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火商人漢斯·克蘭（Hans Klein)。1934年1月，克蘭在柏林與漢斯·馮·塞克特上將、國防部長柏龍白、經濟部長沙赫特等組織德國工業產品貿易會，簡稱“合步摟”(HAPRO)，從事對華軍火貿易，任經理。同年8月23日，與孔祥熙在中國廬山簽訂物物交換貿易契約。1936年4月重訂協約，由德意志銀行向中國貸款1億馬克，供物物交換時資金周轉之用。他在德國政府中沒有官職，但與經濟、外交、國防等方面的首腦都過從甚密，與孔祥熙、何應欽、翁文灝等人也關係匪淺。1936年，獲國民政府頒發的勳章。1937年在齊焌陪同下訪華，會見蔣介石。1939年9月，德軍進攻波蘭，挑起世界大戰。在此前後，德國內部逐漸形成了一股反對希特勒政府的內外政策，特別是反對其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力量。克蘭是商界代表性的人物。
沙赫特（H.Schacht，1877-1970)，經濟學博士。1916年，任德國國家銀行，1923年任總裁，受命拯救德國貨幣危機，獲得成功，被譽為“金融怪傑”。1934年8月，任希特勒政府經濟部長。1937年，因反對希特勒和戈林的過度軍備支出政策而辭職。1939年被免除德國國家銀行總裁職務，但仍保留內閣成員的虛銜。他反對德、意、日三國同盟，主張對華友好。1940年10月15日，齊焌向蔣介石匯報與沙赫特密談印象稱：“彼對三國聯盟甚不謂然。”次年1月21日報告云：“昨晤沙博士，對我國前途極表樂觀，再三為鈞座祝賀。”
托馬斯（G.Thomas，或譯托瑪思、湯麥司，1890-1946)，，1908年參加步兵第63團，任少尉。自1928年起，到柏林國防部軍隊武器辦公室參與處理軍備問題，任德國國防部經濟廳廳長。1933年12月，托馬斯倡議“在中國設立一個代表德國工業界的統一代理處”，次年1月，“合步摟”即應運而生。1939年，成為最高統帥部經濟與軍備局長官。他認為進攻波蘭將觸發世界大戰，德國的原料和糧食都不足以支持，因此，堅決主張“把希特勒搞掉”。因負責軍備，須從中國進口鎢砂，與譚伯羽、齊焌、桂永清等接觸頻繁。
以上三人，托馬斯是“合步摟”公司的倡議者，沙赫特參與創建“合步摟”，克蘭是“合步摟”的經理。三人都主張對華友好，反對希特勒的戰爭政策，形成“三人組合”。特別是托馬斯，他既堅決反對希特勒的戰爭政策，又在軍內聯繫廣泛，是反希特勒派別的中堅力量。
1941年，“三人組合”向齊焌透露反對希特勒的密謀。當年5月15日，克蘭約齊焌到瑞士會面。克蘭告訴齊焌，已在德國國內秘密聯絡大量“友人”，準備將來組織新政府，改善國際外交。1941年5月29日，克蘭派其原私人律師愛爾哈特上尉自柏林到瑞士與齊焌繼續晤談，長達八日。愛爾哈特稱：德軍上下將領均對納粹當局嚴重不滿，反對政府者大有人在，均正秘密進行中，以備將來有所作為。“國內友人”希望克蘭先生代表德方，認真尋覓國際路線，沙赫特和托馬斯均請克蘭轉託蔣介石，“負責代德國友人與羅斯福、邱吉爾取得相互間的諒解與聯絡”，至於“德國內部如何解決，一般友人自有辦法”。愛爾哈特要求齊焌立即飛赴重慶匯報。事後，齊焌即電告蔣介石，要求返渝，得到蔣的同意。1941年6月9日，齊焌返回柏林。
此後，齊焌即在柏林緊張活動。其日程及會晤情況如下：
