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樹人,字豫才,少年讀書時名周樟壽,浙江省紹興縣人。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代表作:小說集《吶喊》、 《彷徨》, 散文集《朝花夕拾》。人稱“文思革”。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縣。兒時享受著少爺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敗變得貧困。青年時代受達爾文進化論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898年魯迅從周樟壽更名為周樹人。1902年公費至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理想以自己的雙手去治病救人,後因戰亂紛起改行為作家,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見《吶喊》自序)。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
魯迅以筆為武器,戰鬥了一生,被譽為“民族魂”。毛澤東評價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華文化革命的主將。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主題思想
《藤野先生》的主題思想是什麼,這兩年爭論頗多,大體有四種意見:
第一種:表現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第二種:主要是寫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其次也讚揚了藤野先生。
第三種:懷念歌頌藤野先生。
第四種:主要是懷念歌頌藤野先生,其次也寫了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寫作特點
1.形散而神聚
這篇散文,從所寫的時間來說,自1904年在仙台醫專的生活到1926年在廈門大學的工作,20多年;從所寫的內容來看,有東京清國留學生的情況,有醫專的學生生活,有國內有國外;從寫作手法來說,有敘述、描寫、議論、抒情,真是寫人則栩栩如生,記事則娓娓動聽,狀物則身臨其境,抒情則感情奔涌,議論則尖銳潑辣。
全文三個部分,層次井然。第一部分寫“我”對清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無所事事,白天逛公園,晚上學跳舞的腐敗生活的諷刺,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
那末別的地方如何呢?文章過渡到第二部分,著重寫作者在去仙台途中見聞及仙台醫專的生活。赴仙台途中,作者特地點出“日暮里”與“水戶”兩個地名。這是為什麼?因為“日暮里”,望文生義有日落西山暮色降臨之感,與當時“風雨如磐暗故園”的祖國現狀吻合,觸景生情,記憶尤其深;至於“水戶”是明末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之地,朱先生是浙江餘姚人,頗有民族氣節,明亡後進行反清宣傳活動,事敗後長居日本講學,這當然又對魯迅先生是一個很好的啟發。魯迅去日本是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這種愛國主義思想強烈地表現在對兩個地名的記憶中。魯迅離開東京到沒有清國留學生的仙台醫專學習,正是體現了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
作者在仙台的住宿吃飯,雖然受到優待,但畢竟十分艱苦,然而他不怕蚊蟲叮咬,不怕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堅持學習,這不也表現了作者為了尋求救國真理而發奮學習的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品質嗎?
文章的第二部分著重寫了作者與藤野先生的交往。藤野先生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教學態度,對作者無微不至的關懷,激發了作者學習的積極性。當作者在課堂上經受了一場“參觀槍斃中國人”的“盛況”之後,便當機立斷,決定棄醫從文了!“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吶喊·自序》)學醫是為了救國,棄醫從文也是為了救國!
