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饒漱石(1903-1975)，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鍾嶺鄉人，中華人民共和開國元勛、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建國前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華東軍區暨華東野戰軍總司令兼中共
中央華東局書記，建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兼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上海市市委書記，後調到中央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被誣結成高饒反黨聯盟和受潘漢年案件被解職、逮捕、判刑。1975年3月2日，因病去世，享年72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最大的冤案，此後中國各種所謂“反黨集團”層出不窮。1975年3月2日，因病去世，享年72歲。主要成就：領導新四軍抗日、將新四軍從1萬人發展到120萬的雄師、華東戰區最高統帥,指揮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濟南戰役，淮海戰役總指揮、指揮渡江戰役、南京戰役、上海戰役、成功治理上海。
熟悉鐃漱石的人都說他雖然出身富裕家庭，一生卻過著儉樸的生活。生活儉樸，沒有任何惡習。饒漱石是黨內在建國前唯一長時間在英、法、蘇、美工作或考察過的高級領導幹部，精通英語、俄語，鐃漱石的卓越才華和見識在黨內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
人物經歷
饒漱石，江西撫州市臨川鍾嶺鄉環洲饒家人。
1903年11月23日出生於江西臨川書香門第，父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饒思誠。饒思誠也是八一南昌起義的參與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直到1958年仍擔任江西副省長。
饒漱石早年入江西省立三師(今撫州一中)、1924年入上海大學學習，青少年時代的饒漱石，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饒漱石在南昌讀書，參加南昌的學生運動。暑假回到臨川後，饒漱石和從 上海回來的傅烈一道，聯絡江西臨川的學生和社會上的進步人士成立了一個劇社，利用演戲進行反帝愛國宣傳活動。劇社多次在撫惠堂公演，每夜觀眾達2000多人。
1924年夏秋之間，饒漱石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滬西小沙渡創辦的工人俱樂部的領導工作。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滬西區罷工委員會黨團書記，分工負責工人和學生團員工作，分工負責工人和學生團員工作，同時參與上海絲廠和南洋兄弟菸草公司工人的罷工鬥爭，參加領導了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鬥爭運動。
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擔任由陳獨秀、周恩來等人組成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特別行動委員會委員。饒漱石工作積極，能力強，在白區工作處於低潮時期，為白區黨組織的恢復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因而很快嶄露頭角，成了上海工人運動的領袖人物。
“四一二”蔣介石政變後，1928年饒漱石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江西省委特派員到贛東北巡視工作。任中共贛東北特委書記、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先後在弋陽、橫峰創建了中共弋陽縣委、中共橫峯縣委，並委任黃道為中共弋陽縣委書記、方誌敏為橫峯縣委書記。饒漱石和方誌敏、黃道等人組織領導了著名的弋橫暴動，為創建贛東北根據地和組建紅十軍奠定了基礎。同年12月，饒漱石調回上海，任團中央秘書長。1929年起到東北任共青團北滿省委書記，中共滿洲臨時省委常委、滿洲省委代理書記(劉少奇出獄後任中共滿州省委宣傳部長，曾一度為饒的部下)。為東北黨團組織最高負責人。在東北工作期間，饒曾負責組織了營救劉少奇的活動，並取得成功，又成功組織了奉天紡織工人大罷工。多次到哈爾濱巡視工作，並與唐巨經等人成功組織過著名的哈爾濱皮鞋廠工人大罷工。
1930年4月，饒漱石因所謂“滿洲破壞案”，與趙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獄，內定為槍決，後經黨組織派人做張學良的工作，才改為監禁。在獄中，饒漱石經受了各種酷刑，但他堅貞不屈。他在獄中建立了黨團支部幹事會，領導難友們與敵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自己帶頭絕食，並取得了勝利。後又染上了瘟疫，險些喪命。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饒漱石和趙尚志等人一同被黨組織營救出獄。
1932年初，饒漱石回國在上海做工會工作，先後任上海工人聯合會主任兼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部長兼秘書長、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多次組織領導上海工人罷工和學生遊行。
1935年赴蘇聯，饒漱石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饒漱石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奠定了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基礎。他穿梭於法國、英國和美國，從事國際統戰工作，在海外華僑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了大量錢物。並通過美國和加拿大共產黨動員白求恩來延安救治傷員。
1936年起先後被派到美國、法國，還先後主編或創辦過《先鋒報》《救國時報》《華僑日報》。
1938年2月，饒漱石出席了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世界反侵略大會，並用趙建生筆名撰寫了《為自由和平而戰的中國工人階級》一文。
抗日戰爭期間，歷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華中軍分會常委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中局代理書記兼新四軍政委。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是年底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委員、北京軍調部中共代表。
1946年10月，饒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組織部部長，仍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新四軍、山東軍區政委。
1947年1月，饒漱石任華東軍區暨華東野戰軍總司令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共華東戰區黨政軍最高統帥，陳毅為華東野戰軍政委。1947年新四軍擴建，更名為華東野戰軍。
1947年2月到1947年7月，饒漱石作為華東軍區暨華東野戰軍總司令和華東局負責人，指揮了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白塔埠戰役、蒙泰戰役、南麻、臨朐戰役等。領導指揮膠東保衛戰、周張戰役、濰縣戰役、兗州戰役，以及協助蘇北兵團進行了李堡拼茶戰役、鹽南戰役、益林戰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上海市市委書記。