1、1941年6月13日，齊焌到德國國防部經濟廳會見托馬斯將軍。托馬斯關心希特勒下台，恢復和平後，西方各國能否公平合理地對待德國。托稱：“我們對委座之賢明政治態度及其抵抗決心十分欽佩。”“如世界各大政治家確有正大決心，樹立公平、和平，則為全世界之福。當然，將來談判最大障礙為希特勒，我們亦知希氏退休然後可談，但我們不願（在）希氏退休（後），德國仍無公正和平地位。事當慎重，故須先獲得國際間之保證。”托馬斯保證，新政府成立後，“除去經濟合作、資源分配公允，並共同解決失業問題以外，我們對西歐各國毫無野心。”“我們將裁（軍）到50萬或30萬。”並表示自己別無要求，“惟望戰爭早日結束，和平早日恢復。” 自己屆時將退職，與克蘭同到中國一行，協助“委座”建設中國。
2、1941年6月14日上午，齊焌到沙赫特的柏林私人寓所。沙很高興地說：“好極了！好容易有辦法了”，他表示：“現看世界各國領袖，只有蔣委員長一人為最適當。不但對英美有關係，而對我德人亦特有好感。”“只希望委座以委座之地位，以委座之人格與聲望，肯幫助德國告知羅斯福、邱吉爾，德國已有勢力雄厚人眾，準備取消目前政局。”他希望取得“國際間之諒解”，保證在希特勒“退役”後即可恢復“真正和平”，否則，德國內部不會採取任何舉動。“如得到此項諒解，則德國內部我們自有辦法。”
沙赫特盛讚羅斯福，認為不失大政治家作風，希望蔣介石能派大員與羅一談。他表示，自己仍是德國政府的不管部長，自奪取奧地利以後，政府就沒有召集過內閣會議，因此，自己對希特勒等一二人決定的政策不能負責。他特別對齊焌說：“若不知兄為委座親信人員，何敢露骨如是。”他並說：“希特勒等嚴禁人民自由發表意見，並自有野心，與軍人勢不兩立，兼以希特勒窮兵黷武，民間不滿，已非一日。此間準備舉動之人已不是少數，各方面力量雄厚，直達國社黨高級幹部，但不能一一相告，今若在國際間得到保證，則可更為易辦。”
3、 1941年6月17日下午，齊焌往見拉伯蘇將軍，拉稱：“此種局面終不是永久現象，將來終有一日改變，變化之速，亦必突然。但請轉達委座，我國國人敬佩委座之為人，為數甚眾。”
4、 1941年6月18日下午，托馬斯將軍在其公館為齊焌餞行。托稱：“委座為中國無二之領袖”，“(中國)最大難關亦已過去，將來國際合作，仍以委座是賴。”
5、1941年6月19日下午，齊焌再度拜訪沙赫特。沙闡述未來新德國的內外政策構想：
(1)國際和平原則：以耶穌博愛精神共謀福利，以道義為國際談判基礎，恢復國際相互間之信用，遵守條約。
(2)共同解決麵包問題。資源公允分配。經濟合作。國際貿易自由，打破層層稅關。工業與農業國家相互調整其差別。工業先進國家援助落後國家建設，提高世界上之生產以增強購買力。共同解決失業問題、社會問題。共商調整貧富過甚之分。國際合作，消滅國際化之共產主義及馬克思主義。
(3)民族自決。各國獨立自由。國家政體應允許人民有參政機會，以免少數人霸權、獨斷專行。歐洲無自主能力的弱小國家應允許其自主加入某鄰居大國的經濟政治範圍。
除以上構想外，沙赫德並向齊焌闡述了工作步驟：(1)如委座肯代為努力，英美領袖贊成，請用最速、最秘密的辦法報告，並請英、美負責人表示：只要求希特勒退休，並不仇視德國國民。如德國國民推翻希氏，則戰事即可罷休，德國可根據上述原則獲得真正和平。(2)最好以英、美民眾團體方式聲明，保證將來國際和平條件。(3)各國作戰，仍照各國原有計畫繼續進行，談判、商洽完全是另一件事。如聯絡順利，相互呼應，宣傳得法，從旁協助喚醒德國國民，則事情將更易辦理。(4)通訊地點以瑞士最為相宜。除克蘭先生外，亦可與沙赫特在瑞士的代表哥則臥斯博士一談。(5)德國內部變化以1941年秋季為宜，當在德國軍隊解決蘇德戰事至相當程度之際。
沙赫特最後叮囑齊焌：“以後吾人性命全在兄等之手，切望謹慎進行為禱，甚望早日獲得好訊息，並請敬候委座。”