可見,愛國思想,象一條閃光的紅線,貫穿在作者的一舉一動之中,全文也正是用這條紅線把各種各樣的材料有機地組織起來的。
文章的第三部分寫作者離開仙台以後直到寫作本文時的一段生活,著重寫了藤野先生對自己的影響和鼓舞作用。還是寫作者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形散”是指內容的豐富性,手段的多樣性;“神聚”是說中心突出,主題鮮明。本文充分體現了散文寫作的這一特點。
2.開頭與結尾
《藤野先生》的開頭是包含著作者極大憤慨、失望、不滿、厭惡等深沉感情的概括式開頭,既總括了文章一、二兩節的內容,又為下文的展開作了很好的伏筆。另外,應知道《朝花夕拾》這本散文集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雖然十篇各自獨立成篇,但又常常首尾相連,緊密貫通。《藤野先生》是其中的第九篇,前一篇《瑣記》,詳細記述了作者對故鄉的失望而到異地南京去求學的經過。在南京求學幾年,大失所望。在《瑣記》的末尾說:“所余的還只是一條路:到外國去。”到哪裡去呢?1902年作者到了日本,先在東京弘文學院。那末“東京”又是怎樣呢?那就是《藤野先生》一文中開頭的這句話:“東京也無非是這樣。”兩篇文章不是首尾相連了嗎?《藤野先生》的結尾寫道:“只有他(藤野先生──引者注)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的文字。”
這一段結尾的文字,既起了首尾照應,使文章結構緊密的作用,而且更主要的是起到畫龍點睛式的突出了文章戰鬥作用。
我們知道,魯迅是在1926年8月被“擠”出了“集團”之後從北京到福建的,其時的廈門大學保守勢力濃厚,尊孔讀經的聲浪甚囂塵上;不久,那些原先為北洋軍閥效力的“現代評論”派的人物紛紛南下,來到廈大,並與廈大的反動勢力互相勾結,繼續打擊,排擠魯迅。魯迅在北京曾經不遺餘力地用雜文為武器,同這些“正人君子”之流進行過英勇頑強的鬥爭,寫下了《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以及《墳》中的一部分雜文。如今,在廈門這樣一個環境中,魯迅決心改變戰鬥方式,“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閒靜來”,然而那時作者的心裡是這么“蕪雜”,情況是那么“離奇”,他只好追憶往事,總結經驗,結清舊帳,以利再戰,於是“從記憶中抄出”了這十篇散文,寫成《朝花夕拾》 。魯迅以回憶性散文的形式為武器,立足現實,回憶往昔,繼續作戰。所以本文的結尾含義十分深刻,既是在文章整體結構上首尾連貫一致,渾然一體,使人有嚴謹之感,又明白莊嚴地宣告:回憶往事,是為了今天的戰鬥。從而突出了文章主題的作用。懷念藤野先生,激勵自己的鬥志。
全篇以諷刺批判麻木不仁的清國留學生開頭,以決心寫文章揭露無恥的“正人君子”結束,筆力遒勁,令人深思。
3.兩組人物對比
《藤野先生》一文中有兩組人物對比。一是“我”與清國留學生的鮮明的對比。
二是藤野先生與日本某些學生的對比。
在作者筆下,藤野先生外貌並非不俗,只寥寥數筆,形象逼真:“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迭大大小小的書”,用抑揚頓挫的聲調講話,給魯迅也是給讀者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接著,通過留級生講“掌故”,側面交代了藤野先生樸素的生活:“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的;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這樣一位骨科教授,生活如此簡樸,令人產生敬意。
寫作者與藤野先生交往中感受最深的幾件事是:一是幫助作者改正聽課筆記;二是寫藤野先生耐心地指出魯迅聽課筆記中的錯誤;三是寫了藤野先生因為魯迅敢於解剖屍體而高興,以及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向魯迅詳細了解中國女人裹腳的情形;四是寫了作者告別藤野先生決定放棄學醫時的情況,“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並將一張親筆題有“惜別”二字的照片贈給魯迅,“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作者善於抓住藤野先生的主要特徵,選擇富有意義的幾個細節,栩栩如生地再現了人物的形象,寫出了人物的思想品質。文中反覆描寫他的抑揚頓挫的聲音,時時縈繞在作者耳畔,引起作者深沉的回憶。
對具有狹隘民族觀念的日本學生,作者也只選擇了幾個細節,同藤野先生形成鮮明的對照。
藤野先生是日本一個教授,學者,對一個中國學生如此之關心愛護,而那所謂日本的“愛國青年”們,卻妄自尊大,思想卑劣,兩相對比,寄託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
師生情
魯迅對藤野的思念
1935年日本岩波文庫中要出《魯迅選集》的時候,曾經來問魯迅先生自己,選些什麼文章好。魯迅先生回答:“一切隨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選錄進去”,目的是在藉此探聽藤野先生的一點訊息。當這選集出版的第二年,譯者增田涉到上海來訪問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打聽藤野先生的情況,增田涉說沒有下落時,魯迅先生慨嘆地說,“藤野先生大概已經不在世了吧?”
