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敦厚
正文
中國古代儒家的傳統詩教。它的提出,最早見於《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這是漢代儒家對孔子文藝思想的一種概括。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對此解釋說：“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這是就詩歌諷諫的特點來說的，體現了對作者寫作態度的要求。同時，《禮記正義》又說：“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這是就詩歌的社會作用來說的，既需要運用溫柔敦厚的原則，同時也必須以禮義進行規範。溫柔敦厚作為儒家的傳統詩教，在長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方面，在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內部，運用這一詩教來調整本階級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由於它規定怨刺必須“溫柔敦厚”,強調“止乎禮義”和“主文而譎諫”,只允許“怨而不怒”地委婉勸說,不允許尖銳地揭露批判,因而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又常常起著消極的作用。對於這一藝術信條,前人曾作過多種解釋,但很少有人提出過懷疑。直到清初，王夫之才在《薑齋詩話》中指出：“詩教雖雲溫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認為詩教並不切合實際。其後，袁枚也指出：“《禮記》一書，漢人所述，未必皆聖人之言。即如‘溫柔敦厚’四字，亦不過詩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故仆以為孔子論《詩》,可信者,興、觀、群、怨也。不可信者，溫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鶴書》），認為詩教並不可信。不過，他們的否定並不徹底，都未能深刻認識詩教的實質。
溫柔敦厚說除了倫理原則的意義外，在後世有時也被引伸為藝術原則，例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提出的“柔厚”說，就是如此。詞論中的“柔厚”說要求詞在藝術表現上要蘊藉含蓄，微宛委曲；內容上要深郁厚篤，既不叫囂乖張，又不淺顯直露。這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儘管作為藝術原則的柔厚說，最終是以溫柔敦厚的倫理原則為規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