至此，齊焌已經掌握了“三人組合”反對希特勒的基本情況及其計畫。正當此時，形勢突變。1941年6月22日晨，蘇德戰爭爆發。1941年6月24日下午，齊焌到德國國防部會見托馬斯，討論蘇德戰事。1941年6月27日下午，齊焌再次到國防部，向托馬斯報告，德國政府將承認汪偽政權，托不信，聲稱不久以前，希特勒還表示，決不輕易承認汪偽，希特勒不至於“不智如此”。當晚，托馬斯打電話給齊焌，證實確有此事，已通過開泰勒及戈林、希特勒之間的聯絡武官轉託戈林，向希特勒陳說利害，但恐已難挽回。1941年6月28日上午，齊焌與托馬斯會晤。托懊喪萬分，表示承認汪偽實為最大錯誤，惟望“賢明如委座者，不至怪怨德國國民，德國友人對委座之信任決不改變”。齊焌告以中國政府必將與德絕交，托馬斯表示，無論如何必須恢復邦交。他希望蔣介石能批准齊焌早日歸來，充當與“德國友人”之間的“聯絡員”。
德政府於1941年7月1日宣布承認汪偽，中德隨即絕交。1941年7月2日中午，托馬斯及沃爾夫公司經理普朗克博士邀請中國駐德大使陳介午餐，對兩國絕交表示“至為遺憾”，決心繼續維持中德友好關係。飯後，托馬斯私語齊焌：吾人所談之事，現在更應進行。他要齊焌與克蘭詳細商討，早日動身。
1941年7月3日晚，齊焌離開柏林。1941年7月4日到瑞士。1941年7月6日再赴柏林，1941年7月7日會見托馬斯，托表示，中德兩方友人切不可改變友好關係。他甚願不久後到瑞士一行，與克蘭晤商一切。必要時，克蘭應親赴重慶。托馬斯估計，德軍的對蘇戰爭必將勝利，將來共產主義的俄國將不復存在。當晚，齊焌再次離開柏林，1941年7月8日齊焌到瑞士，與克蘭詳談。克蘭表示，自己是中國“唯一老友”，現在希特勒、里賓特洛甫承認汪偽，中國更應全力幫助（我等），反對希氏。他說：“我雖德人，但常以中國利益為念”，希望蔣介石“勿置德國對委座最忠實之老友於不顧”。他希望蔣介石能委派大員與齊焌到歐一行，在瑞士與德國方面的“要友”商量，而且可以就近赴英，與顧維鈞商量，加派人員在歐活動。他並提出，希望蔣介石能提供他和夫人的中國護照，以便必要時經美來華。
此次談話，克蘭向齊焌透露了若干最重要、也是最機密的內情：德國國防軍中有十餘位元帥，連同老友萊謝勞將軍在內，都對當局至為不滿，但萊謝勞是希特勒委任的元帥，不可能輕易舉旗政變，因此將來的領導人會是其他人。愛爾哈特上尉曾建議，以戈林為政變時的臨時元首，克蘭表示不贊成，因為戈林的罪惡並不少於其他納粹分子。克蘭並稱：托馬斯是現役大將，柏林武裝警察司令達律格將軍等都參與密謀。他表示：“事之成否，全賴委座同意，相信羅、丘兩氏亦聰明人，未見不予最嚴重之考慮。”通過談話，齊焌了解到，在德國軍隊中反對希特勒的力量已經相當龐大。並且希望通過蔣介石與美國、英國建立聯繫，得到美國、英國的保證。
早在1938年至1939年之間，德國國內、軍內就逐漸形成反對希特勒的派別。其中一部分人熟悉西方，他們既希望“搞掉希特勒”，又希望在建立沒有希特勒的新德國後能與英、法平等相處。這一部分人曾通過幾條渠道和英國人，包括邱吉爾、艾登聯繫，也有人和在瑞士的美國戰略服務處的艾倫·杜勒斯聯繫。另一部分人則親華，希望通過蔣介石與美國、英國建立聯繫，得到美國、英國的保證。克蘭、沙赫特、托馬斯的 “三人組合”就是這部分人的代表。
齊焌摸清了德國內部反納粹力量的情況後，即向蔣介石申請歸國匯報，經蔣批准。1941年7月14日，齊焌致電蔣介石，告以此次返國，“事關德國國內演變情形及國際大局，信其極為重要”。月底，齊焌到達紐約，將上述情況向宋子文作了通報。約在1941年10月上旬，回到重慶。
