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人生
取過五次正名
李立三名字由來始末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誕生在湖南省醴陵縣城郊的秀才李昌圭家。因逢他家的一株百齡鳳尾盛開，故他的第一個乳名叫鳳生。上私塾時，李昌圭按祠堂的字輩，將鳳生改名為隆郅。1919年，李隆郅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李隆郅回國，他找到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向他匯報了自己的認識和參加革命的決心，當即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派李隆郅到安源開闢工人運動。行前，分部主任毛澤東對他說：“你的名字難認又難寫，建議你改一改。”李隆郅到安源後，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能至。1923年4月，李能至調離安源後，到武漢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1925年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參加領導了“五四”運動。為了便於工作，他曾改名李誠，常用名還是李隆郅。
他之所以改名李立三，和鄧中夏有很大關係。據他在自傳中說：“我原叫李隆郅，這名字工人不容易認識。1924年11月左右，我與中夏同志去吳淞，在火車上，中夏又說我的名字不好寫，改一個吧！改什麼呢？剛好看見三個人立在火車門口，中夏就說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後我的名字就改為李立三。”從此，李立三就成了他的名字，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原來的名字了。
結過四次婚
李立三三次追悼會
李立三同志一生開過三次追悼會。第一次追悼會是在法國召開的。一九二二年五月，法國勤工儉學支部有一小報報導了一個訊息，朋友李隆郅在萍鄉搞勞務運動，因刺殺越行鐵未成被攔腰斬斷，於是在法國的勤工儉學負責人，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為李舉行追悼會。追悼會開過不久，從中國又傳出訊息李立三在安源搞工人運動正搞得紅紅火火，組織俱樂部辦消費合作社等等。在法國的中國負責人得到訊息後為之一笑。
第二次追悼會（八一南昌起義），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李立三擔任保衛處長，部隊快離開南昌，李立三，突然得到情況，發現敵情。李立三來不及請示，馬上派兵出擊，自己親自出發，結果與敵人接了一下火，敵人便逃跑了。當時時間很晚，走錯了方向，在外面一夜。起義總部得到情況，又是急行軍，頭天未回來認為是犧牲了，結果部隊決定開個追悼會，會議剛剛開始，李立三他們回來了。李立三笑著說給我開追悼會還要幾十年。
第三次追悼會是一九八0年三月二十日，在北京中山堂舉行，參加追悼會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胡耀邦、鄧小平、彭真、王震等，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詞，悼念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優秀共產黨員、中國工人運動領袖李立三（其實李立三同志一九六七年就去世了，由於四人幫的迫害致死，找不到骨灰，只有一副眼鏡放在骨灰盒內）。
人物生平
李立三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0年同趙世炎等一起組織了“勞動學會”，在旅法工人和中國學生中開展革命活動。
1921年回國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參加工人運動，同劉少奇一起赴安源，並擔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主任。同年，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
1925年5月，被推選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領導了著名的五卅運動。
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任總工會執行部長。
1927年參加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央工人部部長。同年，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負責領導武漢和華中地區的工人運動。7月，中共中央改組，成立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擔任五人常委之一。
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後，李立三參加了南昌起義，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失敗後，被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到香港和廣州地區進行恢復省委和黨組的工作。
1928年6、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常務委員，並擔任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1928年冬至1930年秋，在上海黨中央工作，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宣傳部長等職務，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成員之一。
1930年6月以後，他錯誤地估計了革命形勢，並在革命性質和任務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左”傾錯誤主張。隨後，他制定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紅軍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險計畫，號稱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並將黨、團、工會的各級組織機構合併成為領導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他的“左”傾路線被稱為“立三路線”。“立三路線”的推行雖然時間並不長，但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及時糾正了“立三路線”的錯誤，他也認識並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同年底，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到蘇聯學習。
1932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
1935年，他被派往國際工人出版社，擔任中文部主任及《救國時報》主編。曾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他雖然未出席，但仍然當選為中央委員。
1946年1月回國後，他先後擔任軍事調停處執行部東北三人小組成員、中共中央東北局敵工部部長、城工部部長等職務，為東北根據地的開闢和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1948年8月，他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1949年9月，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為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勞動部部長等職務，並主持制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1955年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
