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概述
民國軍閥是指在20世紀初影響中國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名義上歸屬“中央政府”領導,但他們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勢力並為擴大自己的勢力採用各種手段,以軍隊作為主要政治資本的勢力,在其勢力強大時即成為當時中國的正式主導政府(即北洋政府)。在實質上依然屬於傳統意義上的割據勢力。中國共產黨認為民國軍閥的出現則是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利益表現。主要勢力早期為北洋軍閥和南方軍閥。後期則由中國國民黨、桂系軍閥、直系軍閥、奉系軍閥等取代。軍閥割據時期通常是指自1916年袁世凱之死到1928年東北易幟,共持續了13年的時間(也有說到1930年中原大戰為止)。1928年之後,雖然蔣中正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是各路新舊軍閥依然對蔣中正政府及其中央軍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獨立性,軍事上與政治上的明爭暗鬥或略有式微卻並未停止,這導致了日後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統一的國家軍政體系始終未能徹底的建立。
成立背景
民國軍閥的地域性最早來自於清朝末年,其中央軍隊八旗和綠營戰鬥力低下,在征討太平天國等勢力時,不得不依靠地方團練,比較著名的有湘軍和淮軍。隨著清廷的衰落及日益腐敗,地方團練的勢力也日趨擴大,已經可以影響到中央的政策決定。民國軍閥無不於這些地方團練有千絲萬縷的瓜葛。
清朝末年,由於義和團事件清廷受到嚴重打擊,慈禧太后體認到面對西方勢力的衝擊訴諸傳統武力乃毫無作用,因此開始主導新政執行。其中一環乃新軍建立,此新軍之核心部隊由袁世凱建立,乃日後的北洋六鎮。此新軍計畫原先預定擴展至全國建立36鎮約五十萬正規軍,並成為全國主要武力核心。
新軍的計畫本身就有極大的問題。由於當時中央為了庚子賠款之財源籌措已經阮囊羞澀,除了北洋六鎮之新軍之外清廷根本拿不出經費來建設各地新軍,因此各地新軍之經費籌措基本上是各省自行辦理;這種方式雖然可以減少中央財政負擔,但顯而立見的負面影響就是這些新軍基本上都是地方自籌自招自練,中央根本無法掌握其控制權,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注定了各地軍閥出現之必然定局。
除了各地自籌之新軍以外,位於中央的北洋六鎮在忠誠性問題上對於清廷也是極大的隱憂,北洋新軍在核心架構上是以袁世凱於小站練兵時所訓練的軍官做為軍隊骨幹,對於袁世凱的效忠性還比清廷來的大;此點清廷並非不知情,因此袁世凱在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後失勢,基本上就是為了削弱袁世凱對新軍之影響力,不過此作法完全失敗,辛亥革命發生時,北洋六鎮雖接獲清廷的討伐命令,但是卻抗命沒有進行任何動作,清廷不得已重新重用袁世凱亦求抵抗革命的力量,這些原來效忠清廷的北洋新軍就成了後來的北洋軍閥。而地方新軍則成為各地軍閥之骨幹。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推派各省都督進行治理,都督在各省掌握了政經大權之地位,成為了軍閥養成之溫床。護國戰爭之後,各地軍閥正式成型。
產生原因
內在原因
袁世凱死後無人有足夠力量支配整箇中國,加上北洋軍記憶體在明顯的派系爭鬥,各省有實力的人物為保存自己的政治利益紛紛組建軍隊劃分勢力範圍。中國經過二千餘年的封建時期,建立了完善且實力犟大自然經濟,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土地為最主要的生產資料、產品自給自足的經濟方式使得自然經濟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就能夠形成完備的體系並獨立發展,成為民國軍閥能夠依省割據的經濟因素。
中國在當時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形成了大批具有濃厚自然經濟特色的地主與紳商,他們的發展一般也在一個很小的地域範圍內,對全國性的市場沒有足夠的興趣,併在勢力範圍內利用工會、商會抵制外來經濟。辛亥革命時他們擔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國政府的土地改革與限制私人資本發展,採用支持當地實力派人物尋求保護。對全國市場統一的淡漠與渴求安定生產環境與一定政治特權的願望使他們成為當地軍閥有力的統治支持者與經濟來源之一。
外部原因
