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
紀昀(jǐ yún),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生於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於嘉慶十年(1805)二月,歷雍正、乾隆、嘉慶三朝,享年八十二歲。因其“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嘉慶帝御賜碑文),故卒後諡號“文達”,鄉里世稱文達公。紀昀祖籍為應天府上元縣,傳其家為紀家邊。明永樂二年(1404),奉命“遷大姓實畿輔”(乾隆《獻縣誌》),始遷來獻縣,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獻縣城東九十里之景城鎮。到紀曉嵐,北遷已十四世。有據可考,自紀曉嵐上推七世,都是讀書人。高祖紀坤(1570—1642),庠生,屢試不第,有詩名,著有詩集《花王閣剩稿》。曾祖父紀鈺(1632—1716),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後入太學,才學曾受皇帝褒獎。祖父紀天申(1665—1732),監生,做過縣丞。父親紀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舉人,歷任戶部、刑部屬官,外放雲南姚安知府,為政有賢聲。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時,尤長考據之學,著有《唐韻考》、《杜律疏》、《玉台新詠考異》等書。至紀容舒,紀氏家道衰而復興,更加重視讀書,遺訓尚有“貧莫斷書香”一語。紀曉嵐為紀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於這樣一個世代書香門第。
紀曉嵐兒時,居景城東三里之崔爾莊。四歲開始啟蒙讀書,十一歲隨父入京,讀書生雲精舍。二十一歲中秀才,二十四歲應順天府鄉試,為解元。接著母親去世,在家服喪,閉門讀書。他才華橫溢,文思敏捷,勤奮好學。博古通今。正如自謂的“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騁。”他襟懷夷曠,機智詼諧,常常出語驚人,妙趣橫生,盛名當世。
三十一歲考中進士,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授任編修,辦理院事。外放福建學政一年,丁父憂。服闋,即遷侍讀、侍講,晉升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貴州都勻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為侍讀學士。同年,因坐盧見曾鹽務案,謫烏魯木齊佐助軍務。召還,授編修,鏇復侍讀學士官職,受命為《四庫全書》總纂官,慘澹經營十三年,《四庫全書》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種,79309卷,分經、史、子、集四部。
紀並親自撰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二百卷,每書悉撮舉大凡,條舉得失,評騭精審,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為代表清代目錄學成就的巨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實際上是一部學術史,對每一部書和源流、價值等都作了介紹。它成為後來學者研究這些古書的一個切入點。很多大學者都承認,他們是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入手作學問的。同時,還奉詔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礎上,精益求精,編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為涉獵《四庫全書》之門徑,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書。《四庫全書》的修成,對於蒐集整理古籍,保存和發揚歷史文化遺產,無疑是一重大貢獻。紀曉嵐一生精力,悉注於此,故其他著作較少。《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毫無疑問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紀昀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絲毫不可忽視。以《總目》而言,全書行文風格一致,思想主旨貫通,都昭示了紀昀“筆削一貫”的重要作用。四庫館總閱官朱珪在紀昀墓志銘中寫道:“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張維屏《聽松廬文鈔》云:“或言紀文達公(昀)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一手裁定”、“一手刪定”、“一手編注”《總目》或者說紀昀“一生精力,萃於《提要》一書”,都說明紀昀對《總目》所傾注的心血得到時人和後人的公認。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紀昀的學術文化思想就不是什麼無本之木了。正如黃雲眉所言:“就形式觀之,《提要》似為多人心血之結晶品,其實此書經紀氏之增竄刪改、整齊畫一而後,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見,所可見者,紀氏一人之主張而已。”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和一手刪定的《總目》問世以來,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讚譽。阮元說:“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紀昀)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求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學術價值還使得這部大著的文化影響歷久不絕。晚清張之洞對讀書士人談到:“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對該書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錫說:“《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他還談到清朝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將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對《總目》的缺點多有指摘,但也承認自己“略知學術門徑,實受《總目》之賜”。
