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雲五[終端培訓專家]](/img/a/d4c/nBnauM3XyMzMxAzM3IDNzIzM2MTMxMjM2IDMwADMwAjMxAzLyQzL1I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王雲五[終端培訓專家]")
個人概述
王雲五1912年，王雲五先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同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報》主編及北京大學、國民大學、中國公學大學部等英語教授。1913年5月辭教育部職，任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講授英文、英國文學等課程。1917年起，在上海從事編譯工作，並創辦公民書局，開始出版商生涯。五四運動以後，上海商務印書館亟謀適應時代潮流，編譯所邀胡適任所長，胡改薦王雲五。1921年秋，王就任後以“教育普及”、“學術獨立”為方針，組織編譯了一批介紹中外古籍名著的叢書，頗受社會重視。1925年3月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和編出《王雲五大詞典》等書，在學術界獲得一定聲名。1930年春，王雲五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積極推行科學管理法，開創商務印書館日出新書一種的新局面，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書籍，對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王雲五開始投身政界，連任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政協代表。1946年，辭去商務印書館的職務，出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制憲國大代表。次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長，積極支持反共內戰政策。1948年5月，王雲五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為挽救瀕於崩潰的經濟，他在蔣介石授意下，提出幣制改革方案，以金圓券代替法幣，限制物價，並獲通過實行。但不久即遭到失敗，王雲五因此被彈劾下台。
1949年4月去台灣，1954年他出任台灣“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至1964年退出政壇，辭去官職後，重新將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業；在台灣，他有“博士之父”的譽稱，但直到1969年獲韓國建國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他才算有了“文憑”。曾先後任台灣當局行政院設計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等職。1979年8月14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甚多，主要有《物理與政治》、《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四角號碼檢字法》等。
王雲五堅持以“教育普及、學術獨立”為出版方針；編輯《百科小叢書》，主編《萬有文庫》；創立了《四角號碼檢字法》；編著了《王雲五大詞典》、《王雲五小詞典》等等。王雲五開辦並復興東方圖書館，編寫出版了大量的古典、中外名著和教科書辭典等。為中國近代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大量貢獻，成為中國近著名出版家。
個人生平
王雲五手稿王雲五9歲時，大哥回鄉應試，順利地通過了“童子試”，但還未成為秀才，便因病逝於鄉下。因此，村里人都說他家風水不好，不該違反天意，他父親再也不敢讓他走讀書應試這條路了，只把他送入私塾，多識幾個字，為日後轉習商務準備條件。14歲，父親送他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學徒，一面到夜校補英文。後來他離開五金店，入美國教會主辦的守真書館學習英語。16歲時，他進入一家同文館修業，次年春還兼任該館的教生(助教)。同文館附設圖書館，這使他有機會廣泛閱讀西方學者斯賓塞、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17歲，王雲五用按揭的方式買了一套《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三年後付清書款時，他已經把大百科全書通讀一遍了。
1906年冬，王雲五被上海益智書室聘為英語教員，兼授數學、史地課，開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學社社長。在一首詩中，他表明了當時的志向：“風雲擾擾亞洲時，大廈教誰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鑄男兒。”10月，他轉入中國新公學任英語教習，胡適(時名洪騂)、朱經農等為該校學生。胡適曾說：“中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雲五兩先生的影響很大。”嗣後中國新公學併入中國公學，王雲五繼續任教歷時四年。辛亥武昌首義後，上海革命軍興，學校停課。王雲五為李懷霜主辦的《天鐸報》撰稿，並任《南方日報》譯述。12月孫中山從歐洲回國，香山縣的旅滬同鄉會在扆虹園設宴歡迎，王為宴會主持人，他所致的歡迎詞以及對中華民國建國意見的陳說，都得到孫中山的欣賞。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王雲五被孫中山聘任為大總統府秘書。他將其對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張寫信給教育總長蔡元培，沒想到與他沒有一面之緣的蔡先生竟邀他到教育部工作。得到孫中山的同意後，他上午在總統府辦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3月教育部遷北京，他任專門司第一科科長，又負責起草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不久被薦為僉事，同年9月加入國民黨。1916年春，他離京至滬，7月任蘇粵贛三省禁菸特派員。
除了任公職外，他也開始筆耕的生活。1912年4月兼北平《民主日報》撰述，以岫廬和出岫的筆名寫社評。由於文章批評時政，引起北洋軍閥的不滿，這張報也就被封閉了。
在擔任禁菸特派員期間，因為耿介和認真的性格，使他難免染上是非。心力交瘁下，他決定離開行政，以從事翻譯工作為生，再以較多時間充實自己。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後許多國際問題、國際法，都待研究。所以，他的興趣就轉向這方面，同時又開始學德語和法語。王雲五對工作的忘中程度和工作能力都令人吃驚。他晚年在回憶當時翻譯一篇中美契約的情況時寫道：“中立即開始工作，從當日下午5時起，夜間僅睡2小時，迄次日午後3時，計實際工作22小時，而成稿二萬六千字”
