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曹錕字仲珊,直隸天津人,北洋時期直系軍閥首領、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1923年10月,通過賄選登上民國大總統寶座人稱賄選總統)、國民革命軍一級陸軍上將(1938年6月14日被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追贈)。
從政生涯
曹錕幼年曾入私塾數年,16歲時推車下鄉零售布匹,因喜玩樂,終至虧累歇業。1881年適逢袁世凱在小站招募新兵,遂應募入伍。不久即被選送天津武備學堂學習。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畢業於天津北洋武備學堂,任毅軍哨官。1894年隨毅軍赴朝鮮參加中日甲午戰爭。1895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曹錕被任為右翼步兵幫帶。1907年升任新軍第三鎮統制,使北洋勢力伸展到吉林、黑龍江。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奉袁世凱之命,由長春移駐直隸娘子關,鎮壓革命。1912年2月在北京縱兵譁變,為袁世凱拒赴南京就職製造藉口。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第三鎮改為第三師,他任師長。
1914年4月,又任長江上游警備司令,率第三師進駐湖南岳州,監視南方革命勢力。1915年10月,曹錕因積極支持袁世凱辟帝,被授予虎威將軍稱號。袁世凱稱帝後,又被封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凱之命率部入川,鎮壓護國運動。6月袁世凱死後,曹錕又以其重要的軍事力量,仍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隸督軍,駐防保定。
1919年五四運動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聲名狼藉,直系軍閥乘機策動反皖系軍閥活動。12月,馮國璋病死,曹錕被推為北洋直系軍閥首領。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系軍隊戰敗,段祺瑞下台,此後,直奉兩系軍閥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曹錕任直魯豫巡閱使。直奉兩系軍閥因分贓不均及爭奪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又發生了激烈的衝突。1924年4月第一次直系戰爭爆發,張作霖戰敗,退回東北,直系獨霸北方後,黎元洪再次拉出來復位,用所謂法統的名義,抵制南方成立的護法政府。
黎元洪雖然復職,但軍政大權操於曹、吳手中。為使曹錕早日爬上總統寶座,揚言黎到1922年1月任期已滿,應行另選。1923年6月直系軍閥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錕採納收買議員的辦法,在北京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進行選舉的活動機關,規定選舉時出席議員每人賄以五千元支票。為了籌集賄選經費,他以借軍餉為名,通令直隸所屬170縣分大中小級,每縣籌借1萬元到3萬元不等。他用搜刮來的1300萬餘元,收買了一批國會議員。1923年10月5日,選為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10月10日,曹錕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場。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罕見的醜聞之一。 1926年4月,馮玉祥軍鹿鍾麟不滿臨時執政段祺瑞與奉系軍閥勾結,發動驅段兵變,將曹錕釋放。5月1日因病辭職,由總理攝政。
1927年2月,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即將抵達河南時,曹錕逃往天津,此後,長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曾多次請曹錕出任偽組織頭目,但曹錕始終予以拒絕,保持了民族氣節。1938年5月曹錕病死於天津,終年76歲。6月被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
從政軼事
賣布郎憤而從戎
曹錕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農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天津大沽一個貧窮造船工曹本生家裡。曹錕的父親曹本生,在大沽的一個船行當排工,成年累月給人家造木船,以維持這個10口人之家的生活。儘管曹家經濟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為人要強,他寧願自己勒著腰帶,也要供孩子們識幾個字。因此,曹錕兄弟幾個,多在幼年讀過幾年私塾。
曹錕16歲時,父親讓他學造木船,曹錕不肯,叫他學做農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讓他去賣布。因家中貧窮,買不起一輛手推車,曹錕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處叫賣。曹錕性情豪爽,愛交朋友,喜歡武術,好酒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臥,有時街上一些頑童就趁機把他錢袋裡的錢偷走。當曹錕酒醒後發現錢沒有了,只是一笑了之,從不追問。所以大沽一帶的人們給他起了個“曹三傻子”的綽號。