齊焌在回國之前，已於1941年7月15日在瑞士寫成《機密報告》》(一)。回到重慶後，又陸續寫成三份機密報告。其時間分別為1941年10月10日、1941年10月13日、1941年11月13日。回到重慶後，又陸續寫成三份機密報告。其間，蔣介石曾於1941年10月28日召見齊焌。在這份《機密報告》中，齊焌向蔣介石詳細地陳述了德國內部反納粹力量的發展情況以及他們對蔣介石的要求，內稱：“彼等籌劃已非一日，實力甚巨，有軍部及經濟（界）人物為其後盾，雖國社黨警察之防範甚嚴，而範圍日益擴大，德國民眾如能得到國際上各項保證，則潮流奔放，事將易辦。”齊焌稱，根據沙赫特的意見，“德國政變以秋季為宜”。“請鈞座接受此項偉大問題，恢復世界和平，救德民出永久戰爭。”其具體要求是，請蔣介石“委託人員一人，代為向英美領袖人物（接洽），以期獲得相當保證，再求進一步聯絡”。報告送呈後，暫無回音。
齊焌回國後，克蘭一直焦急地等待訊息。1941年10月25日，克蘭自瑞士致電齊焌稱：“德內部情況日益嚴重，將來演變，當不出吾人之已意料。事關重要，深盼兄早日返來，以利前途。到渝後晉謁委座，諭示如何？急盼相告。”1941年11月18日，齊焌將克蘭來電呈報蔣介石，意在促蔣做出決定。
齊焌提供的是極為重要的情報，但蔣介石一直在思考，沒有立即做出決定。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國際局勢的變化使蔣介石立即亢奮起來，迅速採取了一系列對策，也就暫時擱置了德國問題。
1941年12月8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講話，提議太平洋反侵略各國應立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國領導，成立同盟國盟軍總司令部；英、美、蘇三國與中國一致對德、意、日宣戰；聯盟各國應相互約定，在太平洋戰爭勝利結束之前，不對日本單獨媾和。
當日下午，蔣介石約見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和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提議中、英、美、蘇、荷、澳等國結成軍事同盟，在美國領導下共同作戰。同日晚，又召見英、美兩國駐華武官，建議成立中、美、英、荷四國聯合作戰機構。
1941年12月9日，中國政府發表文告，正式對日宣戰，同時，宣布對德、意處於戰爭狀態。當日，羅斯福、邱吉爾分别致電蔣介石，表示將加強友誼，共同奮鬥，征服暴日。第二天，蔣介石分別復電，表示願貢獻其所能，與友邦共同奮鬥，掃除共同之敵外，又連續發表《告全國軍民書》和《告海外僑胞書》，號召與英、美、蘇等友邦並肩作戰。
1941年12月11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提議反軸心國組織聯合軍事會議。12日，羅斯福復電，同意蔣介石的意見，在重慶召集第一次聯合軍事會議。12月17日，中、美、英、蘇四國軍事代表在重慶集會，商定在重慶設立包括荷蘭在內的五國聯合作戰機構。蔣介石提出，盟國應集中兵力於東亞，在1942年內擊敗日本。
1941年12月23日，中、英、美三國代表再次在重慶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在重慶設立由何應欽主持的中、美、英聯合參謀會議，在緬甸設立中英聯軍統帥部，建立中國遠征軍。31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建議組織中國戰區，以蔣介石為統帥，指揮在中國、安南、泰國境內的聯合國家部隊。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荷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對法西斯軸心國共同行動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聯盟正式形成。