影響中國政治的主要勢力——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由英、法做大成為美日相爭(二十一條簽訂後甚至出現日本獨占中國的現象),辛亥革命後各帝國主義沒有了在華有力的統治代言人,擔心中國取得獨立地位,使得各國在華利益遭到損失,轉而尋求建立地方上的統治代言人,向軍閥提供經濟、技術上的支持。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相互利用,形成「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華盛頓會議後帝國主義在華勢力重新洗牌,由日本獨占的格局轉為各國在華權利均等,美國勢力上升的現象,這加劇了民國軍閥的勢力膨脹。帝國主義在華分贓不均直接表現為不同軍閥的戰爭,導致中國內亂不斷。
軍閥分類
北洋軍閥
皖系:段祺瑞、徐樹錚、靳雲鵬、段芝貴、傅良佐、倪嗣沖、張懷芝、張敬堯、陳樹藩、盧永祥、吳光新直系: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孫傳芳、王占元、陳光遠、李純、蕭耀南、蔡成勛、王承斌、齊燮元
奉系:張作霖、張學良、張作相、李景林、韓麟春、姜登選、張宗昌、郭松齡、楊宇霆、孫烈臣、張景惠
晉綏系:閻錫山、傅作義、徐永昌
西北軍:馮玉祥、宋哲元、鹿仲麟、劉郁芬、張之江、李鳴鐘、孫良誠
其他:趙倜、石友三、孫殿英、韓復榘
西南軍閥
滇系:(前)唐繼堯、(後)龍雲、盧漢、胡若愚
桂系:(前)陸榮廷、沈鴻英、陳炳琨、莫榮新、(後)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黃旭初
粵系:(前)陳炯明、(後)陳濟棠
黔系:劉顯世、袁祖銘、周西成、王家烈
湘系:湯薌銘、唐生智、譚延闓、何鍵、趙恆惕、程潛
川軍:劉存厚、熊克武、劉湘、劉文輝、楊森、鄧錫侯、潘文華、王陵基(川軍從未形成統一體系)西北軍閥
陝西:劉鎮華、楊虎城、郭堅、黨玉琨新疆: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
馬家軍:(寧夏)馬福祥、馬鴻賓、馬鴻逵、(青海)馬麒、馬麟、馬步芳、馬步青、(新疆)馬仲英
主要特點
它以封建地主階級為其主要的社會基礎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時期帶有不同程度的資產階級性質。
過去有一種意見認為北洋軍閥的階級基礎是大地主大買辦階級(註:榮孟源:《要重視西南軍閥史的研究》,見《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二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關於大地主階級方面有具體史料可證,但所謂“買辦”似指北洋軍閥集團代表了帝國主義的權益,我認為這是強調了它的政治內涵,而作為社會的階級基礎應該根據經濟地位來判斷。因此,可以認為北洋軍閥集團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是政治買辦;而買辦階級似乎不能作為北洋軍閥集團的社會基礎。
另一種意見是以地主資產階級為基礎。北洋軍閥含有資產階級性質這一點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卻應注意時期與階段問題。它之帶有資產階級性質大體說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開始,所以不能把二者並列。北洋軍閥集團的專制統治和連年混戰,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有所傷害和觸動的。商人在混戰中由於運輸物資被扣,厘捐關卡勒索,市面不穩,幣制混亂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損失。即使如既是實業資本家,又是政府官員和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張謇也都怨嘆其處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風浪中,心膽悸慄。”(註:1914年12月家書,見《張季子九錄·專錄》卷9。)所以北洋軍閥集團代表資產階級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它以“中學為本,西學為用”思想為指導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晚清時希望用以挽救其政權瀕臨滅亡的“救世良方”。小站練兵就是“中體西用”指導思想在軍事方面的套用和體現。袁世凱提出“訓以固其心,練以精其技”作為其建軍的基本方針,即以封建倫常關係來團結軍心,以西方軍械操典來嫻熟軍事技能。他更明確提出“兵不訓不知忠義”,“兵不練不知戰陣”等主張,把訓與練作為兩大建軍思想和練兵內容,實質上體現了“中體西用”的思想,而為當時朝野上下所重視與接受,從而使他的練兵得到較充裕的供應和裝備,使北洋軍閥集團在創建階段能夠順利地發展和壯大。