父母見曹錕不成器,便在他17歲那年托人說媒,將西大沽一家姓鄭的姑娘娶過來。鄭氏長於曹錕兩歲,相貌平平,但為人通情達理,過門後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對曹錕更是十分體貼,小兩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曹錕聽說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有個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當地很有權勢,人稱“大帥”,於是備下厚禮前去拜謁。常言道:“禮多人不怪”。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廣東水師提督,一看來了個姓曹的小老鄉,很是開心。接著一查族譜,發現曹錕竟是自己的孫輩,自然更加高興,便正式認曹錕為族孫,並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凱那兒為他通融,自此打開了曹錕扶搖直上的康莊大道,由幫帶而幫統,由幫統而統領,由統領而統制。
曹錕曾到朝鮮參加中日戰爭,後被送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學習,成為袁世凱小站練兵的骨幹,此後,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軍第三鎮統制官。民國成立後,曹任陸軍第三師師長,曾於護國戰爭時率軍南下四川,與護國軍作戰。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列為直皖兩系,曹在兩系暗鬥中,腳踩兩隻船。在馮國璋死後,曹成為直系首領,相繼取得了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勝利,成為主宰中央大權的實力派人物。
駐保定大逞其威
在曹的生日這天,光園內外張燈結彩,門前車水馬龍,各省軍政要員紛紛奉承巴結,大送壽禮自1916年9月曹錕任直隸督軍,到1923年10月他賄選中華民國總統期間,曹主要駐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軍閥的大本營。直皖之戰、第一次直奉戰爭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謀劃決策的。現擇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為,從側面反映曹的面貌。
鎮壓愛國學生的進步活動--曹錕駐保期間,禁止學生們閱讀進步書籍,反對學生的愛國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訊息當天傍晚就傳到了保定。一些進步的愛國學生爭相傳告,憤怒譴責北洋政府喪權辱國的賣國行徑,譴責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強烈要求中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籤字。保定高等師範、政法學校、農業專科、第二師範、私立育德中學的學生們紛紛罷課,到直隸督軍署門前遊行示威,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面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曹錕躲在督署府里十分害怕。5月7日,直隸省教育廳派督察員王琛來保定會晤曹錕。曹錕下令禁止學生集會遊行,阻止學生罷課,並派出大批軍警監視各校學生的活動。
1922年,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育德中學學生王錫疆等人代表保定團組織出席了會議。回保定後,王錫疆主持保定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同年,王錫疆在給第六中學學生楊景山的信中郵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章程》,被軍閥當局查獲。因其中涉及“布爾什維”等內容,曹錕便下令通緝逮捕王錫疆。王在校長郝仲青幫助下,脫身到北京,後與鄧中夏一起從事革命工作,並由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保定的第一個共產黨員。
1923年5月康有為從洛陽到易州謁清西陵,順路到保定。曹錕在保定光園為其接風洗塵。康有為特為在建的曹錕花園提名“老農別墅”。康有為還在河北大學發表演說,進行反對新文化的宣傳,深得曹錕歡心。一天,曹在與康有為的談話中講到王森然在第二女師學校增設白話文課程,宣傳新文學時,康有為十分氣惱。他對曹錕說:“他本來是個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讓他在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開直奉戰爭直軍全體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王森然寫了兩篇痛斥曹錕的文章,在保定各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曹錕十分憤恨。他以防“赤化”為名,於5月18日晚派人去學校抓王森然。王事先聽到風聲,當夜化裝逃到北京,在李大釗、林語堂、胡適等幾位教授的掩護下,才躲過了通緝。大興土木修建大本營——曹錕駐保定後,就開始著手修建大本營。他先在保定東郊徵購土地,修建飛機場,拆通西關新開路,拓寬南大街,又將原清代直隸按察使司衙署改建為賓館。因他仰慕明朝薊遼總督戚繼光的英名,所以把賓館命名為“光園”。曹錕平日在原直隸總督署辦公,下榻在光園。
