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學理論批評
正文
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風起雲湧，各階級各階層都很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思潮和文學批評的發展變化空前劇烈。這種變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古代文學理論的延伸 第一時期從鴉片戰爭至中法戰爭,是古代文學理論的延續期。它的主要內容是:從明代以來就已經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主要矛盾的“情”與“理”的矛盾，出現了新的抗爭。一方面，以程朱理學為指導而占據清代文壇正宗地位的桐城派，由於姚鼐弟子梅曾亮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答朱丹木書》）的主張，要求把“義理”空談與封建政治相結合。曾國藩更明確地提出直接為瀕於崩潰的封建政治服務的“經濟”，補充桐城派標榜的義理、考據、詞章在理論上的空談和不足。
曾國藩也參與了道光、鹹豐時期的宋詩運動，擴大了它的影響。這是統治清代詩壇的復古主義的內部運動，要求把宗唐轉為宗宋。其中堅人物還有何紹基、鄭珍、莫友芝，都是正統考據家兼詩人。他們的詩歌理論也有著濃厚的理學氣味,與桐城派文論完全一致,實際上是一種文學思想在詩文兩個不同領域的具體分工和不同表現。何紹基反覆鼓吹“溫柔敦厚”的“詩教”（《題馮魯川小像冊論詩》）。他雖然也承認作詩要有“真性情”，但要求以理統情，提倡平日明理養氣，於孝悌忠信大節以及日用起居等方面體貼得真性情(《與汪菊士論詩》)，實際上是要合於封建綱常倫理的性情。至於他們要求以學問為詩之類，也是和以理統情有關聯的。
另一方面,“聲情沉烈”的龔自珍,則在《宥情》和《長短言自序》中提出了與桐城派、宋詩派針鋒相對的“尊情”說，並在《又懺心一首》、《題〈紅禪室詩〉尾》、《己亥雜詩》、《送徐鐵孫序》、《書湯海秋詩集後》和《病梅館記》等詩文中作了多方面的表述。龔自珍的“尊情”說認為，真情來自未受封建名教污染的“童心”和投身現實所受各種遭遇的“閱歷”，乃是儒佛皆呵的“陰氣”,它猶如“千年怒潮”,“劫火遇銷”，“來須揮劍”，“去可付簫”，能使作家作品充滿“簫心劍氣”；使人“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從而產生“買盡千秋兒女心”的社會效果。龔自珍所尊之情，就是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是反抗“存天理滅人慾”的強烈表現，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和社會內容。
魏源在《定盦文錄敘》中說：“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這個“逆”字便是龔自珍文學思想的準確概括，同時也表達了魏源的文學主張。蔣湘南盛讚龔、魏，又以“奴”、“蠻”、“丐”、“吏”、“魔”、“醉”、“夢”、“喘”八字形容桐城派，指斥它“道之不明，何有於文？文之未是，何有於法？”(《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節》)便是龔、魏文論的有力迴響。吳敏樹《移蘭記》與龔自珍《病梅館記》所表現的文學思想也是一脈相通的，他在《與筱岑論文派書》中聲稱自己“素非喜姚氏者”，不但反對曾國藩把他列入桐城派，而且力排文章宗派之說，指出曾國藩吹捧桐城派的用心在建立自己的宗派門戶。林昌彝以反帝愛國作為采詩論詩的首要標準，編寫《射鷹樓詩話》，把不同流派詩歌創作中或多或少的反帝愛國的思想感情集中起來加以頌揚，突出林則徐、魏源，大不同於世之泛泛詩話，亦與桐城派宋詩派文學理論大相逕庭。
此外，中國農民階級隨著政治上的成長，首次提出自己的文學理論，也對以桐城派為主的一切反動文風進行猛烈衝擊。具見太平天國文衡總裁洪仁玕領銜發布的《戒浮文巧言諭》以及他的《資政新篇》、《欽定士階條例》、《欽定軍次實錄》和洪秀全的《改定詩韻詔》。他們的理論在思想內容方面，要求一切文章都要“合天情”，“符真道”，為太平天國政治服務，“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絕乎邪說淫詞，而確切於天教真理，以闡發乎新天新地之大觀”。在語言藝術方面，強調“文以紀實”，“言貴從心”，要求文章“樸實明曉”，“切實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反對一切“浮文巧言”。這些理論有破有立，自成體系，與桐城派文論針鋒相對，反對虛浮文風，革命性強烈。
其後,與太平天國文論相呼應,曾經參加哀牢山彝民起義的夏正寅，在1884年所作的《哀牢夷雄列傳自序》中說：“遊俠貨殖，世之所輕，史遷傳之；蓋遊俠貨殖之行，於生民有義有利也。哀牢諸夷雄，為民除暴謀利，不為世所知，曷可不志哉？”主張發揚司馬遷的進步傳統，為犧牲的農民起義英雄立傳。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又是一創舉，與桐城派以大量碑傳志銘表彰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恰好形成強烈的對比。
新文學理論的出現 第二時期從中法戰爭至戊戌政變，是新舊文學理論的交替期。它的主要內容是：以程朱理學為指導的舊文學理論日暮途窮，開始墮落；以資產階級思想為指導的新文學理論脫穎而出，初露鋒芒。