紀昀在四庫館修書十年,“自始至終,無一息之間”,其辛勞不言而喻,卻也是人生收穫頗豐的十年。他既為恰逢“王事適我”的歷史機遇而欣慰,又為“期於世事有補”願望的實現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題校勘四庫書硯》詩中所云:“檢校牙籤十餘萬,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曾讀人間未見書”只是一個表象,紀昀和他的同仁們為中國學術文化樹立的一座豐碑才是看不見的永恆! 在主編《四庫全書》期間,紀曉嵐由侍讀學士升為內閣學士,並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閣事,甚得皇上寵遇。接著升為左都御史。《四庫全書》修成當年,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乾隆帝格外開恩,特賜其紫禁城內騎馬。嘉慶八年(1803),紀曉嵐八十大壽,皇帝派員祝賀,並賜上方珍物。不久,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兼國子監事。
紀曉嵐一生,有兩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舉,二是領導編修。他曾兩次為鄉試考官,六次為文武會試考官,故門下士甚眾,在士林影響頗大。其主持編修,次數更多,先後做過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館纂修官、功臣館總纂官、國史館總纂官、方略館總校官、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勝國功臣殉節錄總纂官、職官表總裁官、八旗通志館總裁官、實錄館副總裁官、會典館副總裁官等。人稱一時之大手筆,實非過譽之辭。紀曉嵐晚年,曾自作輓聯云:“浮沉宦海同鷗鳥;生死書叢不老泉”,堪稱其畢生之真實寫照。他六十歲以後,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禮部尚書。紀曉嵐卒後,築墓崔爾莊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員,到北村臨穴致祭,嘉慶皇帝還親自為他作了碑文,極盡一時之榮哀。
文學
紀曉嵐天資穎悟,才華過人,幼年即有過目成誦之譽,但其學識之淵博,主要還是力學不倦的結果。他三十歲以前,致力於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姑妄聽之》自序),加之治學刻苦,博聞強記,故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其學術,“主要在辨漢宋儒學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紀維九《紀曉嵐》),主持風會,為世所宗,實處於當時文壇領袖地位。紀曉嵐為文,風格主張質樸簡淡,自然妙遠;內容上主張不夾雜私怨,不乖於風教。看得出,他很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效果。除開其階級局限外,其在文風、文德上的主張,今天仍不失其借鑑價值。紀昀對於文學的批評﹐主要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與若干書序(如《愛鼎堂遺集序》﹑《香亭文稿序》﹑《雲林詩鈔序》﹑《田侯松岩詩序》﹑《挹綠軒詩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詩鈔序》等﹐另有《文心雕龍》評和《李義山詩集》評。他的文藝批評標準﹐雖仍不脫“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儒家傳統見解﹐但不甚拘泥﹐較為通達。承認“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詩日變而日新”﹐認為文學的演變取決於“氣運”和“風尚”﹐強調後代文學對於前代文學既應有“擬議”又要有“變化”。在藝術風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對“門戶”﹐反對“舍是非而爭勝負”的朋黨之習。紀昀晚年主持科舉會試時﹐曾以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內容出題策士﹐實為創格。紀曉嵐以才名世,號稱“河間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庫全書》。只有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和一部《紀文達公遺集》傳世,十卷《評文心雕龍》、六十三卷《歷代職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紀略》、《鏡煙堂十種》《畿輔通志》、《沈氏四聲考》二鄭、《唐人詩律說》一冊、《才調集》、《瀛奎律髓》評、《李義山詩》、《陳後山集鈔》二十一卷、《張為主客圖》《史氏風雅遺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紀氏家譜》等。他還參與編選、評點其它一些書籍,也參與了另外一些官書的纂修。 。《閱微草堂筆記》共五種,二十四卷,其中包括《灤陽消夏錄》六卷,《如是我聞》四卷,《槐西雜誌》四卷,《姑妄聽之》四卷,《灤陽續錄》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陸續寫成。嘉慶五年(1800),由其門人盛時彥合刊印行。本書內容豐富,醫卜星相,三教九流,無不涉及,知識性很強,語言質樸淡雅,風格亦莊亦諧,讀來饒有興味。內容上雖有宣傳因果報應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銳地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揭穿了道學家的虛偽面目,對人民的悲慘遭遇寄予同情,對人民的勤勞智慧予以讚美,對當時社會上習以為常的許多不情之論,大膽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 在藝術上﹐文筆簡約精粹﹐不冗不滯﹐敘事委曲周至﹐說理明暢透闢﹐有些故事稱得上是意味雋永的小品﹔缺點是議論較多﹐有時也不盡恰當。此外﹐評詩文﹐談考證﹐記掌故﹐敘風習﹐也有不少較為通達的見解和可供參考的材料。不失為一部有很高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的書籍。當時每脫一稿,即在社會上廣為傳抄,同曹雪芹之《紅樓夢》、蒲松齡之《聊齋志異》並行海內,經久不衰,至今仍擁有廣大讀者。魯迅先生對紀曉嵐筆記小說的藝術風格,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其“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藉位高望重以傳者矣。”(《中國小說史略》)。其《紀文達公遺集》,是紀曉嵐的一部詩文總集,包括詩、文各十六卷,為人作的墓志銘、碑文、祭文、序跋、書後等,都在其中。此外還包括應子孫科舉之需的館課詩《我法集》,總之多系應酬之作。另外,二十歲以前,在京治考證之學,遍讀史籍,舉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為學者掌握和熟悉中國史典提供了方便。
政治