此時，他的學生與朋友在上海合辦了家公民書局，請他主編公民叢書，同時，由他選書、校稿。這樣，他開始與出版事業有了接觸。
步入商務
“五四”以後，商務印書館的元老高夢旦、張元濟等人面對滾滾而來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從心。為了跟上急劇變化的大時代，他們想引入新血液，曾下決心聘請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適出任編譯所所長的要職。胡適謝絕了邀請，力薦當年有過師生之誼的王雲五代替自己。既未受過正規高等教育、也未出過國門，完全靠自學起家的王雲五於是有機會邁入老商務的大門，施展他的全部熱忱和抱負。時在1922年，他35歲。
王雲五初入商務即顯示了其魄力和判斷力。他大刀闊斧改組編譯所，一是調整和擴大了編譯所的機構，按照新科學的學科門類分設各部，延聘專家主持各部。他所引進的人才大多是新近從國外留學歸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如留美歸來的任鴻雋為理化部長、竺可楨為史地部長、周鯁生為法制經濟部部長、陶孟和為總編輯部編譯、朱經農為哲學教育部部長，又聘胡剛復、秉志、楊杏佛等為館外特約編輯；二是創編各科叢書，為他日編印《萬有文庫》做準備。首先出版了百科小叢書，其後又出版了國學、師範、自然科學、醫學、體育、農學、商學、史地等小叢書。1929年開始出版的《萬有文庫》就是在此基礎上彙編而成的；三是將編譯所附設的英文函授科擴充。
經過王雲五一年的整頓，到1923年出版圖書，由1922年的289種，增到667種，為歷年之冠。內容涵蓋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套用科學、文學、藝術、史地等。1925年，王雲五發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這是一件了不起的貢獻。從此，徹底解決了漢字檢索中的大難題。王雲五還運用杜威的十進分類法，創立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可以說，他為中國現代目錄學的分類奠定了基礎。
1929年，在王雲五的主持下，《萬有文庫》開始陸續出版，創造了百年商務第二輪輝煌。這是他策劃出版的一套由多種叢書組成的綜合性大叢書，共出版兩集，第一集1010種，2000冊，第二集700種，也是2000冊。該叢書開創了中國圖書出版平民化的新紀元，在舊中國影響很大。許多內地城市和學校，都以《萬有文庫》第一集成立了一個小型圖書館。
1930年2月，商務總經理鮑鹹昌去世時，王雲五已辭職離開了商務。兩位負有監理名義的元老高夢旦、張元濟和董事會都主張邀請他回來擔任總經理，他再三拒絕，經不住幾位元老誠摯的力勸，在兩個先決條件獲得董事會通過後，答應重返商務。這兩個條件，一是取消此前的總務處合議制，改由總經理獨任制；二是接任後馬上出國考察並研究科學管理，為期半年。
王雲五著作經此浩劫，王雲五痛心疾首，一夜而成“白頭翁”，這足可見其內心的焦慮和所承受的壓力。經過徹夜苦思，明知前途艱險莫測，他仍決定肩負起復興商務的責任。為了挽救瀕臨破產的商務，在經過董事會同意後，他被迫解僱了3700多名員工，挨罵和鬧工潮的風險他都一一頂住了。他認為：不如此，這么龐大的財務負擔就足以把商務壓垮，更談不上復興；保全商務對國難當頭的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尤其重要，與此相比，他個人成為眾矢之的事小。
當年8月1日，商務總管理處、上海發行所、新開的印刷廠同時復業，在發行所門口，懸掛了一副對聯：“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這個口號表達了王雲五和同仁當時的心愿。總館、總廠復業後，新訂雇用契約重新錄用職工，陸續公布各種章程、規則，全面推行“科學管理”的改革和整頓。王雲五以總經理兼生產部長及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總攬編譯、出版、印製全權。經過加強對工廠的管理、實行職工三班工作制及其他種種的改革，商務生產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舊書和增出新書，達到日出新書一種。此後，王雲五又主持編印了多套叢書，其中《大學叢書》和《叢書集成》影響尤大。《大學叢書》是商務為大學編印的教材，由他擬定編印計畫，請蔡元培領銜，邀請國內各大學及學術團體代表54人組成編委會，自1932年開始出版，前後共出版了300餘種。這套教材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對中國的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卓有貢獻。《叢書集成》是中國古籍叢書，被稱為“叢書的叢書”，選定宋、元、明、清著名叢書一百部編輯而成。本叢書的選目、編目、撰述、校訂等工作都由他親自主持，最後由張元濟複審。這部叢書共有圖書4100種。
短短時間內，商務實現了全面復興，而且再度開創了出版史上一個鼎盛的時代。王雲五說自己之所以不顧艱苦，不避嫌怨，力排萬難復興商務，僅僅是“為中們中國人爭一點點的氣”。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為適應戰時環境，王雲五決定商務以香港分廠為生產中心，仍堅持以出版業務為主的方針，親自駐港督導一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王雲五改在重慶設商務總管理處統轄後方各分廠，其出版方針以一般用書為主，用叢書方式出版各種抗戰讀物。
王雲五從1921年進商務，到1946年辭職從政，前後在商務工作了二十五年。在這期間，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離開外，他一直在商務擔任要職，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棄商從政
抗日戰爭時期，王雲五見商務印書館的業務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動，在政壇上日趨活躍。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連任國民參政會四屆參政員。他雖然在1912年加入過國民黨，但因在1927年國民黨黨員登記時未辦手續，所以此時成了一位無黨派的“社會賢達”。但他比國民黨還國民黨，在參政會上極力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被稱為“國民黨之前哨”，因而受到蔣介石的特別器重。在“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王雲五無端指責此為開了“惡例”。
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改組，王雲五被任命為經濟部長，一躍而成了國民政府大員。他辭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編審部部長職務，同時還辭去了參政會參政員和主席團成員的名份，以經濟管理專家自任，標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經濟蕭條，物價飛漲，經濟部無力管制，王亦束手無策。第二年，他又升任為行政院副院長。