1950年8月，第三野戰軍前委與華東軍區合併後，饒漱石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兼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政委。
1953年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和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後鄧小平、陳雲向毛澤東揭發他與高崗陰謀分裂黨中央，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批判。1955年被開除出黨。
1965年8月30日，因潘漢年案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被假釋出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被重新收監。
1975年3月2日，因病去世，享年72歲。
任職
華中局黨政最高負責人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變已經發動、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擅自離隊的情況下，饒漱石、葉挺領銜以東南局名義向中央發出兩封電報，一封電報痛陳敵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黨嚴重交涉。”另一封電報則要求臨機處置，以饒漱石代替項英：“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並令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致電葉饒，充分肯定了他們的臨機處置方案：“希夷漱石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饒指揮，執行北移任務。”12日，中共中央又連續發來類似上述內容的電報。
（1）饒漱石在皖南事變的突出表現，其後受到重用，在劉少奇離開華中後，將華中的黨、政、軍大權交給了饒漱石，其後陳毅、饒漱石指揮了新四軍的軍事行動，直到黃花塘事件爆發，陳毅調往中央。（2）經過黃花塘事件後，中央任命張雲逸為新四軍代軍長，從此張雲逸、饒漱石指揮了新四軍的軍事行動。
（3）抗日戰爭勝利後，饒漱石率新四軍主力開往山東，擔任華東局書記兼新四軍、山東軍區政委，再次掌握黨、政、軍大權。
1946年饒漱石參加軍調處，往北京、東北進行國共軍事調停工作。
華東局戰區黨政軍最高統帥北京新四軍研究會研究員蔡曉鵬先生在《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上發表文章《華東財委的由來與影響》：“在八年抗戰中，新四軍牽制了日軍13個師團，占侵華日軍總軍力的22%,偽軍的30%;在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的基礎上，對日偽軍作戰2.4萬次，斃傷俘敵41萬，先後光復國土25.3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萬，建立蘇中、淮南、鹽阜、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8大抗日民主根據地。主力部隊從組建時的不足1萬人，發展到21.5萬餘人，地方武裝9.7萬餘人，民兵自衛武裝96萬餘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軍為基礎的第三野戰軍已形成擁兵120萬（野戰軍82.5萬人，地方武裝39萬餘人）的雄師”。蔡先生還說：“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軍費、軍需來源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於已’：1942年開展大生產，部隊自己組織農業生產，開荒種地、割葦、捕魚、養鴨、采藕、養豬；各部隊還組織開辦各類軍需廠（被服廠、紡織廠、肥皂廠、牙刷廠、牙粉廠、軍工廠、煤廠等)，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如1943年，軍直屬隊自給了8個月的蔬菜、10個月的鹽以及全年肉食，生產貨值500多萬元。二是‘取之饒漱石於敵’：抗戰期間，繳獲火炮789門，擲彈筒627門、輕重機槍4821挺、長短槍230595支。日本投降後的大反攻，繳獲大量武器、裝備、彈藥、被服、糧食和黃金、白銀、鈔票及貴重有價物。三是‘取之於民’，即派糧徵稅：各根據地的財政收入1/3交軍部，1/3交駐軍，1/3歸地方。四是‘取之於商：這是最精彩的華東特點。蘇中一師利用特購渠道，1942-1945年從上海購進的軍需物資總量，近2400噸，貨值銀元5億元。皖江七師在1942—1945年，利用長江大通道，開展日進出貨運千船的大貿易，上繳軍部的現款高達法幣5300萬元（折黃金26.5萬兩）還有大批西藥、電台、醫療設備等進口軍需品，雄居全軍之首，成為以商養軍的典範。”“先富民而後足兵是華中各根據地財經工作的要旨。一精兵簡政，脫產黨政軍人員控制在當地農民總數的2%以下;二減租減稅發展農業；三扶持發展民間小工商業；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設。六師、七師最出色。至建國初期華東財政占全國財政的70%。”新四軍的這許多創舉，以及在軍事、財經方面的巨大成就，當然是集中了全軍指戰員的智慧，共同拼搏的結果。但是作為新四軍的政委、黨委一把手的饒漱石，應該說對這些工作的研究、決策和實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後，曾參加北京、東北軍調處（黨團書記，是軍調處的一把手），進行國共軍事調停工作。1946年底，中央重新派饒漱石回到華東，全面掌握華東的黨、政、軍。抗戰後陳毅雖然率新四軍部進入山東，連遭泗縣失利和兩淮失守。以致原屬新四軍系率的華中軍區張鼎丞、鄧子恢、曾山聯名於1946年10月4日給中央發報，對陳毅的戰略部署提出批評。其中有“對陳這幾個月在華中指揮亦深表不滿”，要求“陳、粟、譚應會合一起，不宜分開。並致電中央讓饒漱石回華東主持大局。1946年底，已經獲任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鐃漱石被中央重新派回到華東，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新四軍、山東軍區政委。1947年1月底，饒漱石完成了華東整軍（成立了華東人民解放軍總部、華東野戰軍、華東軍區），饒漱石任華東軍區暨華東野戰軍總司令兼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領導指揮了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白塔埠戰役、南麻、臨朐戰役等軍事行動。1947年10月，中央電令饒漱石、黎玉統管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即華野內線兵團）作戰，饒漱石總司令領導和指揮了膠東保衛戰、周張戰役、濰縣戰役、兗州戰役，陳毅和粟裕負責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華野西兵團）作戰，外線兵團後來成為晉冀魯豫野戰軍、東南野戰軍，陳毅調任華中局第二書記。
濟南戰役發起前三天，饒漱石總司令從中央開完會回到山東，主持和指揮濟南戰役。淮海戰役開始前，1948年10月5日—10月24日饒漱石總司令主持召開了淮海戰役部署的兩次曲阜會議，參加者包括許世友譚震林的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粟裕代表的華東野戰軍西兵團（東南野戰軍）、華東野戰軍蘇北兵團及華東軍區所屬各部隊。饒漱石指揮淮海戰役包括軍事情報、軍事部署、兵源補充、俘虜處理、前線支援等全面工作。淮海戰役後，饒漱石作為華東軍區暨華東野戰軍總司令兼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指揮渡江戰役、南京戰役、上海戰役。
政治生涯
黃花塘事件
1942年3月劉少奇離開華中抗日根據地，返回延安，鐃漱石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新四軍軍部轉移到淮南盱眙地區的黃花塘。事實上劉少奇擔任新四軍政委不足一年，新四軍大部分時間都是鐃漱石擔任政委。由於負責新四軍軍事工作的陳毅不滿中央派鐃漱石來華中當領導，兩個人在很多問題上發生矛盾。中央電令新四軍整風。