在政治上,紀曉嵐也是很有見地的,惜為其文名所掩。他認為,“教民之道,因其勢則行之易,拂其勢則行之難”。主張“酌乎事勢”,趨利避害。也就是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因勢利導。其目的在於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決橫流,出現明末農民大起義那種局面。紀曉嵐的家族,在明末動亂中經受過嚴重的挫折和打擊。紀曉嵐重視民情,因勢利導的主張,不能不說是一種經驗之談。同時也說明,他對當時在“盛世”掩蓋下的各種社會矛盾,看得比較尖銳。正是由於這一點,他對民間疾苦比較關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嚴重水災,盜賊蜂起,大批饑民擁入京師就食,秩序十分混亂,大有乾柴烈火,一點就著之勢。紀曉嵐看到這種情勢,急忙向皇帝上疏陳情,剖析利害,奏請截留南漕官糧萬石,到災區設粥放賑,京師饑民不驅自退,社會秩序安定下來。雖然其主觀上是為了維護朝廷統治,但在客觀上幫助災民度過了饑荒,不能不說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勢”,因勢利導,在理論上就不能不起來批判宋儒之苛察。自從宋儒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以後,流毒明清,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被抬到了嚇人的高度,程朱理學成了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一些道學家只會空談義理性命,一遇實際問題,就茫然如墜五里霧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紀曉嵐對道學家的迂腐和虛偽十分痛恨,其冷嘲熱諷,但有機會,一觸即發,措詞也相當尖刻。在《閱微草堂筆記》的一則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會疾呼道:“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在他八十歲那年,還挺身而出,就烈女範疇問題向程朱理學展開了一場挑戰。有司規定,婦女抗節被殺者為烈女,予以旌表;而對“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不以烈女視之,例不旌表。紀對此大不以為然,以為純屬道學家不情之論。他公然鄭重上表稱:“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經他慷慨陳詞,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區別,予以旌表”。紀曉嵐無疑是勝利了。這雖然是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場爭論,但在如何看待婦女這個社會問題上,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紀曉嵐“處世貴寬,論人慾恕”,是十分中肯的。他與那些虛偽的道學先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物。紀曉嵐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紀昀(1724-1805)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觀弈道人。又因其北京虎坊橋寓所有一巨大太湖石,故又稱孤石老人。清直隸獻縣(今河北省滄州市滄縣崔爾莊)人。其高祖紀坤,字厚齋,系明末人。能文,著有《花王閣剩稿》。其父紀容舒,字遲叟,清康熙五十二年思科進士,曾供職刑部和戶部,做過雲南姚安知府,和故稱姚安公。鞽有《唐韻考》、《杜律疏》、《玉台新詠考異》等。容舒凡三娶,原配安太夫人生卓(字晴湖)繼朽張太夫人無出,又繼配張太夫人之妹生前不見古人逝於清仁宗嘉慶十年二月十四日,終年八十二歲。死後葬於崔爾莊南,北村。其妻馬夫人,共有四子三女:長子汝佶。乾隆乙酉舉人,早逝,有《半舫詩鈔》留世;次子汝傳,曾任九江府通判和江寧府同知;三子汝似,曾任廣東縣丞;四子汝億。長女嫁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雅雨)之孫盧蔭文(舉人);次女嫁內閣中書,軍機章京袁煦;三女許婚戈源之子,年十歲未嫁而死。另有一孫十一人,其孫紀樹馨,蔭生,官弄部雲南司郎中,宜昌府知府。
曉嵐二十四歲時,考中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三十一歲中進士。他才華橫溢,文思敏捷,勤奮好學。博古通今。正如自謂的“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騁。”他襟懷夷曠,機智詼諧,常常出語驚人,妙趣橫生,盛名當世。很得清高宗乾隆皇帝的賞識。他終身功名事業,充滿艱難曲折,在居官五十多載中,曾任山西鄉試正考官、公試同考官視學福建,主持閩省院試。又遷任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直至協辦大學士,加入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
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紀曉嵐受命為總纂官。此項工作先後歷時十九年,終於總纂完成了巨著《四庫全書》。該書分經、史、子、集四部七萬九千九百三十七卷,抄寫七部,藏於文淵、文溯、文源、文津、文匯、文宗、文瀾七閣。此書被稱為中華民族的瑰寶。在總纂該書過程中,他還用了八年時間,為該書所括的一萬餘部書籍,精心撰寫了二百卷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被我國著名文藝評論家孫犁贊為“這是一部非常偉大的學術著。”
除此這外還撰寫了《閱微草堂筆記》、《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三十二卷《紀文達公遺集》(上十六卷文章,十十六卷詩賦)、十卷《評文心雕龍》、六十三卷《歷代職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紀略》、《鏡煙堂十種》《畿輔通志》、《沈氏四聲考》二鄭、《唐人詩律說》一冊、《才調集》、《瀛奎律髓》評、《李義山詩》、《陳後山集鈔》二十一卷、《張為主客圖》《史氏風雅遺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紀氏家譜》等。他還參與編選、評點其它一些書籍,也參與了另外一些官書的纂修。
總之,紀曉嵐一生才華和學術成就十分突出,多姿多彩。他曾給自己寫過一道詞,其中兩句:“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不老泉”,就是他一生真實的寫照。紀曉嵐不僅在清代被公認為文壇泰斗,學界領袖,一代文學宗師,就是在中國和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少見的文化巨人。
履歷表
1724年(出生) 雍正二年;農曆六月十五日午時紀昀出生。屬龍
1727年(4歲) 雍正五年;授課於及孺愛先生,這年第一次見到父親。
1730年(7歲) 雍正八年;參加童子試,以優異的成績的‘神童’綽號。
1743年(20歲) 乾隆八年;八月參加科試,獲第一名;紀昀開始自滿起來,次年只考了個四等。
1744年(21歲) 乾隆九年;結婚已近四年,長子汝佶也已咿呀學語。
1747年(24歲) 乾隆十二年;參加正科鄉試,獲第一即解元。
