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微瀾》[小說]](/img/a/ec2/nBnauM3XzcTM3gDO0kjMzAjN0QTMzMDMwIDOyQTNwAzMwIzL5IzL2c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死水微瀾》[小說]")
作品簡介
死水微瀾《死水微瀾》是李劼人寫的一部反映1900年左右四川鄉土風情的小說，也是他最受推崇的一部小說。小說描寫了甲午戰爭到辛丑條約簽訂的幾年間成都郊區天回鎮袍哥和洋教兩股力量的起落消長，以及古城死水微盪的歷史波瀾。
創作歷程
李劼人故居《死水微瀾》在成書近二十年後的1954年11月，作者李劼人對作品進行了修改。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這部作品被相繼搬上電影銀幕和電視螢屏。電影由許晴、尤勇聯袂主演，片名改做慪入電視劇仍叫《死水微瀾》，由在《紅樓夢》中飾演王熙鳳而聲名鵲起的鄧婕在片中扮演了蔡大嫂一角。
作品背景
這部小說所反映的是1894年到1901年，即甲午戰爭後到《辛丑條約》簽訂的這一段時間的社會歷史現象。這時的中國社會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各帝國主義抓緊瓜分中國，中華帝國逐步解體，封建社會歷史上積累下來的舊矛盾，與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新矛盾，都集中在這一時期，錯綜糾結，相引相排，蔓延激盪。這種矛盾的尖銳衝突，在長期封建桎梏下表現為頻繁的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反映一浪高一浪的新舊衝突。正是這種鬥爭和衝突，在長期封建統治桎梏之下如死水一般的中國社會盪起了“微瀾”。我們讀《死水微瀾》，應深切地了解到這個特定的時代特點。
帝國主義的侵略，必然遭到中國人民的反抗。這種反抗鬥爭表現在書中就是教民與袍哥兩種勢力的相激相盪。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民族災難深重，民族危機加深，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大背景。
在四川，作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先鋒的教會勢力十分猖獗，經過幾十年的滲透，到小說所反映的時期，已深人到四川的各個角落，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盤根錯節的宗教文化侵略網。教會憑藉不平等條約所給予的特權，以巧取豪奪的辦法，掠奪大量土地、房產，使不少城鎮居民流離失所，教堂直接剝削農民。不少劣紳刁民，則出於種種卑劣的私人動機，投靠教會，鍾么嫂、顧天成等就是如此。因而民眾對這些奸橫無賴之徒深惡痛之。從人民民眾看來，教會是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代表，教民是反侵略鬥爭的一個直接的對象。
與教民(教會勢力)相敵對的是袍哥(哥老會)。它原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反清的秘密組織。它以反清為宗旨，講團結互助、濟困扶危，成員以中下層居多。由於接納的廣泛性，一些地主、士紳成了它的成員。由於清政府對帝國主義的屈膝投降政策，歷史把袍哥力量推上了鬥爭的舞台。但是，袍哥的鬥爭是一種自發的、本能的反抗，同時這種反抗，還常有許多保守落後的因素。因此這種反抗是十分軟弱的，是抵不住教會的進攻的，這種反抗也只不過是“死水”中幾朵小小的“微瀾”。
創作特點
1．描繪出細膩而真實的歷史畫卷
作家有意識地追求歷史與世情、上層動盪與普通人的命運變化的統一，將歷史描繪成包容社會各個生活側面的多色彩、多音調的綜合畫面。作品跳出中國傳統小說重情節、重故事的框框，通過一連串的故事，將一幅生動形象的回天鎮“市民階層”的群畫像呈現於讀者面前。
作品通過羅歪嘴、顧天成、蔡大嫂三位主角的私人糾葛，展現了那一歷史時期四川黨空前活躍、教民勢力日漸猖獗、滿清統治腐敗衰朽、官民吏之間矛盾重重的歷史，反映了北京義和團運動對四川社會的衝擊。
藉助於與主角有種種關係的次要人物劉三金、鍾么嫂、郝達三、顧堂輝等藝術形象的刻畫，把對歷史生活的表現多角度展開，展示了四川社會中官紳、糧戶、商人、市民、牧師、妓女暗娼等眾多階層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風貌。
結合人物的塑造和情節的推進，將那一時期四川成都地方的環境岡俗也進行了大規模描繪，一幅幅浸透了歷史感的地方風俗畫把成都的名勝古蹟、廟會燈市、交通建築、社交禮儀復活在讀者面前。
作品就像一面多稜鏡，從中既能看到歷史動向和重大歷史時間的測影，也能清晰地看到中下層社會的生活狀況及其特定的世態人情。歷史的宏大莊嚴和世情的豐富細膩緊密結合在一起，組成了四川庚子之變前後既仃滯閉塞如一潭死水，又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長幅社會風俗畫卷。
2．成功地塑造了蔡大嫂獨特的藝術姓象
從蔡大嫂藝術形象的塑造，可見作家緊緊把握了那個轉折的時代，從思想、語言、行為等諸多方面，塑造了一個獨特的叛逆者的形象。