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9年擔任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0年起擔任中共華北局書記處書記。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因為歷史問題，遭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
1967年6月，他含冤去世。1980年，中共中央為他平反昭雪，並恢復了名譽。
擔任職務
李立三1924年任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1925年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
1926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組織部長。
1927年當選為第五屆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工人部長。
1928年－1930年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書長、宣傳部長等職。
1931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國時報》主編。
1945年當選為第七屆中共中央委員。
1946年曆任軍調部東北三人小組成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敵工部長、城工部長等職。
1948年任中共中央東北局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
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勞動部部長。
1955年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
1960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是中共四至八屆中央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人物故事
改名立三
1922年，他從法國留學回來，被毛澤東派到安源煤礦，後來毛澤東因他的名字太難叫，建議他改名，改成“能至”。後來，他到上海搞工運。一次，他與鄧中夏同去參加工會選舉。路上，鄧中夏抱怨“李能至”這個名字太文了，將他名字改為“立三”。
無線電事業
李立三由於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潛的軍隊中擔任師部文書時，就曾經從事過破譯電碼的工作，並懂得編制密電碼。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為了加強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蘇區的秘密通訊聯絡，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決定由張沈川、李強負責，在上海滬西極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號租了一幢三層樓房，安裝發報機建立地下無線電台。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套無線電收發報機於1929年初冬由李強在上海研製成功，建立起共產黨第一個秘密無線電台，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負責報務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設立了第二個秘密無線電台，1930 年1月上海與香港開始通訊。1930年10月，在蘇聯學成的一批無線電台工作人員相繼回國，同在上海培訓的報務員一起，先後被派往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在天津也設立了分台。這些電台，保證了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之間的通訊往來，也加強了中央對各蘇區工作的指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當時正在進行的革命鬥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創辦大同幼稚園
李立三在主持黨中央工作期間，創辦了中共中央機關的第一所幼稚園——也就是後來被譽為“紅色搖籃”的上海大同幼稚園。
1927年後，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遺孤或革命者的後代流離失所，生活極其悲慘。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後，為了保護和撫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烈士遺孤和革命後代，黨中央通過各種渠道千方百計尋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後代，經中共中央與蘇聯共產黨交涉，史達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國革命烈士的遺孤和當時黨中央領導人的子女，為中國革命培養一批接班人。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決定：在上海創辦一所幼稚園，撫育好烈士遺孤和一些在上海的黨的領導人的子女。
犯左傾錯誤
1930年9月24日，黨中央在瞿秋白、周恩來等的領導下，召開了第六屆擴大的三中全會。會議旨在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李立三在會上發言，勇敢地承擔了責任，做了自我批評。會後，他離開了中央主要領導崗位，前往蘇聯學習和進一步接受檢查。
1946年，李立三從蘇聯回國。同年5月，李立三前往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見到毛澤東，一開始就談到自己的錯誤。1949年2月李立三前往西柏坡出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他在會上發了言，又一次深刻檢討了自己歷史上的問題。
慘遭迫害
李立三在蘇聯15年由於王明的迫害，二次坐班房差點被害死。“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被誣為“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裡通外國分子”，受到殘暴鬥爭。1967年被迫害致死。
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追悼平反昭雪大會，認定李立三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傑出領導人之一。為紀念他的革命功勳，修復李立三故居，設陳列館，展覽其生平事跡。
跨國戀情
李莎，俄羅斯人，她的原名叫伊莉莎白·帕夫洛芙娜·基什金娜，李立三的夫人。基什金娜是在莫斯科一位朋友家中初識李立三的。那時她是書報學校的畢業生，年僅19歲，正在國際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1936年，基什金娜已經考入莫斯科師範學院法語專業，芳齡22歲。基什金娜決定嫁給李立三。兩人舉行了簡樸而洋溢著喜氣的婚禮。2015年5月12日，李莎在京逝世，享年101歲。
人物評價