藤野先生對魯迅的回憶
周樹人來的時候是中日戰爭之後,又過了相當的年數,很可悲的是,當時日本人還罵中國人做豬頭三。在有這惡罵風氣的時候,所以同級生之中也有這樣的一群,動不動就對周君加以白眼,另眼看待。
資料
一、關於《藤野先生》一文中的幾個字校勘《藤野先生》課文,除了依據《魯迅全集》和《魯迅手稿選》之外,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本子,就是《朝花夕拾》初版本。這個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為作者所編《未名新集》之一的本子是經過作者手訂的。《藤野先生》初發表於1926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23期上,一年零九個月之後,作者將之編入《未名新集》,兩相對照,便可發現作者精心修改的痕跡。如:“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問我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手稿上“裹法”前邊的疑問代詞是“怎樣”,經過作者手訂後的初版本,這個“怎樣”改成了“怎么”。手稿上“畸形”後面的句號,也改作了逗號,冕寧中學教師所指出課文中的那句話:“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其中,“在”字是手稿、初版本和全集(1981年本)都有的。另外,還有“大略”二字,是初版本改訂的,而手稿上原寫做“大意”二字。
二、訪問藤野先生出生地記事摘要
1986年7月,魯迅博物館赴日本考察小組訪問了藤野先生的出生地──今福井縣蘆原町。考察小組成員陳漱渝同志,曾發表過《蘆原町日記》。這裡摘錄其中兩條:
1、藤野先生與中國留學生:
日本朋友向考察小組介紹說,藤野先生生前曾明確表示,他關懷魯迅的原因之一,是推崇中國文化,認為中國是偉大的文化國。藤野先生在《謹記周樹人先生》一文中寫道:“我在少年時期,跟一位福井藩校出身姓野坂的老師學過漢文,因此,總覺得應該尊敬中國的先賢,同時要重視那個國家的人。”有藤野先生紀念館裡,有一封藤野先生保存的書信,寄信人叫馬志道,寄信時間是1936年6月19日。日本朋友介紹說,這位馬先生是藤野先生的又一位中國學生,1948年曾在北京任解剖學教授。據《藤野嚴九郎簡譜》1911年項記載,當年11月20日,藤野先生曾往仙台車站,為辛亥革命爆發之際歸國的清國留學生一行14名送行。可見除魯迅之外,藤野先生還有其他一些中國弟子。這些弟子們也一定會跟魯迅一樣,對這位學識淵博、誨人不倦的教師懷著深深的感念之情。
2、藤野先生照片上的耳形之謎:
在魯迅故居北京西三條“老虎尾巴”的東牆上,懸掛著藤野先生的照片,稍稍留心,便可注意到藤野先生的右耳中間似乎缺少一點東西,像反寫的英文“B”字。關於這個問題,日本朋友介紹說,藤野先生的右耳確實有傷。因為他喜歡柔道,常常摔在榻榻米上,右耳竟壓成了照片上那個樣子。原來藤野先生跟魯迅有一個共同的業餘愛好──練習柔道。
三、魯迅在仙台學醫的筆記並未遺失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說,藤野先生為他修改的筆記,他曾精心收藏著,“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在1919年遷居時,在中途遺失了。值得慶幸的是,這幾本筆記現在依然完好無缺。北京的魯迅博物館藏有珍貴的原件,而當初發現並整理這批筆記的紹興魯迅紀念館也展出了複製品。
筆記並未遣失是怎么回事呢?原來1919年魯迅舉家北遷時,周建人先生經手把幾箱書暫存在紹興──魯迅當年的學生張梓生家中了。解放後,許廣平把周建人轉給她的存物清單交給了紹興魯迅紀念館。該館的同志在魯迅的家鄉找到了當年的存書,並發現這幾本筆記也在其中。
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時的筆記共六本,計有:《解剖學》、《病變學》、《脈管學》、《有機化學》、《五官學》、《組織學》等。
1991年10月,本刊記者去紹興採訪時,參觀了魯迅紀念館,當年藤野先生修改過的那本筆記一赫然在目。筆記本厚334面,包括“脈管學”和“神經學”,其中第310面上,清晰的顯示著藤野先生用紅藍筆詳細修改的痕跡。紹舉魯迅紀館館長裘士雄同志在解說展品時,向參觀者詳細介紹了,在紹興搜求、整理魯迅存書及發現這六本珍貴的筆記的經過。
藤野先生與魯迅
一、藤野先生是魯迅終生感激和懷念的老師。他不但寫了這篇回憶性散文表示懷念,還一直在家裡掛著他的照