曹錕愛看戲,他將關帝廟改建為戲園,人稱“曹錕戲園”。他常常邀請當時戲劇界名角來保定演出。張勛復辟失敗後,曹錕兼署直隸省長。曹錕在此春風得意之時,特邀京劇名角梅蘭芳來保定演出,並親自率領親信坐馬車到保定城北迎接。
不料,梅蘭芳是乘私人汽車來的。汽車在當時很少見,一般的達官貴人有汽車的也不多。曹錕見梅有自己的汽車很是羨慕,心想自己一個堂堂的直隸省長竟不如一個唱戲的排場,真是枉為人生。梅下車後,改乘曹的馬車進城。曹錕對梅熱情備至,並邀請梅同住光園。不久,曹錕便派人買來4輛汽車。自此,保定街頭出現了汽車。
1921年,曹錕欲將大清河兩岸600餘畝地興建為規模宏大的花園。剛剛經受了大旱之苦的保定勞動人民,聽說曹要建花園,扶老攜幼前來參加修建,為的是討口飯吃。1923年秋季,花園終於建成了,裡面有樓台軒館,水榭曲廊,花徑亭石,蒼松翠竹,匯集了南北園林之精華。曹十分喜愛這個花園,幾乎每天早上都到此散步打拳,同時,也允許普通老百姓進園遊覽。可能是因為曹錕前半生無兒的緣故,他十分喜歡男孩子,曾在園中遊玩時認過五六個乾兒子,有的乾兒子還依仗著曹的勢力發了跡。
六十壽慶排場空前——1922年農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錕的60大壽。此時,直系在直奉戰爭後,控制了北京政權,北方儼然是直系天下。作為直系首領的曹錕躊躇滿志,決定大慶60大壽,藉以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
在曹的生日這天,光園內外張燈結彩,門前車水馬龍,各省軍政要員紛紛奉承巴結,大送壽禮。吳佩孚從湖南趕到保定,做總招待員。曹錕見吳佩孚如此恭順,十分高興。他對幕僚們說:“子玉(吳佩孚字)生性古怪,卻獨能推崇老夫,這也算是前生的緣分咧!”眾人聽了爭著奉承說:“吳帥無論怎樣威望,怎比得上老帥勛高望重,震古鑠今?此中不但有緣,也是老帥德業所感召啊!”曹聽了十分開心。
為了助興,曹錕還特地以重金請來梅蘭芳、余叔岩、楊小樓、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筱翠花等戲劇界名流來保參加堂會。演戲7天,犒賞達30萬元。曹錕過生日如此鋪張奢侈,揮金如土,但對軍隊卻常拖欠軍餉,以致引起兵變。保定東門外駐有一個炮隊,曹錕每星期都要檢閱一次。一次,炮隊因欠發軍餉發生譁變,駕起大炮向市內督軍署方向開炮。曹錕即派人前去抓捕肇事者,並斬其首級,懸掛在城門樓上示眾。
遇政變身陷囹圄
這是吳佩孚做夢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錕做夢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就是馮玉祥倒戈,使直軍慘敗,曹錕被趕下台,並遭到軟禁。
第一次直奉戰爭,馮玉祥有不少的貢獻,因為他率軍從陝西向河南急進,有助於解決趙倜,論功行賞,他坐上了河南督軍的寶座。然而他一入開封,就解決了寶德全。寶德全是趙倜下面的師長,暗中接受吳佩孚的命令,維持開封的治安。吳令寶幫辦河南軍務。吳佩孚聽到寶被殺的訊息,極為震動,對馮大感不滿,因此撤了馮的河南督軍職務。馮聽到這個訊息,就找張紹曾和張廷鍔想辦法,兩張當時對馮印象不錯。很想替馮緩頰,但知道吳在盛怒中極難轉圜,遂聯合拍電向曹陳情,曹乃打電報給吳著馮玉祥晉京。馮入京後,曹遂發表馮為陸軍檢閱使,仍兼十一師師長,馮雖失了河南督軍,卻換了一個檢閱使,總算不錯了。
曹錕賄選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擁曹派中積極分子遂由馮玉祥打第一陣,向黎元洪索討軍餉,陸軍軍官天天包圍總統府,包圍國務院,黎的離去主要是受不了軍隊逼宮,而軍隊的主使者就是馮玉祥。
所以有人說曹錕賄選的三大功臣,一是馮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吳景濂。曹錕就任總統後,馮以功高漸露不遜的態度。當時國務總理尚未產生,國務院秘書長張廷鍔擔任府院之間聯繫。農曆年後還沒有過元宵節,一天馮玉祥找到張廷鍔,他就:“直卿(張廷鍔的字)大哥,請陪我去見總統。”張廷鍔以為他是禮貌上的晉謁,就陪了去見曹。怎知見到曹後,馮鄭而重之地說:“初一這天,總統府的衛隊把士兵打了,總統知不知道?如果總統知而不辦,是總統護短;如果總統不知道,是被人蒙蔽。”馮這話一說,張廷鍔吃了一驚,這豈是一個軍人對總統講話的態度。曹錕雖是布販出身,究竟幹了不少的重要職務,見過的世面不為不廣,何況現在已是總統,他在馮報告時本是和藹可親,待馮的話說完,他眼睛一睜,端正而坐向馮說:“煥章,初一總統衛隊把士兵打了,你們身為高級長官,為何不徹底追究懲辦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總統,這種小事情還要我來處理嗎?我幾時對你們說情維護過總統府的衛隊?”馮碰了一個大釘子,為之啞口無言,張廷鍔只好打圓場說“總統的指示我們立刻去辦,煥章是總統的部下,對總統就像對父親一樣,言語可能過激,請總統原宥。”由此可見馮的態度是相當桀驁。
