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移民潮:越來越多的精英、富商，通過留學、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等方式移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事件介紹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2010年6月16日，國務院僑辦宣布，中國海外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

與改革開放初期和上世紀90年代初的兩波移民潮相比，“第三波移民潮”不僅在移民數量上有所增加，而且這些移民還呈現出高學歷、高技術、高成本等特點。

有學者說，如今的移民主體不再是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而是富人；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賺取的大筆財富；轉換國籍後，子女留在國外，富人回頭繼續把中國作為掙錢發財的主場。

近日，某網站進行的一項線上調查顯示(11345人參與)，50.4%的人認為中國富人掀起移民潮的原因，是“轉移財富，避稅藏富”。74.5%的人認為移民潮引發的財富外流情況很嚴重，只有6.7%的人認為沒影響。

儘管如此，75.2%的人表示，如果經濟條件許可，會選擇移民。

當然，不同身份、不同階層的人，移民的原因各有不同，選擇移民或是留在國內，也只是個人選擇，但如此大規模的財智精英外移，對於我們的社會，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信號。

推動原因

其一，安全感的需要。曾有一名台灣學生在大陸生活幾天后感嘆：“大陸實在是太刺激了！”在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不確定的社會，每個人都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危機感和焦慮。但對財富精英來說，已開發國家可能更能滿足他們對於穩定、平靜生活的期待。

其二，資金保值的需求。面對通脹壓力和通脹預期的考驗，眾多新富階層對資產的保值增值，無疑擁有更強的期待和焦慮。而在如今的中國社會，投機泛濫和投資渠道的進一步收窄，也會引發財富的“擠出效應”。

其三，為了孩子的教育。很多移民都表示，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而國內的污染、醫療、教育等問題，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有人算了一筆賬：在國內，培養一個孩子從國中到大學的費用，加上各種擇校費和補習費，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費用。

其四，移民接受國的“熱情”。金融危機後，許多已開發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經濟，放寬投資移民政策，吸引了不少大陸人士投資定居。

《南方周末》援引加拿大移民局的數據稱，2009年加拿大投資移民全球目標人數為2055人，中國大陸的名額就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資起步價40萬加元計算，僅2009年,即使只按“門檻標準”計算，從中國流向加拿大的財富至少23.5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一座世博會中國館。

看待方法

2010年6月16日，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許又聲，對海外移民現象表達了三點態度：“首先是尊重，遷徙權是人權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當然前提是合法；其次是中國將依法保護新僑在海外的合法權益；最後是引導，中國要引導新僑在海外尊重所在國的法律，融入當地社會，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貢獻。”

有評論說，這反映了我們官方對移民海外一種非常開放的心態和良好的國際視野。中國社科院學者曾省存說，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中國大陸移民潮之前，中國台灣地區也曾有類似過程。新加坡、韓國甚至一些已開發國家，也出現過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後來通過“人才流轉”，反而又大為獲益。

“在全球化時代，‘人才獲益’、‘人才流轉’、‘軟實力’等概念已逐漸取代了‘人才流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閻靖靖表示，目前看來，新加坡、印度等國家，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創傷。除人才流動本身所具有的循環性外，更重要的是，當時它們均採取了正確的吸收人才和引導人才回流的措施。

在這方面，中國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近年來陸續推行一系列吸引“海歸”的優惠政策。2008年中央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計畫在5~10年內，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中央企業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的各類園區等，引進並有重點地支持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回國(來華)創新創業。

2010年6月剛剛頒布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提出，到2020年人才發展要進入世界人才強國行列。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張學忠曾表示，“中國正以蓬勃的姿態，迎接新一輪留學人員歸國創業熱潮的到來。一個潛力無邊、大有作為、足以讓留學人員展示才華的舞台正在呈現。”

除了政策的扶持、吸引外，把中國打造成更宜居的國家和真正和諧的社會，提高在教育、安全、環境和財產保護等方面的全球競爭力，恐怕也是當務之急。

中國背景

大概是中國人太敏感於“國際之最”這樣的字眼，當中國社科院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吐露，中國正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時，引發整個社會輿論的空前熱議。有報導稱，這是本世紀繼2003年後又一次出現的“移民潮”，與以前的“勞工輸出”和“洋插隊”現象不同的是，本次移民者多數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構成。因而，伴跟著“中堅力量集體流失”、“中國資本大遷移”的驚呼，諸如“數典忘祖”、“為富不仁”等罵聲也不絕於耳。

