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內容
《四庫全書提要》為中國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圖書目錄。
又稱《四庫全書總目》,或簡稱《四庫提要》。由清代永瑢、紀昀等編纂。永瑢,為乾隆皇帝第六子。紀昀為著名學者。該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編修,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稿完成。經過修改、補充,於乾隆五十四年定稿,由武英殿刻版。乾隆六十年,浙江地方官府又據杭州文瀾閣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自此方得廣泛流傳。全書200卷。著錄圖書3401種,79309卷,存目6793部,93551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重要的古籍,特別是元代以前的書籍更完備。分經、史、子、集四大類,大類下又分小類,小類下又分子目。每大類與小類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後面有按語,簡要說明此類著作的源流以及劃分類、目的理由。
該書著錄了清乾隆以前包括哲學、史學、文學以及科學技術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一萬多種,為中國收書最多的目錄,而且寫有內容提要和評論,為學者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歷史,提供了一部翔實的書目。但它是由乾隆欽定、督辦的官修書目,在圖書入選、內容著錄、提要、評論等方面,都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觀點和利益。
作者簡介
紀昀(1724—1805),
今河北獻縣人。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生於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四歲開始啟蒙讀書,十一歲隨父入京,讀書生雲精舍。二十一歲中秀才,二十四歲應順天府鄉試,為解元。接著母親去世,在家服喪,閉門讀書。三十一歲考中進士,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授任編修,辦理院事。外放福建學政一年,丁父憂。服闋,即遷侍讀、侍講,晉升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貴州都勻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為侍讀學士。同年,因坐盧見曾鹽務案,謫烏魯木齊佐助軍務。召還,授編修,鏇復侍讀學士官職,受命為《四庫全書》總纂官。主編《四庫全書》期間,由侍讀學士升為內閣學士,並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閣事。接著升為左都御史。
《四庫全書》修成當年,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特賜其紫禁城內騎馬。嘉慶八年(1803),紀曉嵐八十大壽,皇帝派員祝賀,並賜上方珍物。不久,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兼國子監事。歷雍正、乾隆、嘉慶三朝,卒於嘉慶十年(1805)二月,享年八十二歲。因其“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嘉慶帝御賜碑文),故卒後諡號“文達”,鄉里世稱文達公。
成書經過
《四庫全書》綜錄歷代典籍,其規模之宏大遠邁前代。西漢成帝使調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又命劉向等校理書籍。每整理好一種書,劉向便“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寫成敘錄上奏。這些敘錄,彙編為《別錄》。他逝世後,劉欲繼續父業,最後輯成《七略》,為《漢書·藝文志》所本。劉氏父子的校讎之學,到纂修《四庫》時,得到空前的發揚,《四庫全書提要》即系其集中的體現。《四庫》工作的取得成功,如前人所指出,關鍵是負責學者極一時之選。始終其事的紀昀(曉嵐),以博學卓識著稱,畢生精力萃於《四庫全書提要》,竟不再有任何學術專著。李元度所作《紀文達公事略》詳細描述了他的有關事跡:“乾隆二十有八年(1773),純皇帝特開四庫全書館,以河間紀公為總纂官。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得失,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詞曲醫卜之類,閹不抉奧提綱,溯源竟委。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上輒覽而善之。又奉詔撰《簡明目錄》,存書存目多至萬餘種,皆公一手所訂,評騭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藏諸七閣,褒然巨觀,真本朝大手筆也。”
纂修《四庫》在事人員,見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單的多達360人。其間不少第一流學者參加了《四庫全書提要》的工作,如戴震主經部,邵晉涵主史部,周永年主子部等,都對紀昀多有幫助。由此可見,《四庫全書提要》是在眾多學者集體工作的基礎上,由紀購定稿的。《鄭堂讀書記》的作者周中李便說:“竊謂自漢以後簿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蔑有過於是編矣。”