割據稱雄,擁兵爭霸
北洋軍閥不僅那些鎮守使、督軍、巡閱使、聯帥割據一地、一省,甚至數省,就是已經掌握北洋政府權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轄範圍,如皖系在直皖戰爭前,分踞河南、察哈爾、直隸、外蒙古而以北京為中心,它還與奉系聯結組編一個第二十四混成旅,把勢力擴展到福建。直系在直皖戰後,勢力勃興,據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地盤,其後又陸續擴展到湖北、陝西、江西、熱河、察哈爾、綏遠和福建等省。奉系除以東三省為主要基地外,還深入到蒙疆、京津、熱察等地。北洋軍閥集團內部互相傾軋、爭奪,甚至混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爭奪地盤。他們深深懂得:要有立足之地,如果沒有地盤,那就無法存在下去。因為割據一方就可以解決兵源、財源兩大問題。他們可以在轄區徵募士兵,強派夫役為他們的爭權奪利去賣命和服役,還可以在轄區勒索財物以供混戰糧糈和私慾揮霍,如直系軍閥張英華,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繳的捐稅就有:正雜稅經常收入1100萬元(其中包括田賦丁漕、契稅、百貨厘金、牙稅、屠宰稅等);非法稅收,如對日用必需品之鹽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設鹽務督銷處每年增收約600萬元;紙菸特稅300萬元;1927—1929年田稅丁漕預征約1400萬元。四項合計共達3400萬元,再加上濫發紙幣,駐地征派等,總計達一億元以上(註:守愚:《直系軍閥餘孽對河南民眾之剝削》,《嚮導周報》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其它軍閥割據地區也莫不如此。
各樹派系,榮損與俱
北洋軍閥內部為了權力分配而各樹派系。他們利用幕僚、門客、同鄉、同學、師生、姻親和結義拜盟等封建關係,結合在一起,相互依附,進行種種爭權奪勢的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宗派的特點都是彼此依附和進行陰謀活動”。(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頁。)北洋軍閥集團在創建時期就有北洋武備學堂學生的糾集,顯示其舉足輕重的作用,至民國以後,除車慶雲一人外,這一夥人都得到了省長的位子(註:陳志讓:《中國軍閥派系詮釋》,見《中國現代史論集》五,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20頁。),這是同學關係的結合,但是,這種關係並非絕對牢不可破,往往隨著權力的不斷再分配而使原有的關係發生變化,並形成派系間的傾軋,如段祺瑞與曹錕是保定軍官學校同學,但分別是直皖兩系的首腦,在矛盾趨於尖銳時,甚至可以兵戎相見,直皖與兩次直奉戰爭都是明顯的例證。直皖戰爭中,曲同豐以老師之尊被他的學生吳佩孚所俘而成為階下囚。不過,當損及整個集團的根本利益時,又可重修舊好,如奉直的“反赤”聯合。北洋軍閥集團內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條。一人得道,雞犬飛升;一朝失勢,樹倒猢猻散。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正是北洋軍閥集團派系勢力消長的真實寫照。如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集團內部派系明顯分立。段祺瑞以資深繼起,權傾中外,門生故吏、親信爪牙無不飛黃騰達,竊居要津,平步青雲,不可一世,而被目為皖系軍閥。但當直皖戰爭後皖系失敗,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於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彈冠相慶;而皖系要員如徐樹錚、吳光新、曲同豐、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則被明令通緝,身等罪犯,狼奔豕突,聲名狼籍,幾無立足之地。
縱橫捭闔,製造政潮