片。1934年,日本岩波文庫要出版《魯迅選集》,譯者增田涉到上海徵求魯迅意見,問選哪些篇目,魯迅表示:一切隨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選錄進去。他還委託增田涉先生代為尋找藤野先生。第二年,《魯迅選集》出版,增田涉又到上海送樣書,魯迅再次問起藤野先生的下落,得知沒有打聽到,於是嘆息:“藤野先生大概不在人世了吧!”可見對藤野先生感情之深。他說:“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是什麼原因使魯迅如此感激,如此高度評價藤野先生呢?我想,僅僅是“認真負責”之類,似乎在魯迅眼裡不能稱為“偉大”,也不會令他終生懷念和感激。那么,藤野先生“偉大”的品質究竟是什麼,進而《藤野先生》的主題究竟是什麼呢?弄清這個問題,還需要了解魯迅留日的背景和他當時的心理。
二、本來,魯迅有一個非常優越的家庭環境。他的祖父周福清出身翰林,在北京擔任過內閣中書。但是,從魯迅13歲那年開始,他的家庭遭受了兩次重大打擊。先是祖父因科考舞弊案入獄,從此,家境急劇衰敗。第二年,父親周伯宜突然吐血,重病不起。魯迅是長子、長孫,從此,他過早地挑起了一部分家庭重擔,頻繁地出入於當鋪和藥鋪之間。不久,父親病逝,留下寡妻和他們兄妹4人。那一年,他15歲。
因此,他感受到人世間的種種歧視和冷遇。一是當鋪、藥鋪的冷眼和輕蔑;二是路旁閒人的指點和譏笑;三是幾個“名醫”,其實是庸醫醫術上的糊弄、藥引上的刁難和費用上的獅口大開。更讓人生氣的是本家親戚的“變臉”以至欺侮。他和弟弟們到外婆家避難,大舅父家的人竟稱他們是“乞食者”。本家各房聚議分家時,竟公然欺負,要將壞房子分給他們。從《瑣記》(見《朝花夕拾》)可知,“衍太太”之流對小魯迅不無惡意的流言,也在院中傳播開來。這些,本也是慣常現象,中國向來不乏勢利小人,只是少年魯迅比一般孩子過早地感受了這一點,在他幼小而敏感的心靈上打下了過深的烙印。這使他後來的作品中也多反映對社會陰暗的感受。
由於在家鄉感受到的是輕蔑、是勢利、是冷酷、是欺侮,由於家鄉讓他憎惡和痛恨,“那么,走罷!……S城人的
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瞭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瑣記》)於是,魯迅進了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半年後又到南京礦路學堂。在南京,他讀梁啓超主筆的《時務報》,讀嚴復的《天演論》,了解中國,了解世界,了解滿清政府的落後與腐朽,眼界大開,心情也好一點。但這時他又感受到另一種歧視──他愛於課餘時間騎馬遊玩,有一次經過學校附近滿族人聚居的旗營,旗營中的滿族少年見他一個漢人竟敢高高地騎馬經過營門,便投來石塊並辱罵他。他大怒,揚鞭追趕那些擲石者,結果摔下馬來,跌得頭破血流。這種歧視已不同於以前,以前的歧視只是針對他的家庭和個人,現在的歧視則是針對他和他的被統治的民族,這使他意識到自己還是滿清的奴隸。這件事也給他很大的刺激,二十多年後寫《雜憶》(見《墳》),在談復仇問題時還提到過。礦路學堂畢業後,既然在國內感覺很氣悶,魯迅便選擇了國外留學,於1902年3月東渡日本。在日本,他又繼續受到比以前更嚴重的歧視。對此,華東師範大學王曉明先生在他《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第三章“離鄉者的悲哀”中這樣說:魯迅到日本去的時候,日本的國力逐漸強盛,獨霸東亞的野心也日漸膨脹,又剛剛在甲午海戰中殲滅了中國的北洋水師,舉國上下都瀰漫著一股鄙視中國人的風氣,有的日本報紙就公然宣稱:“西洋人視中國人為動物,實際確乎不得不產生動物、下等動物的感覺,因此,他們(指中國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類的資格。”……許多留學生,偏偏又那樣不爭氣,非但不從日本人的輕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動力,反而以自己的種種乖行,不斷地證明那輕蔑的正當。就以與魯迅同住的留學生來說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響,塵土飛揚地學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裡新老客戶循序洗澡的慣例,搶先鑽進洗澡間,把水潑得四濺的,在這樣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討厭,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輕蔑的眼光,一面是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醜態,難怪魯迅一拿到修習日語的畢業證書,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