這個時期，曾國藩已死，曾門弟子吳汝綸成為桐城派末代宗師。他在政治上依附洋務派頭子李鴻章，在文學理論上也努力殖民地化。1898年，吳汝綸在《答姚慕庭書》中抬出曾國藩，大肆吹捧桐城派寶典《古文辭類纂》，竟說“中國斯文未喪，必自此書……後日西學盛行，六經不必盡讀，此書決不能廢”。次年，吳汝綸又在《答嚴幾道書》中發揮這種思想，公然主張廢盡中國古籍，“改習西學”，“獨留此書”。
但在時代劇變的衝擊下，對社會採取極端個人主義冷漠態度的文人越來越多，宋詩派則延演為陳衍、鄭孝胥所謂的同光體，要求詩歌在擬古之中走“荒寒之路”（陳衍《何心與詩序》），以險奧的語言和“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風格，為各種各樣“神州袖手人”（陳三立自嘲語）服務。他們還吹捧曾國藩“別傳詩法與經巢”（陳衍《論詩絕句三十首》），樹立宗派，自封正統，又聲稱“人不必桐城，文章則不能外於桐城”，不斷表明這個宗派與桐城派的親屬關係。此外，已經取代浙江詞派而成為詞壇主流的常州詞派，也發生類似變化。譚獻主張“於憂生念亂之時，寓溫厚和平之教”(《明詩》)。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也提倡“溫柔和平”。後來，況周頤的《蕙風詞話》強調“詞以和雅溫文為主旨”,要求詞境“靜穆”、“萬緣俱寂”,便是譚、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他們普遍存在著擬古主義思想，宣揚儒家“詩教”，離災難深重的民族現狀較遠。
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對文學問題進行了新的批判和探索，受到民歌哺育和龔自珍影響的黃遵憲，早在21歲時就已痛斥“俗儒好尊古”，高呼“我手寫我口”(《雜感》)。1891年，黃遵憲又在《人境廬詩草自敘》中明確提倡“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為古人所束縛”，要求“舉今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充分發揮了他少年時期的“別創詩界之論”(《與丘菽園書》)。為此，他還要求廣泛學習古人藝術經驗，並“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即繼承《離騷》和“樂府”優良的傳統精神。這些理論與“俗儒”界線分明，開始了新生的中國資產階級的詩歌理論探索。1897年,黃遵憲在《酬曾重伯編修》詩中自稱自己的詩為“新派詩”。這些新派詩基本上實踐了他的詩歌主張，並為梁啓超的“詩界革命”樹立了榜樣。
近代文學理論批評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改良派人物孔廣德,還編輯了近代第一部愛國主義文學總集──《普天忠憤集》，記錄甲午戰爭失敗的愛國主義文學創作高潮，欲“使讀之者因恥生憤，因憤生勵，秉其公忠，群思補救，挽既倒之狂瀾，撐天下之全局”（《普天忠憤集自序》），文學救國的思想十分突出。他指出這個時期愛國主義文學創作的主要特徵是“憤”：“或則憂憤而上封章，或則感憤而抒議論，又或則蓄其孤憤而形之於詠歌，無非憤也。”認為憤之愈甚，“收效尤捷”，作者應該敢言其憤，不怕言之有“罪”，“多觸時忌”。既把近代愛國主義文學批評發展到“憤筆憤書”的程度，反帝亦反封建，又賦予古代文論中“憤”的標準以反帝反封建的新內容。此書上承《射鷹樓詩話》影響，下開阿英編輯一系列反侵略戰爭文學集的先河。
但在戊戌政變前，大多數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要從事政治活動。他們崇尚西學,注重實用,往往把中國傳統文學與西學對立起來,作過火的批判,甚至加以全盤否定，認為西人的“化學、光學、重學、醫學、植物之學，皆有專門名家,辨析毫芒,幾若非此不足以言學，而凡一切文字詞章無不可悉廢”(王韜《上當道論時務書》)。譚嗣同把他30歲以前的詩文統統稱為舊學，盡棄之（《莽蒼蒼齋詩》補遺）。譚嗣同、梁啓超、夏曾佑等人曾試寫過“新學之詩”,“頗喜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飲冰室詩話》),但理論無多。這種推崇西學實用的功利觀點,在小說理論上表現比較突出。在1897年《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中和梁啓超次年發表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中，一方面，他們認為“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明確要求廣泛譯印外國小說，特別是外國政治小說；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中土小說……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劃《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只能使“淺學之人淪胥”,“天下不勝其說部之毒，而其益難言矣”。這些議論衝擊了封建文學，有進步意義。他們要求譯印外國小說的呼聲，在得到林紓等人的回響之後,終於造成文學上的開放,從此結束了中國文學孤立發展的局面。但他們否定中國古典小說，則是片面的，形上學的。與此同時，他們從中外小說的巨大社會作用中發現了小說這一文學樣式的藝術價值，反對“因其虛而薄之”的傳統觀念，認為小說較正史“易傳”、“易入”，“可增‘七略’而為八，蔚‘四部’而為五”，還導致了後來的“小說界革命”。他們寫作“新學之詩”的嘗試雖然失敗，但革新的精神可貴，並導致了後來的“詩界革命”。
