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戰部隊
參加的部隊有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第3兵團(司令員陳錫聯,政治委員謝富治)第10、第11、第12軍,第5兵團(司令員楊勇,政治委員蘇振華)第16、第18軍,第一野戰軍第18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周士第)第60、第61、第62軍和第7軍第19師,第四野戰軍第50軍,共9個軍又1個師。
戰爭前序
1949年5月23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給總前委及劉伯承、彭德懷、賀龍等的電報中指出:二野應準備於兩個月後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一野一路由彭(德懷)率領位於西北,並於明春開始經營新疆,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
戰役目的
6月27日,毛澤東在致一野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的電報中再次指示:在執行當前戰役,占領寶、鳳、涇、涼後……可以按照(七屆)二中全會時商定的計畫,早日兵分兩支。第一支西進,擔負解決甘、寧、青、新四省……第二支南進,以占領成都解決川北為目的。
中央軍委還指示第二野戰軍:進軍四川應採取大迂迴、大包圍、大殲滅的動作,插至敵後,斷其退路,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 由此確立了解放大西南的戰略決策。
統一指揮
劉鄧大軍進軍西南的任務,早在1月中共中央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和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已基本議定。為了統一指揮進軍西南的作戰行動,2月19日,中央軍委決定由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陳賡、李達5人組成中共第二野戰軍前敵委員會,鄧小平任書記。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10月13日決定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別擔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書記,同時,成立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劉伯承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賀龍任軍區司令員,鄧小平任軍區政治委員,以後又任命陳賡、周士第、李達為副司令員,宋任窮、張際春、李井泉為副政治委員。
戰略部署
在解放軍渡江成功並解放南京及江南廣大地區後,蔣介石急令白崇禧集團和粵系軍隊組織所謂“湘粵聯防”,阻止我向兩廣進軍。又令胡宗南集團扼守秦嶺,防我由陝入川,妄圖控制西南,以待國際事變,捲土重來。
為了消滅華南、西南之敵,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作了英明的戰略部署:以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歸屬第四野戰軍指揮,由贛南出廣東、廣西,協同第四野戰軍主力圍殲白崇禧集團於廣西境內,第二野戰軍主力以大迂迴行動直出貴州,進占川東、川南,切斷胡宗南集團退往雲南之通路,割裂白、胡兩集團的聯繫。同時以陝川邊之第一野戰軍第18兵團,積極吸引敵胡宗南集團,將其暫時抑留於秦嶺地區,待我切斷其退往滇康之道路後,迅速南進,協同第二野戰軍主力聚殲胡宗南集團於四川境內。
突破防線