1948年5月，“行憲內閣”成立，王雲五以無黨派的“社會賢達人士”名義參加“行憲國大”，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長。當時，國民黨軍事、政治和財政經濟面臨全面崩潰之勢。為挽救瀕於崩潰的經濟，他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幣制改制方案，以金圓券代替法幣，限制物價，並獲通過執行，但不久即遭到失敗。王雲五本非最高決策人，但卻是這一改革的始作俑者，故一時成了眾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彈劾，被迫引咎辭職，悄然離開南京去了廣州。
由於王雲五從政時位居國民政府高官要職，且一貫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積極反共，加之他設計的金融改革方案又鬧得天怒人怨，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華社發布的43名戰犯名單中，他被列為第15號戰犯。
離港赴台
1948年11月26日，王雲五攜帶家眷自南京飛往廣州，獨居廣州親戚家，“以二三個月時光，撰著兩年半之從政，十餘萬言”。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廣州稍住幾天，即轉赴香港。1949年1月上旬，王雲五到香港探視親人，並密切觀察國內局勢發展，考慮今後的去向。1月底，返回廣州收拾行李，遷居香港。2月上旬“參政會”副秘書長自台灣發函，勸王雲五赴台。4月，王雲五以探望大兒子學理為名，飛抵台北，其實是要考察一下台灣是否可作為他的久留之地。經由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長王世傑從中聯繫，王雲五到台北的第三天，便奉下野總統蔣介石之召，上陽明山拜晤，會談約5小時。蔣介石希望他赴英講學後勿久留海外，若願意遷居台灣，可就近辦諮詢，或辦個小書局，從事出版業。王雲五答應赴英講學後即遷往台灣，至於辦小型出版社，若有必需的啟動資金，馬上可著手進行。蔣介石對他的表態感到滿意，答允給予適當資助。
5月，王雲五開始籌設“華國出版社兩合公司”，先後投入籌辦資金新台幣20萬元，其中他和親友出資5萬元，蔣介石撥款15萬元。12月25日，華國出版社在港、台兩地同時開業，王雲五任社長，另聘若干人作助理。這個出版社儘管是民營的，但其中有蔣介石的撥款，因此，必然在出書方針上堅持反共立場，這一點王雲五本人也不諱言。1950年，王雲五的多種譯著由該社出版，大多是一些適應冷戰需要的宣傳性讀物，沒有多少學術價值。儘管王雲五宣稱要“以工具書為維持營業之基礎，教科書副之”，但除了《王雲五綜合詞典》於同年4月出版之外，該社在工具書和教科書的出版方面沒有取得多少成果。由於譯印的新書滯銷，在港機構被迫於1951年12月撤消，而在台灣出版的書則缺乏對島外推銷的途徑，華國出版社的處境頗為艱難。1950年，王雲五居住在香港，間或飛赴台灣，處理與華國出版社有關的事宜等。在港期間，王雲五還撰寫政論時評多篇，發表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等雜誌上，加上遷台後發表的若干篇政論文章，後來編為《岫廬論政》。
與華國出版社在港機構有連帶關係的，是“自由人”組織的成立和《自由人》三日刊的面世。由於國民黨統治在大陸完全失敗，部分堅持反共立場而對台灣當局持觀望態度的遷港人物集議對策，時常利用國民黨租借在銅鑼灣的房屋集會，以“自由人”自命。王雲五因主持華國出版社在香港的事務，被推為“自由人”的召集人。但是，在《自由人》即將創刊之際，王雲五卻決計遷居台灣。這主要是因為，蔣介石在1950年3月1日恢復了“總統”職務，台灣當局屢屢邀請王雲五赴台，欲再次啟用他這位“社會賢達”，讓他繼續扮演好政治花瓶的角色，並想利用他的影響力間接控制從大陸到台灣去的文化人。
1951年1月3日，王雲五飛抵台北定居，1月9日即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5月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月薪1000元新台幣，經濟待遇相當於一個特任官。12月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政制小組”第一小組召集人，另三個小組召集人分別為張群、邱毅吾、張厲生。同年4月，因女兒在美國住院動手術，王雲五向台灣當局函告困難情狀，“行政院”院長陳誠特批1000美元。由此可知，國民黨當局對王雲五格外照顧，對他發揮政治影響寄以厚望。然而，王雲五雖有些官方賜予的名譽職務，畢竟還沒有擔任實職，潦落之感仍縈縈於懷。
赴台後的最初幾年中，王雲五以寫作、演講等為主，議政參政為輔。他在這一段時期的寫作，基本上以撰寫文章為主，內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為人等各個方面，分別發表於台、港雜誌。他還編成《中國史地詞典》 《英文成語新詞典》。此外，他還有大量譯著。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全史》，這是一部長達130餘萬字的巨著，王雲五從1953年6月中旬起翻譯，歷時三年才譯畢，用龍倦飛筆名，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王雲五的社會文化活動和有關兼職也很多。他這一時期的社會活動，有純文化學術性質的，也有政治性的，大多是兩者兼而有之。但他參與時間最長、占用社會活動時間最多是“自由人”的活動。王雲五為自由人社董事長。1952年3月15日，在台“自由人”舉行全體會議，由王雲五主持，對《自由人》刊物的立論態度決定為：“除積極的主張民主自由，消極的反共抗俄外，並須維護現行憲法倡導議會政治”，“凡外界對台灣有惡意攻擊影響國本時，應予駁斥”，並增加刊物的新聞性和趣味性，以廣銷路。
1955年3月，《自由人》又捅了馬蜂窩，該刊文章論及揚子公司在上海時期的貪污案，批評了孔祥熙。國民黨當局很為惱怒，決定直接干涉。在國民黨當局的威逼下，王雲五寫信給《自由人》刊物在港負責人左舜生，通知停刊決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對國民黨的專制行為頗為反感。4月29日左舜生自香港致函王雲五，明確表示反對停刊。從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雲五、阮毅成等約束。《自由人》刊物堅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在台“自由人”內部也發生分化，雷震等人抨擊專制統治，與台灣當局關係緊張；親台灣當局者仍保持相互間的聯繫。
1950年代初，台灣國民黨政權面臨經濟困難、人心不穩的社會現實。為了繼續維持在海島一隅的統治，1952年10月國民黨“七大”結束後，即醞釀召開所謂的“國民大會”，以便借“合法”的名義加強統治。