少女時代的蔡大嫂，姿色出眾，不做粗活，任性，要強，與城市小姐一比高低，嚮往都市文明，甚至願到大戶人家去當姨太太。身不由己嫁給蔡傻子，作起了小掌柜娘，她的天性被壓抑，生兒育女消盡紅顏。
當袍哥羅歪嘴、妓女劉三金突然闖進她平靜如水的圈子後，思想情感便泛起“微瀾”。她內心被渴望自由、追求享樂的火星點燃。她對劉三金說：“就像你這樣的人，也比我強!”“你們總去了些地方，見了些世面，雖說人不合意，總算快活過來，總也得到一些人的情愛……”真是“大逆不道”，其實是當時的女性對生活的渴望，對無愛婚姻的控訴。
她不僅說“驚世駭俗”之言，而且做出了“驚世駭俗”之事作了與羅歪嘴相愛的情人，一個大膽的封建禮教的叛逆者的形象就樹立在讀者的面前。教會勢力抬頭，袍哥倒霉，她的幸福隨之被毀滅：情人成逃犯，丈夫進監獄。面對家破人亡的現實，蔡大嫂再一次做出了驚世駭俗的決定改嫁顧天成，再次顯現了她獨特的叛逆性格。
蔡大嫂不僅是李劫人筆下最傑出的婦女形象，就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像她那樣鮮明、那樣奇特、那樣複雜、那樣豐滿的女性形象，也是不多見的。
一個傑出的藝術形象往往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一句話可以概括得了的，它把生活本身的豐富性、複雜性，高度濃縮地集中於一身，呈現出多義性和逾時代的特點：
說不盡的哈姆雷特，說不盡的阿Q，說不盡的蔡大嫂。
思想主題
長篇小說《死水微瀾》由昆明中華書局1936年7月初版。這部小說有著突出的生活和藝術魅力，寫的是在甲午戰爭到辛丑條約簽訂（1995年）期間，在成都北郊一個小鄉鎮――天回鎮上，袍哥與教民兩股力量的消長，表現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後，一潭死水似的現實如何掀起了微波，突現了封建主義與殖民主義兩者對於中國社會的鉗制。作品裡面不僅提到了康有為、梁啓超的倡導新學、主張變法，同時也提到了義和拳，但是這種政治歷史的背景在作品中是淡遠的，小說所集中描寫的是成都郊外天回鎮的鄉風民俗，揭示的是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悲歡離合。
內容概要
農家少女鄧麼姑來到天回鎮當上了雜貨鋪的老闆娘（蔡大嫂），丈夫蔡興順愚鈍，被人喊作“傻人”。“羅歪嘴”彪悍豪俠，與鄧麼姑你來我往，暗生戀情。因爭風吃醋被羅歪嘴趕出天回鎮的陸茂林密告羅歪嘴勾結義和團反洋人。四川總督派兵砸封興順號，蔡傻子鋃鐺入獄，羅歪嘴逃得無影無蹤。顧天成懷著復仇心理來到鄉壩打探羅歪嘴行蹤，不想被落難的蔡大嫂所吸引，提出要娶她為妻。為了救出獄中的丈夫，為了兒子的前程，為了情人不再遭追殺，她慨然應允。羅、顧二人爭奪蔡大嫂，最後顧勝羅敗。她的丈夫蔡傻子自然無法保證她安然地生活下去。因此，對於能有一個可以“保護”她的男人的渴求，也就在蔡大嫂的心中激起了“微瀾”。
《死水微瀾》小說創作於1935年，剛一出版，便轟動一時，郭沫若甚至稱李劼人為“中國的左拉”。該書曾頻頻被搬上戲劇舞台和影視螢幕，引起社會各界極大關注。在李劼人先生創作小說已經70年後，《死水微瀾》被搬上螢屏。
目錄
前記
第一部分 序幕
第二部分 在天回鎮
第三部分 交流
第四部分 興順號的故事
第五部分 死水微瀾
第六部分 餘波
人物形象
小說通過對鄧么姑、蔡興順、袍哥羅歪嘴、顧天成幾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的描繪，塑造了幾個真實而奇特、性格複雜而虎虎有生氣的人物形象，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就是蔡大嫂（鄧么姑）。
蔡大嫂（鄧麼姑）是普通農家出身的女兒，為了擺脫貧困命運嫁到鄉鎮，她富幻想、知風情、愛上了男子漢氣十足的袍哥羅歪嘴，並且愛得潑辣大膽，顯示出蔑視鄉間禮教成規的生命活力。袍哥敗於教會和官府的兩面夾擊，她為了救丈夫、情人，果斷改嫁大糧戶顧天成，表現出敢作敢為、不守成法，而又不甘心失去浮華世界的複雜人格心理。從蔡大嫂這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影子。
蔡大嫂不惜犧牲良家婦女的名譽而瘋狂地追求本能的享受，一方面是人物心靈中原來被壓抑著的生命本能和桀傲不羈的個性的適時噴發，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清末中國社會道德的解體。蔡大嫂在傾家蕩產之後，毅然接受顧天成的追求，到顧家作生人妻，一方面是為了救丈夫和情人，另一方面也出於她慕繁華、美虛榮的天性，鄧麼姑一變為蔡大嫂，再變為羅歪嘴的情婦，三變為顧三奶奶的人生三部曲，是她虛榮心萌發、生長和扭曲的心理過程，而這種虛榮心，在鄉間野花追慕大家閨秀生活方式的非分心理中，還包含著蔑視傳統禮教規範的頑強生命力。作家對這種心理類型的深刻剖析，體現了對死水微瀾時代某種社會文化心理的深沉思考。
羅歪嘴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形象，是袍哥――哥老會的成員，一個破產的遊民，在他的身上流氓氣和好漢氣都有，同時也有些"盜亦有道"的豁達。他一方面可以走官府、衙門，嫖娼設賭，另一方面還敢於仗義執言、倚強扶弱，和洋人對抗，亦正亦邪，其積極面可以成為革命的助力，消極面可以成為社會進步的阻力，如何發展變化受時代的制約。
人物設計及其關係
既然小說中心人物是鄧麼姑（蔡大嫂），在主要人物的設計上必然圍繞她展開；而核心意旨既在於彰顯她女權主義色彩鮮明的人生軌跡，那么男性人物作為她的映襯或對立面出現，女性人物則作為其推手、同盟的角色將她推到這場人生大戲的前台。