吳佩孚在四照堂點將之後,馮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發餉後才能開拔,吳聽了大為震怒,吳說:“兵臨城下,難道不發餉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懷慶,十三師長,討逆軍第二軍總司令)並沒有來要餉呀!”馮部還要求多撥車輛,吳允撥40輛。馮玉祥則採用步步為營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線拉成一條塔形長線,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幾個兵,愈到後方兵力愈厚。事實上,馮玉祥已暗中和奉張有了秘密聯繫,奉軍因為已暗中搭上馮玉祥,因此軍事上並不如何積極。自9月4日回響浙盧通電“率兵入關”後,至9月15日始向朝陽方面進迫,守朝陽這一方面的直軍是王懷慶部,還有毅軍的米振標部為輔。奉軍攻入朝陽後亦未疾進。
至於直軍方面,第一路出山海關的,為直軍主力,彭壽莘、董政國、王維城都是吳佩孚手下的大將。第二路王懷慶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環。第三路出古北口,由馮部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等擔任。孫岳代理京畿警備總司令,曹銳為軍需總監。
第二次直奉戰爭,雖然雙方各出動20餘萬大軍,可是戰場上的戰鬥並不激烈,因為奉張已和馮玉祥暗通聲氣,而馮玉祥則拖延軍機,坐待時間。當吳佩孚在北京坐鎮時,馮玉祥自然不敢動手,只派劉汝明等暗中調查吳軍開赴前線的確實數字,以待吳軍全部調往前線,吳佩孚離開北京。
吳佩孚對馮玉祥有看法,他們之間隱藏著深刻的矛盾。馮玉祥與孫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吳佩孚對他仇視的原因。早在1920年馮玉祥駐湖南諶家磯時,孫中山就派徐謙、鈕惕生帶著他的親筆信來見馮玉祥。徐、鈕二人與馮玉祥是舊識,大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勸馮玉祥和孫中山一致從事革命工作。馮玉祥也認為北方大都受清廷遺毒,誤國害民,全國民眾和有志氣的將領都仰望孫中山。後來馮又派秘書任佑民到廣州拜訪孫中山,表示只要孫中山用得著他,他無不盡力以赴。
由於吳佩孚對馮玉祥的仇視和排擠,馮玉祥對曹、吳十分不滿。加上曹錕賄選醜劇,激起全國反對,馮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況且馮玉祥對孫中山十分欽佩,本有相機反曹、吳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終於給他帶來了反曹、吳的機會。
前方軍情並不利於直軍,加以曹錕左右嬖倖,對於吳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慫恿曹錕催促吳上前線指揮軍事。曹的左右說:“如果在北京城內做總司令,誰也會做啊!”吳佩孚上前線的主要原因,並非曹錕下面的反吳派,而是前線戰況的不利,加上海軍突襲的計畫受了阻礙,吳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溫樹德並不太為吳賣力。
於是吳派討逆軍副總司令王承斌於10月3日率後路援軍馳抵古北口,代行總司令職權,以對抗來攻的奉軍李景林部。然而這一遭吳又錯了,因為王承斌實際早和馮玉祥暗中聯結,他已參加倒吳派,自然不會在前線打硬仗了。首先倒戈的直軍是把守九門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長馮玉榮,他所部不戰而退。吳佩孚這才於10月11日晚9時,乘坐討逆軍總司令專車,由北京正陽門出發,直馳山海關。討逆軍總部人員隨行,還有外國觀戰武官和新聞記者100餘人隨車前往,聲勢之浩大,在民國初年內戰場面中,可以說是空前的。當吳佩孚上前線時,也正是北京城內謠言滿天飛的時候,前方戰報多不利於直軍,有傳第一軍司令彭壽莘陣亡,有傳某軍譁變,可是這都是不可靠的訊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時半,吳佩孚的專車抵達山海關,停靠於長城牆傍,吳佩孚即率幕僚和衛兵急馳前線,登長城視察戰況。這時直奉兩軍激烈鏖戰,隆隆大炮震動大地,硝煙冉冉上升。吳佩孚上前線的訊息,遍傳直軍,對軍心士氣有極大的鼓舞,而通奉的馮玉榮聽說吳已到達前線,遂畏罪自殺。吳遂直接調遣十三混成旅,另築陣地穩住了陣腳。
討逆軍總部在吳親赴前線後,遂設於吳的專車上。吳總部的直屬部隊則張營帳於車站內。吳每天早起偕同參謀長以下僚屬四出視察,有時則乘坐渤海艦隊司令官溫樹德所率領之旗艦游弋海上,指揮海軍炮擊葫蘆島。只是因為海軍不夠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襲之效。於是改變作戰計畫,傾其全力對付奉軍右翼,令後援軍總司令張福來率重兵恢復狹隘的九門口,張福來軍經過激烈戰爭,使榆關的戰況漸趨有利。
奉軍在秦皇島上空展開空襲,奉軍飛機四架、七架的編隊,不斷盤鏇轟炸,但損害並不嚴重。奉軍之所以向秦皇島空襲,因為秦皇島是直方的海軍集中地,當時在秦皇島海面停泊了不少艦隊,計有直軍的渤海艦隊六艘及運送海陸軍的運輸船20餘艘,此外還有外國軍艦20餘艘,舷舵相望,桅檣林立。岸上則大軍雲集,往來緊張。