第一屆“國大”召開過多次大會。王雲五先後參加了第一屆“國大”的六次大會，而且都是主席團成員。南京一屆一次“國大”期間，王雲五身為行政院副院長，主席團會議多不能參加。一屆二次“國大”於1954年2月19日在台北開幕，由胡適任臨時主席，主要任務有三個，一是選舉“總統”、“副總統”，二是決定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應予延長還是廢止，三是討論監察院對副總統李宗仁的彈劾案。在一屆二次“國大”籌備和開會期間，王雲五還沒有正式官職，表現頗為活躍。大會最後的結果是：罷免李宗仁，選出“蔣總統”，延長《臨時條款》。在國民黨加強一黨專政、最高決策者非蔣莫屬的政治背景下，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的。由於王雲五的“積極作用”，國民黨當局對他很有好感，很想利用他。二次“國大”閉幕後不久，王雲五即出任“考試院”副院長。
一屆三次“國大”於1960年2月19日在台北開幕。王雲五時任“行政院”副院長。一屆三次“國大”原定的主要任務是選舉“總統”、“副總統”。這是因為蔣介石和陳誠的任期已滿，根據“國大”通過的“憲法”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而蔣介石已連續擔任兩屆，按“法理”沒有再度競選的資格。另一個問題是，民社黨、青年黨、部分無黨派代表和部分國民黨代表，在會前提出要實施創製、複決兩權，其實質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而要獲取創製、複決兩權，前提是要否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因此，一屆三次“國大”主要討論三個問題：所謂的“動員戡亂”的名稱是否還有必要維持？創製、複決兩權應否由“國大”行使？總統能否連任一次以上？
這些問題首先在“國大”第一審查委員會修改臨時條款整理小組討論，然後提交大會討論、表決。3月7日，在國民黨操縱下，推定47人的整理小組，王雲五為召集人。王雲五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動員戡亂”名稱不變，“總統”可以連選連任，創製、複決兩權留待以後解決。整理小組的這次會議，意見頗多分歧，勉強達成一致意見，通過王雲五所提建議。3月11日大會開始後，反對意見仍然很為激烈。這時，王雲五突然起立，朗聲發言，重點在於說明創製、複決兩權必須拖延行使，但到時候必定能夠行使，並以自身來自工商界，說話向來算數為保證。王雲五的“在官言商”，以商喻政，讓與會代表吃了一驚，眾皆愕然，面面相覷，知道再爭吵也不會有結果，這位“矮個子白髮老人”代表的是國民黨當局的觀點。既然創製、複決兩權還有“研究行使”的一絲希望，於是持不同意見者也就緘口不言了。3月11日的會議修改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對“總統”連任問題作出新的規定：“行憲首任總統，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連選得連任。”這一條顯然是特地為蔣介石而修改的。3月12日，國民黨臨全會推定蔣介石和陳誠為“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3月21日蔣介石再度當選“總統”，3月22日陳誠蟬聯“副總統”。由於“行憲首任總統”可以不受限制地連選連任，蔣介石先後共連任五屆“總統”。而第一屆“國大”1948年在南京舉行過一次，此後在台北舉行了多次，一直沒有改選代表，被台灣人民譏稱為“萬年國代”。
關於解決兩權行使問題，一屆三次“國大”通過了王雲五擬寫的《臨時條款規定設定機構之組織原則》，規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國大”臨時會議，設立“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該會“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公推總統、副總統分任之”。這一緩兵之計，使“國大”行使創製、複決兩權問題一拖就是六年，到一屆四次“國大”開幕前不久，才召集臨時會議。
1966年初，六年一度的“國大”又臨近了。從2月1日開始召開“國大”臨時會議，由王雲五主持，“討論憲政研討委員會議定之創製、複決兩權行使辦法及其有關結論為議題”。最後的“研究”結果是一屆四次“國大”將不解決創製、複決的兩權行使問題。這自然是國民黨當局的決策。
一屆四次“國大”於1966年2月19日在台北召開，王雲五主持開幕式。此時的王雲五已不再擔任政府官職，觀念上也有所變化，對於自己再次入選主席團，以及兩權問題拖而不決，也有牴觸情緒。一屆四次“國大”通過了經補充的《臨時條款》。該條款明確規定，“動員戡亂時期之終止，由總統宣告之”，其實便是無限期延長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使國民黨當局得以“合法”地加強專制統治。關於長期爭論不休的創製、複決兩權行使問題，該條款雖規定“國大”“得制定辦法”，但又補充說明，“總統對於創製案或複決案認為必要時，得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討論之”。換言之，如果“總統”認為“沒有必要”，則“國大”有關提案不予討論。
按慣例，“國大”一屆四次會議又得選舉“總統”、“副總統”。國民黨提出的候選人是蔣介石、嚴家淦，其他各方都不提候選人。國民黨方面要製造競選的氣氛，鼓動各界人士發表言論，王雲五當然是其重點工作對象。王雲五借國民黨預定調子的宣傳，對蔣、嚴之“賢明”不免虛言渲染，表明自己無意參加這次“無競爭選舉”。一切都在預料之中，蔣介石、嚴家淦分別“當選”為“總統”、“副總統”。從1957年國民黨八大到1969年國民黨十大，是台灣當局借鼓吹“反攻復國”、強化一黨專政的時期。王雲五本人有在台灣擔任“考試院”副院長和“行政院”副院長的經歷，他在公開場合發表的言論，其政治傾向性是很明顯的。他原本一些有限的民主意識，往往屈從於官方意旨，或者說服從於國民黨的意旨，而很少體現出來。1972年和1978年，台灣方面召開“國大”一屆五次和六次大會。其時，王雲五年老體衰，已脫離政壇多年，有時敢講幾句不合時宜的話，對徒具形式的“國民大會”不抱什麼奢望，偶爾出席幾次會議，也無重要表現。
重返商務
人們多認為王雲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卻一度選擇了從政。這種從政是扭曲的，他的抱負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產業上，他才又如魚得水。1964年，王雲五告別政壇，重新回到出版界，於1964年7月出任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台灣商務印書館原系商務印書館的一個分館，於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務印書館海內外三十七八家分館中，台灣分館不僅資歷最淺，規模也最小，全館同人寥寥十餘名。1950年11月1日，商務印書館台灣分館改稱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從此開始獨立經營。台灣商務印書館從經銷總館圖書的分館一變而為出版機構，一面開始出版新書，一面重版總館出版的書刊，但當時書種難求、市場有限，只有慘澹經營。從1950年到1963年，台灣商務印書館每年出版新書與重版書，總計不過數十種，營業所得，勉強維持日常開支。