但克蘭等人仍在焦急地等待中國方面的訊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克蘭再次致電齊焌，希望早日獲得中國方面的“諒解”，以便進行，同時希望電匯2萬美元，請蔣介石“並予協助”。(轉引自《齊焌渝來電》，1941年12月10日，宋子文檔案，46-3。)
1941年12月10日，齊焌電告宋子文，由於日美開火，蔣介石似乎暫時無暇積極討論德國問題(《齊焌渝來電》，1941年12月10日，宋子文檔案，46-3)。同月18日，克蘭再電齊焌，表示“友人等仍盼繼續努力，代為進行”（《齊焌渝來電》，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檔案，46-3）。
正是克蘭等不斷來電催促，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已經形成的狀況下，蔣介石權衡再三終於在1942年1月做出決策，派齊焌赴瑞士，策動德國軍隊倒戈，並且決定將有關計畫報告羅斯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略上，蔣介石一向主張“先亞後歐”，反對英、美的“先德後倭”策略。他擔心，盟國全力注意德國，將使東亞戰局延長，日軍即可利用當地民族的“反殖民”心理，反對英美，東亞戰局將不可收拾。因此，儘管他認為“此時德國崩潰，於全局非利”，但是，權衡之下，他還是向瑞士派出了齊焌（參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月14日）。
1942年3月，齊焌奉蔣介石之命到達瑞士，以該地為基地進行工作。之所以選擇瑞士，一是因為瑞士與德國鄰近，交通方便，更主要的原因則是當時德國內部的反納粹成員不少人聚居該地，聯絡方便。
齊焌抵達瑞士後，陸續發回有關歐洲局勢的情報有：
1942年5月19日、22日、24日各電報告：1941年冬，德軍損失嚴重，希特勒計畫在南線截斷英美的援俄路線，企圖通過伊朗占領波斯灣；德日積極合作，達成日本攻俄諒解；德國雖盼日在遠東成立攻俄第二陣線，但日本則堅欲在南洋陣地鞏固後，出其不意攻俄（《齊焌瑞京來電》，宋子文檔案，47-2）。
1942年8月18日、20日、21日、27日各電報告：德陸軍在蘇損失至巨，作戰日益困難，無相當軍隊可以調派；希特勒希冀在夏季攻勢前，儘快擊潰俄軍，進至烏拉爾，然後倡言和平，形成包括歐洲大陸、北歐、巴爾幹在內的“大德勢力範圍，由德獨裁”；德國仍力促日本進攻西伯利亞。電報並稱：“(德軍)冬季糧食日難，人心將極度不滿，國民多數不盼侵略勝利訊息，渴念和平。英美宣傳轟炸將日漸劇烈，倘符實，德國內部反對派活動將易於發展。若第二陣線亦成事實，德大局必更嚴重。”
1942年8月31日續電報告：“日本調停德蘇（戰爭）傳說及其成功可能性，不敢置信，正在探洵。”“淪陷區各國讎德心理普遍堅決，並與日俱進。”“9月初旬可獲新訊息”，“報告前面呈重要事件之進展程度”。所謂“前面呈重要事件”，即指德國反納粹力量推翻希特勒政權的計畫。
1942年9月8日發電報告：日本政府因德國不斷逼迫，令駐德大使大島浩向希特勒承諾，準備向蘇聯西伯利亞進攻；德軍部認為，中國最近反攻目的，在於減輕蘇俄負擔；日前隆美爾元帥曾奉新令，急求攻破英軍陣線，占領埃及。