北洋軍閥集團為鞏固和加強本集團、本派系和個人的權力與利益,不僅憑藉軍事實力,而且還耍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後,由於資產階級民主觀念普及全國,得到廣泛傳播,即如北洋軍閥集團的匹夫悍將也不得不以虛偽的姿態,盜用民主旗號,利用國會、議員、憲法、選舉等等作為牟取集團和個人私利的工具,縱橫捭闔地進行各種活動。他們把政局搞亂以從中鞏固和加強自己的權力。袁世凱當政時,親手導演了八次閣潮,無不為其走向帝制掃清道路。袁世凱始而以“政黨內閣”之名,行“內閣政黨”之實(註:黃遠庸:《遠生遺著》卷2,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第153頁。),對盲目相信其虛偽而欲真誠貫徹“政黨內閣”之實的宋教仁則視為政敵,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殺手段;繼而以“府院一體”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註:馬震東:《大中華民國史》,中華書局1932年版,第367頁。)之實,對欲執行“責任內閣”的唐紹儀,雖屬舊僚故吏也不惜罷黜;終而收買政黨盜用名義,組織團體,請願威脅,包圍國會,強迫投票以實現洪憲帝制。及至帝制破滅,他又要段祺瑞“樹責任內閣之先聲,為改良政府之初步”(註:《政府公報》1916年4月22日。),以應付危局,保全顏面。可是,這個一生玩弄權術,左右逢源的北洋軍閥集團首腦終於心勞力拙,在自己視若股肱的親信部屬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國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沒。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訓。
賣國媚外,殘民以逞
北洋軍閥集團以出賣國家利權,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來擴充實力,進而建立反動統治,控制和操縱政權。袁世凱在清末就以出賣路權來乞求帝國主義的培植。當時,他已在清廷中樞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成為日本在上層培植親日勢力的對象。日方敦促他招聘日本顧問,派遣留日學生和提供新式武器。辛亥革命以後,他為了鎮壓革命,統治人民和為一姓的尊崇而實行洪憲帝制,更不惜以國家權益換取善後大借款和接受日本的“21條件”。
軍閥割據
北洋軍閥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分裂為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當時,北洋政府是中華民國被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唯一合法政權,取得北洋政府的領導權意味著可以獲得關稅收入和外國貸款。因此,三系最重要的爭奪目標是北洋政府的控制權。在整個軍閥割據時期,北洋政府的控制權經歷了從皖繫到直系再到奉系的更迭。1916年至1920年為皖系控制北洋政府的時期。在第一次府院之爭中,作為總理的段祺瑞與總統黎元洪(革命黨人)矛盾重重。在張勛復辟之後,黎元洪在段祺瑞的壓力下被迫下台,總統職位由馮國璋續任。在之後的第二次府院之爭中,段祺瑞與馮國璋在對護法運動和西南軍閥的意見上不合,段祺瑞和馮國璋兩人於1918年10月共同下野,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接任總統一職,而段祺瑞則通過安福國會在背後操縱政權。
1919年12月,馮國璋去世,直系軍閥開始由曹錕領導。由於曹錕落選副總統、吳佩孚反對安福國會,直皖矛盾激化。1920年4月,曹錕與奉系等八省軍閥結成反皖同盟;同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直系和奉系獲勝。戰後,安福國會被解散,其主要成員的徐樹錚、王揖唐、段芝貴等10人被通緝,皖系勢力被嚴重削弱,從此一蹶不振。
然而,直皖戰爭後,直系與奉系由於戰果分配問題發生摩擦,第一次直奉戰爭於1922年爆發,張作霖被擊敗,退出關外,直系取得北京政權。1923年6月,曹錕通過賄選當選總統。1924年,為了反對直系的領導地位,奉系聯合皖系殘部和孫中山的廣東軍政府共同討伐直系,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將領馮玉祥受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五十萬獻金,遂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導致直系潰敗。然而,馮玉祥與奉系的合作並未長久。北京政變後,馮玉祥邀段祺瑞和孫中山進京,並改編其部為國民軍,坐鎮北京,與奉系分裂。
1925年,敗將吳佩孚發動反奉戰爭,驅逐蘇皖等地的奉系勢力。1926年,張作霖聯合日本勢力揮師南下入關,馮玉祥退出北京至昌平南口防守,奉系占領京城。此時,張作霖與吳佩孚實現了直奉聯合,組成“討赤聯軍”,將馮玉祥的勢力趕至綏遠。然而事後,張作霖並未給予吳佩孚好處,北洋政府自此之後一直都被奉系所控制,直到北伐結束。