仙台又怎樣呢,在仙台醫學專科學校里,只有魯迅一個中國人,那些討厭的同胞的嘴臉,自然是可以免見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視中國人的風氣,在仙台同樣很盛。仙台報紙上的辱罵中國人的言論,一點都不比其他地方溫和,魯迅所在的那個班的學生中,也同樣有對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飾的人。他考試成績中等,便有同學以為是得了老師的暗中幫助,於是託辭去檢查他的筆記,甚至寫信向他發出威脅。課間放電影,映到日本軍人揮刀砍殺中國人,而圍觀的其他中國人一臉麻木的時候,也有同學大聲地議論:“只要看中國人的樣子,就可以斷定中國是必然滅亡……”
比之家鄉和南京,這種歧視更讓魯迅無法忍受,因為它針對的不僅是一個人,也不僅是中國的漢族,而是整個的中華民族!這不僅傷害他的自尊,還傷害了他對自己貧弱祖國的感情──當時的他雖然對祖國的“風雨如磐”並不滿意,尤其痛恨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但對祖國,他還是要“我以我血薦軒轅”。
三、患難見真情,患難中也格外珍視真情,一個長期飽受歧視與冷遇的人,如果誰曾經對他提供過幫助,付出過
熱情與尊重,他一定會倍覺感動,倍加感激,甚至終生不會忘記。感情分外豐富和敏感的魯迅當然也是這樣。在日本“舉國上下都瀰漫著鄙視中國人的風氣”,藤野先生不但不歧視他,反而對他這箇中國學生特別熱情、友好與尊重,這當然會令飽受歧視的魯迅終生懷念與感激。單說藤野先生給他改“講義”,竟讓魯迅“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今天我們讀《藤野先生》中的這段時,還應注意以下幾點:(1)魯迅所說的“講義”,實際上是課堂筆記而不是作業。──別說是高等院校,即使是中國小,教師也沒有給學生“添改”課堂筆記的義務。(2)不是“批改”,不是“修改”,而是“添改”,這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的付出。(3)改得十分認真,不是只改一處或幾處,而是“從頭到末”;“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4)絕不是偶一為之,而是“每一星期”一次,“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5)藤野先生這樣做,可沒有任何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相反,還招來了“愛國青年”的不滿和懷疑。
藤野先生還特別理解和尊重魯迅。解剖實習時,他聽說中國人敬重鬼神,怕魯迅不肯解剖屍體,還特別加以關照。得知魯迅棄醫從文時,藤野先生“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為什麼“竟沒有說”?答案只有一個:他尊重魯迅的人生選擇。後來他把魯迅請到自己家裡,拿出一張照片作為留念,背面寫著“惜別”二字(實際是“惜別藤野謹呈周君”8個字)。
縱觀魯迅一生,可以這樣說,從1893年祖父因科場舞弊案被捕入獄,到1926年寫《藤野先生》,除了初到教育部當僉事那幾年,魯迅實際上一直都並不得意,一直都生活在輕蔑、歧視、勢利、冷酷甚至是誣陷和迫害之中(雖然其中也有性格的因素)。從《朝花夕拾》全書、從整部《魯迅傳》和其他資料來看,還不曾有誰像藤野先生這樣在那么長的時間內給他以那么熱情的關懷和幫助,特別是在他留學日本的時候。所以魯迅說:“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
藤野先生在日本並非著名學者,其言其行也許並非楷模,但是,在對待魯迅,其實也是對待中國人的態度上,確實難能可貴!須知,那是在中國在甲午海戰慘敗之時;是在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日漸膨脹,舉國上下都瀰漫著一股鄙視中國人的風氣之時;是在日本人視中國人為“豬頭三”、“下等動物”之時。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藤野先生的品質了,那是在日本舉國上下鄙視中國人的風氣時對中國人的特別熱情友好與尊重。我們也可以概括《藤野先生》的主題了,那就是讚揚藤野先生在日本舉國上下鄙視中國人的風氣時對中國人的特別熱情友好與尊重,同時也抒發自己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原標題