王雲五認為造成營業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從事出版計畫的資金。為增加營業收入，他制定台灣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方針，以最初兩年儘量整理重印大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用圖書，自第三年起，開始印行新著譯的圖書。在爭取到主動翻印商務印書館本版書的地位後，王雲五一面零星選擇重印，以增進營業，一面對過去曾經暢銷一時而今仍屬有用的大部頭叢書著手研究。王雲五看到，《萬有文庫》在台灣奇缺，於是從兩集4000冊圖書中，刪除內容陳舊或不合時宜者，重新選輯1200冊，編為《萬有文庫薈要》。該書包含各種門類，宛似一小圖書館，推出之後，極受各界歡迎，從1964年12月開始預約發售，到1965年4月，已銷售400餘部，台灣商務印書館聲威重振。繼《萬有文庫薈要》之後，王雲五為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叢書集成簡編》 《漢譯世界名著甲編》 《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書。台灣在光復之前內地圖書流傳不多，這些圖書適時補充了文化資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暢銷。
王雲五一直主張：出版家能夠推進與否，必須視其有無創造性的出版物。因此，重印舊版書一年多後，王雲五決定提前籌劃新出版物。除《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等工具書外，王雲五策劃的新書以叢書為最多，著名的叢書有《人人文庫》 《各科研究小叢書》 《古籍今注今譯》 《新科學文庫》等。《人人文庫》從1966年7月迄1990年6月止，共出版二十四年，出書逾2000種，多達2440餘冊，讀者頗得實惠，因此風行一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該文庫對促進學術、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國故整理方面，王雲五早年在大陸商務印書館時期創編《學生國學叢書》，就中國的古籍，每書各選其精要，詳加闡釋，並於導言中說明全書的大要。此種整理方式雖有助於學生課外大量閱讀，但也不免留下對整本書未窺全豹的遺憾。為彌補《學生國學叢書》的遺憾，台灣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入主後出版了對全書都加以整理的《資治通鑑今注》。該書成功出版發行後，王雲五幾經考慮，於1967年秋決定編纂《古籍今注今譯》。這一叢書極大地方便了對於國學的閱讀與研究。
王雲五主持台灣商務印書館將近十六年，這是他一生出版事業中另一個輝煌時期，也是他個人著述最為高產的時期。這一時期他對自己的過去多有總結，其中比較重要的專著有：《岫廬八十自述》（1967年）、《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1973年）、《岫廬最後十年自述》（1977年）。這些專著內容涉及學術、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會政治等方方面面。
辭職掛冠
台灣王雲五紀念館王雲五於1963年2月開始寫的自撰年譜，自取其名為《岫廬自撰年譜稿》，行文較為隨意，未曾出版。他後來撰寫並出版的《岫廬八十自述》中，大量採用了《岫廬自撰年譜稿》中的文字。王雲五自撰年譜，為後人研究他本人，以及商務印書館歷史和台灣社會政治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獻。其作用與貢獻，是他的“政績”所無法比擬的。自撰年譜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而且寫作過程本身使他恢復了對自由生活的嚮往，於是他下定決心辭去官職，遂於1963年6月24日致書陳誠，力請辭去“行政院”副院長之職。
在他提交辭職書後的第三天，即1963年6月26日，陳誠正式向蔣介石提出辭去“行政院”院長之職。陳誠為了自己能順利辭去此職，將王雲五的辭職書扣下。蔣介石挽留陳誠，同時再給他一個月假期，命王雲五代理院長職務。欲罷不能，使王雲五感到很苦惱。10月23日他又擬就第二份辭職書，未獲批准。後因陳誠堅辭院長，蔣介石遂同意王雲五辭去副院長，理由是任何他人組閣，在資望上皆不便屈王雲五為副，又因為王雲五不是國民黨員，不便讓他當“行政院長”來組閣，只能允其辭職。辭職後的王雲五，被聘為“總統府”資政。所謂“總統府”資政，只是一個虛職，在蔣介石認為需要時，提供些政見方面的建議而已。
王雲五在晚年厭倦政治生涯，原因甚為複雜，其中特別是他因“自由人”和雷震案的牽連，身在官場只能委曲求全，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1960年4月，原“自由人”雷震(儆寰)被捕。雷震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以涉嫌“叛亂”為名，被台灣“警備司令部”逮捕，同時被捕的有傅正、馬之驌、劉子英等。《自由中國》創辦於1949年11月，50年代初起，“自由人”雷震任該刊發行人。《自由中國》時常對台灣政壇黑幕及腐敗現象予以廣泛批評，引起台灣當局的仇視。台灣當局於1959年春便有意採取行動，處置雷震和《自由中國》。1960年9月4日終於藉故由台灣“警備司令部”出面逮捕了雷震等四人。雷震等人被捕後，台灣社會上有一種意見，認為軍事機關無權審判雷震等人，此案應移交普通法院審判。王雲五也支持這種觀點。王雲五經數日研究，致函“行政院”院長陳誠和“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大量引述法律條文，力主將雷震案移歸普通法院審理。如果把雷震案交普通法庭審判，案情和審判過程將無法保密，判決結果也不易控制，很可能在台灣社會引發騷動，這是國民黨當局決不願看到的。因此，陳誠對王雲五信函不表態，張群則表示“原則甚贊成，尚有某一問題待解決”，其實他並不支持王雲五的觀點。10月8日，雷震案經軍事法庭審判，以不告發“匪諜”、作“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等莫須有罪名，判處雷震十年徒刑，同案人劉子英被判刑十二年，馬之驌被判刑五年。訊息傳出，海內外輿論譁然，台灣當局的獨裁行徑受到強烈批評。
在其他一些問題上，王雲五的觀點與國民黨最高當局的政策也有較大的分歧，他的意見一再被否決，使其從1960年就萌發了退出政壇的念頭。王雲五辭去“行政院”的職務之後，雖然仍虛掛著“資政”的頭銜，常託故不參加有關的諮詢會議。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張群，以“久病未愈”為託詞，請辭“總統府外交綜合組”副召集人的虛職，並表示今後不再參加討論。對於一屆“國大”第五、六次會議，他也虛與委蛇，一般討論不參加，僅在關鍵時刻受當局力邀，才出面主持。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國大”舉行“總統”選舉會議，由王雲五任大會主席，蔣介石以“全票”當選“第五屆總統”。1978年3月21日王雲五應邀主持第六次“國大”的“總統”選舉，蔣經國當選。“總統”選舉前後的許多會議，王雲五大多不參加。
老驥伏櫪