《四庫全書提要》以集體工作為基礎,但紀昀在該書撰著中起的是決定性作用。《四庫全書提要》全書有其一貫宗旨,連文字風格都是相當統一的。其間觀點最突出的,是對理學的批評,甚至厭惡。儘管書內經部總敘曾說:“漢學具有根抵,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然而在具體的評價上,(提要)就不那么持平了。這固然是乾隆時學術界的共同風尚,紀昀本人的思想性情也於此充分表現。
編纂特點
“四庫全書之輯,廣搜博採,匯萃群書,用以昭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可見不同於中國古代歷代的大規模的圖書整理活動,四庫修書目的明顯不在於藏,“用”的目的較強。然而不同於現代信息資源理論,四庫全書的“用”不僅是為了標榜乾隆帝的文治武功,以昭其朝文治之盛,而且隱藏在“稽古右文”之下的是乾隆帝實行文化專制,延續其民族文化扼殺政策圖謀。作為配合和加強《四庫全書》的宣傳工作、實現編纂目的而編纂的《四庫全書提要》也就被統治階級利用目錄的揭露並宣傳圖書藝術的作用來掩藏其刪節改竄、重編和清洗舊本內容的工作,進而駁斥其中的進步思想,為清朝統治服務,因此《四庫全書提要》雖是“現有較好的書籍之批評”,卻“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也正因此,《四庫全書提要》既是中國古代四部分類法的集大成者,提要體例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古典目錄學的里程碑,又是通篇反映著封建正統思想於分類思想、著錄原則、類目設定的政治工具。
1.四庫法的思想體系
《四庫全書提要》共200卷,其中聖諭一卷,凡例二十則,分經、史、子、集四部,部有大序,統分四十四類,類有小序,共子目六十七個。其中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小序“詳述其分並隸屬,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註案語,以明通變之由”。透過其目錄體系可見《四庫全書提要》所代表的四庫法所反映出來的思想體系。
“四庫法”是泛指一種在分類代碼、分類構架、分類原則等多方面堅持了傳統分類特徵的分類體系。而《四庫全書提要》即是四庫法的伊始。“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余皆雜學也。”正如《四庫全書提要》子部總序所言,作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封建文化之根源的經部理應居首位,而史部始於三國,後來興盛一直僅次於經,因此位居第二。子部始見於《七略·諸子略》,以思想性為淵源。在一個注重思想統治的社會裡,子部理應先於出現較晚,直到東漢才出現於《七錄·文集錄》,以文學性為特徵的集部。這即是四庫之由來。
在二級類目上的類目設定對《四庫全書提要》的思想體系的嚴謹性作了進一步闡明。如經部,《漢書·藝文志》中說“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以表也;《詩》以正言,義以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著,概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所以易類成為了經部的首部。又如子部,雖被認為是立類最不科學的,但在《四庫全書提要》中卻論述到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術數“皆治世者所有事也”,方技、藝術“皆小道之可觀者”,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皆旁資參考者也”,釋家、道家“外學也”,以及各學科各派之間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從而大致勾勒出了一幅以儒家為核心的百家知識發展體系。並且在同類部次中又依照時代先後為序,且以帝王著作冠以首。
2.《四庫全書提要》收錄範圍
《四庫全書提要》共著錄了圖書10254部172860卷,是中國最大的古典目錄。而因書設類是中國古代歷代採取的圖書整理的方式,因此《四庫全書提要》的收錄圖書的情況直接影響到其書目的費分類。
2.1收錄情況
就《四庫全書》圖書來源來說,有內府書、采進本、進獻本、赦撰本、通行本,及從《永樂大典》中輯錄的善本珍本。而其收書著錄情況主要是:元代以前的著作,著錄是比較全面的;明代的著作,重要的基本著錄了;清代前期的重要著作,也大致著錄了。深究其收錄標準,乾隆定下標準是“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懷詐狹私、熒惑視聽者”不受外,“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文章,不名一格,兼收並蓄”而文獻則指出是凡儒家學說的書籍優先收錄;凡官吏之著作,大多收錄;收錄為封建統治者歌功頌德的詩文和著作。
2.2收錄中存在的問題
《四庫全書提要》的收錄原則聲稱“兼收並蓄”和“協中”,然而實際上這是建立在除了“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懷詐狹私、熒惑視聽者”之作的,也就是離開封建的經、背叛封建正統的道的民主思想、進步思潮、反封建主義的書籍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相互傾軋的書籍。對於這一點,《四庫全書提要》明顯要嚴於《隋書·經籍志》和《永樂大典》,統治者的“寓禁於徵”政治目的暴露無遺。
