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高崗1905年出生於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高家溝;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原名高崇德,字碩卿。小時候在米脂縣龍鎮國小讀書,後考入橫山縣立第一高等國小堂學習。
1927年至1931年,在國民黨西北地方部隊中秘密開展兵運工作,發動武裝起義;1932年任陝甘工農紅軍游擊隊隊委書記;1933年8月任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政治委員;11月後,任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政治委員、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是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
1935年2月,為了統一陝甘和陝北兩塊革命根據地黨和紅軍的領導,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他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委員。9月紅二十五軍與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成立紅十五軍團後,任軍團副政治委員;1938年5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1939年1月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參議長。
1941年初,任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同年5月,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與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併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後,任西北局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奉命赴東北,1945年11月任北滿軍區司令員,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1947年底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
1949年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解放前夕,高崗在黨內已成為東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2年11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計畫委員會主席併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1953年調到中央,被控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於1954年2月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揭露和批判,8月17日,高崗自殺身亡。
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高崗的黨籍。
大事年表
1905年
出生於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高家溝。
1922年
考入橫山縣立第一高級國小;受共產黨員活動的影響,組織學生自治會,曾任學生會主席,因參加進步活動被學校開除學籍。被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收入該校就讀。
1927年1月
由時任國民革命軍西安軍事政治隊大隊長的吳岱峰介紹,入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說1926年入黨)。6月和橫山黨支部取得聯繫,舉辦農民運動通俗講習所,成立農民協會等。
1928年秋
到佳縣、吳堡一帶組織民眾抗糧抗捐。不久調膚施縣開展地下工作。1929年被派往軍閥部隊開展兵運工作,任學兵隊黨的特別支部副書記。
1930年1月至1934年5月
1930年1月至5月任馮玉祥部騎兵第4師中共特別支部副書記。
1932年2月起任紅軍陝甘游擊隊交通員,後升任第2大隊政治委員。
1933年8月至11月任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政治委員。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4年6月至8月任紅26軍第42師政治委員。
1934年1月至5月任第2路陝甘邊區工農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5月任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5年2月至11月
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同年5月起)。10月在陝北紅軍十五軍團肅反時被捕,後被中央派人釋放,11月底中組部對高崗和劉志丹等人平反。
1936年12月
1936年1月被派到內蒙古三邊地區。6月至10月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員會負責人。10月任中共陝甘省委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2月任書記。
1937年5月至1941年10月
1937年5月至9月任陝甘寧特區委員會執行委員,
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書記。
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陝甘寧邊區保全司令部司令員、政治委員(1941年1月起)。
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書記。
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
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委員。同月至1945年8月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長、議長。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陝北公學董事會成員。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
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
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統戰部部長。
194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
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民族學院院長。
1941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幹部審查委員會委員。
1942年6月
1942年6月起和任弼時一起負責陝甘寧邊區系統分區學習委員會。同月起任西北局財經委員會成員。
1943至1944年5月
1943至1945年7月,高崗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
1943年至1945年9月任代理政治委員。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黨校校長。
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軍工作核心組主要負責人。
1944年5月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參加組織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和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
1945年4月至6月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主任率團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在大會上作關於爭取中間分子、生產、作風問題的發言,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後奉命赴東北,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務委員。
1945年11月至1952年11月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滿軍區司令員。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秘書長(1946年6月起),
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代理書記。
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1948年1月至8月任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軍委東北分會委員。
1948年6月兼任東北局辦公廳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
1949年4月兼任財經委員會主任。
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任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1948年11月起)。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黨委書記。
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經濟計畫委員會主任(至1950年8月)。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副主席。
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東北局第一書記,
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