饒漱石到第2師（一師師長粟裕，二師師長羅炳輝，三師師長黃克誠）蹲點，陳毅負責軍部機關整風。
陳毅趁鐃漱石不在時，召集直屬隊領導人的會議上，公開批評軍政治部、華中局及饒漱石個人，造成很大影響。並向中央發電報提議，免去饒漱石政治部主任職務，由賴傳珠接任。當時參加會議的有陳毅、譚震林、羅炳輝、曾山、賴傳珠、張愛萍、潘漢年、葉飛、粟裕、汪道涵、方毅、胡立教、范長江、劉長勝、劉曉、陳同生等
饒漱石回來後，1943年10月16日會議上，包括潘漢年、賴傳珠等人對陳毅提出批評，陳毅也作了檢討。後來華中局、軍部主要領導成員(張雲逸、賴傳珠、曾生等)聯名向中央寫了一份長達1500字的電報，報給毛澤東、劉少奇，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軍軍事工作。一些幹部聯名向中共中央打電報批評陳毅，陳毅也向中共中央發電報報告，檢討了自己隨便說話等錯誤和缺點。對於華東局領導幹部直接向中央報告陳毅問題的電報，鐃漱石在檢討中提出：“賴等電文有些過火的地方，我也不便禁阻和修改他。”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調陳毅來延安參加七大，新四軍軍長由張雲逸代理，從此新四軍由張雲逸和鐃漱石指揮，陳毅此後基本再沒有回華東局工作。這就是歷史上的“黃花塘鐃漱石趕走陳毅事件”。就這次事件錯在陳毅，利用鐃漱石不在的時候公開點名批評政治主官並私自要求中央撤換，無論是組織原則還是人格上都站不住腳。而且此次反陳毅不僅僅是鐃漱石，原新四軍主要領導幹部都參預了批評或者聯名給中央寫報告。
軍委主席事件
建國後，饒漱石先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並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兼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毛澤東第一次提議由陳毅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但陳毅覺得自己已經兼任上海市市長一職，工作非常忙，就謙讓說“讓漱石同志挑起這個重擔吧”。毛澤東在一次碰到饒漱石時再次提議由陳毅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當時也向毛澤東表態不做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讓給陳毅做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但後來陳毅再一次向饒漱石表態不做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於是，毛澤東指示華東局進行研究，後來，華東局組織部提名饒漱石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將華東局組織部提名檔案給在上海的華東局委員看過並批示，最後在上海的華東局委員同意饒漱石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任命饒漱石、高崗、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分別為華東、東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區主席的決議。饒漱石秘書艾丁談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事件艾丁說，這件事整個過程符合程式，尤其饒、陳兩人再三商議，相互謙讓，最後經常委會討論後上報中央的。1949年12月國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會議討論通過，饒漱石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粟裕、曾山等為副主席的華東軍政委員會成員人選。
後來中央檔案上說，饒漱石利用陳毅同志謙讓，未經華東局會議討論，用不正當手段，謀取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至今還是這樣流傳。
夜詰毛澤東
饒漱石出院後，饒漱石暫時搬到新北京，住在毛澤東隔壁。搬去的第二個晚上，饒漱石在十分懷疑自己是被調虎離山的情況下，在夜半三時堅決要同毛澤東同志談話。在三小時的談話中，主要是懷疑中央是否對他信任。他向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質問約為三點：（1）他對敵鬥爭是否勇敢？（2）他在華東工作是否犯了路線錯誤？（3）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進京的方式調京？經過毛澤東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釋然於信，毛澤東同志最後提出如你（饒）自己認為健康能夠支持，可以立即讓你回華東工作。饒漱石當時始感覺自己無理，同時中央表示確無別意，饒漱石才辭出。此後，饒漱石立即在大連轉入長期休養。在休養時，聽說各中央局書記確定調京工作，饒漱石更加確認以前的懷疑：是中央在調虎離山。饒漱石當時和人聊天表達過不滿情緒。
在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發生後，經過對饒漱石歷史問題的揭發，發現饒漱石深夜責問毛主席是疑神疑鬼，對中央極不信任，懷疑中央要將他調虎離山。饒漱石後來也在檢討中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討安伐劉
1952年，中央撤消各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改為行政委員會。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林彪、劉伯承、劉瀾濤等大行政區主席雖未變，卻都調離崗位。彭總在朝鮮擔任總司令員，劉伯承調南京軍事學院任院長。林彪獨自養病，劉瀾濤管黨內外的雜事，高崗升任國家計委主任（與國務院總理平級），鐃漱石則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是劉少奇“白區黨”的人，背著組織部長鐃漱石搞了個“內閣名單”。這個名單除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外，還明確中央書記處的分工：彭真當政府黨組書記，習仲勛管文委，鄧子恢管農業，安子文管組織，劉瀾濤管財經，饒漱石管工青。其中，彭、安、劉都是劉少奇原來的華北局幹部，新進中央的各大區書記高崗、彭德懷、林彪、劉伯承等，都沒有安排在核心崗位上。引起其他山頭的人馬不快，被稱為“有簿（簿一波）無林（林彪）。鐃漱石在中組部部務會上對安子文加以嚴厲指責，安子文則認為鐃漱石是存心要把他從組織部趕走，當天晚上就報告了劉少奇。此事被後來說成是“饒漱石和高崗進行了“討安伐劉”，以圖達到篡奪最高權力的目的。”
安子文未經中央授權，擅自草擬中央政治局和各部委辦負責人名單，受到當面警告處分，說明鐃漱石作為組織部長的反對是正確負責的。
饒漱石作為中組部部長，批評或糾正副部長安子文私擬“內閣名單”是職務行為。他沒有向毛澤東告黑狀，而是在內部進行批評，而且得到了當時幾位中組部副部長的支持。從組織原則上，一個副部長沒有權力就國家高層的人事安排自作主張，這是擾亂組織程式的錯誤。
四大野戰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下轄四大野戰軍，這四大野戰軍是第一野戰軍（即原西北野戰軍），下轄兩個野戰兵團。
總司令彭德懷政委彭德懷副總司令張宗遜、趙壽山
參謀長閻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第一兵團司令員王震
第二兵團司令員許光達政委王世泰
第二野戰軍（即原中原野戰軍）轄三個野戰兵團
總司令劉伯承政委鄧小平
參謀長李達政治部主任張際春
第三兵團司令員陳錫聯政委謝富治
第四兵團司令員陳賡政委陳賡
第五兵團司令員楊勇政委蘇振華
第三野戰軍（即原華東野戰軍）轄四個兵團
總司令饒漱石政委陳毅
副司令員兼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譚震林
參謀長張震政治部主任唐亮
第七兵團司令員王建安政委譚啟龍
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渠政委袁仲賢.