1。蔡大嫂與四個男人
（1）蔡大嫂和蔡興順
在這一夫妻關係中，蔡興順被塑造成一個老實巴交、木訥遲鈍的形象，既不懂世象風雲，也不解男女風情，蔡大嫂兼受著精神上無法溝通，肉體上缺乏交流的雙重痛苦。正常婚姻關係中的情愛缺失和對人性的壓抑，自然催發了她的反叛意識，一出“紅杏出牆”的故事勢所難免也在情理之中。作者更在羅歪嘴與蔡大嫂的私情發展到無所顧及的程度時，將蔡興順寫成了一個渴求參與三人情愛遊戲的滑稽角色，連做為丈夫的空架子都蕩然無存。傳統的夫妻綱常轟然坍塌，鮮明的女權主義姿態驚世駭俗。
（2）蔡大嫂與羅歪嘴
本質上說，這是一個被傳統社會綱常禮教的價值觀念所不齒的女人（與丈夫的表哥通姦），拯救了一個被傳統社會孕育的男權主義所麻痹（“活了三十八歲，與女人接觸了快二十年，算是到此，才咬著了女人的心，咀嚼到了女人的情味，摸到了什麼叫愛”）、所扭曲（“不把女人當人”、“久嫖成龜”）的男人的故事。這是人性復歸的勝利，是冠冕堂皇的傳統社會的反叛性力量對其中暗藏的虛偽、腐朽、齷齪的滌盪和拯救，是女權主義張揚的至情至愛對男權主義奉行的逢場作戲的革命。羅歪嘴的男權主義思想中，不僅有男性對女性的性別奴役（“老子們出錢買淫，天公地道”），而且混雜著傳統社會價值觀念對婦女“三從四德”的規限（稱蔡大嫂為“不安本分的怪婆娘”），混雜著對傳統農業社會蔽塞、保守、愚昧、一成不變的間接認同（認為蔡大嫂“真不像鄉壩里的婆娘”）。蔡大嫂以她男子漢般的精神氣概、積極主動的政治熱情、知事明理的潛質，首先從思想意識高度打擊了羅歪嘴的成見、偏見，使女性在社會參與層面不落於男性，繼而用燙貼的愛情火焰把羅歪嘴一顆冥頑不化的心烘軟，供奉仙人般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最後蔡大嫂飄飄然感到“自己原本可以高高乎在上，而把一般男子踏到腳底的”，自覺到了一種民間市井生態的樸素的女權主義思想。
（3）蔡大嫂與陸茂林、顧天成
陸茂林和顧天成這兩個原本以嫖客身份出現的人物，卻並非如通常嫖客那種冷漠、遊戲的心態，這在他們對待妓女劉三金時已顯現出來，精明不足、鍾情有餘。及至遇到蔡大嫂，更是一副痴情兒女相：陸茂林在“傷透了心”的情形下為了和羅歪嘴搶奪蔡大嫂，不顧後果借刀殺人，“枉自當了惡人”；顧天成甘於接受蔡大嫂提出的“不平等”婚約，只為實現一個花痴的願望，成全了蔡大嫂名利雙收的如意算盤。在這兩對關係中，小說呈現給我們的是男人更感情用事，女人反而理性務實。蔡大嫂（劉三金也同樣）正是把顧天成的成色和底細吃透後，在這場男人與女人的博弈中主動出擊，占盡好處，穩穩居於主控地位。這當中固然有些不可思議論之處，帶上了些許出於作者意圖設計的痕跡，但也正是這樣的匪夷所思彰顯出了整個文本從頭至尾濃烈的女權主義色彩。
總括起來，一個離經叛道的女人征服了一個傻丈夫和三個嫖客。
2。蔡大嫂與兩個女人
(1)蔡大嫂與韓二奶奶
韓二奶奶是蔡大嫂的第一個啟蒙老師，那時蔡大嫂還不叫蔡大嫂，還是鄧麼姑。可以說，鄧麼姑一生奮鬥的目標、她魂縈夢系的成都大戶人家生活都是韓二奶奶一手描畫出來的。一個待字閨中的懵懂少女，一個淪落鄉里的大家閨秀，在孤獨寂寞的鄉下生活中共同憑著對城市繁華的編織撐起一片精神寄託的天空。世俗享樂色彩濃艷的都市圖景作為對單調枯萎的舊式婚姻生活的想像性反抗，當中自然包含著女性解放的意味。鄧麼姑追求個人幸福的思想早在少女時代即紮下了根基。
（2）蔡大嫂與劉三金
劉三金則是蔡大嫂的第二個啟蒙老師，是她的女權主義道路上至關重要的推動者和同盟軍。蔡大嫂很快改變了以一個婆娘家看婊子的眼光，是因為她們骨子裡的共通性；劉三金觸到了蔡大嫂不滿蔡興順的隱衷，探知了蔡大嫂祈望風流快活的情愫，一個猶疑在貞節與放縱邊緣的傳統倫理體系的游離分子暴露在了另一個價值體系世界的光亮中；劉三金以一個社會低層知情者的身份，撩開了社會倫理的遮羞布，祛除了蔡大嫂理想中城市富家生活的神聖光環，為其指點迷津，開啟了一扇走向廣闊天地、重獲新生的大門。作者將這樣一個為正統倫理鄙棄、被男權社會壓制的妓女放置到與良家婦女惺惺相惜、呼吸相通，並為其堅決地走上追求個人幸福、實現女人情愛權利的道路推波助瀾、施以關鍵性幫助（在蔡羅兩人之間牽線搭橋、穿針引線）的地位上，足見作者嘲弄正統倫理觀念、高揚鮮活真純的人性、彰顯女權主義姿態的用心。
總括起來，代表正、反兩面的兩個女性成就了一個不安本分的良家婦女。
3、其他
（1）劉三金
劉三金在作品中的身份一是蔡羅兩人私情的撮合者，二是羅歪嘴臨時包養的妓女，在兩個身份中，她都顯示出對既成秩序的破壞性力量，這種力量當中就有相當的女權主義因素。
先看其一：劉三金所撮合的兩方，對蔡大嫂而言，是將一個禁錮於正統禮教稱許的家庭中卻得不到幸福的女人拉出了傳統的軌道去實現女人應有的情愛權利；對羅歪嘴而言，是讓一個“久嫖成龜”、集中體現傳統社會兩性秩序不平等性和反人性本質的男權主義者走向正常的、平等的、合乎人性的男女情愛關係中，找回本真的男人和女人。劉三金自身是既成秩序的受害者，是男權社會的犧牲品和附屬物，讓她出來發揮關鍵性作用，顛覆這個秩序的里里外外，是對這個秩序最有反叛性的挑戰和最具女權主義性質的聲討。她引動蔡大嫂和羅歪嘴的兩番話體現出她對社會倫理虛張聲勢的準確把握和對作為畸形的男權社會的反撥而自然孕生於其中的畸形的女權主義的樸素認知。再看其二：羅歪嘴正是在與這個“知情認趣”、“知心識意”的妓女的相處中，漸漸轉變了他“把女人看做不值價的頑貨”的心態，體會到了真情溫愛的不可或缺。相較於羅歪嘴完全以一個妓女的身份看她，劉三金在這一皮肉買賣中還攙雜著個人感情和過門從良的幻想，這種尚未被金錢關係徹底污染、異化的真情流露是她高於羅歪嘴之處，也是女性的美善對男權主義的冷硬的軟化和改造。