自從1963年12月辭去官職後，他便進入了個人撰寫論著的高峰期，出版個人著作20多種，文章近百篇，其中100萬字以上的著作5部。如七冊《中國政治思想史》、六冊《中國教育思想史》，尤可稱為巨作。即使到了晚年，王雲五仍舊著述不已。在80歲生日時，他出版了一部120萬字的《岫廬八十自述》。在他90歲生日時，又令人驚奇地推出了一部50萬字的回憶錄《岫廬最後十年》。除撰寫學術著作和回憶錄外，他也喜歡作詩填詞，作為一種休息。
王雲五一直熱衷於社會文化活動，年屆古稀還主持嘉新文化基金會、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等機構，任“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文化復興與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等職。此外，他還主持了台灣“故宮博物院”的工作。在晚年，他對於社會公益事業傾注相當心力並多有建樹。1972年，他用2萬本的書、數百萬的儲蓄，建立了雲五圖書館，並立下遺囑：將所存全部書畫及精印藝術品，分給兒女作為紀念，其餘全部剩餘資產連同身後各項收入，一律捐予財團法人云五圖書館。等他和兩位妻子去世後，所居房屋即歸併於雲五圖書館，僅保留新建小樓房一幢，作為旅外兒女回國時暫住。在他主持商務印書館時，所創行的各種文庫就是以最低廉的價錢而使青年有機會博覽群書。他曾說：“中以前沒有錢買書看，中希望現在好學的青年，能夠享受到隨意讀書的快樂。”
王雲五一生儉樸，定居台灣後，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里。日常飲食不喜鋪張奢靡，只粗茶淡飯而已。衣著以棉布為主，一件長袍，一雙布履，已成了他的標記。王雲五年逾九旬高齡時，精神仍健旺如二十年前，雖記憶力稍差，但頭腦清晰，分析力倍增，牙齒好，消化力強。談到他的養生經：一是“勤用腦多走路”，他的起居習慣是早睡早起，每夜3時即起床寫作，勤于思考完成了許多創造性思想的不朽事業，每寫作50分鐘，即繞著書房走10分鐘，自認不出門走10里，走出了健康與智慧。一是接近大自然吸收太陽、空氣、水，自然界的三寶，增進身體的能量與健康。他的“飲光”鍛鍊術不僅在一些國民黨元老之間流行，有趣的是，已故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來自“東方國家”的保健師的勸告，在克里米亞療養地試行此術。他的秘書回憶道：“增加了這個神秘的內容後，中們驚異地發現他（勃列日涅夫）變得步履輕快，因吸菸而困擾著他的肺氣腫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個善於持之以恆的人”假如他堅持下去，蘇聯的歷史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1979午7月6日，王雲五因患感冒住進台北榮民總醫院，當時僅有微咳，住院後才開始發燒，但服藥即止，幾天后出院。8月4日，他又因肺炎入院，自謂“約需住院一星期”。哪知延至8月14日，即溘然病逝，終年92歲。逝世前幾天他還奮力執筆為“商務”的老前輩張元濟的《涉園序跋集錄》寫跋文，為後人研究商務印書館留下了一份極其寶貴的史料。王雲五曾說：“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壯遊。”他九十二年的壯遊，已在歷史上留下了無數的足印。功過是非，自有後人評斷。王雲五有兩位妻子、七子二女和四十多位孫子和外孫，目前他的子孫多旅居國外。他的兩位夫人是姐妹倆，徐淨圃、徐馥圃。王雲五學識淵博，而子女九人，除一女早逝外，其餘也均為國際聞名的學者、專家。大兒子學理，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博士；二兒子學武，工程博士；三兒子學政，在美從商；四兒子學農，牙醫博士，現在香港；五兒子學哲，法理學博士；六兒子學藝，神經外科博士；七兒子學善，醫學博士。大女兒學文早逝；二女兒學醫，醫學博士。
個人評價
王雲五傳記而且王雲五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於商務印書館，以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現代出版、學術文化史上的巨大影響，倘要研究中國現代出版史、文化史，無論如何是避不開這位重量級人物的。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實施，內地出版業的經濟效益日益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歷史就是這樣富有戲劇性，經過幾十年的曲折摸索之後，中們似乎又回到了王雲五當年所處的時代，遇到他當年面臨的難題。王雲五自然也就得到很多出版商的共鳴和研究者的關注。歷史人物的熱與冷，往往是出於現實社會的內在需要，王雲五此時引起人們的關注也正是當下出版業狀況的一種反應，其中有許多可以探討的東西。
在一個具有重視義利之辨傳統的國度里，對利的強調和追求必然要冒著被世人視為小人的道德風險，即使是在步入市場經濟的今天，這一傳統還沒有從人們的觀念中徹底退出。在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多依靠官府，或親自出面刊刻自己的著作，這自然不需要考慮銷售贏利方面的問題，而是量個人的財力和能力來進行，因此，他們對以追求利潤的私人書坊是看不上眼的，而私人書坊的惡名一方面是由於刊刻書籍的粗糙，另一方面則是其濃厚的商業氣息。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不會有文人士大夫心甘情願地去做書坊主，除非他們科舉無望，為生活所迫。好在那時文化和商業各自在雅和俗的層面上發展運作，並沒有形成特別明顯的交鋒。但當中國歷史的車輪駛入現代文明社會之後，一切就都不一樣了，文化成了商務色彩的文化，商務也成了具有文化色彩的商務，文化與商業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走到了一起。
具體表現為：文化納入現代產業的範圍，利潤成為推動文化事業的一種內在驅動力，不管人們是否願意承認；其次是學者的介入現代出版業。文化與商業的這種以出版為紐帶的融合必然帶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其間既有學界與出版商之間愉快的合作，但又有兩者的激烈衝突。學界考慮的是出版物的學術價值和印刷水平，而出版商則除此之外，更多的需要關注利潤，如果無利可圖，他們就不會表現出多大的積極性，即使該書的價值再高。長期以來，學者們經常稱頌和強調的是出版商不計成本支持學術的義舉，自然這也是他們的一種願望，對那些計較利潤的出版商，他們往往採取不屑一顧的蔑視態度，而且話語權又往往操在他們手裡。在今天，那些曾買過書號、推銷過自己著作、受過出版之累的學人對此當會有很深的切身感受。
在商言商，對進入出版界的學者來講，他們的商人身份以及他們的計較和精明肯定會付出道德上的代價。而道德恰恰是歷來國人論定人物的基本尺度，即使個人做出的成就再大。明白這一點，王雲五的不為內地學者所接受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