1748年(25歲) 乾隆十三年;春天,參加會試,由於太過自負而被擋在了進士的門檻之外。
1750年(27歲) 乾隆十五年;四月十六日,紀昀母親去世,紀昀居喪守孝直到乾隆十七年八月。
1751年(28歲) 乾隆十六年;紀昀在家守孝,沒能參加這年的會試。
1752年(29歲) 乾隆十七年;朝廷為祝賀皇太后六旬大壽特開恩科,八月舉行會試,紀昀孝服剛除沒有參加。
1754年(31歲) 乾隆十九年;紀昀等來了正科會試,考了第二十二名,會試後是殿試,殿試後揭榜,紀昀考了二甲第四,
授翰林院庶吉士。
1756年(33歲) 乾隆二十一年;紀昀伴駕熱河。
1758年(35歲) 乾隆二十三年;任英武殿纂修。
1759年(36歲) 乾隆二十四年;任功臣館總纂。
1760年(37歲) 乾隆二十五年;任國史館總纂。
1761年(38歲) 乾隆二十六年;任方略館總纂。
1762年(39歲)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到五月初四,紀昀伴駕南巡。五月,奉命視學福建,官階提督學政。
1765年(42歲) 乾隆三十年;紀容舒前往福建看望兒子紀昀,八月回到獻縣崔爾莊後一病不起,不久身亡,享年七十九
歲紀昀回家服喪三年。長子汝佶二十二歲,在這年鄉試中名列榜首。
1766年(43歲)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丑時,紀昀喜得三子汝似。
1767年(44歲) 乾隆三十二年;紀昀服喪期滿,攜家人上京。這年任三通館提調兼管纂修。
1768年(45歲)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任貴州都勻知府。四月,被提拔為翰林院侍讀學士,等於留在皇帝身邊。
六月二十四日,乾隆下旨,任王脊華為江南鄉試正考官,紀昀為副考官。
六月二十五日,乾隆下旨查辦兩淮鹽引案,紀昀受牽連,於七月二十七日被定罪戍邊。
八月動身前往烏魯木齊。
1769年(46歲)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到達烏魯木齊。
1770年(47歲) 乾隆三十五年;皇帝因要編修《四庫全書》而詔紀昀回京。
1771年(48歲)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一正式踏上東歸之路,六月到達京城。
1773年(50歲) 乾隆三十八年;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十一月,劉統勛病逝,享年七十五歲。
1774年(51歲)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紀昀次子汝傳在擔任九江府通判時因瀆職拖欠賦稅而犯法,紀昀受牽連,吏部決
定將其降職調任,乾隆知道後改判為降三級留任。
1775年(52歲)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任《勝朝殉節諸臣錄》總纂官。
1776年(53歲)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紀昀被提拔為侍讀學士,擔任文淵閣直閣事。九月,擔任日講起居注官。
1777年(54歲) 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
1779年(56歲)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紀昀被提升為詹事府詹事。四月,又提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1780年(57歲)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元宵剛過,乾隆第五次南巡,紀昀伴駕。
紀昀奉旨和陸錫熊,孫士毅等共同領纂《歷代官職表》至乾隆五十四年完成。
1781年(58歲) 乾隆四十六年;紀昀任《契丹國志》總纂官。
1782年(59歲) 乾隆四十七年;紀昀,陸錫熊奉旨總纂《河源紀略》於乾隆四十九年完成。同年《四庫全書》完成。
1785年(62歲)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乾隆在乾清宮擺千叟宴,紀昀參加。
1790年(67歲)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八十大壽,前往熱河避暑,紀昀伴駕。
1791年(68歲) 乾隆五十六年;任《八旗通志》館總裁。
1792年(69歲) 乾隆五十七年;紀昀伴駕第六次南巡。
1795年(72歲) 乾隆六十年;紀昀夫人馬氏去世。
1799年(76歲) 嘉慶四年;正月三日卯時,乾隆在乾清宮去世。次日,和珅被削掉軍機大臣,九門提督官銜。
1803年(80歲) 嘉慶八年;六月十五日紀昀八十壽辰。
1804年(81歲) 嘉慶九年;次子汝傳提升為滇南知府,孫子樹馨也升任刑部陝西司郎中。
1805年(82歲) 嘉慶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命紀昀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
二月十四日,酉時,去世。
紀曉嵐的故事
紀昀見多識廣,學富五車,機敏善辯,“鐵嘴”一張,無人能對。相傳紀昀編《四庫全書》時,有一次天氣炎熱,紀昀怕熱,就光著上身,盤了辮子,伏案觀書、校書,這時乾隆帝步入編書館,紀昀見了,知道這樣見皇帝乃大不敬,可是又來不及穿衣,趕忙躲到了桌子底下,用帷幕遮住身子。乾隆帝假裝沒看到他,吩咐大家不必拘禮,各自照常工作,自己便坐在紀昀的位子上,一聲不吭。
紀昀躲了許久,汗流浹背,很是難受,見沒有什麼聲響,就把帷幕掀開一角,問道:“老頭子走了么?”抬頭一看,乾隆帝正瞪著他,還嚴肅地說道:“紀昀不得無禮。”這一下,紀昀嚇得兩腿發軟,連忙從桌子底下爬出來,找衣服穿了,磕頭請罪:“微臣該死!”乾隆帝道:“別的尚可原諒,稱我‘老頭子’可原諒不得。這‘老頭子’你言之有說即生,言之無說即死。”
旁人聽了一個個都替紀昀捏了一把冷汗。紀昀站起來,略略思索,不慌不忙,微笑著答道:“有,有,有!且聽我說,皇帝人稱萬歲,此謂之‘老’;皇帝乃兆民之首,此稱為‘頭’;皇帝即是天子,這就是‘子’,故皇帝被人稱為‘老頭子’。”乾隆聽罷,笑道:“好!好!好!你真可謂淳于髡再生,曹子建轉世,朕恕你無罪。”
還有一次,編書編到最後,紀昀給皇上寫“書表”總結時,奮筆疾書,一氣呵成。總管事妒忌紀昀的才能,又另找了兩個人編寫“書表”,意圖排擠紀昀。後來因為他們編寫的實在不堪入目,只好把紀昀的拿來,署上他們的名字,呈給皇帝。乾隆還沒看完,就問:“這是姓紀的寫的吧?”原來乾隆早就了解紀昀的文風筆韻了。
紀昀喜歡抽旱菸,手裡整天端一個大菸袋,文臣武將暗地裡叫他“紀大菸袋”,有次,乾隆急詔,紀昀來不及將煙熄滅,只好把菸袋藏在靴子裡去朝見聖上。煙在靴子裡燃燒起來,紀昀忍著痛,希望皇上快點結束,只到褲腳冒出煙來,皇上問他怎么回事,紀昀答:“失火了!”皇上趕快讓他出去救火,紀昀才顛著一隻腳出去了。以後有好長時間,紀昀不得不拄著拐棍。
紀昀喜好幽默戲謔,大臣們經常被他耍弄。有一次,紀昀去見一個大官,這位官人的腦門上長了個大腫瘤,紀昀就對他說:“你身為大官,要注意形象啊,為什麼不去看醫生,把它取掉呢?”大臣告訴紀昀,看過很多了,都說沒辦法。紀昀一本正經地說:“某街有位郎中,深藏不露,不是俗人,你備些厚禮去求他,必定手到病除。”大臣第二天就去尋找那位郎中,可是一見郎中的腦袋上有顆瘤子比自己的還大,才知道被紀昀給耍弄了。
紀曉嵐故里漫行 ――王樹慶