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政委郭化若
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卿
第四野戰軍暨華北軍區
總司令林彪第一政委羅榮桓第二政委鄧子恢
高饒反黨聯盟
到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會議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前後，根據其行動，黨中央據此判明他們是野心家、陰謀家，下決心予以揭露。
在這前後，毛主席就高、饒分裂黨的問題分別向黨內一些高級幹部打了招呼，如：1953年12月，陳毅由上海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系統高幹會議期間，毛主席兩次約談。頭一次，主席向陳毅詢問他所了解的饒漱石情況，陳不明底里，按一般情況下儘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幾句，毛聽後反應冷漠。陳毅感到困惑，出來後向一位中央機關負責人談起，對方提醒他：“主席問你，是要聽你說真實情況。”陳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觸到的饒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盤托出。毛主席這才點頭，並且把已經掌握了的高饒不正常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幾天后，第二次約見陳毅，專門談高、饒問題，其中主要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毛主席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又說：“你推讓是不對的（指謙讓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謙遜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對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會使黨受損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向前來迎接的譚震林、張鼎丞、粟裕3位華東負責同志說了饒漱石的問題。這時，中央已決定調張鼎丞到中央組織部任第一副部長，張毛有什麼指示？主席說：“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這是很好的。對陰謀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實呀！對陰謀家、野心家老實是要上當的。”
1954年1月中旬，《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在少奇同志主持下草擬完成後，由楊尚昆送往杭州。毛主席約請同他一道起草《憲法》的喬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並且提議：“此決議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同時提出：“通過團結決議應儘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
1954年1月18日，毛主席向黨中央建議，在七屆四中全會前先把《決議(草案)》用電報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要他們準備意見；同時也徵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見，並提出要通知駐蘇大使張聞天到會。
1954年1月22日，毛主席電告劉少奇，重申：“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檔案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示歡迎，但應儘量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
2月6日至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本著毛主席兩次建議的精神召開，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同時，還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籌備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
四中全會前，少奇、恩來、小平3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5日，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小平5位同志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了他們的問題。全會結束後，從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時間，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聽取與會者對高、饒問題的揭發和批評，並就一些重要問題核對事實，也聽取高、饒本人的申辯和檢討。這兩個座談會逐日的記錄，都在會後整理送到楊尚昆這裡，經過匯總，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通報。其間，高崗觸電自殺未遂，使座談會中斷過一天。座談會結束後，根據中央的決定，高崗、饒漱石停職反省，分別在家裡寫書面檢查。
饒潘楊集團
全國黨代表會議開會期間，在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的討論過程中，風雲驟變，高、饒問題“逐步升級”，最後來了個180度的大轉折：會議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屆四中全會後對高、饒問題採取的措施，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但將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經毛主席“拍板”，認定饒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將他逮捕入獄。3天后，又把饒漱石列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來查究。
全國黨代表會議上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發楊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其中有利用胡均鶴等“以特反特”事情，這些些事涉及饒漱石。高、饒問題發生後，華東和上海在揭發、批判饒漱石時，“以特反特”的事被重新提起，在並無確切根據的情況下，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決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員參與鎮反鬥爭中所犯的某些錯誤，聳人聽聞地說成是饒漱石和楊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工作上的失誤變成了嚴重的政治事件。
1943年夏天，潘漢年從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聯繫時，李藉故把他騙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見汪精衛，這件事他在回到根據地後，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組織上報告過，胡均鶴已被逮捕審查，自然會將有關情況交代出來。會見汪精衛這件事雖然沒有對黨的利益造成損害，但長期沒有向黨組織報告，這已經是很大的錯誤了，並且不容易說清楚。經過反覆考慮，他在全國黨代表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帶著寫好的材料去向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報告，並請他將那份材料轉呈中央。陳毅大吃一驚，感到事關重大，安慰了潘幾句，便匆匆將潘的交代材料親自送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毛主席看過材料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作出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在4月3日責成公安部執行。潘漢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秘密會見過汪精衛而又長期沒有向組織上報告；二是對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護”胡均鶴等大批特務的問題負有直接責任。據此，潘漢年被認定為隱藏在中共黨內的“內奸”。