吳在前線督戰時,對於馮玉祥的行動頗為注意。馮本人在懷柔按兵不動,有坐觀成敗之勢,吳命參謀長張方嚴電催各軍急赴前線,張給馮玉祥一電,為了加強語氣所以在電文後加了一句:“大局轉危為安賴斯一舉。”這本來是普通的加強語氣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時候,這句話就有了問題。馮玉祥雖然已和奉張暗通款曲,但他確有坐觀成敗之意,他要看直軍有了敗兆才敢動手。吳上前線後,馮是猶豫的,他怕吳在前線打了勝仗,他一發動,吳率師回京平亂,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機而動,所得情報來自直軍總部的,是勝利在望;來自日方的,則謂直軍不利,前線危急。當他收到吳的參謀長來電催促進兵時,他認為直軍失敗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決心"倒戈"。移後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師,在吳佩孚後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馮玉祥率軍撤出前線,回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直奉戰場形勢大為改變。在北京的馮部鹿鍾麟、蔣遇鴻與孫岳裡應外合,打開城門。鹿鍾麟率部率先入城,與孫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隊會合。士兵們一律佩戴藍布白字的臂章,上寫“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政變軍隊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並戒嚴斷絕交通,迅速占領各部、署衙門。這次“北京政變”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一舉獲得成功,曹錕在事先一點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抓住幽禁了起來。
1924年10月24日,馮玉祥在北苑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付北方時局。出席會議的有孫岳、胡景翼、黃郛、王正廷等人。這次會上,馮玉祥被推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岳分別任副總司令兼第二、第三軍軍長。鑒於孫中山是否北上尚無確切訊息、吳佩孚率軍攻擊楊村等情況,孫岳提出請段祺瑞出山,以聯絡皖系的山東督軍鄭士琦,以阻止直系援軍北上。會上還決定成立攝政內閣,為表示歡迎孫中山北上的誠意,所定閣員多為南方的老革命黨員,如國務總理黃郛,外交兼財政總長王正廷,國民軍總長李書城,參謀總長李烈鈞等。會議決定讓曹錕下令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並宣布自動退位。
鹿鍾麟入城有功,升任師長,並任北京警備司令,駐紮在東單帥府園。馮玉祥派鹿鍾麟和警察局長張璧率警察和衛士進神武門到故宮與溥儀談判,迫溥儀及其妃嬪遷出故宮,退居攝政王府。
10月24日晨,吳佩孚尚不知後方突變,他率僚屬赴九門口督戰,直軍前線士氣轉旺,奉軍攻勢曾受阻遏,戰局頗有轉機。中午時分,吳佩孚的日籍顧問岡野增次郎先後接到來自北京和天津打來的最緊急電報,內容大同小異,均言“討逆軍第三軍司令馮玉祥等於二十三日下午六時退出戰場,未經槍戰即攻入北京,發動政變,曹錕總統已失自由,北京情況不明,醞釀巨變。”電報中所列參加政變人士均為直系巨頭,包括馮玉祥、王承斌、王懷慶、胡景翼、孫岳等。
當吳佩孚看到岡野的電報,他立刻相信有這種可能,因為他對馮玉祥並不信任。據說,他當時對岡野和他的幕僚說:“這件事也可以說是在我意料之中,因為這次出兵前老馮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後,派他為東三省巡閱使以繼張作霖之缺,我告訴他:東北和日本有特殊關係,我們對日外交很微妙,所以東三省巡閱使的任命,不能漠視日本的動向。你一向被認為親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東北很不相宜,不過對酬答足下的戰功,國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會考慮其他職務的,而且必令你滿意。我這番話也是腑肺之言,可能馮因未達目的,遂暗通敵人。其實他向我索軍費,我已發十萬,後來又增至十五萬元,他才勉強奉命,率開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議,免除馮的第三路軍司令以除後患,總統居中替馮說情,免馮計劃遂沒有進行。當馮到古北口前線,又藉口敵人優勢,要求增撥步槍彈百萬發,我對馮更不放心,所以不發給他。近數日我在總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輾轉反側,右轉則思及處置張作霖之法,左轉則念及馮玉祥之可能背叛,現在不幸而料中,想到當日撥馮戰費十五萬元,實在太划不來了。”吳感喟地把岡野的三通電報扔在公案上,他當時還很鎮靜,要求大家對這個事變保守秘密,以免前線軍心搖動。
10月25日晨,吳佩孚率領高級參謀人員赴九門口前線督戰,過了中午回到總部,立即召集緊急軍事會議於總司令室,各高級將領均出席,吳以沉痛的態度,宣布北京兵變及總部退卻計畫。
當天下午6時,吳佩孚先運兵3000南下,總司令部列車則於下午8時離秦皇島。前線軍事全部分為三大防禦線,秦皇島一線由張福來負責,昌黎一線由彭壽莘負責,灤州一線由靳雲鶚負責。吳自己乘總部專車帶了一團衛隊,星夜疾馳南返。拖著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體,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時,列車到達天津。
吳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張宗昌,這時成為戰場上的“驕兒”,他所率領的部隊如果在今天,就很時髦了,可稱之為“外籍兵團”,包括有已改入中國籍的白俄軍,以及日本、朝鮮、法國軍人,據說這些"洋兵"均曾參與歐戰,精嫻新式戰術,善戰而無軍紀。張作霖把張宗昌放在最前線,本來是讓他作炮灰,想不到卻成全了他。他率領這支游雜軍共16000人突破直軍防線,26日吳佩孚率軍回師後,張宗昌即擊破直軍董政國所率的第九、第二十兩師,攻入冷口,27日張軍入建昌營,和倒戈的直軍胡景翼部聯絡,追董政國於灤州。10月27日張宗昌、胡景翼部占領灤州,把直軍截成兩段,一面南下和榆關奉軍圍迫秦皇島及山海關的直軍,另分兵追擊董政國潰部之後而攻唐山。切斷榆、津間交通,張福來敗退。