但是，王雲五的意義也正在於此，他的現代企業運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潤之舉雖然為他帶來了道德上的惡名，但他卻為出版界所接受，他幾十年在商務的穩固地位、後來出任民國政府的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就足可以說明這一切。儘管的他的經營和改革方式並不完全符合出版業的行業特點，如果運用在其它工商業上可能更為合適，但是他的這些努力並非毫無意義，他的成功和失敗不僅在當時，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鑑的地方。當前中國的工商業正大力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王雲五的意義和價值。無可否認，王雲五的經營和改革會有一些負面的東西，但中們需要的不是指責和批判，而是理解之同情。可以想像，如果一個出版商不求利潤，這個出版社何以能生存。學界那種讓出版商不計成本支持學術文化的幻想只能是一相情願的，而且對學術的發展也未必有利。
換個角度來看，這種出於利潤考慮的出版對學術文化的發展未必不是一種良性的制約，那種關注現實民生、面向大眾的著作因其有潛在的市場而得到優先出版的機會，而過於冷僻的研究則受到限制。實際上學界內部的冷與熱不也是如此嗎？出版商可以幫助那些過於冷僻的研究，但這不是他們法定的義務，這更需要得到政府和有關機構的支持。因此，一個優秀的出版商必須在學術與利潤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就像現在人們常說的，既要有良好的社會效益，又要有良好的經濟效益。一般說來，出版商大多會偏於一端，兩者都能兼顧、還能使學界和商界都滿意的出版商實在是寥寥。王雲五就是這種能保持平衡者，他除了使商務印書館發展壯大，獲得豐厚的利潤外，在文化普及和推動學術上還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如《萬有文庫》、《大學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等叢書的出版，這些在中國現代文化史都是要寫上一筆的。在出版業日益商業化的今天，強調王雲五的經營之道更有現實意義。他是將現代企業制度引入出版業的始作俑者，其靈活的運作方式和優秀的組織才能很值得今天的出版商學習借鑑。
王雲五無疑是個成功者，胡適曾經把將王雲五介紹進商務印書館作為自己人生的得意之筆，可見其對王雲五評價之高。王雲五把握住了歷史給予他的難得機遇，在商務印書館乃至中國文化面臨重大轉機的時刻走進中國現代出版業，走進中國現代文化的中心。他的這種學者兼商人的雙重身份和豐富經歷對現代學者也是很有啟發意義的。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國經濟持續走熱，不少學者下海經商，但幾年下來，成功者寥寥。其原因值得深思，最起碼它使中們真切地認識到商人的獨特價值，學者雖然文化素養很高，但做生意並不一定就是高手，商人不是什麼人想當就能當好的，而能將學問和生意都做好，就更非一般人所能為了。王雲五就是其中成就突出的一個，具有典範的意義。就中國目前的現狀來講，優秀的學者並不缺少，但優秀的出版商卻是難遇難求，而能將兩樣都做好者，更是無處可尋，但現實恰恰正需要這類人物。好在現在有不少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出版界已開始出現了一批王雲五類型的出版商，但還都沒有做到那個份上。將來也許會有，但至少現在還沒有。
“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這是上世紀30年代《紐約時報》對王雲五和商務印書館最高的評價。中相信，每一位讀書人、出版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商務情結”，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現代出版機構，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
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的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1921年中秋節，王雲五在胡適推薦下進入商務印書館，在商務張元濟、高夢旦兩位先生的支持下，主持編譯所，著手制定編輯出版《萬有文庫》。王雲五堪稱大出版家，有遠見卓識，也有襟懷抱負；擅長科學管理，也有力排眾議的魄力。他組織全國學者出版《大學叢書》300多種，主編《中山大辭典》，出版《萬有文庫》，影印《叢書集成》，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王雲五自傳《岫廬八十自述》是一本遲到的書，儘管姍姍來遲，畢竟來了。看《萬象》上的廣告，江西教育出版社要出版《王雲五文集》，令人欣喜。
王雲五有記日記的習慣，所以他的自傳《岫廬八十自述》是皇皇巨著，並不偶然。原書50章，100多萬字，詳細記錄了王雲五一生的各個階段。現在中們看到的這個版本，是由王雲五先生的公子王學哲節錄而成，只有20餘萬字。雖然大量的史實無緣過眼，但窺一斑而知全貌，這本書總算對王雲五的傳奇人生有一個大概了解。
王雲五是一個國小徒出身，受正式學校教育不過五年，他的學問全是通過自學獲得。沒有文憑，卻在同文館、中國公學做英語教師。王雲五在中國公學任教時，認識了小他兩歲的學生胡適，兩人成為朋友。胡適讚揚王雲五是“有腳的百科全書”。王雲五自20歲起，用了3年的時間，讀完《大英百科全書》，可謂博覽群書，雜家的知識結構，為他日後從事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胡適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王雲五的學問人生和道德人品，完全是發自內心的讚美，而非溢美之詞：“王雲五是一個完全自學成功的人才，讀書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書一萬二千本，中文書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極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萬元的巨款，並且可以無人知道。但他不要這種錢，他完全交給政府。此人的學問道德在今日可謂無雙之選。”“他是一個符號象徵，象徵了一個貧苦無依的人的奮鬥成功的故事。”這樣解讀王雲五的一生，當然可以，有人把王雲五和美國的富蘭克林相提並論。
可是，王雲五的一生，也是20世紀中國文人從政的一個失敗個案。抗戰結束後，王雲五應國民政府的邀請，出任經濟部長，制訂了在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金圓券”貨幣政策，導致通貨膨脹、民怨沸騰，給國民政府經濟的全面崩潰壓上了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對此，王先生的頭腦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結語”中說，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後是教育；而其他社會活動，“公務政務殆如客串”。
養生語錄
做人，就要能隨時隨地腳踏實地，不要虛浮，心念要常常放在腳底下。如果腳跟站穩了，氣血也就暢通活絡了。腦保健與晨起“飲光”
