和現金,實物如:糧食、酥油、糌粑、草料。數百種土特產,如牛羊毛、絨、皮張、氂牛尾、氂牛毛織的帳篷、長刀、火槍彈藥、硬木馬鞍、氆氌、紅土、白土、金、銀、銅、鐵、草藥、礦物藥、麝香、熊膽、鹿茸、牛黃、蟲草、野氂牛角、孔雀翎,虎、豹、熊、狐狸、猞猁等的皮張、水果、木器等等,不一而足。
“烏拉”指人或牲畜的無償徭役、高利貸和人身依附是剝削、壓榨農奴和奴隸的三座大山。三大領主結為一體,構成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達賴既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首領,又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總頭目,三大領主的總代表。西藏的百姓(也就是廣大的農奴和奴隸)就分屬這三個大領主統治,有官府的百姓,有貴族的百姓,還有寺廟
的百姓。他們沒有人權,沒有人身自由,生下來就是領主的農奴和奴隸。要把勞動所得無償地交給領主,還要無償地為領主服徭役,也就是支烏拉。有些人還要向領主繳納人頭稅,以示其人身就屬於該領主。關於農奴和奴隸受壓迫、剝削的情況,從很多方面都看得出來。西藏古代的法典里規定,被殺死國王的命價,是與其身體等重的黃金。而鐵匠、屠戶、獵人的命價僅值一根草繩。也有的法典把人分為三等九級,規定上等上級人的命價為110至115兩藏銀,第九級也就是下等下級人的命價為20至25兩藏銀,婦女被排除在等級之外,命價僅為10至15兩藏銀。在實際生活中,統治階級對廣大農奴和奴隸的壓迫則更為殘酷,領主可以任意打罵、出賣、贈送、交換、監禁農奴和奴隸,分屬兩家領主的男女農奴或奴隸想要結婚時,也必須經兩家領主批准才能結合。三大領主對於觸犯了他們利益的人所施行的刑罰,更是慘不忍聞,除去笞刑還有剜眼、剁手、刖足、劓鼻、斷腳筋等。最有地方特色和殘忍的刑罰是叫被罰的人攥緊一把鹽,然後用濕牛皮裹緊攥鹽的手,並縫起來。牛皮乾後,會把手箍得很緊,鹽會吸乾手部的水分。過一段時間,把牛皮除去,手變成了僅有枯骨的拳頭,永遠張不開,使人落下終身殘疾。流傳廣泛的民歌和諺語則直接了當地揭露了三大領主對農奴和奴隸的壓迫與剝削。有一首民歌這樣唱道:
“連枷折斷不可以,因為是我借自別人手裡。我若死去不可以,因為我是人家的奴隸。”
這首民歌道出了在三大領主的統治下,農奴和奴隸連死的權利都沒有,哪裡還談得上什麼人權,有很多的諺語生動、貼切地反映了廣大農奴和奴隸的真實生活情況:
“食,吃的是狗食;活,乾的是驢活。白天是人,夜晚是狗。
打完場,糌粑光。奴僕的睡處,在梯子下面。”這些諺語說的是農奴和奴隸吃的是最壞的食物,乾的卻是最累的活。白天作為人要給領主幹活,晚上還要像狗一樣為領主看家護院,晝夜不得休息。秋收打場以後,正是糧食多的時候,可是農奴和奴隸卻沒有了主食糌粑吃。在另外的季節里,他們生活的艱難狀況可想而知。領主住的是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而領主家裡的奴隸卻沒有起碼的住房條件,只能睡在既不能擋風,又不能遮雨,也不能禦寒的梯子下面度過難熬的黑夜。
類似的民歌和諺語還很多,都是對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和以達賴為首的分裂主義集團的有力揭露和抨擊。
西藏今朝
和平解放50多年來,西藏在中國建設中,伴隨著中國的強盛而日新月異,逐步從貧窮走向富裕,從封閉走向開放,成為20世紀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為壯麗的篇章之一。今天,西藏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民族傳統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發展,民眾信仰得到了尊重和滿足,西藏人民安居樂業。
青藏公路,從青海省省會西寧市,經茶卡、都蘭、格爾木到拉薩,全長1214公里,全線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其中包括海拔4837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柏油公路,全年暢通,是我國四條進藏公路中唯一有客運班車營運的線路,也是目前通往西藏路程最短、路況最好且最安全的公路。
新藏公路,從新疆葉城到拉薩的新藏公路全長2841公里,大部分公路處於無人區內,無加油站,當地的司機都要多備幾桶油,而且交通和通訊也十分不便。路途所需時間至少在半個月以上。
川藏公路,川藏公路始於四川成都,經雅安、康定,在新都橋分為南北兩線,南北兩線間有昌都到邦達的公路(169公里)相連。
滇藏公路,從雲南省下關市出發,經香格里拉,北至西藏芒康縣,全長800公里。
中尼公路,從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出發,經樟木友誼橋,進入中國西藏自治區的聶拉木縣,過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則市,到達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全長2415公里。
教育:舊西藏的教育形態只有寺院教育、官辦教育和私塾教育。可以說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整個西藏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正規學校,適齡兒童入學率不到5%,文盲率高達95%,也就只有貴族子女可以學一點文化,廣大農牧民民眾子女根本沒有上學的機會。
在中國黨中央的特殊關懷和中國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自治區結合當地特點和實際,先後制定頒布了《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辦法》等法規,制定實施了自治區義務教育發展規劃等一系列檔案。同時,以藏語文教學為主的教育體系不斷完善。尤其是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來,西藏的教育規模不斷擴大,教育投入大幅度增加,教育體系進一步完善,教育結構日益最佳化,辦學條件明顯改善,教師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各項教育制度逐步健全。目前,一個包括幼兒教育、中國小教育、特殊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內的較為完整的社會主義民族教育體系,已在西藏基本形成,以藏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受教育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西藏教育事業的發展進入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
事實勝於雄辯。幾十年來,黨和國家為西藏的發展進步付出了巨大努力。是黨和國家致力於發展西藏的教育事業,致力於提高西藏人民的素質。是中國共產黨帶領西藏人民走向富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