中國東部沿海的南北交通大動脈京滬公路和中國北方貫穿東西的交通大動脈銀(川)歧(滄州濱海小鎮歧口鎮)公路在滄州交匯。近年興建的京滬高速公路及銀歧公路石(家莊)黃(驊港)段高速公路在滄州交織出一隻浪漫的花朵――滄南交通樞紐站。千里江陵一日還的高速公路使北京到滄州的車程縮短為兩個小時。從滄南站沿石黃高速公路西行十分鐘即到達滄縣境內的一個古老小鎮――崔爾莊鎮,你在高速公路赫然醒目的指路牌上即可看見:紀曉嵐故里。高速公路的設計者們也偏心鍾情於一代文宗,在此設崔爾莊出口。這裡距滄州市三十公里,極目望去滿眼的綠蔚為壯觀,綿延幾十里的棗林形成了華北平原罕見的綠色林海,這一大面積的傳統經濟林區因歷史悠久、棗品質優量高聞名遐邇。這裡也是農業部命名的:“中國金絲棗之鄉”。紀文達公的故里就在紅棗綠樹的掩映之中。二百年的花開花落、草枯草榮早已使此地物是人非,這片土地上呈現出一派盎然生機,但該地古道熱腸的民風不變,棗業也依然是經濟結構中的支柱產業。正如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所言:“余鄉多產棗,北以車運京師,南隨漕船以販鬻於諸省,土人多以為恆業。”與時俱進的是產銷量已非昔日可比,現今座落於崔爾莊鎮的紅棗交易市場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紅棗類系列產品交易市場,年交易量達3.5億公斤,交易額14億人民幣,交易範圍也飄洋過海,遠銷諸國了。
紀曉嵐的童年就是在崔爾莊鎮度過的,故鄉的人情風物常入筆端:“崔爾莊多棗,動輒成林,俗稱棗行……”,“八月剝棗時,檐瓦曬紅皺”,“大棗不可食,小棗甘如蜜”,這些歷史上的美好畫卷在今天的棗鄉一如既往地重演著。
崔爾莊鎮西行1.5公里,紀氏的祖居地和祖塋地景城村也掩映在這片林海之中。“明永樂二年,遷江南大姓實畿輔。始祖椒坡公自上無徙獻縣之景城”,紀文達公這樣追述自己的先祖。至於紀氏為何選此地落戶,民間有著眾多版本的神奇傳說,而我看實際上是紀椒坡公慧眼獨具看中這一方旺土寶地了。景城如今是一個隸屬於崔爾莊鎮的行政村,紀氏始祖紀椒坡公的塋墓,仍靜靜地矗立於村南的棗林之中,在默默地見證著這一方土地的風雨滄桑。
在曠古悠久的西漢初年,景城置縣,還曾是“好學好古、實事求是”的河間王劉德的兒子的封候之地。劉德廣納天下賢士,搜求世間典籍,全力振復儒學,並將整理的典籍獻給朝廷,死後被謚“獻王”。獻縣之名也由他而起,歷史上也曾為獻州。宋熙寧年間,廢縣降為村,幾經變革,紀氏始祖入住之時已屬河間府獻縣所轄。如今河間劃入滄州行政區域,景城隸屬於滄縣。但不管行政區劃如何變革,該地具有悠久的文化淵源,豐厚的文化積澱是毋庸置疑的。深邃的文化底蘊造就了諸多文功武略的歷史風雲人物。自河間獻王的經學博士毛萇在這一帶講傳《詩經》以來,僅景城的詩學名家就有隋代的劉炫、五代的馮道、清代的紀昭(紀曉嵐堂兄)等人,紀文達公也感懷家鄉詩風之盛:“誰知馮道里,曾似鄭公鄉”。在這一帶還曾活躍著叱吒風雲的義軍領袖竇建德的身影,也曾流傳著亂世梟雄劉武周的故事。景城的土地上瀰漫著一片幽古氣息。古磚舊瓦垂手可撿,斷碣殘碑或隱或現,頹垣斷壁依稀可辨。
隨著紀氏人口的繁衍興旺,居住地已不拘限於景城一村,紀曉嵐高祖一支移居崔爾莊村。如今的崔爾莊,樓房櫛比,店鋪相連,招牌、燈箱琳琅滿目,商貿興隆,客商摩肩接踵,是個繁華熱鬧的小鎮。在這現代氣息頗濃的城鎮之中,紀氏當年的府宅已蕩然無存,我們只能在老者的指點當中,透過百年歷史去尋覓紀大學士的舊蹤遺蹟,想像著一代文宗降臨人間的第一聲啼哭從這個地方傳出。值得欣喜的是當地政府已籌措修建“紀曉嵐故居”落成之日,這裡定將會出現一處緬懷文宗風采,感受幽古文氣的場所。
紀曉嵐從這塊熱土上走出去,以其卓絕的才學,由翰林儲才而品列清班班首,得以位顯朝堂,因其通今博古,譽滿學界而獲“第一文學侍從”之譽。幾十年的宦海生涯,寵辱沉浮之中,唯獨是故鄉這片熱土久久縈繞於懷,幼年嬉戲、少年求學、中年的奮爭、老年的思索無不與家鄉絲縷相連,以至他晚年所撰《閱微草堂筆記》中,故鄉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村一舍時或見諸字裡行間。
百年之後,他又葉落歸根,魂回故里,埋葬於這塊文脈淵源悠長、棗韻沁人飄香的故土之中。他的墓地位於崔爾莊鎮政府南三公里的北村。在村南300米處的棗林環繞之中,是一代文宗長眠之地,一丘讓人肅然起敬的墳塋,雖沒有了昔日的森嚴氣象,但也有些許舊物可供瞻仰,無聲地向我們訴說著那段歷史。矗立墓地前的神道碑上銘有:“皇清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紀文達公神道碑”22個顏體大字。墳前的墓碑上鐫有嘉慶帝的御製碑文,碑文概括褒揚了紀文達公的一生。據史料記載,紀文達公下葬之時,朝廷派員臨穴致祭,並宣讀御製祭文和上諭。經過二百年的風剝雨蝕,墓碑傷痕斑駁、字跡漫漶,但當你佇立碑前,你的思緒也會被歷史牽動,不由自主地抒發思古之幽情,感覺先賢文宗的雅風神韻。
二百年來,做為一個朝廷重臣,一個文人學者的紀曉嵐之所以能夠讓家鄉人民乃至全國人民津津樂道,是因為他那種獨有的詼諧幽默和風骨飄逸地面對世間百態的灑脫,幻化成為人民心目所期望的形象。他做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化身,受到世人的推崇並永遠留名青史。我們做為紀曉嵐故鄉人,更是得天獨厚地享受著這一豐厚的精神文化資源。
傳說趣聞
紀曉嵐妙對欣賞
清代才子紀曉嵐,乾隆年間進士,從編修、侍讀學士累遷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曾任《四庫全書》總編纂官十多年,晚年著有《閱微草堂筆記》24卷,享有與《聊齋志異》並行海內外的盛譽。他文情華瞻,慧黠敏捷,是個對句奇才,天地萬物、古今詩賦無不可入對者,信手拈來,出口成趣,渾若天成,其爐火純青的文字功夫讓人嘆為觀止,關於紀曉嵐對聯的故事,筆記、野史中多有記載,在民間也流傳頗廣。
有一年冬天,紀曉嵐跟隨乾隆南巡至白龍寺,適逢寺僧鳴鐘。莊嚴古剎,鐘聲悠然,乾隆詩興大發,揮筆寫下"白龍寺內撞金鐘"七個大字。紀曉嵐見之,知是乾隆有意考他,便從容揮筆對上下聯:"黃鶴樓中吹玉笛"。乾隆當即拍手稱讚:"佳對!"。
紀曉嵐熟讀詩書,記憶力很強,其師曾以杜甫《兵車行》中一句"新鬼煩冤舊鬼哭"出聯考他,他巧妙地運用李商隱《馬嵬》中句"他生未卜此生休"作對,天衣無縫,工整貼切,令其師不得不佩服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乾隆16年夏季,乾隆帝見池中荷花初放,乾隆得句云:"池中蓮藕,攥紅拳打誰?"。紀曉嵐看到池子左邊的蓖麻,便以問對句,答道:"岸上蓖麻,伸綠掌要啥?"。同樣以問句相對,天衣無縫,令乾隆稱奇。
紀曉嵐中取進士那年,見京城當鋪林立,隨口吟出一句上聯:"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但苦思不得下聯。後來他執令赴通州當主考官,見通州有南北之分,苦思數月的上聯便有了下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絕妙之極。
有一年秋,一個經常愚弄百姓的戲班到紀曉嵐家鄉演出,因該地很窮,生活很差,戲子們心中怨氣很大。於是,在一齣戲中飾"主考官"的戲子便借戲諷刺該地的鄉民:"酸芥菜,臭黃瓜,入口眉愁眼眨;"熟料恰逢紀曉嵐回鄉看望父母,於是憤然回敬道:"毀梨園,敗戲德,開台腔亂調翻!"
紀曉嵐曾有一位脾氣不好的醫生朋友。某日紀曉嵐因小恙前去求診,這位醫生朋友對他說,我出個上聯,你若能對出下聯,診費、藥費全免,紀曉嵐心想對聯之事能難倒我?便點頭應允。上聯為:"膏可吃,藥可吃,膏藥不可吃"。紀曉嵐便借其脾氣發揮,續了下聯:"脾好醫,氣好醫,脾氣不好醫。"既觸其缺點,又促其改正,一語雙關,妙哉!