潘漢年的問題，直接同饒漱石、楊帆的問題糾纏在一起，當時毛主席認為：“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於是，饒漱石又被認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從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據中央指示，成立饒、潘、楊特偵組，下分3個小特偵組，對他們進行長時間的偵訊。雖然幾經內查外調，沒有查出他們是“內奸”的確切證據，也沒有發現新的問題，只查明了饒隱瞞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後才收買敵軍連長成功，而向中央謊報為“派警衛員下山收買”這樣一個情節，但在偵訊結束後公安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仍然斷言這3個人“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此後，這個案子被長期擱置，並沒有依法移交檢察、司法機關審理。直到“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講了潘漢年可以不殺以後，潘才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結案，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楊帆在1965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潘漢年和楊帆本人，早在1976年10月得知“四人幫”垮台喜訊後，立即提出申訴，要求還歷史以公正。經過認真、細緻的複查，黨中央於1982年8月正式發出檔案，宣布“撤銷黨內對潘漢年同志的原審查結論……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潘漢年同志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1983年，黨中央對楊帆同志同樣作出了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決定。令人痛心的是，潘漢年同志沒能等到為他正式平反昭雪的這一天(他於1977年4月含冤去世)。楊帆同志總算等到了。
潘漢年、楊帆既然相繼平反，所謂以饒漱石為首的饒、潘、楊反革命集團自然不復存在。關於饒漱石，在這一案上，中央沒有專門作出複查結論，但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的“注釋”第436條中，有以下的陳述：“……在這期間(按：指上海解放後，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他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一小段經過黨中央有關主管部門認可的“注釋”，可以說是從事實上給饒漱石的“內奸”問題平了反。
牢獄生涯
1955年4月饒被關押進功德林隔離審查，1960年3月15日從功德林遷到秦城，1965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力十年。1965年9月23日，予以假釋，安排在一個農場勞動，但並不讓他勞動，配備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每月發給生活費200元。
1967年，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紙命令將饒漱石重新抓入監獄。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個字：“請謝富治同志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這是一起冤案，粉碎“四人幫”之後，在查證四人幫罪行時，直接接受命令的謝富治此時已經死去，究竟誰該承擔這項罪責呢?一時難以判斷。幸而公安部有原件在，追查筆跡便可清楚了。於是一九八一年在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案犯時，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供認了是他親筆寫的命令。在一頁白紙上，陳伯達承認了這一罪責：“關於揚帆、饒漱石、潘漢年再抓起來此事，我完全忘記是在什麼場合寫的，總之一定是開會時受命寫。此事我任何印象都沒有留下來。筆跡是我的。陳伯達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陳伯達說他是受命寫的。究竟是受誰的命，就不得而知了。也許是集體決定，也許是另有人指示，也都無從查考了。
1975年3月2日，饒因胸部難受進醫院，當天夜裡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後來饒漱石的家屬走訪秦城詢問饒的骨灰下落時,連個線索影子也沒有。
主要錯誤
1954年5月，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的鐃漱石特偵組給中央提出了一個結案報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對饒漱石在執行中央路線方面暴露出來的資產階級觀點，會議做了很多的揭發。初步揭發的主要問題有：（1）饒的根本思想是害怕放手發動民眾，不敢徹底摧毀舊秩序，表面上以“穩重”出現，而實質上是拖延整個社會改造，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他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華東和上海黨員幹部大會上說過“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方針是教育、團結與提高。……共產黨員要自覺地團結民族資本家，作為對付封建勢力的動力之一”。在上海第一次與四百多個資本家會面時，他預言將來必有許多資本家進步到可以加入共產黨。這證明饒是竭力為資產階級在黨內擴大其影響的，這與黨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沒有絲毫共同之點。
（2）在執行對資產階級的政策中，他片面地強調團結，取消了應有的鬥爭，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不敢提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的口號，在他個人的掌握下並曾一度布置上海資產階級進行“自反”。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極不重視，遲遲不敢動手，不調配幹部，不討論研究。在中央提出後仍舉棋不定，多方約束，致時間拖長，搞得不徹底。
（3）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亦充分暴露了他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早在一九四二年蘇北鋤奸會議上，他即認為“強調階級成分的原則是不對的”，主張“各抗日階層、抗日黨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否定了法律是為階級服務的原理。解放後對上海鎮壓反革命運動，他表現了沒有決心和勇氣，不是採取依靠民眾、發動民眾、動員一切力量來肅清反革命的方針，而是採取了“以特反特”的神秘主義的錯誤做法，不敢長期放手發動民眾。一九五二年取締聖母軍，他估計“斗得愈狠，敵人將愈團結”，再壓下去會發生“慘案”，因而臨陣退卻，使這一鬥爭遭受失敗。對清理“中層”和“內層”工作也沒有抓緊貫徹，展開不久，就草率收兵。
（4）饒漱石對農村工作的指導也是如此。解放以後很久不敢提“反霸”口號，在土地改革中一再強調反“左”、防“左”，而不談或很少談放手發動民眾。他主張土地改革中一律不退押，甚至主張一般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糾紛”應採取調解仲裁的方式解決。
（5）關於建黨工作。他在土改後仍過分強調“慎重”的一面，而沒有同時強調“積極”的一面，在他的這種錯誤指導思想的約束下，華東各地建黨計畫普遍沒有完成，這對以後工作曾造成了很大困難。
（6）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時，饒通過情報關係把日寇參謀部代表帶來，舉行了一次滑稽的所謂“受降”儀式，這說明饒在重大事變面前也在玩弄投機手法。上述這些事實，充分暴露了饒的資 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它與黨的正確思想是帶著綱領性的對抗，只是由於中央領導正確，華東各地黨委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因而他的右傾錯誤除在某些問題上（如初期土改退押和城市工作等）發生過一定的影響外，在實際工作中並未得到貫徹，這是尚未造成更大損失的基本原因。”（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