實事求是地說，在“全世界化”背景下和現代化過程中，人材、資金、技術的流動應屬於正常徵象，也符合奈斯比特在《大趨向》中論述的原則。問題在於中國的財富並沒有按奈斯比特先生指出的方向流動，而是逆嚮往已開發國家和地域集中轉移。儘管折射出了中國富裕階層社會責任感缺失，對國家認同感的冷漠，但也難以使人理解，這些飽受政策恩惠的人為什麼會攜帶財富簇擁移居國外。

有評論指出，中國財富精英的移民與社會情況有關，深圳富士康的“N連跳”以及中山本田的罷工事宜，一次次掀起了民眾的“仇富情緒”，使他們越來越耽心被“均貧富”；也有人認為，我國富人爭相移民，是為了擺脫惡劣的投資環境，在“國進民退”的環境下，想投資的行業被壟斷，能投資的行業不掙錢，結果只能選擇脫離；《南風窗》的報導更是寄意深長地寫道：“中國會不會再現俄羅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亡命潮’？現在已有苗頭。”

各種分析不無道理，每一種道理都有極為現實的理論支撐點，使這種移民現象在中國頗具“勝利大逃亡”顏色。但也應該看到，如此眾多的說法其實不過是個表象，或多或少都帶有一定水平的誤讀。也許，嚴重的社會不公加劇了不安全感，但中國的財富精英很多都是既得好處者，他們早習慣了在自己的地盤呼風喚雨，說擔心被“均貧富”顯然低估了金錢在中國社會的能量。至於說投資環境不好、教育體制落伍等，完全和移民兩個觀點，道理很簡單，中國有那么多外資企業和留學生，何以不見外國富豪移居中國？

這裡說“誤讀”，一是在當今中國有移民心結的人並非少數，包括影視明星和公派留門生在內，一旦有機會就很少有人回國。資料表明，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返國。流出外洋的78.5萬青年才俊，至關於60所北大所有在校本科生。二是近年來“赤身官員”人數陡增，這些人以種種名目將妻兒和巨額資產遷徙出境，自己則留在國內為官，有風吹草動便溜之大吉。據中國商務部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僅截止2004年，外逃官員數目已達4000人左右，攜走資金約500億美元。

貪官外逃現象嚴重，卻鮮有人為之付出法律價錢。只要在網際網路搜尋就能看到，廣為人知的溫州市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廈門遠華走私案涉嫌主犯賴昌星不過是蟊賊而已，動輒攜款數億叛逃的官員大有人在。諸多範例為富人移民提供了可參照的標本，他們越是知道有這樣的效果，就越是不計後果猖獗斂財。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投資情況”、“仇富情緒”等頂多是種託言。

弔詭的還不僅是贓官和富人移民，某些“民族主義者”在找到合適的路子後，也不惜血本走向了他們曾大罵的“賣國”之路。有音訊稱，因撰寫《中國不高興》而聲名大噪的宋曉軍先生，名利雙收後竟然也到場了“美帝國主義”行列。訊息是真是假姑且不論，至少說明移民已成為中國有錢人的共識。從這個角度說，真正值得思辨的是這一現象背後的本色。

其實，中國文化向來不缺少思辨基因，像古語“樹挪死、人挪活”，文言釋義便是“適者生計”，用現代句式概括就是“生存”與“發展”。遺憾的是，有思辨力的文化卻沒有培育出擁有反思力的群體，明末的“流寓夷土，築廬舍……人口恆河沙數”（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還歷歷在目，清末的“下南洋”、“闖關東”又踏入了循環怪圈。歷朝歷代周而復始實行一個周期律，縱有成千上萬個來由，也不能說這樣的歷史有多少傳承代價。

更為遺憾的是，許多社會管理者和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並沒有社會責任，他們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財富的積累建立在了無數平民辛勞的基礎之上，卻毫不在意犧牲他們的好處。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不是用知識和財富改良自己的故土和國度，而是一走了之。官員、學者、明星尚且如此，富人們自然也不甘落後，於是導致了移民人數成倍遞增，構成為了一波勝於一波的移民潮。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聖人就教誨門生“道不可，乘桴浮於海”。哲學層面中，這個“道”可以是生長之道，也可所以道德之道，任由人們的想像擴大。但具體到如今各類社會精英前仆後繼“浮於海”的題目上，就不難看出一個清楚的主線——在道德底線失守、權力劃定規矩失控、社會信息失真的環境中，每個群體都覺得本身弱勢，每個人都有危機感，恰如白堊紀末期的恐龍，永遠預見不到自己的未來。不過這恰恰反證了一個規律——既得利益集團固然強大，歷史法則更加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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