希特勒進攻蘇聯，初期進展順利，但是逐漸受到蘇軍的頑強抵抗，德軍失敗連連。在此情況下，希特勒不思反省，一意孤行，接連免除了布勞希奇、博克、龍德施泰特、勒布、古德里安、赫普納等高級將領的職務，自任陸軍總司令。1942年1月底，克蘭致電齊焌，報告希特勒指揮失誤，德軍將領與希特勒發生矛盾等情況，電稱：“希特勒獨信在冬初擊潰俄軍。自第二次攻勢未成以後，陸軍將領曾勸嚴守斯莫陵斯克（即斯摩棱斯克），準備來春攻勢，希竟強令進攻，內部不和，後以俄反攻，德慘敗，內部意見更深，將領頗多免職或辭職，（希特勒）自兼陸軍總司令，準備堅守。”（轉引自《齊焌渝來電》，宋子文檔案，46-4。）戰局發展到1943年2月，蘇聯軍隊在史達林格勒全殲德軍，德國內部矛盾加劇。一方面德軍高級將領與希特勒發生爭執，迫使希特勒不得不讓出部分軍權。另一方面，德國人民對希特勒的怨憤也在增加。有關情況，齊焌不斷向蔣介石和宋子文通報。
1943年4月8日齊焌發電稱：“德大將與希特勒及重要納粹爭執，尚未解決，但大將如勃克曼斯坦及其他友人多數恢復總司令職權，雖然總指揮權尚未掌握，但積極指導目前作戰。希特勒經此次東線慘敗刺激，神經頹喪。”電中所稱“其他友人”，指秘密參與反納粹的德軍高級將領。
關於德國民眾，同電報告稱：“軍民對希特勒及納粹信仰消滅殆盡，且國內恐怖政策日厲，小職工商一律停頓，中等階級遭摧殘，國民怨懣。”該電的核心部分是反納粹力量的動態。電稱：查此間重要友等，對大局前途甚感（有）把握。雖然事關艱巨，日期不能預定，但希望在本年6月有最後行動。
當時，英美方面對戰後德國提出了許多苛刻的條件，反納粹力量不願接受這些條件。電稱：探報重要友等，仍盼推翻希特勒，徹底消滅納粹黨及主義以後，德國獲國際平等地位。然最近英、美對處置戰後德國種種表示，例如無條件投降，長期解除軍隊，監視教育，改革德國民精神，英美派員掌握敵方行政等，能否辦到且無論，結果即武力占據德國一二十年之久，等於殖民地待遇，德人此種憂慮甚〈重〉，願早日改革德內政，本民主精神，平等自由，求國際合作之友（人）等工作甚感困難。（《齊焌瑞京來電》，宋子文檔案，47-2）
齊焌擔心：“英美倘堅持此項苛求，則未來德國新政府，亦有寧與蘇俄徹底合作，不願淪為英美殖民地之可能，似應注意。”（宋子文檔案，47-2）
據德方資料，反納粹分子當時對西方的要求是：在他們逮捕希特勒並推翻納粹政府後，盟國就同德國媾和，與非納粹政府談判一項體面的條約。如遭拒絕，就轉向蘇聯。(《第三帝國的興亡》(下卷)，第1196-1197頁。)德方資料和齊焌電所云，完全一致。
顯然上電所云，都是德國反納粹力量與齊焌交涉的內容，也是反納粹力量希望通過中國取得國際保證。蔣介石理解他們的意圖，於是接到齊焌的電報後，立即致電正在白宮訪問的宋美齡，要她轉告羅斯福總統，請其注意，電稱：
據報，最近納粹對內宣傳，常以英、美最近戰後政策之種種表示，與前年《大西洋憲章》日形歧異，致使德國各方深恐如無條件投降，英、美長期解除德國軍備，監視教育，並主接防德國地方行政等，致一般願早日推翻希特勒者，均躊躇不前。倘英美堅持此種苛求，則未來德國新政權，寧願與蘇聯合作，不願淪為英美之殖民地等情。為促成德國內部運動起見，此種心理不可忽視。希將此意對美政府委婉說明，加以注意。(轉引自《古達程渝來電》，宋子文檔案，47-2。作者按：古達程，名兆鵬，宋美齡秘書，曾在蔣介石侍從二處工作。)
宋子文也接到了齊焌的上述電報，他沒有馬上向羅斯福匯報，而是首先核實情況。
1943年5月8日，宋子文復電齊焌，解釋英、美方面之所以條件苛刻的原因：“弟意英美因懼俄德速和，故發表對德如此苛刻條件。現德在北非及俄境慘敗，聯軍力量日益膨脹，並已決定侵歐，德失敗不過時間問題。”
宋子文表示“急欲得知者”：1、德內部是否如上電所述，將於6月對希特勒有最後動作？2、聯軍占北非，可利用地中海航線，德是否將由西班牙攻直布羅陀？當時，德國方面在蘇聯境內發現慘殺數千被俘波蘭軍官的墳墓，宋子文也希望了解：“內容如何？”(《致齊焌電》，宋子文檔案，46-6。)