（2）曾師母、鍾麼嫂和顧天成老婆
曾師母是社會高層中不僅走洋路的先進分子，也是踐行著女權主義的先驅者。從成為洋人的“第三者”到割捨洋丈夫再到和委瑣的曾先生組成奇怪的家庭，曾師母的女權主義可以看作是受了西方影響的結果。而她的佃戶、村野鄉姑鍾麼嫂和顧天成耍起曖昧、搬弄起風情來也全然不顧丈夫的感受，她丈夫也不以為意，這種土生土長的女權主義作風可以看作民間鄉野社會的文化品質之一。與作品中蔑視禮教陳規、敢愛敢恨的其他女性形成對比，作者將顧天成的老婆塑造成對立面，她的克己復禮、“無違夫子”換來的只是自己的早死
（3）小腳
小腳這一舊社會特有的文化符號典型地濃縮著傳統文化中男權色彩的糟粕，是舊社會男人作賤婦女的變態點子。一個社會中女性的客觀處境和主觀意志正可以從小腳中讀出微妙的信息。鄧么姑也纏腳，卻是出於“愛好”，出於不落於城裡人之後，自覺自愿纏出一雙“又瘦又尖，走起路來很有勁”的好小腳，是鄉下人向城裡人看齊而非迎合男性的審美標準。她在趕青羊宮廟會時爬上爬下，專逞一時之強，體現出主動反抗男人眼光中“小腳女人”軟弱形象的目的性。這種女性自主審美意識和對男性偏見的挑戰姿態在她身上是自發而鮮明的。
著作解讀
《死水微瀾》作品以天回鎮為主要場景，以羅歪嘴、顧天成、蔡大嫂之間的恩怨糾葛、悲歡離合為中心線索，形象地描繪出“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是怎樣盪起了微瀾的。從表面上看，這微瀾是由袍哥管事羅歪嘴與教民、土糧戶顧天成爭鳳吃醋引起的，但透過浮表的漣俯，不難發現：羅顧之間的斗怯，天回鎮上的風波都與北京的義和團、紅燈教、董福祥、攻打使館的訊息相聯繫，推而廣之，“又繫於國際形勢的變化”。
所以，羅顧之間的矛盾鬥爭，其意義遠遠超過他們個人的恩怨，它從一個特殊側面，展現了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到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這一歷史階段四川的社會面貌，揭示了庚子事件在四川城鄉那一潭兀水中怎樣激起了波瀾。作品不僅通過這三位主角的私人糾葛，展現了那一時期四川會黨空前活躍、教民勢力日漸猖皿、晚清政治腐敗衰朽、官民夷之間矛盾重重的歷史生活主導面，反映了北京義和團運動對四川的衝擊。而且藉助與主角有種種關係的次要人物如蔡興順、劉三全、鍾么嫂、郝達三、葛衰中、顧輝堂等形象的刻畫，
展示了當時四川社會官紳糧戶、商人市民、牧師教士、明妓暗娼等眾多階層的生活狀態與精神面貌。此外，隨著人物活動和情節的展開，那一時期四川地區的鳳物民俗也得到了充分而細膩地描繪。作品就像—面映照“千奇百怪世相”的多稜鏡，從中既能看到上層社會的歷史動向和重大歷史事件的側影，也能看到中下層社會生活的狀況和特定時代的世態人情。歷史的宏大莊嚴與世情的豐富細膩緊密結合在一起，組成了四川庚子事變前後既停滯閉塞如一潭兀水，又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中國市鎮的生活畫卷。
《死水微瀾》深廣的社會內容，主要通過作家著力塑造的羅歪嘴、顧天成、蔡大嫂這三個燭具鳳采的典型形象來揭示的。尤其夾在羅顧之間的蔡大嫂，更被塑造得活靈活現，頗具有個性光彩，是小說中最為閃亮的角色。
作者介紹
李劼人(1891年-1962年)，現代著名作家、翻譯家。原名李家祥，筆名老懶、菱樂等。
高中畢業後，由於舅父做了瀘縣知事，他應聘為知府第三科科長，辦理統計並代為辦理文牘。1915年8月，他辭職回到成都。跟隨舅父近兩年時間內，他積累了不少社會知識，深切了解了舊民主主義革命之後全國大小反動政府的許多醜惡嘴臉，使他對辛亥革命戰果產生懷疑，決定從此不再跨入官場。此後創作了小說百餘篇。
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由於生活困窘，開始翻譯文學作品，靠稿費維持生活
1942年暑期由法國回到國內。由於社會動亂，生活困苦，先後當過報社編輯、大學教授，也當過中學教員，搞過實業，當過廠長，但他始沒有放下手中的筆。
1928年出任民生機器修理廠廠長，在此基礎上發展四川輪船業，不料1935年受到資方排擠，憤然辭職，立志以寫小說為業。1935年寫成了《死水微瀾》，1936年寫成《暴風雨前》和《大波》的上卷、中卷，次年寫完下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完成了描寫國民黨時期買辦資本家的腐朽和特務橫行的長篇小說《天魔舞》。
三部長篇系列歷史小說的出版，均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1937年6月，郭沫若看了李劼人的三部著作後，專門撰寫評論文章《中國左拉之待望》，予以高度評價，稱李劫人為“中國的左拉”，稱他的小說是“小說的近代史”“小說的《華陽國志》”，並認為李劫人的創作是“偉大的作品，中國式已經有了的”。1979年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周揚在總報告中又特別提出《死水微瀾》，認為它與魯迅的雜文、散文，葉聖陶的《倪煥之》，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駱駝祥子》等都是三十年代的“膾炙人口的作品”。
著作地位