1926年7月,蔣中正開始北伐戰爭,吳佩孚被擊敗,從此一蹶不振。馮玉祥、閻錫山等人加入國民革命軍。1928年6月4日,張作霖撤離北京,退往關外,被日本關東軍在皇姑屯炸死。6月8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統一到南京國民政府。軍閥割據時期結束。
西南軍閥
在南方,桂系、滇系、粵系、和親孫中山勢力圍繞著兩廣地區和廣州政府的控制權爭鬥。
在廣西,清朝廣西提督陸榮廷藉由支持辛亥革命和“桂人治桂”的政策成為了廣西都督,之後更通過參與護國戰爭鞏固了其在廣西的統治地位,史稱舊桂系。護國戰爭勝利後,黎元洪大總統任命陸榮廷為廣東督軍,但原廣東督軍龍濟光不願退職。陸榮廷遂派桂軍進攻,擊敗龍濟光,廣東成為舊桂系的勢力範圍。由於不滿黎元洪被架空和段祺瑞控制下的北洋政府,陸榮廷宣布兩廣自主。
同時,滇系統帥蔡鍔於1916年護國戰爭勝利不久後去世,唐繼堯掌權,坐鎮雲南和貴州,與川系軍閥時有摩擦。1921年,滇系將領顧品珍叛變,滇系分裂為顧品珍部和唐繼堯部。
1917年7月護法運動開始。在陸榮廷與唐繼堯的支持下,孫中山南下廣州,組建軍政府和粵軍,任大元帥,擁軍二萬。陸榮廷和唐繼堯則任元帥。然而,三人漸生嫌隙。1918年4月,滇系和桂系開始排擠孫中山,改大元帥首領制為七總裁合議制,邀西南各省軍閥為總裁,致使孫中山被迫於5月下台,後赴上海。之後,桂系想要除掉滇系在廣東的影響力,於1918年5月逮捕滇系將領張開儒、槍殺崔文藻。由此,滇系被從廣東逐出,陸榮廷的桂系勢力達到其權力之頂峰。1920年,直皖戰爭在北方爆發,與此同時,桂系發動第一次粵桂戰爭,派兵攻打親孫中山的粵軍陳炯明和許崇智部,卻被擊敗,退回廣西。孫中山遂從上海返回廣州,於1921年4月改組軍政府為廣州國民政府,召開非常國會,就任非常大總統。6月,桂係為奪回對廣東的控制權,發動了第二次粵桂戰爭,卻再次敗於粵軍。二次的戰敗導致了桂系的分裂,桂系下級軍官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混亂中崛起,於1925年擊敗陸榮廷和沈紅英,再次統一廣西,成為桂系的新首領,是為新桂系。
另一方面,1922年,孫中山在第二次粵桂戰爭勝利後,要求陳炯明北伐,陳不從,被免職。然而,在北方,直奉戰爭後,黎元洪再次就任大總統,護法運動目的達成,各方要求孫中山卸下其非常大總統一職。陳炯明部下葉舉為迫使孫中山下野,出兵圍攻廣州總統府,孫逃亡,再赴上海,史稱六一六事變。
1923年1月,孫中山聯合滇系楊希閔部(顧品珍派)、桂系劉震寰部、及倒戈的粵軍,共同討伐陳炯明。2月陳炯被擊敗,退守東江。孫中山也於2月回到廣州,再任大元帥。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蔣中正兩次東征陳炯明。此時,滇系唐繼堯部支持陳炯明,欲聯合新桂系統帥李宗仁,南下進攻廣州國民政府。李宗仁不從,唐繼堯遂派軍入桂,卻被桂軍擊潰,退回雲貴,是為滇桂戰爭。失去援助的陳炯明最後被蔣中正擊敗,被迫解散軍隊,退居香港。北伐開始之後,桂系和滇系均在名義上統一到了蔣中正的廣州國民政府。1926年,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任軍長。1928年,滇系龍雲在二六政變中推翻唐繼堯,並打敗對手胡若愚後,也於名義上歸順蔣中正,任雲南省主席。西南軍閥割據時期結束。
勢力範圍
統治時期
從“興衰”角度看
歷史淵源:組織上孕育於李鴻章的淮軍。
形成階段:1895年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到1912年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
發展階段:1912年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起到1916年逝世。
衰落階段:1916年袁世凱病逝到1926年7月北伐開始前。
覆滅階段:1926年7月開始北伐到1928年東北易幟。
從不同派系掌握北京政權的角度看袁世凱統治時期: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內容包括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府建立,袁世凱復辟帝制及其失敗。
皖系軍閥統治時期: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內容包括北洋軍閥的分裂,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權,直皖戰爭皖系戰敗。
直系軍閥統治時期: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內容包括第一、二次直奉戰爭和馮玉祥北京政變等。
奉系軍閥統治時期:1924年10月至1928年12月。內容包括張、段、馮的短暫聯合,直奉聯合反對國民軍,北伐成功,奉系軍閥張作霖退回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