李立三同志始終忠於黨、忠於人民。在長期的白色工作和國外工作中，英勇奮戰，探索革命真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立中，堅持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努力鑽研黨的方針政策，朝氣蓬勃，積極工作，任勞任怨，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顧身受林彪、“四人幫”一夥誣陷迫害的困難情況，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公正地為許多同志的歷史作證，堅持抵制對黨的老幹部進行迫害，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他對共同戰鬥的同志和朋友誠懇真摯，熱情親切，對待下級關懷愛護，平易近人。
在李莎家的客廳中，高懸著李立三生前最喜愛並留下的清人鄭板橋的4幅湘繡墨竹，其中一幅就是那首著名的《竹石》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李莎和李立三的一生，也就如同這叢咬定青山的翠竹，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仍然枝幹挺立，根深葉茂。
有詩《一腔激情夸立三》如下：
革命要訣，賴鐵與血。拼搏精神，金石為裂。嗟乎立三，蹉跎歲月。安源勒碑，英名不滅。念少年離家，賦詩為別，錄此傳詠，慰一生偉業：浩氣沖牛斗，如焚痛國讎。詩書從此別，投筆效班侯。
文革懸案
李立三“文革”中的奇特現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興起不久，中央正在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李立三是八屆中央委員，但是沒有讓他參加會議(後來得知，在應出席會議的141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26人被“決定”不讓參加會議，李立三就是這26人之一)。客觀地說，運動初期李立三雖然靠邊站了，還沒受到太大的“衝擊”，因為在一些人看來，他畢竟只是“死老虎”，暫時還顧不上他。那段時間，李立三每天披著個軍大衣去看大字報，或是學習和批判《海瑞罷官》，批判所謂“三家村”等，這時他還發議論說，“舊社會不能沒有清官和貪官之別”，“清官總比貪官好吧?”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後，他作為陪斗者參加了幾次批鬥會，也曾經去一位老同志家裡躲了幾天風，但他還是可以自由活動的。一次他被通知參加批鬥陶鑄的大會，他聽到那些造反派們的胡言亂語，看到對陶鑄進行無情折磨時，他憤然離開了會場。他還公然對一些造反派說：“陳毅是好同志，你們打不倒!”這時期，他見到一些熟人，還互相關照要經得起“考驗”;對於很要好的同志，他還偷偷地議論說，這個“文化大革命”有點像蘇聯的1938年肅反運動，他說他自己準備上萬人大會，但無論怎樣也要堅持實事求是，不能說假話牽連別人，活下去看吧。這年的10月份，他還按照華北局機關造反派的“勒令”，向機關民眾大會再次做“系統檢查”，誠懇交代和批判自己來華北局前後的所有“嚴重錯誤”。
到了1967年“一月風暴”，“揪鬥頭號走資派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開始後，形勢就發生了急劇變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國造反聯絡站”的兩個專案人員找到了李立三，對他說：“你工作時間很長，據說劉少奇在上海、東北、武漢、廣州你都與他在一起工作過。請你談談劉少奇的情況。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他現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歷史問題也要清算。”
兩人態度和氣，意思是：好好揭發劉少奇的“罪行”，對你會“將功補過”。
李立三同這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作為他秘書的我有幸成為這次談話的記錄者，而這份紀錄也有幸被保存下來了，成為研究李立三在最後一次的考驗面前，始終如一地堅持黨性原則的有力見證。
李立三詳細地講了安源時期、五卅運動時期、武漢政府時期三個歷史階段的真實歷史。他說，安源時期，“1922年9月，快要罷工時，主席派劉少奇來安源，”“罷工期間劉少奇初到，認識人少，我認識人多。工人們把我保護起來，由劉少奇出面。《燎原》電影，就是反映這個事。電影中的雷喚覺，是把我與劉少奇寫成一個人。”又說：“二七罷工後，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發之勢。”這時我從安源被調走，劉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領導那裡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脅礦上，但沒有罷工”，因此，“安源沒有受到鎮壓”。劉少奇是正確的。他得出結論說：“這段時間(半年)中，我和劉少奇在一起工作，這一段沒有看出他有什麼問題。”李立三接著講了五卅運動時期。他說，五卅運動中我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調來擔任總務部長(類似秘書長性質)。由我出頭露面。當時工商聯合會，我代表工人去的。工會具體工作，劉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這段期間與劉少奇相處三個月，也看不到他有什麼問題。”
“第三次是武漢時期，1926年到1927年，全國總工會，我是負責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鬥爭中，“劉少奇是支持民眾的。這段時間也沒看出他有什麼問題。”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離開了武漢去搞南昌起義，這以後就再沒有和劉少奇一起工作。總之，“這三個階段沒有看出有什麼大問題。”
無論從當時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還是從李立三、劉少奇當時的特殊處境來看，李立三面對極端險惡的形勢，勇敢而公正地為已經成為“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如此“作證”，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迫害升級了
由於李立三不肯出賣自己的靈魂，他的這種“不識趣”的態度，終於觸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給他招來了“殺身之禍”。於是，從各個角落裡伸出了一雙雙看不見的手，開始指向李立三，對他的迫害也隨之開始升級。
首先是康生，他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說：“你們不要以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們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徹底地燒一燒。”於此，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先後開始製造各種政治謠言，點名揪李立三。
接著是林彪的夫人葉群跳出來，編造出離奇的謊言，說李立三曾經反對，並且企圖謀害過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紅旗》雜誌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黃錫章的文章：《反動電影〈燎原〉與中國的赫魯雪夫》。
眾所周知，“文革”時期的《紅旗》雜誌非同小可，一旦被它點了名，被公開宣布為什麼什麼分子，就等於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說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開刀”了!