《藤野先生》是魯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名篇,因收入中學教科書而家喻戶曉。2008年9月25日上午,北京魯迅博物館夏曉靜女士帶兩位日本友人到國家圖書館善本閱覽室,一位是福山市日中友好協會會長佐藤明久先生(內山完造妹妹的孫子),一位是陪同翻譯,在人民大學法學院留學的細川裕子小姐,他們專程來看魯迅的手稿《藤野先生》,重點是想看清楚被先生圈掉的原標題是什麼字。由於原稿標題圈掉時塗抹得較徹底,他們認真、反覆地看了近兩個小時的手稿原件,最後滿意而歸。佐藤先生說此次來訪收穫不小:一是原以為被刪去的標題是五個字,今天可確定為四個字;二是可以肯定被刪去的後三字為“師”“藤”“野”;三是第一個被刪的字,可以圈定在“吾”或“尊”。
國內魯迅手稿研究專家朱正先生在其著作《魯迅手稿管窺》和《跟魯迅學改文章》中,對《藤野先生》一文的修改有專門研究,唯對標題未涉及,對此,國內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論著均未涉及。為此,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組的幾位同事仔細研究了被墨筆塗抹的標題,一致認為是“吾師藤野”四字。
《藤野先生》寫於1926年,追憶了1904年夏末至1906年初春作者在日本留學時的一段學習與思想經歷,重點回憶了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時結識的藤野先生。“他是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藤野先生對“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一文早已被中日兩國採選入中學教科書,藤野先生也為中日兩國人民所熟悉。從手稿原件來看,《藤野先生》原題“吾師藤野”,頗顯敬重,而新題“藤野先生”,於敬重、貼切之外又多一分親切。
讀後感
《藤野先生》回憶作者在仙台留學時期的生活,記敘了作者與藤野先生的相識、相處,離別的過程和對他的懷念。魯迅初到東京時,看到的是清國留學生在飽含中國人的恥辱的上野公園的櫻花樹下的身影,聽到的是留學生們傍晚學跳舞的喧鬧。這讓魯迅甚為厭惡,也正是這樣,他去了仙台,在那與藤野先生相識。藤野先生的衣著模糊,他為魯迅添改講義,他就正解剖圖,他關心解剖實習,他了解中國女人裹腳。在這一個個片斷中,我看到了那個對學生要求嚴格的藤野先生,那個對魯迅關愛有加,毫無民族偏見的藤野先生,那個對科學嚴謹求實的藤野先生。這樣一位有著高貴人格的老師,也難怪魯迅說:“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它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藤野先生》也同樣記錄了作者的心路歷程,學醫救國到文藝救國的轉變,表達了作者深深的愛國主義情感。在魯迅留學日本之時,是“風雨如磐暗故園”之時,也是魯迅個人處於“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時期。他曾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但從匿名信事件、看電影事件,中國人的麻木不仁中,魯迅才深刻地認識到,學醫可以拯救人的身體,卻不能拯救人的靈魂。魯迅說:“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學醫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強健,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對藤野先生的感動、感激與懷念,即便當《藤野先生》的形象深入人心,卻少有人記得他的名字——藤野嚴九郎。魯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報國之情。《藤野先生》,記敘的是一段感人的師生情,一顆動人的愛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