資產階級文學理論的興盛和衰落 第三時期從戊戌政變至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文學理論的盛衰期，它的主要內容是：改良派進一步接受資本主義文化影響，發動一連串文學“革命”，革命派受到種族主義束縛，文學理論上的保守多於前進。而魯迅、李大釗則給近代文學批評史帶來了新的曙光。
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改良派已經從政治舞台上敗下陣來，淪為流亡海外的清議派，無力再和地主階級頑固派進行重大政治鬥爭,轉而乞靈於文學,在前一階段批判探索的基礎上，接連發動“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都是想從改良文學著手，造就一代“新民”，繼續推行改良主義。為此，梁啓超提出一連串新文學理論，成為近代最有影響的文學理論家。
“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都是在《夏威夷遊記》中提出的。梁啓超指出“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認為作詩“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其新意境又稱“歐洲意境”，是以資產階級新思想和資本主義新事物為“詩料”的。從他盛讚《滅種吟》和黃遵憲的《軍歌》，又可見他的新意境是以愛國主義為最高標準。這種“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主張，從理論上解決了古代舊詩體如何為新時代、新興資產階級服務的問題，為舊體詩的發展揭開了新的一幕。
在提出“詩界革命”的同時，梁氏提出“文界革命”。他盛讚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德富蘇峰的文章“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一生面者”，並且說:“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1902年，梁啓超又在《新民叢報》第一號的“紹介圖書”欄和第一版《飲冰室文集》序中申明文界革命的目的在“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他在報章上發表的大量散文實踐了這些主張，被稱為報章體或新文體；因代表作主要發表於新民叢報，又稱新民體。後來，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這些文章務為平易暢達，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顯示了“文界革命”的主要成績。通過“文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中國傳統文言文得到空前解放，找到了向白話文過渡的途徑，其功績反而大於晚清白話文運動。
1902年11月，梁啓超在日本創辦中國第一種文學報刊《新小說》,並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隨後即在新民叢報上說明其宗旨“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傷德育者在所必擯”。並申述專刊小說理論文章，要求“大指欲為中國說部創一新境界，如論文學上小說之價值,社會上小說之勢力,東西各國小說進化之歷史,及小說家之功德,中國小說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這就是改良派小說的理論綱領。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他把小說分為“理想派”與“寫實派”，認為前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後者能把現實社會的情狀“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兩派都具有“熏”、“浸”、“刺”、“提”四種感染力，“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這一論點不僅接觸到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問題，而且也揭示了小說的藝術特徵。據此，作者明確指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徹底粉碎了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改變了中國文學諸品種之間的結構關係。接著，作者猛烈抨擊舊小說中的各種各樣封建性糟粕，指斥它是“中國群治腐敗的總根原”，終於得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結論，在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中表現了革新小說的強烈願望。另外，在這篇論文和改良派其他許多小說論文所列舉的例證中，還都包括一些戲劇作品，可以認為，梁啓超等人的小說理論也是包含著戲劇理論在內的。