與此同時,奉軍吳光新部據海陽,炮擊秦皇島,張學良又從長城低處沖入,加上張宗昌部由灤州南下,直軍便在奉軍四面炮火包圍中。
10月30日奉軍三路攻占秦皇島、山海關。直軍一部乘輪迴塘沽,二萬餘人被繳械。關外直軍紛紛逃離戰線,麇集車站,這時火車已不能開動,散兵逃向秦皇島,秦皇島已失陷,軍械糧食遍地堆集,奉軍一方面收繳直軍軍械,一方面清點戰利品,收穫極為豐碩。10月31日,自山海關至唐山一帶的直軍已全失抵抗能力,奉軍各路連線,大隊長驅入關,以吳光新的騎兵為先鋒,自古冶而蘆台,向塘沽疾進,和在北京方面的馮玉祥、胡景翼軍相呼應,直軍幾乎全部陷於奉軍和馮、胡兩軍的大包圍中。11月4日奉軍占領塘沽,吳佩孚已於先一天率殘部乘艦駛離塘沽,這時直軍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張宗昌、吳光新兩部先入天津,奉軍大隊亦紛紛抵達,在天津的直軍殘餘部隊全被繳械。第二次直奉戰爭遂告結束。
退天津保持晚節
曹錕本人具有比較強的民族意識,另外,劉夫人亦從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和張作霖主宰了北方,他們一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談和平大計,一面又推段祺瑞出來組織北方臨時政府,由於段政府的包庇,曹錕並沒有因"賄選竊位、禍國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馮玉祥和張作霖矛盾日益激化。馮部國民軍將領鹿鍾麟不滿於段、張勾結又想聯合吳佩孚共同對抗奉軍,因而發動驅段兵變,並把曹錕釋放。後來,在各方軍閥的壓力下,馮軍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馮玉祥的國民軍撤出北京後,曹錕當總統的想法又死灰復燃。他通電各省說,馮軍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靜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擁護他復位,但卻得不到一點反映。曹錕這才醒悟過來,是大家在觀望吳佩孚的態度。於是曹趕忙派心腹人去漢口徵求吳的意見。吳態度頗為冷淡地說:“三爺這個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還是請他在後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們再商量。”並說“好馬不吃回頭草”、“兵不再役”等語。這一來,曹錕大失所望,只好放棄幻想。
自從吳佩孚東山再起後,便與張作霖化敵為友,拜為把兄弟,共同以馮玉祥為敵。不久,曹錕又因直魯兩軍爭奪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吳佩孚,住在開封龍亭(宋朝宮廷舊址)。他每日寫寫字,對軍政各方面仍有書信往來。張作霖常去信,依然稱呼為“親家”、“三哥”。
1927年2月,奉系軍閥為了組織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只得匆匆離開河南回到天津。曹錕回天津後,住在英租界內的19號路(現在河北路34中學),和鄭夫人及陳夫人住在一起。劉夫人不願同他們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錢蓋了幾所小洋樓,帶著一雙兒女及家人搬了進去。
曹錕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齊燮元、高凌蔚、趙玉珂、吳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楊欽山、杜錫鈞、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譚慶林、閻治堂、靳雲鵬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閻治堂幾乎天天來陪伴曹錕。這些人有時和曹談談政局,有時打打麻將,所以曹錕也不覺寂寞。吳佩孚與曹錕關係最厚,但他曾經宣布過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債、不進租界、不納妾),所以只是時常派子女前來探望曹錕。逢年過節,曹錕及劉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吳佩孚。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後,矛頭指向華北。國民黨當局屈從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於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一天,幾個日本人身著便裝,來到天津英租界,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怕得罪日本人想開門召見,但劉夫人堵著門不許曹錕出去,並指桑罵槐高聲叫罵。日本人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後劉夫人歷數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對曹錕說:“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為日本人辦事。”曹錕點頭應允,同時也告誡他的一雙兒女。日本人在曹錕家碰壁後並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委員的曹錕的好友齊燮元來做說客。一天夜晚,齊燮元叩門求見。曹錕的門衛遵照劉夫人的囑咐,不予開門,從此以後齊沒有再去曹家。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錕因感冒轉成肺炎,經醫治無效,於5月17日(農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劉夫人寓所病故,終年76歲。曹錕的葬禮十分隆重。吳佩孚派夫人張佩蘭赴津弔喪,吳本人則在北平身穿重孝舉哀致悼。日本方面、國民黨方面都派人前來弔喪,並送給劉夫人大筆撫恤金,但遭到劉夫人的拒絕。