鐃漱石當年的這些所謂錯誤在今天來看是多么的滑稽和令人哭笑不得，從中也可以看出鄧小平等人當年是多么的極左。
世人評價
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揭露了他與高崗圖謀進行分裂中國共產黨、篡奪黨政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55年3月被開除出黨。饒漱石最終被蓋棺定論為：黨內野心家。饒漱石個人生活十分儉樸。他在戰爭年代與普通幹部、戰士一樣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並且只有兩套衣服供換洗，從不許增加。他吃的是與普通幹部一樣的一伙食，從不許增加一點特殊的一伙食。饒漱石在當時也算是共產黨里的大官、大知識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卻與普通工農一樣，別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識分子。饒漱石平時不抽菸，不喝酒。建國後，他也不跳舞，不宴請任何人。他平時好讀書，很少與任何人交往。平時無論是見到上級、同級或下級，他都很嚴肅，很少說話，更不與人開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現出對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嚴格，原則性強，作風嚴謹，處事平穩。
高崗、饒漱石為什麼沒有平反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高饒事件在國人心中，仍有許多揮之不去的疑團。高崗、饒漱石究竟有沒有反黨，他們是否真的結成了反黨聯盟？如果沒有？為什麼至今沒有平反？本人長期收集饒漱石的資料，根據已經解密的有關資料，談個人的看法。
一、關於高崗、饒漱石是否真的結成了反黨聯盟？究竟有沒有反黨
從解密的檔案資料來看，證據顯然是不足的。其實高饒事件並不複雜，高崗曾利用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對待農業合作化，民族資本家等問題上的分歧及毛澤東對他的信任，搞了一些名堂，如在背後封官許願，貶低劉少奇、周恩來的非正常組織活動。企圖在黨內取代劉少奇的地位。曾先後拉攏過饒漱石、林彪、彭德懷、陳雲、鄧小平等人。陳雲、鄧小平當即反對，並向毛澤東反映。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才有了1953年的那場反對高饒的鬥爭。事實是高崗利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散布流言蜚語，貶低劉少奇、周恩來，又利用毛澤東對薄一波等人搞的新稅制不滿，在會上對薄進行猛烈批評，並把劉少奇的一些話安在薄一波身上來批。饒漱石也在9月至10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抓住原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的問題不放。對中組部的工作進行了否定。這兩件事後來被引申為“明批薄一波，實反劉少奇”，“明批安子文、實反劉少奇”。繼而被引申為高饒結成反黨聯盟的主要依據。高崗在杭州對林彪說的一段話可以說是他所犯錯誤的主要問題，現摘錄如下：“毛主席說過，有了槍就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造就了一個大黨。”我覺得，在中國，黨是軍隊創造的，是槍桿子上出黨。他劉少奇拿了幾天槍？他不是一直在白區混嗎？他算什麼黨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代表？這個結論要改變。咱們一直都是拿槍的，黨本來就有兩個，一個軍隊的黨，一個白區的黨，主體應該是軍隊的黨，可倒好，白區那些人，就是劉少奇那個圈子裡的人，一個個都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里掌握權力。憑什麼劉少奇的屁股總是擱在我們頭上？我就不服這個氣，主體就要象主體的樣子。主體的代表人物，你林總當然算一個，我也應該算一個，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就是毛主席越來越不重視劉少奇了，越來越重視咱們這些拿槍造黨的人，重視軍隊的黨。咱們一直是跟著他。給長征提供落腳地的人，還有誰？東北怎么樣？這你很清楚。東北就是先進嘛！東北的先進，東北的正確，東北創造出來的成功經驗，這些都是一貫的。所以，毛主席有個打算，我來主持政治局，劉少奇去搞人大常委會。部長會議主席，他想讓周恩來當，我向他建議，周恩來當不如林彪當，你林總打遍大半箇中國，當個部長會議主席，不是綽綽有餘嗎”？。
高崗這些話後來被黨中央確認為攻擊劉少奇、周恩來，企圖煽動一些高級幹部對中央不滿，捏造所謂“兩黨論”、“軍黨論”，自命為是根據地和軍隊黨的代表，為其奪取黨和國的主要權力製造根據。
對於高崗的這些活動，毛澤東雖然對他有過嚴厲的批評，認為高崗是“地下司令部，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其目的就是要颳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大批人。”但都從來沒有否認自己是否對高崗說過“毛主席有個打算，我來主持政治局，劉少奇去搞人大常委會。部長會議主席，他想讓周恩來當”之類的話。但從1954年9月14日至28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上選舉劉少奇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來看，高崗說的不完全是造謠。是不是由於高崗 不顧場合透露了毛澤東的核心機密，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只好讓高崗去自食其果，已經永遠無法知曉了。
此外，雖然還揭發出高崗、饒漱石、舒同的一些問題。如高崗有生活作風問題。饒漱石歷史上和陳毅有過矛盾，應負主要責任，不按組織程式當上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但兩人歷史上均無問題，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背地裡都沒有反對毛澤東的言論，也沒有反對當時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論。恰恰相反，高崗在關於農村合作社及工業發展建設等問題上的認識和毛澤東的想法十分吻合，而劉少奇和周恩來則和毛澤東有分歧。因而1952年，毛澤東設立國家計畫委員會，和當時的政務院屬平級單位，調高崗任計委主席，把原屬政務院管轄的八個工業部劃給計委管，又撤銷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政府黨組幹事會。毛澤東信任高崗在黨內高層是人所共知的。
單憑上述的問題，高饒的問題怎么也上升不到“結成反黨聯盟”的。毛澤東當年發動對高饒的鬥爭旨在增強黨內團結，反對黨內分裂，反對宗派主義。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開了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毛澤東雖然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給會議定了基本的調子，為增強團結，多作自我批評，不搞面對面揭發。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高崗、饒漱石都作了發言。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人的發言，既有自我批評，也有對高崗、饒漱石的批判揭發。而高崗、饒漱石的發言則完全是自我檢討。但他們的檢討，劉少奇、周恩來很不滿意，便向遠在杭州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很快答覆：“公開揭露”。