一知縣早聞知紀曉嵐才華橫溢,極善對句,想親自試之。某日恰遇紀曉嵐隨駕巡視至此縣,他便出了個刁鑽的上聯:"鼠無大小皆稱老"。紀曉嵐思慮片刻,一時難以為對,環視四周,見有一鸚鵡,便從容對道:"鸚有雌雄都叫哥。"該知縣對紀曉嵐的才華暗暗稱奇。
紀曉嵐巧對乾隆皇帝
清代才子紀曉嵐入宮以後,每天給乾隆皇帝講書,讀詩文,時間一長,不免有思鄉之苦。
一日,乾隆皇帝看出了紀曉嵐的心事,便對他說:“看你終日悶悶不樂,必有心事。”紀曉嵐說:“何以見得?”乾隆於是說,你是:“口十心思,思妻思子思父母。”紀曉嵐立刻下跪說:“正是,陛下如恩準假還鄉,當感戴不盡。”
乾隆說:“只要你對出朕的上聯,就準假。”紀曉嵐說:“言身寸謝,謝天謝地謝君王。”乾隆皇帝見紀曉嵐的下聯對仗十分工整,不覺大悅,於是準假讓紀曉嵐回鄉省親。
《紀曉嵐銘言印說》序
兩位年輕的紀曉嵐研究者孫建、周林華聯手創作《紀曉嵐銘言印說》,將二百年前紀曉嵐所作銘文中若干警句睿語用印章加短文的形式予以再現,使之煥發新彩,創意奇巧,令人叫絕。
紀曉嵐雅好收藏硯台和小器物,把玩之餘,常於其上銘刻文字,言簡意賅,蘊含深邃,多精闢警策之句。那是作者淹通學問、洞明世事的自然流露。
周林華大膽操刀,在方寸印石上精心運籌,將紀大學士那些深奧的文句隨義賦形,直觀形象地刻劃出來,使人耳目一新。孫建以他聰慧的天性、淵厚的學力對每方銘印作一番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地評說,使古與今貫通,印和銘映照,在任意揮灑中闡發先哲的深義,銓釋銘言的精微。
這是一個成功的嘗試。二君各用所長,將多年研究紀學的積累發之於筆端刀鋒,在邊緣藝術的碰撞中迸發靈感的火花,一組精美作品由此產生。本刊予以連載,讀者可以在印與說的欣賞中,開啟心智,生髮聯想.
歷史上的紀曉嵐
隨著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等清宮戲在螢屏上的連續播出,紀曉嵐一下子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這位乾隆年間的大學士,沒想到時隔200年後又“火”了一把,尤其是他與和坤的鬥智鬥勇,很出彩。電視劇中的紀曉嵐顯然被美化了不少,當然其中也不乏很多戲謔的成分。歷史上的紀曉嵐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今擷取幾個不同的側面,以饗感興趣的人們。
河間才子入翰林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紀曉嵐出生於河間府獻縣崔爾莊。關於他的出生,長久以來就流傳著種種神奇的傳說。據朱為之寫的墓志銘說,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並有一道火光閃入其出生地對雲樓,後遂被人們認為他是“靈物化身”。於是“昀”就被作為了他的名字。“昀”即日光的意思,曉嵐是他的字。
這奇異的出生顯然是後人編造的傳說,但是,紀昀自幼就具有一種特異功能倒是事實。他本人69歲時在《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誌》中自述:“餘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晝無異。七八歲後漸昏閽,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見,片刻則如故。十六七歲以至今,則一兩年或一見,如電光石火,彈指即過。蓋嗜欲日增,則神明日減耳”。垂老之言,大概不會虛妄吧。
紀曉嵐從小就有“神童”之稱。關於他少年時非凡的才華,民間有很多故事流傳。據說,紀曉嵐一日在街上與同伴們玩球,正好太守經過,不巧球誤扔進太守的官轎。別的孩子早四處逃散,他居然上前攔轎索球。太守見他憨態可掬,於是說:“我有一聯,如果你能對上,就把球還你,否則就歸我。”紀昀同意了。太守出上聯:“童子六七人,唯汝狡”。紀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獨公……”最後一個字遲遲不說。太守問他“何以不說出末一字?”他回答說:“太守若將球還我,就是‘廉’字;若不還,便是‘貪’了。”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還他了。
天資固然重要,但是後天的學習更是紀曉嵐成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紀昀從小就深受父親影響,也受到家人嚴格督促。當然,他自己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加上他自己的聰穎稟賦,其學問與日俱增。雍正十二年,紀曉嵐隨父入京,受業於著名畫家董邦達門下。董邦達是清代皇家畫院中繼王原祁之後的一代宗匠。名師自然出高徒。乾隆五年(1740),紀昀返鄉應童子試。乾隆十二年應鄉試,其文章寫得詞采富麗,才氣飛揚,引人入勝。這次鄉試的主考官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劉統勛。兩人不禁為之拍案稱絕,被擢為鄉試第一。十九年三月中進士,會試列第22名,殿試中名列二甲第四名。同年進入翰林院,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此後他先後擔任山西、順天鄉試的主考官,並曾視學福建。紀昀在奔忙於學官和侍奉皇帝期間,每每君臣之間,同僚之間,多有酬唱應答,妙語佳對,不僅贏得廣泛讚譽,而且也頗得乾隆帝嘉獎。
紀曉嵐入主翰林後,他的聰明才智得到了盡情發揮。有一年乾隆帝東巡泰山,紀昀隨駕。至東嶽彌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論語》里的“仰之彌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頗難應對的上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可以彌上也。”紀曉嵐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對得自然工巧,無懈可擊。
宦途生涯多煙雲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紀昀在翰林院春風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這時與他交遊的朋友中有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盧文?、王昶等。乾隆二十年,紀昀在北京歙縣會館拜見了戴震。兩人一見如故,並折節與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據《清高宗實錄》記載,兩淮鹽政盧見曾因有營私貪污行為而被革職查辦。紀昀則因為通風報信而被發配烏魯木齊。這件事《清朝野史大觀》的記載更為生動有趣:當時紀昀得知訊息,想預先通知盧家。但又怕引火燒身,不敢輕易傳話、寫信。他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把一點食鹽和茶葉封在一個空信封里,里外未寫一字,星夜送往盧家。盧見曾從中終於悟出其中的隱語:“鹽案虧空查封”。後經劉統勛等人的嚴密偵緝,紀昀終於敗露,同年十月,被遣戍烏魯木齊贖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紀昀在新疆呆了兩年多。在這兩年多時間中,其大兒子紀汝佶病亡,愛妾郭彩符在紀昀東歸不久也撒手人寰。在這段日子裡,紀曉嵐對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體會到了君主的無常、官場的險惡與世態的炎涼。一種人生的空幻感與瀰漫感傷的情緒時時縈繞於心際。在這期間,他曾為自己的一塊硯台賦詩:“枯硯無嫌似鐵頑,相隨曾出玉門關。龍沙萬里交遊少,只爾多情共往還。”他還曾為一幅《八仙對弈圖》題詩,圖上,韓湘子、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鐵拐李酣然大睡。紀昀端詳過後,無限感慨湧上心頭,信筆寫道:
“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對弈圖。
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心。哪似頑仙痴不省,春風蝴蝶睡鄉深。”
重返翰林院,使紀曉嵐的思想為仕與隱的抉擇產生過激烈的鬥爭。他對人生世事的認識更加清醒,對勝衰榮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與其爭強好勝,還不如酣然“痴不省”而來得快活。
但是,紀昀最終還是選擇了繼續過那種“水中鳧”的生活,火熱的經世情懷終於戰勝了退隱的念頭。紀昀生活後期,備受恩寵。他三遷御史,三入禮部,兩次執掌兵符,最後竟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管國子監事致仕。紀昀不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執學術牛耳,為士林所宗仰。洪亮吉就稱他“當代無人可並論”,是名副其實的一代文宗。雖然如此,他晚年的內心世界卻日益封閉。年輕時一度才華橫溢、血氣方剛的他,至此,日感疲憊,再“無復著書之志,唯時作雜記,聊以消閒”,其《閱微草堂筆記》正是這一心境的產物。所以當《閱微草堂筆記》脫稿時,他不無抱憾地吟詠道:“平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煙雲過眼多。擬著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似東坡。”
嘉慶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鴻儒紀曉嵐去世,終年82歲。嘉慶帝曾親自前往祭奠,並追諡文達。
立身之道與交遊
紀曉嵐在清代官場上馳騁近半個世紀,又多次擔任鄉試、會試的主考官,另外他還主持編纂《四庫全書》,是乾嘉時期公認的文壇領袖。他官位雖大,但為人通達,禮賢下士,人情味很濃,所以交遊甚廣,其友朋知己、門生故吏不計其數。從其作品或一些文獻里可以查證,當時許多著名漢學家、文人學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誼,諸如戴震、王昶、盧文弨、王鳴盛、錢大昕、余集、邵晉涵、孫星衍、王念孫、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蔣士銓、洪亮吉、黃仲則、羅聘、劉墉等,乾嘉漢學風尚的形成,紀曉嵐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紀昀初識戴震。當時戴震是來京避難的。兩人情深意篤。紀昀還曾出資將戴震的《考工記圖》付梓,並為之作序。戴震後來幾次到京師都住在紀昀家。乾隆三十八年,戴震還因紀昀的推薦進入四庫館。戴震去世後,紀昀曾深情賦詩,說是“披肝露膽兩無疑”的朋友。戴震對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等扼殺人性的尖銳抨擊,這在紀曉嵐纂修的《閱微草堂筆記》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也都有相當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紀曉嵐多次述及他和陸青來的結交經過。陸青來曾官至湖南巡撫、戶部郎中。治學倡導經世致用。他與紀曉嵐少年時代同受業於董邦達,是非常要好的同學。紀曉嵐說,他小的時候常喜歡戲侮陸青來,但青來並不為忤,稱紀曉嵐的喜怒變化是真性情的表現。為此,紀昀頗有知己之感。
紀曉嵐的同窗好友還有一個董元度。董元度,字寄廬,號曲江,山東平原人。乾隆十七年進士。二人相識於乾隆十三年,交誼甚篤,有多首酬唱詩傳世。董氏性情灑脫,不喜歡受人約束。入翰林作官後,仍常乞假外游。後仕途不順,窮困而死,所以其詩多清婉而感傷。紀昀《戲贈曲江》詩中曾說他“疏狂全未減,落拓久無聊”,並稱:“愛爾如兄弟,結交三載余。每憐同寂寞,相與惜居諸。”《閱微草堂筆記》也多次表示對董元度所稟持的“人到無求品自高”的處世態度推崇備至。
紀昀和劉墉更有著不解之緣。劉墉的父親劉統勛正是紀昀的鄉試主考官。對劉統勛的知遇之恩,紀曉嵐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而後來紀昀被發配的案件,又恰是劉統勛負責。還有更巧的,舉薦紀昀擔任四庫館總纂官的,也是這位劉大人。劉墉,字崇石,號石庵,劉統勛長子。劉墉在民間是個頗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戶曉的《劉公案》就是表彰他的。劉墉比紀昀年長4歲,都是一代才子。相傳劉墉當年參加殿試時曾有上乘表現。乾隆皇帝讓其以自身駝背為題賦詩,他不無自嘲兼揶揄地寫道:“背駝負乾坤,腹內滿經綸。一眼辨忠奸,單腿躍龍門。丹心扶社稷,塗腦報皇恩。以貌取人者,豈是聖賢人!”和坤專權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趨走,唯劉墉、紀昀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大臣始終不曾依附。他們一個善文,一個工書,卻都有收藏硯台的癖好。有時相互贈送,也常為一個心愛之物而互相攘奪,但彼此都恬不為意,並以之為笑談。
紀昀交遊的名單當然遠不止這些,還有像錢大昕、盧文弨、王傑、王鳴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師,是清代乾嘉時期的文化脊樑。正是這么一批人,為盛世學術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絢麗的色彩。
治學為人“近人情”
紀昀為人寬厚,學識淵博,是乾嘉時期官方學術名副其實的領軍人物。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曾這樣評論紀昀:“於書無所不通”。但他廣博的學問與其通達的為人是相輔相成的。他治學為人皆講求寬容,表現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就說他“其處世貴寬,論人慾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
其《閱微草堂筆記》便每每以是否通情達理作為評論的標準。《如是我聞》(四)里便說:“聖人通幽明之禮,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烏知《禮》意哉!”