一、《死水微瀾》是在局部區域上反映現實社會人生，中國現當代文學則是從整體上刻畫當時中國的社會全貌《死水微瀾》是作者三部連續性的歷史題材長篇小說中的第一部，文章成於1935年7月，另外兩部作品是《暴風雨前》和《大波》，這三部作品既相互獨立成篇，又具連續性。它主要描寫了辛亥革命前的社會生活。作品以故鄉四川為背景，具有濃郁的時代氣氛和地方色彩。冠三部曲之首《死水微瀾》通過四川成都郊外的天回鎮，具體寫出了當時社會上的兩種勢力——教民與袍哥的矛盾鬥爭。它既是李頡人的代表作，也堪稱中國現代小說史上不朽的名篇。
現當代作品大多是表現社會矛盾和衝突、凸顯人在那個時代的生活面貌等主題，作者李頡人也有著和現當代文學中其他作家一樣敏銳的視角來把握現實人生。他能找到這個社會中需要描寫的人物，就像魯迅先生能找到阿Q一樣，李頡人找到了蔡大嫂，這個在混亂道德意識中彰顯獨立個性的女人。《死水微瀾》作品中的人物無一不是具有濃郁的巴蜀氣息，蔡大嫂，一個無法用具體道德標準來衡量好壞的女人。她有愛亦有恨，她追求虛榮而紅杏出牆，但她剛烈、聰慧善良，是典型的四川辣妹子形象。四川辣妹子敢愛敢恨，活的瀟灑，道德意識是束縛不住她們追求個性，追求自我的，蔡大嫂便是這樣的形象。
15“從歷史的長河中挖掘現實的真諦，又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反思歷史的啟迪，這是李頡人所站的高度”李頡人就是站在現實的基礎上去挖掘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同樣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也是這樣，如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曹禺筆下的資本家周朴園等，他們都是作者根據社會生活找到的一類人的典型。然而李頡人尋找的卻是在中國內地的四川的一些社會基本面貌和百姓生活。所以，《死水微瀾》描寫的主題和動機還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圈定的範圍里，只是重點反映的是局部區域的百姓生活面貌和小圈子裡面的社會現實。正如丁帆所說：“李頡人和他的‘大河小說’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存在。”因此從大的範圍可以看出，《死水微瀾》只是反映整箇中國社會中的一個歷史現象。然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則是全面反映中國面貌。
二、《死水微瀾》在微觀上描繪中國社會中的典型區域人們的典型生活，而現當代文學則從巨觀上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死水微瀾》在巨觀文化環境綻放微觀魅影《死水微瀾》以成都近郊的天回鎮為背景，以小鎮雜貨鋪老闆娘蔡大嫂的三次婚戀為主線，通過袍哥與教民的兩股勢力的相擊碰撞這一歷史事件，“表現出成都平原當時的社會狀況和百姓生活變遷，填補了魯迅先生所說的現代作家無人描寫這一歷史空白”具有史詩的價值。雖說整個現當代文學都是在反映和探求現實社會給百姓帶來的生活疾苦，道德敗壞等一系列問題；但是，也只有李頡人能夠率先感知小環境中的社會生活等問題。
可謂是在巨觀環境中尋找的微觀突破口，一舉敘寫了當時現當代文學中沒有考慮到的狀況。當然這也和四川獨特的生活環境有關，四川最繁華的地區地處四川盆地中心位置，四面環山，人們的生活也相當於局限在這個盆裡面。當時社會中先進的道德意識也幾乎無法影響到這群尚且蒙昧的人民。他們的生活需求僅僅是為了自己心中的欲望，蔡大嫂是這樣，羅歪嘴也是這樣，或許他們想要做什麼根本就不會考慮社會是否允許。所以蔡大嫂經歷了三次婚情，因為心中的虛榮而和羅歪嘴結合，又因為生活所迫嫁給顧天成。誠然這其中有很多決定是社會、生活所逼。但是在青羊宮她積極主動給郝家大小姐解圍的壯舉，使她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也承受著男人對她的恭維和讚賞。這不就是蔡大嫂心中所願的事情嗎？
《死水微瀾》正是在巨觀的社會環境中，尋找到微觀的社會現實，表現出在整體的歷史大環境下，小人物的生活面貌。小人物身上沒有轟轟烈烈的歷史事件，有的只是平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這部小說描寫的正是這種平凡而又真是的生活。三、《死水微瀾》還描繪出人性的釋放，肯定了人的價值。將人從繁雜的道德意識中解放出來，極富巴蜀野性魅力，這也和現當代文學相契合小說與現當代文學可謂絲絲不可分離，它表現出的關於人性釋放主題也是現當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死水微瀾》中從蔡大嫂和羅歪嘴的婚外情，到顧天成強娶蔡大嫂，無一不是透出人在情與性中的徹底釋放。他們都是在性情的支配下將原始的欲望盡情地釋放出來，人不必再做被道德束縛的奴隸。
就像蔡大嫂在改嫁顧天成之後所說的：“只要我顧三少奶奶有錢，一肥遮百醜，怕哪個？”人們心中所殘留下來的道德意識對他們來說無疑是一張白紙！蔡大嫂與羅歪嘴的婚外情也是這樣，蔡大嫂欣賞那個能幫自己打抱不平的羅歪嘴，由欣賞到喜愛再到婚外情，一切都是順其自然；這裡面道德是無用的，人性是至上的。《死水微瀾》裡面的人物是不拘泥於道德意識的，他們活的真實，活地實在，極富有巴蜀地區濃郁的野性魅力，將生命釋放在野性田園中。當然、蔡大嫂在最後由開始追求自己幸福的大膽女性蛻變成為一個老練世故的婦女。這也有其特殊的原因，既然已成事實，再也反抗不了，剩下的只有層面的自我拯救而已。