到了1943年5月19日，齊焌回電宋子文，報告希特勒的權力雖有削弱，但納粹黨人尚在頑抗：“納粹與正統軍人爭權，自東線慘敗，尤以史丹林格（史達林格勒）大犧牲，若非軍事領袖自動改正希特勒作戰計畫，收拾殘局，兼天氣驟暖，否則不堪構想。如此費盡力量，亦未能迫希特勒讓出政權，因納粹黨及其信徒拚命反對所致，且希特勒少年團訓練新完成，未上火線，盲從黨部之青年士兵為數尚巨。蓋黨部深信一日失軍權根據，生命終了，故頑抗。”(《齊焌瑞京來電》，宋子文檔案，47-2。)
齊焌稱，在此情況下，反納粹力量的顧慮在於：“倘予武力解決，必大流血，甚至內亂，全國瓦解，乃友（人）等極欲避免者。”齊焌報告說：希特勒已經決定今春對蘇繼續取攻勢，擊潰蘇軍占領莫斯科。然後分兵援助墨索里尼，抵抗英、美。希特勒堅信，德、意在突尼西亞能支持到1943年秋，從而將英美聯軍對歐洲大陸的總攻擊延至1943年底或1944年初。與希特勒的估計相反，德軍中的反納粹將領認為，德軍對蘇聯的進攻必遭挫折，至多勉強招架，蘇聯大反攻之時，德國民眾及軍隊必對希特勒及納粹的殘餘希望盡失，屆時將是反納粹力量的舉事之時。電稱：
友等認為彼時方可有把握，不必終流血，短期內痛快解決，並認為此種事件之開始，當在今年6月，但大局演變莫測，友等亦不能預定確期。然於6月起，最近將來動作之期不遠矣。
1941年沙赫特在會見齊焌時，就曾預言，反納粹的舉事時間在當年6月，現在則推遲到1943年6月了。這一年，反納粹力量確實有所動作，不過，造成巨大影響的舉動還要等到1944年。
蔣介石1942年1月10日日記《本星期預定工作》第一條云：“對德運動倒戈工作之進行。”次日日記《預定》欄第六條云：“派齊焌赴瑞士。”1月14日日記云：“運動德國軍隊倒戈計畫應告知羅斯福總統。”
克蘭、沙赫特、托馬斯最初希望在國內外、軍內外的壓力下，能夠迫使希特勒“退職”。其具體計畫是：在東線和西線的高級司令官按照預先約好的暗號，一齊拒絕作為總司令的希特勒的命令，藉以製造混亂局勢。在此情況下，前陸軍參謀部總參謀長貝克大將立即依靠駐守柏林的部隊，奪取政權，解除希特勒的職務。(《第三帝國的興亡》下卷，第1064頁。)不過，他們很快認識到，這是一種幻想。1941年秋，陸軍中有部分年輕軍官提出：“殺死希特勒是最乾脆的。也許是唯一的解決辦法。”(《第三帝國的興亡》下卷，第1064頁。)於是，便有種種暗殺計畫的提出，並且逐漸形成了“貝克-戈德勒-哈塞爾密謀集團”。
1942年1月中，反納粹分子派遣駐羅馬大使哈塞爾去巴黎與維茨勒本元帥秘密會談，又去比利時和駐軍司令長官福肯豪森將軍會談，策動他們參加新的密謀計畫。同年春，反納粹分子選定以貝克大將為領導。1942年11月，反納粹力量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舉行秘密集會，原萊比錫市長戈德勒親自勸請東線中央集團軍司令克魯格陸軍元帥積極參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動。其後，又想動員保羅斯將軍和曼施坦因元帥。
1943年2月，戈台勒計畫在3月份發動政變，誘使希特勒到斯摩棱斯克集團軍總部，“將他幹掉”。其辦法：以兩瓶偽裝的“白酒”為炸彈，或在希特勒和將領聚會、吃飯時爆炸，或在希特勒回去的飛機上放置炸彈。以此為信號，在柏林發動政變。但是，當時雷管沒有爆炸。
據德國資料，反納粹密謀分子進行了不下六次暗殺希特勒的嘗試。其中有一次，他們在希特勒乘飛機巡視俄國戰線後方的時候，把一顆定時炸彈放在他的飛機裡面，但是這顆炸彈沒有爆炸，密謀失敗。