相對於清王朝當時的文化和學術發展水平而言,《四庫全書提要》涵蓋的面的不全的。一則它貴遠賤近,收錄清代書籍較少,這是與“自漢以後,學術之盛,莫過於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經學、史學界足以凝架於前代,然其卓絕者則曰國小。”。
二則學術偏見重,突出表現在文學藝術上重儒輕雜、重詩歌散文輕戲曲小說、重寫實文體輕虛構性純文學作品等。如集部就不收戲曲小說,用紀昀對《聊齋志異》的評述為代表,認為小說“令燕妮之詞,媒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
三則忽視科技,鄙薄科學。《四庫全書提要》的凡例中明確規定“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名王道者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在這種思想下,“但就四庫所儲,則其稍古者而近理者,各存數種,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不復搜求。”也因此使得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如《天工開物》、《種藝必用》未被收錄。
四則對西方學術、科技介紹較少。《四庫全書》未收錄雍正乾隆時期(1723-1795)來中國的傳教士的學術著作,因此《四庫全書提要》只有明萬曆年間至清康熙年間(1573-1722)西方傳教士的書籍,共涉及乾隆以前的西方作者17人,學術著作29部,但這與當時的西學東漸的程度是既不相稱的。此外對於西方的思想,清朝統治者是極為排斥的,因此關於宗教及思想性的著作基本是不被收入的,即使收入《四庫全書提要》提要中也總是以貶斥為主。
3.著錄原則
《四庫全書提要》的著錄原則首先體現在其在凡例中對古代目錄著錄方法的批評:“考古者:無所別裁,則多岐而太雜;有所專主,又交執而過偏。左右佩劍,均未協中。”王重民認為之所以《四庫全書提要》如此批評源自於其自己的“未能協中”。通覽《四庫全書提要》的確也沒有互著別裁的著錄方法。
其次《四庫全書提要》中分類原則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內容為準,即“辨事”類,另一種是以體裁為準,即“辨體”類。應該看到《四庫全書提要》不以書名分類,不犯《隋書·經籍志》的舊錯誤的進步之處。此外《四庫全書提要》按著書主旨歸類,如將《春秋內外傳類選》歸入類書是因為其“但取儷辭,無關經義,僅供翻檢資料之用”等也是其一大進步。但是除去如《山海經》等具體書籍歸類錯誤外,辨事體分類原則也有其不恰當之處。突出表現在於對儒學的純潔性的關註上,《四庫全書提要》編者是完全否定名家、縱橫家、墨家的,認為凡涉及非純儒學家思想“談理有出入”“論事參利害”者,均屬於雜學,且是“屏斥必力”的,也因此子部的龐雜與編者追求的儒家的純正有直接關係。至於《四庫全書提要》中的辨體類目,主要體現在譜錄類。因為這種分法使得相同內容性質的書因雅俗不同、正別有異、妍媸之分而分散,許多內容性質不同的書又混雜在一起,進而造成了類目界限不明。如譜錄類器物屬所收的品評器物的書籍與雜家類雜品屬所收的品評器物的書籍就較難以區分清楚,只能以數量品種多寡來定,明顯這種分類的做法是不科學。
再次《四庫全書提要》為服務於封建統治的還作了一定的“變通”。就是對待一些特殊的書籍,“論人不論書”或“論書不論人”。看似矛盾的兩種標準實際並不矛盾,是統一在“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隱含標準之下的,因而即使無關儒經的書籍也能因作者的“品行”而歸入經部。
4.提要特點
余嘉錫認為中國古典目錄最突出優點即在於提要的撰寫,《四庫全書提要》更是歷代提要的集大成。王重民稱讚《四庫全書提要》是總結了劉向以來的,特別是宋代公私藏書目錄編寫提要的方法方式,汲取了清代《讀書敏求記》和朱彝尊及常熟派校書家所寫題跋記的方法和形式,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反映圖書的版本、文字、內容,特別是結合了當時的政治需要,宣傳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四庫全書提要》囊括了輯錄體、傳錄體、敘錄體等多元特點。在提要中有關於學術源流的介紹如子部總序,有功能近似於互著、別裁的關於歸類原則的敘述,有關於文獻內容的介紹,作者生平的概說等,內容可謂及其之豐富,表現方式也靈活多樣。
但是《四庫全書提要》是“欽定”的,提要也是封建思想的體現,尤其是乾隆帝及其下考據學派為主的編者們的思想的反映。《論衡》這部提出了無神論的著名著作在《四庫全書提要》中就被歸入了雜家類雜說屬,理由是“其言多激,刺秦、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誖矣。又露才揚己,好為物先。”“述其祖父頑很,以表所長,傎亦甚焉”“蔡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且不說提要中論述如此歸類的理由是因為書籍的內容冒犯了聖賢,就其對王充惡意的人身攻擊,就足以說明為達到衛道的目的。
魯迅曾用舊鈔本對校過四庫館‘改正’過的《嵩山文集》,結果發現“賊”“虜”“犬羊”是諱的,說金人燒殺淫掠更是禁止的,就連“中國”一詞,也因其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也被替換掉了。正應了“凡宋人之於遼金元,明人之於清,其書內記載事跡,有用敵國之詞,語句乖戾者,俱應酌量改正。”四庫在內容上的篡改是即是其消滅民族思想的反映,而這一企圖在《四庫全書提要》中的字裡行間比比皆是。