1953年至1954年
1953年調中央工作;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因同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受到揭發和批判。
1954年
2月17日,第一次自殺未遂;1954年8月17日自殺成功。
1955年3月
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人物事件
高饒事件
高饒事件的實質是他們(高崗饒漱石等人)試圖把劉少奇和周恩來從中共的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來。主要的目標是劉少奇。” 1955年官方對此事件做結論時,稱之為“陰謀活動”和為加強個人權力而進行的“無原則”活動。
“五馬進京”1952年高崗調任中央計畫委員會任主席,1953年赴京。在高崗前後調京的還有鄧小平、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勛,隨之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而“一馬”即指高崗,可想其受倚重之勢。作為中共根據地出身的幹部,高崗對於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白區”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勢力不滿。
高與毛的私下談話高崗奪權的關鍵因素是他對毛澤東態度的估計,“毛澤東在1953年初期與高崗的幾次私下談話中表示了這種(主要是經濟建設和發展農業合作社方面)不滿。不管毛主席的意圖是什麼,高崗把這看成是一種信任他的信號和反對劉和周的機會”
1953年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和饒漱石等人意圖拉攏一些人對抗劉少奇、周恩來。
1953年12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高崗、彭德懷、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胡喬木列席。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在他外出休假期間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則謙虛地表示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主持為好。書記處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劉少奇主持,不贊成輪流。但高崗說:“輪流吧,搞輪流好。”
高崗的言行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高崗的問題已經不能再拖延。
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高崗的政治生涯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地向與會者點出了高崗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同凡響地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嚴重問題。並決定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
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從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開了7次,有43人發言。曾經與高崗長期共事的陳雲做了重要發言。在發言中,他揭發批判了高崗反對劉少奇、企圖當黨中央副主席的言行:
中央書記處得到這一訊息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和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會議聽取了周恩來報告高崗自殺未遂的情況和對高崗的緊急處置辦法,決定立即對高崗實施管教,讓其停職反省。
1954年2月17日高崗用手槍自殺未遂。自殺未遂後,中央書記處召開的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只是在當天停開,18日、19日、20日繼續舉行。21日是星期日,休會一天,22日、23日、25日,又開了三天。在這八個半天的座談會上,共有43人發言,揭發批判了高崗以及饒漱石的“罪行”。在座談會的最後一天,周恩來做了總結髮言,列舉了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為高崗的錯誤定了性。
195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總結髮言。1954年3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周恩來的這個《發言提綱》作為向地委書記和解放軍軍黨委以上作口頭傳達的材料。
1954年4月28日,高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終於寫出。此時已變得比較謹慎的高崗決定還是在送交中央審查之前,先讓老戰友習仲勛看看,徵求徵求老戰友的意見。於是,29日,他讓秘書趙家梁將《我的反省》送到習仲勛處。
1954年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葬於北京萬安公墓,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高崗的墓碑被砸爛半截。
1955年3月因高饒反黨集團事件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
人物紀念
2009年8月29日趕在建國60周年慶典前,高崗銅像在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高家溝的高崗故居前揭幕,以紀念其誕辰104周年。這尊由當地民間組織籌劃、私人捐資鑄造的半身銅像,是其去世50餘年後的首次“面世”。
2009年10月23日,高崗的生平記錄片首映儀式在高崗同志的故鄉橫山縣上映。
高崗墓位於北京市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臥佛寺,這裡遠離市囂,人跡罕至,十分幽靜。解放前,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裡當作身後安息之地。當時周總理讓在墓碑上只刻姓名,生卒都不刻寫,但不知何原因最終成了無字碑。直到2005年在高崗百年之際,經批准,才在墓碑上刻上高崗的名字。
2015年10月25日上午由黃土情聯誼會主辦的《紀念開國元勛高崗同志誕辰110周年(北京)座談會》在北京萬壽莊賓館大禮堂舉行。座談會最後,高崗之子高燕生致辭。
人物評價
毛澤東對高崗的評價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那篇著名講話中,提到並且稱讚了高崗。他說,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在這種條件下,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地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才能生根。接著,毛澤東同志比較了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長處和短處: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民眾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的情況的了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繫,和高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得多。1953年以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勾掉了高崗的名字,把後面這句話改為“和一些陝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多了”。
1954年2月28日,毛澤東審閱了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的發言提綱,並親筆作了一些修改。提綱中有一段話是: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泄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面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這段話中的“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和“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是毛澤東親筆加寫的。
李維漢對高崗的評價
1981年,李維漢在一個座談會上說:“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的路線是正確的;第二,高崗在邊區黨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執行中央路線的;第三,土地革命時期陝北有兩個人民領袖——劉志丹和謝子長。”
王首道對高崗的評價
1982年,王首道在一個會議上說:“高崗在陝北同劉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是有功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前,一度要把他們抓起來當作右派,後來我們給他們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崗是很感激的。但以後,高崗極端個人主義發展,走上了反黨和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高崗傳》一書對高崗的評價
戴茂林,趙曉光在《高崗傳》一書中評價高崗一生有五大功績:
1. 參與創建了西北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
2. 抗日戰爭時期連任三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
3. 國共內戰中共成功奪取東北立下功勞;新中國建國初主持東北的建設;
4. 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後勤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