曹錕家眷及舊部幕僚、親朋好友幾百人均披孝參加了葬禮,靈柩暫厝於天津英國公墓。國民黨政府有感於曹錕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於6月14日發布特別訓令,予以表彰,並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
賄選總統
歷史無法掩蓋,後來揭露的幕後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參會議員收受了曹錕的賄賂曹錕在歷史上最出名的一點,就是他賄選總統。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最終卻被定格在了恥辱點上,十分有趣。這次賄選在歷史上也是一出有趣的喜劇或鬧劇,把貌似莊嚴的政治大大調侃了一番。曹錕本是個戲迷,喜歡點戲、看戲、捧戲子,不想自己卻主演了這齣歷史喜劇。
1923年,政治野心急劇膨脹的曹錕不顧自己依賴的直系支柱吳佩孚的反對,策劃了賄選總統的醜劇。他以每張選票5000元的價格,收買了許多無恥議員,於1923年10月,坐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成為備受國人唾罵的“賄選總統”。
國會和議員是總統選舉的機器,因此在總統選舉前,議員便奇貨可居,自高身價。議員本該是一國中德才兼備之士,但經過此次選舉,在道德上已被完全擊潰。
自民初以來,民主數遭摧殘,國會歷經喪亂,議員大多窮困潦倒,且出於對時局的失望,早已時荒志廢,自暴自棄,與民國初年早已大為不同。此時曹錕使的手段,卻正是棉花蘸糖,溫柔甜膩,恰好擊中了他們的軟肋。人常說“好漢吃軟不吃硬”,所以當時從外地返京參會的議員絡繹不絕,大多數議員抱定了一拿錢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賄選才得以有驚無險地大功告成。議員們只想占這個現成便宜,而不願承擔任何責任,由此也導致議會政治在中國前途渺茫了。擁曹派為了要完成選舉曹錕為大總統,自然需要拉攏國會,於是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就成為當時的關鍵人物。吳景濂有他個人的打算,他有意包辦大選,同時爭取在曹錕政府中任國務總理;退一步說,做不到國務總理,曹錕也會給予相當的酬報。不過擁曹派認為吳有藉機勒索的企圖,所提條件是瞞天喊價,難於答應,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在大選工作上非依賴吳不可。
在大選問題短兵相接時,有許多議員醜態畢露。自從所謂議員任期延長後,加上大選又逼於眉睫,因此個個興高采烈,眉飛色舞。而當時所注意和關心的問題就集中於選票的票價。和票價有連帶關係的是付款的辦法,因為賣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錢,買票的則怕付了錢議員們不投曹錕的票;而票價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異,同樣是一個議員,同樣是一張票,可是喊價不同,賣價不同,成交也不同。至於付款是現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還是遠期,出票人是誰,銀行是哪一家,都是爭論的問題。
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選舉會召開,由於人數不足而流產。因此為曹錕選舉服務的津派、保派和國會中的大選派都慌了手腳,忙做一團,不知如何是好。9月13日晚在小麻線胡同一所講究的住宅中,大選派議員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促成大選問題,當時商訂了幾個辦法:(一)遣人分頭疏通議員,由常會再定選舉日期;(二)電請各省督長,推定各該省國會議員一二人為代表,負責拉攏各該省代表出席;(三)決定出席才發給出席費;(四)津保兩派所分別接洽的各政團,應採取剛柔相濟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運動反直派中堅人物,予以特別待遇之條件,除了金錢上的承諾外,還答應政治上的優缺;(六)如果以上各點進行無效,則準備出最後一途,修改《大總統選舉法》。
同時,津派、保派還在甘石橋114號俱樂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投票議員付給票價方法。大多數主張在出席大選會的上午付款,議員收到票款後即聚集在一處,午後同乘汽車直接赴國會投票。