《四庫全書提要》之瑕疵還有一點那就是其對自然科學繆解。內向文化的清王朝閉關鎖國,對世界的發展熟視無睹,更是無知於世界的情況。《提要》不但將如《坤輿圖說》等中論述的西方的地理、人文科學膚淺的與中國某些古籍比附,過於“自知之明”,而且還有多處錯釋、誤釋。
貢獻影響
紀昀撰寫的《四庫全書提要》,
凡二百卷,每書悉撮舉大凡,條舉得失,評騭精審,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為代表清代目錄學成就的巨著。《四庫全書提要》實際上是一部學術史,對每一部書和源流、價值等都作了介紹。它成為後來學者研究這些古書的一個切入點。很多大學者都承認,他們是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入手作學問的。同時,紀昀還奉詔在《四庫全書提要》基礎上,精益求精,編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為涉獵《四庫全書》之門徑,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書。《四庫全書提要》的修成,對於蒐集整理古籍,保存和發揚歷史文化遺產,無疑是一重大貢獻。紀曉嵐一生精力,悉注於此,故其他著作較少。
《四庫全書》毫無疑問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紀昀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絲毫不可忽視。《四庫全書提要》全書行文風格一致,思想主旨貫通,都昭示了紀昀“筆削一貫”的重要作用。四庫館總閱官朱珪在紀昀墓志銘中寫道:“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張維屏《聽松廬文鈔》云:“或言紀文達公(昀)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一手裁定”、“一手刪定”、“一手編注”《總目》或者說紀昀“一生精力,萃於《提要》一書”,都說明紀昀對《總目》所傾注的心血得到時人和後人的公認。《四庫全書提要》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紀昀的學術文化思想。如黃雲眉所言:“就形式觀之,《提要》似為多人心血之結晶品,其實此書經紀氏之增竄刪改、整齊畫一而後,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見,所可見者,紀氏一人之主張而已。”
《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提要》因為歷史的原因,有其不足之處。最為後人詬病的,是其編纂過程同禁毀“違礙”書籍相結合。清廷文網繁密,忌諱眾多,給學術文化帶來種種禍害,前人論之已詳。《四庫全書提要》除帶有這方面烙印外,由於是官修,受著許多約束,令人遺憾的地方不少。當時參預的學者已有感受,後來之人更易洞察,只是不敢公然表達而已。有學者曾經立意寫書,也被人力加阻止。清代後期,限制逐漸鬆弛,但對《四庫全書提要》失誤系統進行糾正的工作,要到清亡以後才可能展開。
這方面成績最多的,當推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辨證》的序錄,對《四庫全書提要》的得失與價值,作了恰當的分析評述。其中說:“乾嘉諸儒於《四庫總目》不敢置一詞,間有不滿,微文譏刺而已。道鹹以來,信之者奉為三尺法,毀之者又頗過當。愚則以為《提要》誠不能無誤,然就其大體言之,可謂自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也。”又說:“今《四庫提要》敘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別,持比向、音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晃公武等所能望項背,故曰自《別錄》以來才有此書,非過論也。”
學者評價
紀昀一手刪定的《四庫全書提要》問世以來,
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讚譽。阮元說:“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紀昀)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求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學術價值還使得這部大著的文化影響歷久不絕。
晚清張之洞對讀書士人談到:“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
對該書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錫說:“《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他還談到清朝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將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對《四庫全書提要》
的缺點多有指摘,但也承認自己“略知學術門徑,實受《總目》之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