梁啓超在文學理論上雖然打著資產階級改良派烙印，但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和愛國主義色彩。他在1911年為流亡中國的朝鮮文學家金澤榮所寫的《麗韓十家文鈔序》，便是他的愛國主義文學思想的結晶。他在此文中所指出的一條運用文學發揚民族精神的救國途徑，論證了文學與民族的關係，開創了這方面文學理論的探索。
資產階級革命派文學理論發端於1903年的愛國運動和思想革命高潮，具有更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其主要貢獻在三方面：①提倡“叫咷恣言”、“跳踉博躍”的文學語言，反對革命派中“文墨議論往往務為蘊藉”的不良現象，為反清革命召喚“雷霆之聲”（章太炎《革命軍序》）。②把資產階級戲劇理論從改良派小說理論中分立出來，進行專門探討，提倡“戲劇改良”，希望用“梨園革命軍”來“喚醒鈞天之夢”，“招還祖國之魂”，使大家“崇拜共和，歡迎改革”（柳亞子《二十世紀大舞台發刊詞》）。③對同光體進行徹底批判，指責宋詩運動是由於“一二罷官廢吏，身見放逐，利祿之懷，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則塗飾章句，附庸風雅，造為艱深，以文淺陋”；並且宣稱“振唐音以斥傖楚，而尤重布衣之詩”（柳亞子《胡寄塵詩序》），這些理論發展和補充了改良派文學理論的某些方面，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興起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文人的種族主義思想嚴重，就整體而言，他們的文學理論卻是相當保守的。其大師章太炎還崇奉“古文學派”，認為古文字學是一切文學的基礎，表現尤為突出。像《革命軍序》那樣的文學思想，早在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就已經否定了,甚至認為他這類為數不多的文章,“斯皆淺露,其辭取足便俗，無當於文苑”，並自稱古奧難懂的《訄書》“文實閎雅”（《與鄧實書》）。他的全部文學理論的基本精神，就是把愛國與復古混為一談，崇雅抑俗，甚至推崇魏晉之文“可以為百世師”(《國故論衡·論式》)。這種思想的根深蒂固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偏激情緒,常常迷失政治方向,竟然讚賞王闓運的“能盡雅”和馬其昶的“能盡俗”（《太炎文錄·與人論文書》）。對於開創了近代文學批評史進步傳統的龔自珍，則目為“漢種滅亡之妖”（《太炎文錄·說林下》）。對於繼承和發展了這個進步傳統的許多改良派文人也都橫加貶抑。
資產階級革命派文學思想保守性的另一突出表現，是提倡“保存國粹”,排斥東西民主主義文化,反對梁啓超的文學改良運動,要求從中國古老的文化遺產中,特別是古典文學中,尋找反清反帝的武器。為此,他們在1904年組織“國學保存會”和“國粹學社”，1905年又創辦《國粹學報》,以“保種、愛國、存學”為宗旨,“其文體純用國文，風格務求淵懿精實，一洗近日東瀛文體粗淺之惡習”（《國粹學報略例》）。這種思想不但與章太炎一致，而且對1909年成立的南社也有影響。高旭的《南社啟》就說：“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而中國國學中之尤可貴者，斷推文學。蓋中國文學為世界各國冠，泰西遠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歐風者,乃奴此主彼,何哉？”因此，雖有柳亞子等人提倡“戲劇改良”，但南社的全部文學活動仍以傳統詩文為正宗。
這些保守理論給資產階級革命派文學創作帶來很大局限。雖然他們寫下了許多“悲壯淋漓的詩文”，卻輾轉在舊形式和狹隘種族主義思想中。由於局限性太大，他們在寫作實踐中有時便不得不採用自己理論上所反對的“新文體”和“新派詩”形式，造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可見革命派基本上並未完成自己在文學理論領域的歷史任務。在革命形勢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他們不但沒有把改良派創建的資產階級新文學理論推向前進，而且專門運用古老陳舊的觀點對它進行攻擊，這就使得新文學理論日益落後，由盛轉衰，偃旗息鼓，逃避現實的消極思想紛紛出現。這種情況首先從王國維開始，他本是向西方尋求真理之一員，研究學問的方法也是近代式的。不但開創了中國戲曲史的研究，而且把中國詩歌理論發展成完整的體系，以“境界”為綱，有著許多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見。但王國維從西方吸取得最多的卻是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改良派的沒落情緒和厭世思想非常突出，他的理論體系也是從否定人生出發，滲透了遊戲起源論、反功利論、超利害論等一整套資產階級消極唯心的論調，完全脫離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這種思想的低級表現,便是墮落。1914年,海上漱石生的《繁華雜誌》題辭竟說：“容我著書消歲月，管他飛檄動兵戈。……文林詩海消閒料，說部歌壇醒睡丸。誰道書成了無益，茶餘酒後盡人歡。”至此，資產階級新文學理論便已完全失卻靈魂。
近代文學理論批評參考書目
簡戈之、陳邇冬等編選：《中國近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59。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