蔡大嫂在《死水微瀾》中完成的自己角色的終結，也讓野性歸於沉寂，一切都又回到了平淡中。作品《死水微瀾》中人的價值便在這些被道德意識所不允許的荒唐事中得到散發，李頡人小說中涉及的人物都在某些方面將現當代文學的一個基本特點“關於人性的復甦”表現得淋漓盡致！四、結語《死水微瀾》為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小說中的人物與傳統道德下中規中矩再到離經叛道的人物形象不同，他們原本就是一群不受約束的野人。他們追求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人類最基本的追求。雖說是“死水”，但卻不是揚起的“微瀾”，而是洶湧的波濤。
相關評論
《李劼人說成都》《死水微瀾》跳出中國傳統小說重情節、重故事的框框，通過一連串的故事，將一幅生動形象的天回鎮“市民階層”的群畫像呈現於讀者面前，對市民心理的刻畫細微入理，惟妙惟肖。豪氣仗義、撈偏嫖賭的羅歪嘴，勤快老實、木訥膽小的雜貨鋪掌柜蔡傻子，爛賭好色、投機取巧的顧天成，窩囊貪妒的陸茂林、輕佻風騷的鐘麼嫂、……，而小說女主角鄧麼姑（也即蔡大嫂）的性格則更為複雜多面，她有幾分令男人著迷的姿色，天性不安，從小在鄰居韓二奶奶的話里格外嚮往城市女人的生活，一心想嫁到成都去，可惜未能如願。有人上門說媒，嫁了天回鎮興順號的老闆蔡興順（傻子），卻心中暗許蔡的表哥、能說會道嘴巴伶俐、在女人眼裡是個好漢英雄的羅五爺（歪嘴）。在劉三金的慫恿下，兩人捅破窗戶紙，起先仍有些遮掩，暗中來往，後索性對丈夫蔡挑明關係，也不顧他人背後的議論，公開調情。
在封建道德標準下，鄧麼姑顯然是個極不守婦道的放蕩女子，但是，她背離女性傳統角色的行為，是不是也有一點革命性的因子在裡面呢？她對羅歪嘴有情，雖然這個“情”可能不純潔、她作出的行為也有背婚姻道德，她接受顧天成的求婚，反駁父母的質疑更是潑辣的露骨，“只要我顧三奶奶有錢，一肥遮百醜！……怕哪個？” 這是破罐子破摔的自棄，還是對背後人言的藐視，其中的微妙值得推敲。而此顧三奶奶與彼顧三奶奶的反差，又可謂諷刺至極。顧天成死去的前妻顧三奶奶是一個極其克已克儉、溫順軟弱的鄉婦，容忍丈夫嫖賭，責苛自己未育男嬰，一個在三從四德下完全喪失自我主體性的女人。而鄧麼姑，她不理父母的勸告，也不顧他人的閒話，接受顧的求婚，這個決定里，蘊含著女性為自己選擇命運的一種自主意識，且這種意識是自發、原生的。它不是時代變遷或社會變革下的產物，而是人性里一種本能的反（叛）動力的作用，一種與生俱來的不安分所造成的叛逆。但是，這種反叛有著它無法跳脫的局限性，無論鄧麼姑如何可以憑著姿色挑選男人，她始終無法擺脫依附男人而活的生存狀態，於是，這位小說女主人公才有了她可愛、可憐、可悲的多重性格層面，就人物的塑造來說，是極為成功的。
小說在環境的勾畫上，具有濃烈的地方風味，裡面描繪的趕場、東大街花燈火炮、趕青羊宮等，都是蜀地鮮活的民俗風情的寫照，方言、行話的使用，更給小說增添了幾分活的生命力，但是，這種濃郁的地域性特點，並沒有影響到小說寬廣的時代視野。故事發生在清末，洋人入侵、洋教的大規模傳入、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這些洶湧的事件，傳到偏遠的西南小鎮天回鎮，雖掀不起激烈的動盪，卻也在這一潭死水的水面上攪起了些微微的動象，《死水微瀾》，這一標題取得真是妙極！
此外，小說的語言自然樸實，白描中不失文學的韻味，對景、物的描寫巨細無遺，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死水微瀾》（1936年）是不是被遺落的經典，且留待編寫文學史的專家們慢慢研究，私人的閱讀與喜好，和文學史是沒有太大關係的。
創造性
《李劼人精選集》一、李劼人與法國文學
早在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讀書時，李劼人就已經接觸了法國文學。那時他讀的最多的就是林譯小說，並在其引領下跨進了文學之門。在外國文學的直接啟示下，他開始了早期白話文學的寫作。
1919年8月，李劼人赴法國勤工儉學。研究過法國古典文學、法國文學史、法國近代文學批評史、雨果詩學等。其間他翻譯過“莫泊桑、都德、福樓拜、左拉、龔古爾兄弟、赫勒、納魏黨、羅曼·羅蘭等十多位法國作家的作品”。他發表於1922年的文論《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及其作家》，對自然主義文學歷史的發展及衍變進行了介紹與評述。他對自然主義宏大的結構模式、客觀準確的敘事風格極為讚賞，並且公開宣稱：之所以翻譯《霸都亞納》，“簡單言之，實在是因了它那描寫的真實、深切、自然而感興趣”[3] P574。在自然主義作家中，他對福樓拜評價最高：“弗氏的作品，謹嚴沉重，內容外表，極其調勻，不第在法國文學史上，占一個重要地位，以成就與影響而論，且過於巴爾札克、喬治桑，即同時並駕之左拉、龔古爾、都德諸氏，亦有不及之處。”
李劼人對福樓拜的《馬丹波娃利》頗為看重，前後共翻譯過三次，初譯於1923年，再譯於1936年，1941年又將初譯本逐行逐句校改了一遍。在譯完福樓拜的名作之後，李劼人貢獻了一部同類型的、具有令人矚目價值的獨創性小說——《死水微瀾》。認真的閱讀，反覆的翻譯，潛移默化的影響力非同小可，到李劼人自己動筆創作時，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就幽靈般地徘徊在他的筆尖。蔡大嫂和愛瑪就具有了某種相似性。
二、《死水微瀾》對《包法利夫人》的接受性創造