1923年10月5日,由於國會議員們刻意拖沓,原定於上午10點召開的總統選舉會延至12點左右才得開始。簽到參議員152人,眾議員441人,共593人,實際出席者585人,剛剛達到法定出席人數(583人)。當時參議院院長王家襄剛剛辭職,故由眾議院院長吳景濂主持大會,並公推16人為檢票員,從下午2時開始投票,至4時完畢。隨即當眾點票,結果總投票數為590張,曹錕得480票,第二名孫文33票,之下有唐繼堯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吳佩孚5票,王家襄、陳炯明、陸榮廷各2票,吳景濂、陳三立、張紹曾、張作霖、陳遐齡、唐紹儀、汪兆銘、王士珍、谷鍾秀、譚延闓、盧永祥、李烈鈞、高錫、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歐陽武、嚴修各1票,另有廢票12張,含孫美瑤1票,“五千元”1票,“三立齋”3票。
這28人中,陳三立、嚴修是名流,孫美瑤是大盜,高錫、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舉國知名的政治實力派。論軍政才華,比曹錕適合做總統者不下一打;就算軍事實力暫時不如曹錕,但得票差距也決不會如此懸殊。因此,無論有無賄選,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選舉。當然,曹錕並非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買得動的。大選當日,曹錕親自臨場督選,當他走到北京議員國民黨員呂復席前時,發現他竟未選自己,不禁心癢難禁,竟然附耳輕語:“如何不選曹某?”不料呂復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總統,天下人都能做總統了。你要是當了總統,總統也就不是總統了。”說罷,隨手操起桌上的硯台向曹錕擲去。曹錕亦曾公然對議員們說:“誰又有名又有錢,誰就可以當總統。”某議員立刻提議道:“大帥,梅蘭芳既有名又有錢,我看可以當總統。”一座大笑。
另有浙江籍議元邵瑞彭(次公),在大選前即將所得之5000元支票攝影製版公布,並且向北京地方檢察廳檢舉高凌霨、王毓芝、邊守敬、吳景濂行賄,控告曹錕“騷擾京師,詡戴洪憲”、“遙制中樞、連結疆吏”、“不自斂抑,妄希尊位”、“勾通軍警、驅逐元首”、“收買議員,破壞制憲”、“多方搜括、籌集選費”等諸項大罪。輿論一時大嘩,社會各界紛紛抗議選舉結果。
此外,直系的政治對手也紛紛拆台。如張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媽拉巴子,曹錕是三花臉,是小丑,我們東北人絕不捧他。”並宣稱議員若能不接受曹錕的賄賂,就可以向自己領取相同數目,這叫“反賄選”。但由於“大選派”準備得當,布置周密,終能有驚無險地達到了目的。
不想5年之後,東山再起,重來賄選一把,真可謂鍥而不捨!曹錕賄選幾乎是公開進行的,一方面他在選舉程式上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對法定人數等要求都嚴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沒有採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錢不投票,他也不曾採取報復手段。這對一個大軍閥來說,並不是最壞的表現。因此,曹錕的部下王坦就曾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要了錢得貪污之名的人強多了,也比拿槍命令選舉的人強多了。事實上,除京、滬兩地的知識分子筆伐較多之外,此事影響十分有限。倒是當年的西方媒體,如《時代》雜誌,出於對“封面人物應是新聞製造者”的標準,頗為投入地跟蹤報導了曹錕的選舉。9月24日,該刊發布了曹錕賄選的專題,並配有其照片,題目卻是“仍無總統”。
不久,在全國的一致反對下,曹錕及直系的勢力日益削弱,直系內部也四分五裂,終於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下台,結束了他的政治軍事生涯。稱雄中原的直系也受到致命打擊,從此一蹶不振。
感情生活
曹錕共有有3個兒子,即曹士岳(陳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為劉夫人所生,士岱9歲夭折);4個女兒,即曹x(鄭夫人所生,名字不詳)、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貞(陳夫人所生)、曹士英(劉夫人所生)。
曹錕故居
其一,在河北五馬路、黃緯路,叫“曹家花園”,這所住宅原系買辦孫中英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所建。1922年
轉賣給曹錕後又大興土木,增建廊廡、亭池、島榭,建成一座豪華的園林別墅。占地面積200餘市畝,樓、平房4000多平方米。其二,在英租界19號路(今和平區河北路211號),1922年建,有前後兩道院。前院建中西結合二層帶地下室主樓一座,磚木結構,高台階;後院建三座二層小洋樓,並列建一座花牆將前後院分開。三所小樓中右側是少爺樓;左側為小姐樓;中間是賓客樓。靠兩側院牆建兩座條形帶地下室小樓,是男女傭人住房。中有一個地下室建有水牢(男牢)、旱牢(女牢),整所住宅共有樓房78間,平房27間,建築面積2370平方米。
其三,在英租界43號路(今和平區洛陽道45號)。1923年建,為西式二層磚瓦樓房,帶地下室,共有樓、平房42間,建築面積1153平方米。主樓前檐有四棵鋼筋混凝土立柱,塑有花紋。外牆鑲黃色瓷磚,內部裝飾考究,全所樓房富麗堂皇。
其四,在意租界二馬路(今河北區民主道27~29號),1919~1920年修建,前後共兩幢二層帶地下室磚木結構西式小洋樓,占地面積5.66市畝,共有樓、平房數間,建築面積2468平方米。
近代歷史人物
中國近代史中的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及國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