造足了上述這些輿論還不算，再接著，是關鋒、戚本禹這些“文革”新貴們，不惜親自出馬，破天荒地“接見”了華北局機關名為“紅色造反團”的一批造反派頭頭，直接“指示”他們要“聯合起來”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來的紀錄清楚地再現了當時的情形———時間：1967年5月24日晚10：40至25日0：45。
戚(本禹)：同志們，你們等很久了。對不起，我們來晚了。今天的會怎么開?
關(鋒)：先學《最高指示》。戚：(領著學《最高指示》)關：“中央文革”委託我們來了解華北局的情況。你們不是寫了很多信嗎?(接著問了幾個民眾組織的情況，×××一一作了匯報)
關：劉萊夫怎么樣?為什麼不鬥他?(當匯報到張邦英是漏網分子時)
關：對，對，應該造他的反。(當匯報到三個蓋子論時)
戚：三個蓋子論，還有嗎?矛頭對準誰?
關：內蒙“無產者”與“一聯”的關係怎么樣?范儒生怎么樣?斗他了沒有?
戚：早該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誰?是“紅色造反團”嗎?李立三的老婆斗過沒有?為什麼不鬥她?(回答她不是我們機關的)
戚：北京斗不了?幾百人鬥不過李立三?在北京聯合搞嘛!
5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徹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書信和文字材料自然是被抄走了，就連《紅樓夢》、《劉志丹》等文學作品以及相冊、小孩玩的洋娃娃也拿去當做李立三“變修”的罪證。與此同時，造反派們公開貼出了《勒令》，“勒令”李立三“不得與任何人接觸”，“不得任意外出”，從而徹底限制了李立三的人身自由。
5月31日，在某大學組織的一次有10萬人參加的批鬥大會上，造反派揮著拳頭指著李立三的鼻子責問：
李立三，你為何還不低頭認罪?我沒有罪。你從30年代就反黨反毛主席，你還不承認?
那些錯誤我早就檢查過了，那不是反黨反毛主席。
你還嘴硬，你沒有反黨反毛主席，那你為何裡通外國，做蘇修特務?
我沒有裡通外國，我不是蘇修特務。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幹了些什麼?
沒幹什麼，我是去學習的。胡說，你和特務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時候勾結上的。
她不是特務上司……李立三義正詞嚴，據理力爭。造反派把紙攤在他面前，逼他寫出承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供狀。李立三毫不猶豫地揮筆寫道：我完全相信民眾，完全相信黨，會把我犯的錯誤的性質弄得清清楚楚。
事實會證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決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個由各地58個“造反組織”參加的“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聯絡站發表公告稱：“竊取華北局書記處書記職務的李立三，是一個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裡通外國分子。四十年來，他一貫地、猖狂地反對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積極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篡黨、篡政、篡軍活動效勞。他勾結一小撮牛鬼蛇神，進行一系列裡通外國的反革命罪惡勾當，企圖顛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根據這些無中生有的“罪狀”，一個個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鋪天蓋地接踵而來。僅在一個月內，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種造反組織召開批鬥李立三的大型批鬥會達14次之多。
自殺成為歷史懸案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計畫繼續對李立三進行審訊，同時通知他參加下午還將舉行的批鬥會。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說，他身體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鬥會實在也不能參加。造反派做了讓步，允許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鬥會必須參加!