《李劼人圖傳》在作品中，李劼人表達了對倍受壓制的人們——特別是對下層婦女的同情。這一傾向來自於李劼人的底層生活體驗，作品中的形象是他熟知的，他形容為，“不但閉起眼睛想得到，睜起眼睛也看得到——我看見過這樣的人”。這種創作理念與福樓拜是一致的。福樓拜將文學作品喻為“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其《包法利夫人》的背景就發生在他的家鄉盧昂，包法利夫婦的原型就來自於他父親所主持的醫院。
在環境的描述上，兩個人都對人物活動場所和社會環境進行了真實再現，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巨大變化，並且注意挖掘其中的民俗特質和地方特點。法國盧昂與中國四川均是閉塞而又愚昩的，盧昂人對放血治病無限迷戀，醫生對切筋腱治跛足心滿意足。相似的行徑發生在四川則是打洋教的白頭帖、對外來新事物的巫術式解讀等。環境對人物的限制和約束，同女主角的嚮往與追求形成強烈的反差，合理地闡發了她們悲劇命運的邏輯力量。
兩部作品的情節都圍繞著不貞的妻子與三個男人之間的關係來展開，並詳盡地描述了作品發生的時代和社會環境。在情節展開的方式上，李劼人和福樓拜遵循的是同一種構思觀念，並承接了古典戲劇作品的情節建構模式。福樓拜小說共分三個部分，李劼人小說有六個部分。福樓拜小說的第一部分，李劼人小說的二、三部分，為呈現部分並提出衝突，均寫到了少女嫁後的平靜生活；福樓拜小說的第二部分，李劼人小說的四、五部分，是對即將到來的高潮的鋪墊和準備，寫少婦與第一個情人的私通。只在結局部分存在著變異，福樓拜的小說終止於毀滅：在最後一部分里，愛瑪自殺，夏爾離奇死亡。李劼人的小說里，蔡大嫂卻堅強地活了下來，並用改嫁挽救了自己和丈夫的命運。
兩位作家都以對女性的刻畫見長。《包法利夫人》描寫法國內地一個富裕農民女兒愛瑪悲慘的一生；《死水微瀾》中最成功的藝術形象是生於亂世，卻敢作敢為的蔡大嫂。兩個人的命運非常相似，少女時期的她們對未來生活有著美好的想像，嫁人後都過了一段“安分守己”的日子，丈夫的無味讓苦悶中的少婦萌發了“紅杏出牆”的舉動，卻都以悲劇而告終。下面將對兩人的生活軌跡和心路歷程進行比較。
富農的女兒——愛瑪在修道院度過自己的少女時期，在教規的戒律下她卻迷上了浪漫主義小說，期待著奢華詩意的生活；佃戶家的鄧麼姑從韓二奶奶那裡了解到成都大戶人家的舒適生活，一心想嫁到成都享受富貴，那怕是給五十多歲的老頭做姨太太也在所不惜。她們都充滿了青春的憧憬，渴望過上與自己的地位並不相符的奢華生活。然而，少女的夢不約而同都破碎了。
婚後，包法利的庸碌與遲鈍使愛瑪陷入了苦悶的境地，一場偶然的舞會重新勾起了她對“巴黎式愛情”的追逐，先後投入了羅多夫、萊昂的懷抱，過了一段幽會、偷情、擁抱……充滿激情的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才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被男人、被自己、被生活愚弄的瞎子；蔡大嫂過了一段平凡、無趣的婚姻生活之後，得到妓女劉三金的點播，與羅歪嘴成其好事，實實在在地過了一段有滋有味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長，袍哥勢力失敗，羅歪嘴潛逃，蔡興順被抓，她不得不嫁給了好色的土糧戶顧天成。
理想幻滅之後，她們沒有安於現狀，而是拚命追求。她們不守婦道，做了他人的情婦，在養好傷病之後，或再偷情，或再嫁人。從充滿幻想的少女，到大膽老練的偷情，兩個漂亮能幹的女人幾乎走著完全相同的人生道路。蔡大嫂身上擁有許多愛瑪的特質，兩人都居住在通往大城市的小鎮，容易接受新鮮事物；雖為農家女，卻容貌嬌好、舉止輕盈，決不似鄉下女人；都嫁給了懦弱無能的丈夫，卻精靈能幹，是當時社會的叛逆者。無怪乎溫晉儀女士在把《死水微瀾》翻譯成法文時指出李劼人創作和福樓拜小說創作的遺傳性關係，稱“在蔡大嫂身上往往看到了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國內眾多評論者也都贊同這一說法。
三.李劼人的否定性創造
《李劼人選集》福樓拜是一個冷漠的悲觀主義者，他認為人總是逃脫不了自身的各種物質欲望，因此對人類的總體價值進行了否定。他主張作者應該退出小說，要求敘事排除一切主觀抒情，排除作者的聲音。結果，他的小說在對生活做現實主義的解剖與批判時，“並不描繪令人振奮的理想的光環，主人公幾乎都是難以自救的失敗者”[5]。李劼人卻是一個實幹家，一個樂觀主義者。他認為“我們現代人生所要求的，應當是一種以前沒有，而現在才創出的東西”。他也主張小說敘事應當客觀、真實、準確，在李劼人的小說中，作者會以中國古典敘事中說書人的形象出現，以客觀的態度表明自己的愛憎。較之福樓拜主人公的虛無人生和悲觀性命運，李劼人筆下的人物顯示出了不屈服於命運的積極反抗精神，這正是災難深重的中國所必需的。
在人物的刻畫上，福樓拜側重對愛瑪複雜心理的描寫，用人物的內心獨白，展現心海深處情感的波瀾起伏。甚至在表現愛瑪的傳奇性想像時，作家也運用了浪漫主義色彩的語言，再加上一兩句冷峻的點評，使語言充滿了一種奇特的張力，讀者對人物也會產生一種憐憫之情。李劼人對蔡大嫂的肖像描寫、性格特徵和心理活動的展開則多採用中國傳統小說的白描手法。如，通過“眼神”的變化，一個潑辣大膽、順應時事的叛逆婦女形象就躍然紙上，呼之欲出。
蔡大嫂與包法利夫人之間有明顯的遺傳性，但蔡大嫂畢竟是蔡大嫂，是一個中國的、而且是四川的雜貨店的小掌柜娘，而不是洋氣撲鼻的包法利夫人。