頭部按摩是古代養生家十分重視的養生術。健腦按摩，可以增加對大腦的良性刺激，改善腦部血液循環、暢通氣血、調和百脈。
針灸健腦是用針刺人體經絡的特定穴位，或用艾製品灸灼穴位，通過經絡將刺激傳導到有關的臟腑，以疏通經絡、調理臟腑、增智益聰。
王雲五終生都很勤奮，到晚年還一直從事著學術和圖書編輯工作，大腦的勞作程度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王雲五很重視大腦的保健和養生，每天必做頭部按摩。頭部按摩是古代養生家十分重視的養生術。健腦按摩，可以增加對大腦的良性刺激，改善腦部血液循環、暢通氣血、調和百脈，從而收到解除疲勞、提高智慧型、健腦延年之效。
王雲五常用的按摩方法有：
頭側按摩。兩手大拇指同時按兩側太陽穴，用較強力量做鏇轉揉動，先順時針揉動12次，後逆時針揉動12次。
頭頂按摩。兩手插入頭髮，從前髮際到後際，做梳頭動作10次，然後兩手拇指按住兩側太陽穴，其餘四手指按住頭頂，以中度的力量從上向下、從下向上做直線按摩10次。
臉部按摩。兩手摩擦生熱後，在臉部皮膚上由上向下摩擦12次，然後用兩拇指的背部，同時從上眼瞼內眼角開始繞眼周圍鏇轉摩擦12次。
手足部按摩。主要有揉掌心勞宮、摩足心湧泉和鏇揉內外關三種方法。
揉掌心勞宮。攤開雙手，然後輕輕握拳，讓指端觸及掌心，其中指尖所點之處即為勞宮穴。用另一手的拇指反覆按壓或按揉勞宮穴約2~3分鐘後，交換另一隻手，重複上述動作。也可兩手握拳，以中指尖按壓勞宮穴，或雙手各握一核桃，使之在勞宮穴上鏇轉按摩。
鏇揉內外關。將右手拇、食二指按在左手臂內外側正中腕橫紋上二寸之內關穴、外關穴上，正反各鏇揉36次，再在右手臂依前法做36次。
王雲五的健腦按摩簡單易行，除此之外，還可以採用別的一些方法健腦。主要方法有：
氣功健腦。實際上，人的大腦通常只被開發了一小部分，還有大部分的潛在能力。氣功正可以開發這部分潛能。當人做氣功入靜達到最佳境界時，大腦感到清澈洞明，有些氣功者形容是“宛如皓月當空，萬里無雲”。這對激發大腦細胞的功能，開發智慧很有幫助。
針灸健腦。針灸健腦是用針刺人體經絡的特定穴位，或用艾製品灸灼穴位，通過經絡將刺激傳導到有關的臟腑，以疏通經絡、調理臟腑、增智益聰。或在耳部的某些部位，用一些小丸等物如王不留行籽、芥菜籽，放置穴位上，覆蓋膠布，定時用手指壓揉，通過這樣的連續刺激，可達到健腦的效果。
食養健腦。通過攝取足夠量的健腦食物，增強大腦皮層的興奮和抑制能力，保持智力，提高效率，延緩大腦衰老的一種保健方法。如《本草綱目》有如下記載：核桃“養血，補髓，清目，安神”。黑芝麻具有“補氣、強筋、健腦”的效用。蜂蜜“久服，強志輕身”。
娛樂健腦。通過遊戲、玩具、琴棋書畫、鳥語花香、垂釣等途徑來達到益智、促思、養性、怡情、延年益壽等效果的一種保健方法。此法尤其對小兒的優生、胎教及老年人的健腦、益壽有較好的效果。
做腦部按摩前，王雲五會梳梳頭，作為對腦部按摩的有效補充。
陸游寫過一首梳頭詩：“覺來忽見天窗見，短髮蕭蕭起自梳。”從詩句中可以看出詩人很重視頭髮的養生保健。
梳頭，不僅可清潔美容，而且還有養生保健的功效。蘇東坡也提出“梳頭百餘梳，散發臥，熟寢至明”。說明經常梳頭，能起到流通氣血、散風明目、促進睡眠等作用。按中醫經脈的理論，頭部是手三陽經和足三陽經六條陽經聚會之處，所以稱頭是“諸陽之會”，能“與百脈相通”。在人的頭部，排列著約70個穴位，用梳子梳頭，實際上就是對這些經絡、穴位進行按摩。梳頭可促進頭部的血液循環和皮下腺體的分泌，改善局部的營養代謝狀況，增進頭髮的生長。而且梳頭通過疏通經絡和刺激穴位，對全身功能都有調節作用，特別是對大腦，梳頭可以改善大腦皮層的興奮與抑制過程，使人頭腦清醒，耳聰目明。對於神經衰弱症患者或由於失眠、思慮過度引起的神經性頭痛者有一定的療效。梳頭也有時間講究，最適宜的時間是每日晨醒時、午休前、晚睡前。梳頭的方向是從前到後，再由後到前，再由左向右，再由右向左，如此循環往復，梳頭數十次至百餘次。同時，可結合手指按摩，即用十指緩慢柔和地自前額髮際向頭頂做環狀揉動，再由頭頂揉向腦後至後髮際，然後再由兩鬢向頭頂按摩，用力要均勻一致。
王雲五的起居習慣是早睡早起，信奉蘇東坡的養生格言“早寢以當富”，意思是睡得早比腰纏萬貫還要好；還說“每天起得早，八十不覺老”。在台灣，王雲五常和一位亮心禪師一起下棋，結下了君子之交。亮心禪師教了王雲五一種養身法“飲光”。飲光，就是吸取日光或月光的精華，是禪宗的一種長生方法。
早晨旭日初升時，大自然中充滿了亮光。這些亮光都充滿著陽氣，都是好的，它不是濁陽，不是日正當中的陽光。這時開始吸取日光：一面吸氣，一面把光吸進來。很自然地吸進來，不要執著。亦可用眼睛把光通過眼睛吸進來，有利於眼睛的健康。從鼻孔吸進光，皮膚、感覺也可吸進光。把毛孔張開吸進光，眼、耳、鼻、舌、身、意，都感覺到光的到來。有時感覺疲累時，鍛鍊者可以在陽光底下，將身體放鬆來練習飲光。讓全身的毛孔張開，感覺身體裡面的濁氣流開。讓毛孔全部張開，感覺陽光都直接照射到身體裡面。練習完畢，身體會感覺很舒服。吸收月光精華的方法也和上面相同。王雲五曾告誡公眾：練習“吸光”時不要在日正當中的時候練習，這樣不僅造成燥熱，還會有中暑現象產生，很容易在太陽底下昏倒。
個人著作
王雲五著作者：王雲五 著
內容簡介：王雲五（1888－1979）沒有學歷，靠自學成才。曾長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務。1964年主持台灣商務印書館直至去世。他倡導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等。在台灣為政治大學授課13年間，博士、碩士出其門下者不下百人，著作約百種。作者以國小未畢業，僅僅“識字”起步，自修成為“博士之父”的成才經歷，給人們提出了“怎樣讀書”、“如何學習”的可操作之法。
著作及編輯有：《王雲五大辭典》、《王雲五小辭典》、《王雲五小字彙》、《四角號碼檢字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國中總匯英語課本》、《英漢對照科名匯》、《萬有文庫》第一、二集、《東方文庫續編》、《國小文庫》第一集、《叢書集》、《百科小叢書》、《自學科學小叢書》、《最新化學工業大全》、《中學生自然研究》、《新時代史地叢書》、《民事訴訟法新論》、《民事訴訟研究》、《世界概況叢書》等。
近代歷史人物
| 中國近代史中的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及國際人物。 |
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著名報人
| 報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他們仗義執言，追求真理，不畏強權，為推動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正是有了邵飄萍等這樣一批充滿道義感的報人，才使得《大公報》、《京報》、《新民報》等幾大報紙至今仍在中國新聞史上熠熠生輝。 |
| 汪漢溪| 陸鏗| 狄葆賢| 馮英子| 馮小秀| 樂小英| 姚蘇鳳| 曹聚仁| 劉向東 | 趙超構| 陳銘德| 楊奇| 黃伯耀| 宋文明 | 林行止| 張慧劍| 唐瑜| 張友鸞 | 陳范| 汪詒年| 汪伯奇| 汪仲韋| 普廣銓 | 汪大鈞| 丁法章| 李俠文| 毛健吾| 楊令德| 陳向平| 錢穀風 | 程大千| 沈毓剛| 朱惺公 | 王鰲溪 | 於佑任| 汪康年| 潘梓年 | 康廣仁| 孫伏園 | 王雲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