紀昀論文有一個基本要求,這就是堅持“務取持平”的批評原則,儘量做到客觀公正。詩文作品是一種複雜的創造性活動。在他看來,“人生境遇不同,寄託務異,心靈浚發,其變無窮”(《瀛奎律髓刊誤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簡單處理。他能比較公允地評價李清、錢謙益等人,對於文學史上各種流派也能夠比較客觀地加以評價。比如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紀昀就把他們放到當時的社會背景中進行認真考察,得出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紀昀身為漢學大家,卻沒有一點門戶之見。他最反對文人結社,而強調學術獨立。他在《耳溪詩集序》中就曾說:“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詩壇互相標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門戶。……朋黨之見,君子病焉。”紀昀對出自性靈的各種不同風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為乾隆年間的一名封建正統文人,紀曉嵐對文學創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他也說“詩本性情”,但他所說的性情與別人有所不同,他強調的是植根於人之本性基礎上的“本天而動”的“至性至情”。“詩之分葩競艷,要皆發乎情思,抒乎性靈”(《冰甌詩草序》)。他反對充滿理氣的文章,同時也反對不近人情的道學。在其《閱微草堂筆記》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學家的虛偽和無情。
夙興夜寐四庫館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在清高宗親自主持下廣泛展開。經劉統勛舉薦,紀昀和陸錫熊出任總纂官。在纂修《四庫全書》期間,紀昀曾得到過乾隆帝的許多賞賜,但也遇到很多麻煩。一次,乾隆帝發現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中“有引李清、錢謙益諸說未經刪削者”,而這部書當初是紀昀親自校理的。於是龍顏大怒,專諭詰責紀昀:“何以並未刪去?”令其速“刪改換篇”,並“自行賠寫”。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庫全書》復校完成,後發現大量訛誤,乾隆帝又“令紀昀、陸錫熊兩人一體分賠”。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庫全書》終於抄繕告成。紀昀為此專門寫了《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後收入《四庫全書》卷首。全文條分縷析,詞采飛揚,富麗精湛,被稱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第二部《四庫全書》完成於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於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於四十九年十一月。這即是內四閣《四庫全書》。這四部全書當時分藏於大內(紫金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避暑山莊(承德)文津閣及盛京(瀋陽)故宮文溯閣。歷史戰火把文源閣的那一部化為了灰燼,其他三部現分別見於台灣故宮博物院、甘肅省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南三閣《四庫全書》後分藏於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和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同樣由於歷史戰火的原因,揚州、鎮江的那兩部皆付之一炬,現僅杭州的那部尚殘缺不全地存於浙江省圖書館。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紀昀又殫十年之力,編纂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編纂《四庫全書》時,當時各纂修官每校閱一種書籍,便要撰寫一篇提要,最後由紀昀、陸錫熊筆削考校、再三潤飾。陸錫熊死得較早,主要工作是紀昀完成的。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可視為紀昀學術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獻。當時的大學者朱在《紀曉嵐墓志銘》中就說:“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知足齋文集》卷六);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亦云:“公一生精力,萃於《提要》一書”;張維屏《聽松廬文鈔》亦稱:“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
紀昀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對保存和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功不可沒。全書共收錄各種書籍達3503種,79337卷,存目達6783種。其中有380多種佚書是經過眾多學者長期蒐集失而復得的珍品。還有不少書籍,經過艱苦的考訂而恢復了原貌。酈道元的《水經注》,便是經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長期混淆的“經”與“注”得以區別開來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頗有思想學術價值,介紹著錄與存目書籍,寫明作者名姓、所處時代、該書要旨和基本評價,是一部非常優秀的目錄學著作。清人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二曾這樣評價《四庫提要》:“竊謂自漢以後薄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積平生精力研讀《四庫提要》的余嘉錫亦全面肯定其應有的學術價值:“嘉(慶)、道(光)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庫提要辯證·序錄》)
但由於《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種官方行為,編纂指導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錄的書籍並非兼收並蓄,而有著嚴格的取捨標準。這在《四庫全書》卷首的《聖諭》中說得很清楚。他們在對古代書籍進行輯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時,也在幹著對不利於清朝的一些書籍進行銷毀、刪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當;在鉤沉、輯佚、保存古籍的同時,也在破壞、摧殘文化。其結果,不僅使許多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書籍遭到摒棄,而且使收錄的一部分書籍尤其是宋元以後的許多具有異端色彩的書籍失去了原貌。從此意義上說,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如對明代李贄的言論,清政府就不僅把他的著作列為焚毀書目,而且直斥李贄“非聖無法,敢為異端”,“為小人無忌憚之尤”。(《四庫提要》卷五十史部·別史類存目《藏書》提要)再如對屈大均等那些強烈牴觸清朝人的作品,自然盡在銷毀之列;至於偶有一二語傷觸清朝而又氣節凜然的明代遺民作品,則稍加“酌改”即為我所用。(《清高宗實錄》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據官方上報的數字統計,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銷毀、抽毀的書目多達2600多種,其實際情況恐怕還不止這個數字。
閱微草堂度晚年
《閱微草堂筆記》是繼《聊齋志異》之後出現的又一部有重要影響的文言小說集。由於紀昀當時特殊的身份,加之為人通達、學識淵博而詼諧,另外他在敘述故事時採用了“追錄見聞、憶及即書”(《灤陽消夏錄序》)的寫實手法,所以藝術風格獨特。
《閱微草堂筆記》共24卷,約40萬字。包括《灤陽消夏錄》6卷、《如是我聞》4卷、《槐西雜誌》4卷、《姑妄聽之》4卷、《灤陽續錄》6卷。該書寫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之間。該書是紀曉嵐十年心血的結晶,又是紀曉嵐晚年心靈世界的反映,也從某一個側面顯現出清代中期紛繁複雜的時代文化風貌。該書的取材,一是來自於紀曉嵐本人的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二是來自於他人提供或轉述的材料。小說涉及的社會生活領域,從文人學士、妓女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幾乎無所不包。豐富的生活素材,為作家提供了廣闊的思維空間。書中有些怪異奇譎的故事,雖然充滿了因果報應、禍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節義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但也客觀而真實地反映了清中葉的某些人生實相,並觸及到當時某些社會弊端,不僅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而且表現了一定的進步思想傾向。
《閱微草堂筆記》有不少故事章節揭露了封建社會官場的腐朽和黑暗,道學家的虛偽和卑鄙。如官吏的營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實一肚子男盜女娼,卑鄙下流。諸如此類,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那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如《灤陽消夏錄》(六)第十則,作者就借山中“鬼隱士”之口,生動地描繪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間世道,充滿了相互傾軋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場的黑暗腐朽。《灤陽消夏錄》卷四則寫“有兩塾師臨村居,皆以道學自任”。在公開場合,他們“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暗裡卻互相勾結,喪盡天良,謀奪寡婦田產。
另外,《閱微草堂筆記》中還有不少篇章揭示了處於社會下層普通百姓的生活狀況及悲慘境遇。作為乾隆皇帝的一個文學侍臣,紀曉嵐雖缺乏直面慘澹人生的勇氣,但他忠實記錄傳聞的寫作精神及其正義感,在某種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觀念和善惡標準。《灤陽續錄》(五)就講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河北滄州有個董華,家裡窮得無立錐之地,以賣藥卜卦為生,“一母一妻,以縫紉浣濯佐之,猶日不舉火。”適逢這年又發生了大饑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斃。無奈之下,董華只好“鬻婦以求活”。在這則故事裡,作者對那名“萬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沒有絲毫的指責之意,反添幾分同情和理解,真實形象地展現了當時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
《閱微草堂筆記》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有“過於議論”之嫌,“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諷喻性的故事還是頗為生動風趣的,甚至能給人以啟發和教益。《如是我聞》卷三寫一“相見轍講學”的翰林官員,別人也以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沒想到,他也竟會因沒有及時接受來賓的送禮而“悵悵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數刻”——人物表里不一的個性特徵和心靈世界,著實讓人難以忘懷。另外諸如《姑妄聽之》卷二“河中尋獸”之類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紀昀雖把《閱微草堂筆記》視為“消遣歲月”(《灤陽消夏錄序》)的一部閒書,甚至也很難與《聊齋志異》相媲美,但它不蹈舊轍,自成一家,風格獨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紀曉嵐治學為人皆講求寬容,表現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就說他“其處世貴寬,論人慾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
……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