中央書記處迅速作出決定，分頭召開兩個座談會，一個是高崗問題的座談會，由周恩來主持；一個是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兩個座談會的主旨是揭發和核實有關高崗、饒漱石所犯錯誤的事實和材料，高、饒本人也可以在會上進行交待和自我批評。兩人的座談會先後開了七次，高、饒的檢討一次次都沒有過關。高崗在召開座談會期間，即1954年2月17日開槍自殺未遂後失去了自由。1954年8月17日3點，高崗服“速可眠”再次自殺身亡。在當時，自殺就是最大的犯罪，就是叛黨。高崗的死，使毛澤東原來想通過鬥爭，達到增強全黨團結的目的落空了，也令中國共產黨處於比較尷尬的境地，造成了嚴重的國際影響，用毛澤東的話說，“黨內鬥爭死了人，總是不好的。”也使高崗犯錯誤的性質變為犯罪。1954年9月1日，毛澤東就高崗自殺身亡一事簽署了一份給蘇共中央的通知，里有這樣一句話：“高崗用結束自己生命的實際行動，宣告他同黨，同中國人民的最後決裂”。這在當時定他為“反黨”、“叛徒”實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儘管他在行動上，言論上沒有反黨行為。如果高崗不死，毛澤東原本還要讓他繼續工作，保留中央委員，到陝西任省委副書記兼任延安地委書記。對饒漱石，毛澤東原本也要保留他的黨籍，只撤銷他中央委員，中組部長職務，但後來發生的三件事使毛澤東改變了初衷。一件是上海解放初期，原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在主持鎮反時搞了個“以特反特”的方針，被人誣陷為包庇重用、掩護特務分子達3300多餘人。而這方針又是饒漱石親自批准的，致使毛澤東認為饒漱石的問題不是犯錯誤，而是犯罪，是黨內有一個反革命集團，第二件事是饒漱石的秘書陳麟章向中央匯報饒漱石向他發牢騷，他的檢討是被迫寫的，是陳毅對他打擊報復，他要向中央申訴。饒又多了一條拒不承認錯誤，要翻案的罪狀。第三件事是潘漢年自己交待，1943年被騙到南京見過汪精衛。因潘長期在饒手下工作，又把饒牽連上了。致使毛澤東黨中央認定黨內有一個反革命集團，饒是首犯，潘漢年、揚帆為主犯。三人均被逮捕，後被判刑坐牢。造成了共和國第一驚天冤案。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高饒被定為反黨聯盟雖無事實作依據，但卻是情理中的事情。當然，還有人為因素。當年高崗要取代劉少奇、周恩來，但後來高饒的問題均由劉、周主辦。劉、周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他們，實在是一種正常現象。劉少奇、周恩來是人不是神，高饒的檢討為什麼一次次不能過關？就可想而知了。誰都知道，檢討是否深刻是一件很難說清楚的事情。
二、高饒問題為什麼至今沒有平反
高饒問題實質上是黨內一次權力之爭，同歷史上朝朝代代宮廷鬥爭沒有太大的區別。勝利者對失敗者總是把罪責定得過重。更不會讓失敗者輕而易舉翻案。高饒的問題也不例外。這是高饒問題為什麼至今沒有平反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意識形態，即觀念上的誤區。建國以後，黨內外極“左”思想愈來愈嚴重。當年以思想定罪的事層出不窮，批評一個黨支部書記就可能戴上反黨的帽子而坐牢。因此，黨內外反革命集團層出不窮。“反黨”、“反革命”的帽子滿天飛，非常容易戴在人們頭上。“反黨”、“路線鬥爭”用得太濫、而且非常不準確，黨員自殺又被視為叛黨。也可以成為罪狀。這種觀念一直禁錮著人們的思想。直到今天也不能說完全擺脫了。不少人們認為，不能用當代的觀念去看待當時的高饒問題，高饒問題永遠不可能平反。1978年，雖然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使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此後，雖然平反了黨內外一大批冤假錯案，高饒的問題也被重新提了出來，但當時人們的意識觀念並沒有多少改變，要想對高、饒問題作一個實事求是的結論是不可能的。
再一個原因仍是人為因素。黨內這么大的問題，如果沒有黨的高層領導人發話，儘管是冤假錯案都不可能平反。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平反冤假錯案的關鍵人物是鄧小平、陳雲。而鄧小平、陳雲又是當年在與高、饒鬥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的人物。1980年，在撥亂反正中，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多次談到高饒問題時說：“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饒的鬥爭還是要肯定的”。“總之高饒的問題不揭露，不處理不成的，現在看來，處理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提出了一條什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麼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4頁）。
對於小平同志的這些話，我想談點個人看法：第一：“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從解密的資料來看，似乎找不到高崗想把劉少奇同志推倒的依據，只有貶低劉少奇同志的言論。高崗並沒有反對劉少奇去當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只是想讓林彪去搞部長會議主席，取代周恩來。從黨章規定的黨員的權利和義務來看，無論背後或公開，高崗都有這個權利。就是有問題，也只是犯了自由主義。當年安子文未經中央授權，就擅自草擬中央政治局和各部委辦負責人名單，也只是受到當面警告處分。按說，安子文的問題要比高崗嚴重得多。退一萬步說，高崗就是反對劉少奇，能不能就說是反黨？我看值得商榷推敲。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被打倒了。而真正要打倒劉少奇的卻是毛澤東。難道毛澤東也是反黨？第二：“高崗究竟提出了一條什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這話確實是實事求是的，但以前卻都是說路線鬥爭，又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對高饒的問題不是實事求是的。第三：作為第二代黨的領導核心說了“要肯定”，這個反那裡還平得了？再說，這時“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也未複查出結果。饒漱石還有所謂“內奸”、“反革命”的罪名。1981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開始對潘漢年、揚帆案進行全面的複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的紅頭檔案。作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主犯潘漢年、揚帆先後平反昭雪。事實證明，這個反革命集團不存在。但饒漱石問題中央卻沒作複查結論。為此，1982年8月13日，饒漱石的原秘書陳麟章給陳雲同志寫過一封信，信的內容大致是：鑒於潘漢年，揚帆已經平反，過去認定那個饒、潘、揚反革命集團自然不能成立，饒漱石此前在黨內外擔任過重要職務，將來寫黨史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實事求是地弄清楚，而且完全有條件弄清楚，無論對後人還是對饒漱石的親人都有必要把所有事件弄清楚，並建議中央責成有關部門，對饒漱石一案進行複查，儘快作出結論。陳雲有沒有收到這封信，如何處理這封信不得而知，但後來沒有回音。1986年8月，中央在出版《毛澤東著作》兩卷本時，在第436條注釋中寫道：饒漱石在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其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被認定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這段經過中央同意的注釋發表，說明了中央用特殊方式，單獨為饒漱石的被“錯定為內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只是這種特殊方式沒有多少人知道。1989年5月，《中國共產黨黨務工作大詞典》出版。在“重要事件”一章中有“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的條目。用以取代以往一直認定的“高饒反黨聯盟”。
有關書文
陳麟章上書
陳雲同志請轉中央：在潘漢年、揚帆的問題相繼澄清並分別給他們平反恢復名譽之後，過去認定的那個“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自然不能成立。上海解放後，饒漱石在指導該市對敵鬥爭中發生的一些問題，究竟能否構成饒的反革命罪，自然也成為疑問。饒漱石以前歷任黨內外重要職務，將來寫黨史時，是免不了要提及的人物。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有必要實事求是地弄清楚，也已經有條件弄清楚。我建議中央責成有關部門，對饒漱石一案進行複查，儘快作出結論。
饒漱石在1955年4月1日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後，從1955年4月至1958年由公安部負責偵訊過兩年多，後來長期關押在秦城，1965年前後移交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1965年8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判決書確認：‘被告人饒漱石犯有嚴重的反革命罪行，他在上海工作期間，利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華東局第一書記的職務，採取兩面手法，不僅重用了內奸分子揚帆，把中統潛伏特務分子胡均鶴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內，而且在揚帆等人大量使用特務反革命分子的問題被揭發後，中央、華東公安部一再向他提出要徹底處理時，他仍然不予置理，使這一大批特務反革命分子猖狂地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達5年之久，嚴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利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13條的規定，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隨後裁定假釋，移交公安部門管制、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間，據說饒漱石被重新收監，後來不知何時病故了。