當天下午3點，批鬥會現場早已擠滿了人，但就是不見主要批鬥對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後，主持人宣布批鬥會因故改期。
而與此同時，造反組織的“常委”們正處於焦頭爛額之中，他們來往於華北局機關、二機部宿舍和北京醫院之間，紅色保密電話正與周恩來辦公室、謝富治辦公室和公安部門頻頻聯繫……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華北局機關全體幹部大會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殺，自絕於黨!同時留下遺書一封。
遺書上云：最最敬愛的毛主席：
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裡床單下。沒有寫完的，請要(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死後，造反組織的權威人士放出風來說：6月21日李立三與李莎在汽車上分手時，他的“特務上級”李莎向李立三發出要他自殺的指令，意圖滅口。安眠藥是李莎交給李立三的。
華北局機關幹部對李立三之死議論紛紛，紛紛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種種解釋都讓人疑竇叢生。其中最關鍵的疑點，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殺的“毒品”，也就是大劑量的安眠藥，究竟從何而來?
由於真正的知情人為數極其有限，所以始終沒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結論。而那“權威人士”的說法，顯然是毫無根據的。
而據6月21日當時押解李立三夫婦的常某(批鬥李立三聯絡站的北京地質學院學生)6月22日的交代稱：
昨天李(立三)與李莎在車上對話：
莎：你什麼時間來的?
李(立三)：十點來的。
莎：(在)哪裡吃飯?
李：在機關吃的。
莎：走了。
李：再見。
這是押解人常某寫的李立三夫婦在車上的談話內容。根本沒有向李莎要“幾副藥品”的內容，更沒有要安眠藥的內容。
李立三服用安眠藥有幾十年的歷史，這點我們當秘書的最了解。晚上沒有安眠藥，他不能入睡。華北局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鬥爭的矛頭首先是對著李立三的。
李立三一直處於激烈的思想鬥爭之中。當時，出於安全考慮，為防不測，我曾經給李立三的服務員胡玉珍明確提出要求：必須加強對安眠藥的保管，每晚只給李立三兩粒(這是李立三習慣服用量)，不能多給。我說，出了問題，你要負責(李立三服用的藥品包括安眠藥，都是由服務員從北京醫院取回，由服務員保管配發給他)。胡玉珍說，她是嚴格按照我的要求辦的。後來，在李立三思想鬥爭最劇烈的時候，服二粒安眠藥不能入睡，就找服務員胡玉珍要安眠藥。胡玉珍對他說，李秘書早有交代每天只給兩粒，堅持多要不給。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對著我大發脾氣，追問我為什麼不給他安眠藥。我笑著回答說：“立三同志，我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靜，向我吼著：“這簡直是笑話，幾十年風風火火我都過來了，難道還經不起這次考驗?你不就怕我自殺嗎?自殺是叛黨行為，這點我明白，難道我能走上叛黨的道路嗎?簡直是笑話。”表現得很激動。但無論李立三怎么發火，我始終是笑著向他說：“立三同志，請您原諒，這是我的職責，完全是好意，為了您好。”談話只得不歡而散，他對我沒有辦法。
事後我對胡玉珍更加明確地要求：把安眠藥保管好，控制好。這說明，服務員每天給他送兩粒安眠藥，他每天必須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積攢起來。也就是說李立三根本沒有自帶大量安眠藥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機關在整黨中，又對涉及李立三自殺問題(因一些當事人在河北省直機關)進行過一番追查，同樣毫無結果，不能自圓其說。
1980年3月，中央決定給李立三召開追悼大會前，中央組織部讓李立三的家屬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時的醫院“驗屍報告單”，上面記載：身高1.63米(與實際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體重56公斤。這顯然也不符合實際，成了又一個謎。
所以，李立三之“自殺”，始終是一個懸案，成為“文革”亂世的一道不解之謎!
共和國之開國功臣
| 憶往昔崢嶸歲月，品前輩非凡人生。紀念開國功臣，緬懷革命前輩，憶苦思甜，繼往開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