1944年7月20日的行動是最著名的一次。希特勒的大本營設於德國臘斯登堡的“狼穴”。當日，陸軍上校馮·施陶芬貝格將定時炸彈安放於希特勒作報告的會議桌一側，準備在炸死希特勒後，立即宣布暗殺成功，切斷通訊線路，在柏林的反納粹分子立即接管首都，占領廣播電台，宣布新政府成立，以貝克任國家元首，維茨勒本任武裝部隊總司令，戈德勒為總理。但是，由於偶然的原因，爆炸僅使希特勒受了輕傷。政變失敗，在11個半小時內政變被平息。共處死4980人，逮捕7000人。
蔣介石在7月22日就確知德國發生政變，日記云：“本周倭閣東條已倒，德國希特勒被刺未死，敵方之命運失敗在即，固為可慰。然而敵國敗後我不能自強，則雖勝猶敗，究有何益乎！因之焦灼更甚矣。”
由於文獻缺乏，我們還難於確指克蘭、托馬斯、沙赫特在上述政變中的具體作用，可以確認的是，托馬斯將軍、沙赫特博士這兩位和齊焌聯繫的人在“狼穴”事件後都被逮捕了，在1942年2月派人向蔣介石表示“忠誠”的法肯豪森將軍也被逮捕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載：“1942年2月8日，桂永清自瑞士來電，法根豪森派人表示忠誠，並對德國戰爭前途不甚樂觀，彼不主張再大舉攻俄雲。”民眾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頁。）
同樣由於文獻缺乏，我們也還難以了解蔣介石和宋子文向美方轉達有關信息的後續情況，但是，上文已經闡明，蔣介石通過宋美齡向羅斯福總統通報過情況，轉達過反納粹分子的條件。當然，我們也還不了解克蘭在政變中的具體活動。但是，我們可以肯定，中國方面曾向克蘭的反納粹活動提供過資助。
1943年4月7日，宋子文復電齊焌：“茲匯美金3萬元計合瑞士法郎12萬0千元，收到後，希秘密設法交克蘭，最好取出鈔票，分次交給，以免外間注意。”1943年4月16日，齊焌自瑞士復電云：“克蘭囑呈如下：鈞座鼎力協助，無任感謝。深知辦理款事異常困難。茲承高誼優待，銘感五中。實因進行要是，需款孔殷，否則不敢有擾。收據自當遵照來電，簽妥交齊君矣。克蘭敬候。”這裡所說的“進行要是”，當然暗指推翻希特勒的有關活動。電末，齊焌有按語云：“此次又勞清神。克君感仰至深。款已到，決遵示用極妥密辦法，分批撥給不誤。”（宋子文檔案，47-2。）
這當然不會是唯一的一次資助，在宋子文檔案中，還可以查到其他資助的痕跡。由於克蘭早已避居瑞士，因此逃過了希特勒的大逮捕。1944年12月28日，克蘭曾通過齊焌致電蔣介石祝賀新年，電稱：“元旦在即，謹此恭賀。敬祝政躬康泰，並熱望中國民族自由戰爭早獲勝利。鄙人惟願意忠誠不懈，貫徹始終，追隨左右，以期有益於中國。”可見，他逃過了劫難。
沙赫特、托馬斯被捕後，囚禁於南提羅爾的下多夫集中營里，看守他們的秘密警察打算將他們全部處決。5月4日，盟軍的先頭部隊趕到，法肯豪森、托馬斯、沙赫特等人成為美軍俘虜。1945年5月7日，《紐約時報》發表有關訊息，蔣介石得知後，於1945年5月15致電宋子文，要他向美方通報情況，予以解救。電稱：
如此訊息果確，應設法與美軍部交涉，由中國保證其為〈對〉聯合國家最同情之德人，且與我聯合國甚多之協助。因彼等早已在其國內獨持異議，作推翻希特勒（即希特勒）運動之重要分子也。何如？請酌（宋子文檔案，58-5。）
蔣介石的這封電報，意在為法肯豪森、沙赫特、托馬斯等提供他們反納粹的證明，說明他們早已在德國內部“獨持異議”，是“推翻希特勒運動的重要分子”，以供盟軍甄別。這顯示，蔣介石對於有關情況是十分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