愛瑪追求感情刺激，愛幻想，愛虛榮，“她愛海只愛海的驚濤駭浪”，“愛教堂為了愛教堂的花卉”。愛瑪對生活的“巴黎式”想像讓她叛離現實環境，渴望幻想出來的傳奇世界。當時間告訴她，幽會和婚姻同樣乏味，愛情並不是時刻充滿著激情時，她感到失望，並寄希望於下一次的瘋狂淫亂。如此循環往復，她淪為肉慾的奴隸，成為一個“瞎子”，看不清自己，看不清自己所要追尋之物。實際上，愛瑪追求“幸福”的過程，正是不斷走向失敗、走向空虛的過程。
蔡大嫂雖然也充滿了對成都生活的幻想，但更實際，總會退而求其次，牢牢把握住現實。嫁往成都的希望隨著韓二奶奶的早夭而破滅，她也逐漸清醒，認識到大戶人家生活的可遇而不可求。於是，接受命運的安排，嫁給蔡傻子。與羅歪嘴的相愛和私通，讓她心底充實，知道“自己原是可以高高在上，而把一般男子踏到腳底的”。然而，她並沒有因為這越來越激烈的愛喪失自己的理智，在羅歪嘴潛逃的危難中。她準確地把握到了教民顧天成的性格弱點，並對以後的形勢進行了充分的預測，才以“生人妻”的身份嫁給這個沒有主見的土糧戶。蔡大嫂一直都是清醒而現實的，她知道自己所需，並為之不斷努力，在黑暗中，她睜大眼睛，認清了自己身邊男人們，並走向自己的“幸福”之路。
在與情人的交往中，愛瑪一直都處於被動地位，第一次出軌是因為羅多夫——一個情場老手——看出她的心理，“投其所好，說些浪漫主義的花言巧語”，在羅多夫的勾引下，愛瑪半就半推，完成了第一次淪陷。大病一場之後，在盧昂巧遇已不再青澀——相反，擁有豐富調情經驗——的萊昂，於是，愛瑪半推半就，讓欲望的張揚代替了理性的掙扎。雖然對蠢笨的丈夫不滿，一直在尋求著充滿激情的愛，但愛瑪並沒有主動選擇過自己的情人，在“愛情”和生活面前，她是渾渾噩噩的被獵取的對象。正因為如此，她才會被狡猾的投機商勒合所騙，以至於弄到破產的境地。
蔡大嫂從來不是一個被動的獵物，她倔強而又主動，而且充滿了中國女性的“韌性”。她隨時隨地都在追求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對於出現在眼前的任何機會，她都沒有疏忽，在行動上也表現得很大膽。從小她就按照自己的願望進行選擇，甘願忍受痛苦煎熬，也要把腳纏小，並聲稱“你管得我的”；嫁到成都大戶人家的願望被父母擊碎，蔡興順成了她退而求其次的選擇；當袍哥羅歪嘴闖入她平靜的生活時，她發現了一個不同尋常卻又與自己精神接近的男人，為此，她接近妓女劉三金，伺機傳遞對羅歪嘴的愛；逛青羊宮，她沒有放過提調袍哥救助富家小姐的機會，從而在眾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魅力。對於愛情，蔡大嫂是堅貞而又專一的，她的愛只屬於自己的情人。名正言順的丈夫雖然被“教乖”，她卻抱怨羅歪嘴不該把渾人教乖。她也斷然拒絕了殷勤的陸茂林的糾纏，告訴他自己的身心只屬於羅歪嘴，不為別人所動。遭遇突變，走投無路之時，巧遇顧天成向她表白，她又抓住了這個機會，解除了情人和丈夫的危機，並實現了自己少奶奶的物質追求。
通過對蔡大嫂和愛瑪的人物類型比較，就會發現：同樣是具有叛逆性的漂亮女人，愛瑪所走的是源於幻想，把自己送上絕境的路。蔡大嫂則有韌性的多，她發掘了一條緊貼現實生活，主動把握機會的康莊大道。具有愛瑪性格的女人只能獲得悲劇，而蔡大嫂的前途則會“光明”的多。蔡大嫂的性格只有在中國，特別是在成都平原上才能培養得出來。
個體的生命價值總是包含著複雜的歷史文化積存，蔡大嫂的性格與狂野大膽的巴蜀文化相關。地理的偏僻，盆地交通的阻隔，受儒家理性規範的影響較小，致使蜀地有蠻夷之風。巴蜀文化精神就體現為：“坦率真誠的自由人生和‘活潑潑的’生命存在方式”。“地理”的邊緣帶來了對封建正統文化的悖離，而“天府”物產的優裕則形成了巴蜀文化那種驕頑難馴、大膽博擊的精神。巫術文化的源遠流長，加上天府之國相對寬鬆、富庶的生活環境，形成了川人既反叛，又重生活實際的特點。
四川又是一個移民省，移民斷開了川人的血親紐帶，造成家庭關係淡薄，導至父權“淪喪”。與江浙一帶以父權為核心的家庭結構不同，巴蜀地區的家庭常常是以夫妻關係為主軸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女性一方面要承擔起更大的生活重擔，另一方面卻也獲得了較為寬大的自由空間，這為女性叛逆性格形成提供了家庭環境。同時，巴蜀地區道德文化積澱相對淺薄，貞操觀念的淡薄為四川女性的種種“出軌”創造了社會環境，形成了女子們的“川辣子”氣。獨特的生存環境和文化因子，使得川妹子既叛逆又現實。在蔡大嫂生活的天回鎮，就有很多同樣不守規矩的小掌柜娘，她們也並未遭到過多的道德譴責。蔡大嫂當然不是什麼新女性，她只是一個為生活所累的女人，在她身上自然談不上個性解放、婦女獨立的命題，但是，正因為有了蔡大嫂這樣的大膽叛逆的女子，才能在這沉寂的川西壩攪出波瀾，正因為有了這反抗的氣魂，才能有打破“死水”的希望。
在《死水微瀾》與西方文學的接受—創造軸上，《死水微瀾》與《包法利夫人》關係密切，福樓拜對社會環境客觀剖析的態度完全適用於李劼人，他只需把1837—1846的盧昂置換成1894—1901的中國成都，再做一些調整就行了。包法利夫人的人生道路移轉到蔡大嫂身上也基本上能行得通。在《死水微瀾》與西方文學作品的創造—否定軸上，李劼人既表現了對福樓拜的“戰勝”，同時又保留了後者的積極因素。福樓拜認真觀察、客觀的描述被保留下來，李劼人用自己對成都這片土地的熱情替代了福樓拜的“零度感情”，蔡大嫂也用自己最精明而實際的行為否定了愛瑪的浪漫臆想。李劼人為我們貢獻了具有獨特四川特色的作品,蔡大嫂這個人物形象散發著濃郁的巴蜀文化意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