從複查潘漢年、揚帆問題所接觸的材料來看，對饒漱石在上海那些問題的定性，顯然有問題。判決書上認定饒漱石犯有反革命罪的理由，是很牽強的：
第一，在公安部偵訊的兩年多中，對饒的重要歷史關節進行過詳細查證，始終查不出饒在歷史上有投敵叛變和充當內奸的事實；
第二，關於使用胡均鶴的有關情況，在中紀委關於潘漢年同志的複查報告中說得很清楚：已查明這屬於公安工作中的錯誤，不是內奸分子掩護特務反革命分子的性質；
第三，已查明，饒漱石對於上海公安局使用胡均鶴等人過程中犯的錯誤，負有直接的領導責任，但是也查明：1、在1951年3月以後，由華東公安部門盧伯明同志為主組成的清理小組，對上海公安局所用特務進行清理，饒漱石並未加以阻撓；2、羅瑞卿同志原決定，如上海公安局對胡均鶴處理不便，可將胡調到北京。後來市局未執行此指示，仍留胡在上海工作。據1955年潘漢年、揚帆、王征明(原市公安局政保處長)等同志被捕期間的口供及當時向盧伯明同志查詢，均證明後來留胡在上海的事，與饒漱石無關；3、從1952年初起，上海市公安局改由許建國同志任局長，以後盧伯明同志也調去任副局長，此後揚帆同志已不能左右全局工作。而胡均鶴在1951年華東公安部派人清理市局使用的特務之後，仍被留在市局做特情派遣工作，直到1955年他被捕時為止，為時又達3年之久。饒漱石則早已於1951年底就離開了上海和華東，他離開之後那幾年使用胡均鶴等人和使用中發生的問題，怎么還能算在他帳上呢？
第四、從華東局上海市委檔案上查到，陳毅同志當時對‘以特反特’的方針也是表示贊成的，對使用胡均鶴的事是知道的。另據揚帆同志說：市局使用朱志遠等幾個特務骨幹分子（是我黨叛徒），劉曉同志也知道，劉並說過：‘象朱志遠這樣的人可以用’。
饒漱石已死，其妻早已改嫁……我認為，象這樣的事，不論其家屬有無要求，（指提出複查要求---引者），組織上都有責任作必要的澄清。
此致
敬禮
陳麒章
1982年8月13日
前妻陸氏書
陸璀2001年4月給黨中央的信：我是陸璀，中共黨員。長期以來，有一件事像一塊重鉛壓在我的心頭，那就是饒漱石的問題。 饒漱石於l955年3月因被指控和高崗結成反黨聯盟而被開除出黨，同年4月，又以“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頭子”的罪名被逮捕並判刑，至1975年病故獄中。
對於這一案件，從一開始，特別是“文革”結束以來，不少同志就抱有懷疑、保留甚至否定的態度。黨內資深的老大姐章蘊同志就曾當著旁人的面對我和我的女兒陸蘭沁說：“饒漱石是個好同志，他是冤枉的。”廖承志同志也曾對我女兒說：“他是個好同志，我了解他，不會有什麼問題。”據了解，廖還曾在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會議上提出：“高饒反黨聯盟”的問題，如果證據不足，是否可以不寫進決議去”。有的同志甚至從遠方打電話給我，明確地說：“這是一樁冤案”，要我和我女兒向黨提出申訴。饒過去的秘書陳麒章同志曾經在1982年8月13日向黨中央寫信(請陳雲同志轉)說：“在潘漢年、楊帆的問題相繼澄清和為他們恢復名譽後，過去認定的那個饒潘楊反革命集團問題自然就不能成立了……”他建議中央有關部門對饒漱石一案進行複查，儘快作出結論。他的信最後還說：“我認為，這樣的事，不論其家屬有無要求，組織上都有責任作必要的澄清。……”
旁的同志反映還有很多，而我卻一直沒有向中央提過，這是因為我有顧慮。首先是，因為看到建國以來的許多冤假錯案都已平反，唯獨高饒的事沒有觸動，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我不願意給黨中央找麻煩;其次，我對此案的許多具體情況都不了解(原因見後)，怕空說無憑，又無法去查找黨內資料;加之我缺乏黨內鬥爭的經驗，對許多複雜的情況難於分析理解。再者，我因受饒案的無辜株連，曾從l955年到l956年，又從l967年到l973年兩次被逮捕入獄審查，先後達七、八年之久;我的女兒和我的其他親屬也曾為此長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連和影響。雖然最後組織上給了我徹底平反的結論，但仍不能不心有餘悸。 而今，我已87歲了，來日不長了。在眾多同志的關心下，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而不應有什麼顧慮。特別是看到經過總結“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和教訓、糾正“兩個凡是”和撥亂反正以後，我們的黨是更加成熟，更加實事求是，也更加堅強了。出於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信任和信賴，我決定趁自己的腦子還沒有完全老化之際，把自己的所知和想法，實事求是地向黨中央反映。如有不確切或不妥之處，請中央給以批評指正。
我總的看法是：饒漱石是有一定錯誤的，但其性質不屬於反黨，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內部矛盾，決不是敵我矛盾;對他的問題的定性定錯了，處理太重了。所謂“高饒反黨聯盟”，其實有無此事，值得重新考慮。懇切希望黨中央組織力量對此案進行複查，再作出符合歷史本來面貌的結論。
綜觀饒漱石的一生，他是江西臨川人，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他都為黨為革命兢兢業業地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他的簡歷附後)。他對黨是忠誠的。l930年他在東北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後兼黨的省委書記時，曾被捕過，1931年出獄。業已查清，並無叛變行為。l941年，皖南事變中，他(當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臨危不懼，在項英、袁國平等不告而別後，仍苦苦堅守，直到最後脫險。據他後來告訴我(我在事變前已隨曾山同志等先期去到蘇北)在萬分危急的最後關頭，他曾發過一個電報給中央，其中說“我為黨犧牲，固我夙願”，但因電台適於此時被毀，他的電報並未能發完(這份電報中央檔案中還可能找到)。
遺憾的是，在後來的一段時間內，他和陳毅同志的關係沒有搞好，發展到後來的所謂“黃花塘事件”(那時我正在做農村基層工作，因而對具體情況不了解)。現在看來，他們兩人的關係沒有搞好，在饒的方面，當然有他的錯誤，但公平地說，雙方都有責任。後來我從一份有關材料中看到，在1954年2月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後召開的關於饒的座談會上，陳毅同志在發言中也曾作了自我批評，說：“黃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錯誤的。我的錯誤是當時對中央有意見，主要是對中央派饒漱石來做華中局書記、政治委員不滿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對我不信任?”他又說，“我和饒各有各的賬，誰也不能賴!”
共和國之開國功臣
| 憶往昔崢嶸歲月，品前輩非凡人生。紀念開國功臣，緬懷革命前輩，憶苦思甜，繼往開來…… |
民國人物（三）
| 中華民國是從清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的國家名稱和年號。簡稱民國。位於亞洲東部、東臨太平洋，成立於1912年的民主共和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及聯合國五個主要創始會員國之一。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歷任領導
| 市委書記 | 任職時間 | 市長 | 任職時間 |
| 饒漱石 | —— | 陳毅 | 1949年5月28日—1958年11月 |
| 陳毅 | —— | 柯慶施 | 1965年11月—1967年2月 |
| 陳丕顯 | —— | 曹荻秋 | 1965年11月—1967年2月 |
| 張春橋 | —— | 張春橋 | 1967年2月—1976年10月 |
| 蘇振華 | —— | 蘇振華 | 1976年10月—1979年1月 |
| 彭沖 | —— | 彭沖 | 1979年1月—1980年3月 |
| 陳國棟 | —— | 汪道涵 | 1981年4月—1985年7月 |
| 芮杏文 | —— | 江澤民 | 1985年7月—1988年4月 |
| 江澤民 | 1987年－1989年6月 | 朱鎔基 | 1987年—1989年6月 |
| 朱鎔基 | 1989年8月－1991年4月 | 黃菊 | 1991年4月－1995年2月 |
| 吳邦國 | 1991年4月－1994年4月 | 徐匡迪 | 1995年2月－2001年12月 |
| 黃菊 | 1994年4月－2002年10月 | 陳良宇 | 2001年12月－2003年2月 |
| 陳良宇 | 2002年10月－2006年9月 | 2003年2月－ | |
| 韓正（代理書記） | 2006年9月－2007年3月 | ||
| 習近平 | 2007年3月－2007年10月 | ||
| 俞正聲 | 2007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