11月1日,第二野戰軍在北起巴東,南至天柱,寬約千里的戰線上,向川黔敵軍發起了強大攻勢。第3兵團主力和第四野戰軍一部突破了宋希濂集團的防線,將西逃之敵第14兵團圍殲於鹹豐以東地區。擔任戰略迂迴任務的第5兵團和第3兵團第10軍(軍長杜義德,政委王維綱),以突然動作挺進貴州, 15日解放貴陽,爾後分路向川南疾進, 12月3日先頭部隊進至川南之納溪、合江地區,截斷了胡宗南集團及川境殘敵逃往貴州的道路。第3兵團第11軍(軍長曾紹山,政治委員鮑先志)、第12軍(軍長兼政委王近山)和第四野戰軍第47軍強渡烏江,在南川地區將宋希濂集團主力和羅廣文兵團大部殲滅,11月30日解放重慶。蔣介石急令胡宗南集團放棄秦嶺,南撤成都。第一野戰軍第18兵團和第7軍第19師兵分三路,晝夜追擊南逃之敵,12月7日越過秦嶺,11日占領洋縣、漢中、武都等地,陝南、隴南全部解放。
蔣介石為挽救胡宗南集團,一面令由重慶西撤之敵正面遲滯我軍向成都挺進,一面急令胡宗南集團加速撤往成都地區,企圖集中兵力抵禦我軍攻勢,或向西康、雲南逃竄。蔣介石於11月30日晨從重慶乘“美齡號”專機逃到成都,住在國民黨軍的中央軍校內。12月10日,成都市內秩序已很混亂,時有槍聲,形勢已到了難於控制的地步。侍衛人員發現住地附近出現“可疑人物”,建議蔣介石從後門逃走。蔣介石感到從後門逃走有失身份,便說:“我從大門進來的,還是從大門出去。”於是,蔣介石和蔣經國走出軍校大門。10日下午2時,蔣介石在成都鳳凰山機場登機升空,向台灣飛去。當晚日記寫道,“俯視眼底大陸河山,心中愴然”。
12月8日,南線之第16軍由南溪地區向北進擊,此時宜賓之敵第72軍郭汝槐部與我聯繫準備起義(後於12日正式起義)。12月9日,雲南的盧漢、川康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分別在昆明和雅安宣布起義,雲南、西康兩省和平解放。蔣介石急令胡宗南加速南撤,並將4個師空運西昌;又令正由重慶和川東西撤之殘敵第15、第20兵團和第16兵團,急速撤至岷江、沱江地區阻我前進,以掩護胡宗南集團向成都地區撤退。我南線各軍乘勢於15日發起追擊,在擊破敵沱江、岷江沿岸的抵抗後,我第16軍16日攻占樂山,17日完全控制了樂山、夾江、峨眉三角地帶。同日,我第10軍部隊攻占眉山、丹稜,19日解放蒲江,完全控制了青神、眉山、丹稜地區。
同日,我第16軍一部向峨邊方向追殲逃敵,在沙坪地區俘敵川湘鄂綏署司令官宋希濂及其直屬部隊3400餘人。我第11、第12軍強渡岷江,沿途窮追猛打,殲敵7000餘人,20日攻占邛崍、大邑,第11軍進抵新津以東地區。至此,我軍完全切斷了敵退往康、滇的道路。北線我第18兵團和第7軍(軍長彭紹輝,政委羅貴波)第19師,於12月5日開始入川追擊作戰,兵分三路日夜兼程南追逃敵。右路第62軍(軍長劉忠,政委魯瑞林)、中路第60軍(軍長張祖諒,政委袁子欽)和第7軍第19師占廣元、奪劍閣,21日先頭部隊進抵江油、綿陽地區。左路第61軍(軍長韋傑,政委徐子榮)21日解放巴中,繼續向南部、三台方向猛追逃敵。至此,南北我軍圍殲胡宗南集團及川境殘敵的大包圍即告形成。
進軍成都
胡宗南集團第5、第7、第18兵團,和川東、川南撤逃成都之殘敵第15、第16、第20兵團,被我包圍於成都地區後,蔣介石把指揮權交給胡宗南。21日,敵第16兵團在金堂宣布起義,胡宗南急忙於22日在新津召開軍長以上高級將領會議,確定向雅安、西昌奪路突圍。次日,胡宗南即乘飛機逃走。24日,被圍之敵第5兵團開始向西南方向突圍,多次向我第12軍陣地猛攻,均被擊退,敵第15、第20兵團殘部見突圍無望,在彭縣宣布起義。
25日,我第18兵團第60軍解放德陽,逼迫敵第7兵團起義,敵第18兵團亦派出人員到簡陽與我聯繫請求準予起義。只有敵第5兵團(約5萬餘人)仍於25日繼續向邛崍、大邑一線輪番猛烈進攻,企圖打開一條通路,向西南方向突圍。我決心集中兵力殲敵於運動中,即令第12軍暫時放棄大邑,集中主力防守邛崍以東之高山鎮、固驛鎮一帶高地,堅決阻敵南逃;第16軍由蒲江向北推進至復興場、壽安場一線,第18軍之第53師亦迅速進至壽安場地區;第10軍占領新津,爾後以主力向大邑突進;第11軍向雙流出擊;第50軍在簡陽南北沱江東岸占領陣地,阻敵東竄。北線第18兵團各軍向成都及其以東推進,圍殲可能向東北方向逃竄之敵,並準備進占成都。
解放成都
26日,我對被圍在新津地區之敵第5兵團發起圍攻,全體指戰員在“打好大陸上最後一仗”的口號鼓舞下,爭先恐後,奮勇向前,向敵縱深猛插,戰至27日,全殲敵第5兵團7個軍,敵兵團司令李文被俘,在成都以南以東之敵第18兵團同日宣布起義,成都宣告解放。北線第18兵團左路第61軍,於26日迫使由川東竄至巴中地區之敵第127軍繳械投降,迫使南部、閬中以西之敵第98軍起義,1949年12月29日,在三台地區圍殲了敵第76軍、第17軍等部。至此,成都戰役勝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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