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所大院
吉安所左巷按滿清制度：皇后、皇貴妃、皇妃、妃以上亡故，在紫禁城內誦經治喪。嬪、貴人、常在、答應以及宮娥秀女亡故，立即移至吉祥所棺殮停靈，按品位治喪。誦經超度，時日有長有短。有時只有佛教僧尼誦經，即行安葬。有時需要佛教、道教、喇嘛教三教設法誦經，超度數十日，方能安葬。辛亥革命成功後，溥儀在紫禁城居住時，仍用吉祥所為嬪以下治喪。
吉祥所大院，南北長約200多米，東西寬約100多米，四周全
吉安所左巷是厚實的紅牆。一看就知道這裡不是普通民宅，從牆頭用灰色筒瓦判斷，又不是皇宮御用處所。（皇宮御用處所應當用黃色筒瓦）紅牆內四周沒有建房是荒蕪蒿草地。大院中央建築了高大廳房及配套群房，供停靈誦經使用。民國初年，吉祥所改名為吉安所。西夾道改名吉安所右巷。原來的東夾道，改名為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北牆外現在叫做吉安所北巷（老年間叫鐵匠營）。吉安所惟獨沒有南巷，因為南牆外緊靠著民宅，民宅一戶毗連一戶，沒有走道。民宅街門都是向南開門，所以形成另外一條小巷，名為三眼井胡同。老年間，這條胡同中段有一口井，鑿得深，水質好，井筒直徑大，上蓋青色長石，鑿有三孔，可以同時汲水，因此得名。現井已不復存在。三眼井胡同不與吉安所右巷直接相通，需要繞過景山東大街一段路，才能到達，但它卻直通吉安所左巷。
1918年至1919年，毛主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管理員時，曾在吉安所左巷8號院居住過。該院座東朝西，毛主席與同事多人共住三間北房。現在是普通民宅，並未開放，8號院南側牆上有銅牌，記載著當年毛主席居住時的情況。1924年溥儀被逐出皇宮後，由於吉安所大院沒有重要文物，曾被當地警察接管。空閒時有時駐兵，但並非因其為軍事要地，只是利用空房居住而已。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這次，吳佩孚被張作霖趕出了北京。但張大帥手下真有“能人”，成立了官產局。先賣皇城牆，靠著皇城的房產戶可以連牆基一起買，把城牆作為自家院牆。空曠地段拆牆賣磚。吉安所大院四面都是紅牆，官產局連同大院一起賣了，從此不再駐兵，改建成民宅。
斗轉星移，事過境遷。筆者今年圍繞吉安所大院走了一圈，街道比以前整齊、清潔、寬闊了，當年的紅牆不復存在，大院內密密實實一大片瓦房，當時的風貌蕩然無存。僅留下吉安所左巷、右巷、北巷地名而已。
毛澤東故居
吉安所左巷8號 (舊時門牌是吉安所東夾道7號) 毛澤東第一次進京後在此居住吉安所左巷屬東城區景山地區，是三眼井胡同路北從西往東數的第一條胡同，自北向南溝通吉安所北巷和三眼井胡同，長180餘米。
吉安所左巷原稱“吉安所東夾道”，因位於吉安所東側而得名，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改稱“吉安所左巷”，“文革”中一度改稱“榮興東巷”，後復稱“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又稱吉祥所，是清代宮內太監死後停靈出殯的場所。
吉安所左巷8號，舊時的門牌是吉安所東夾道7號，在胡同中段東側，占地面積為213平方米。院牆為外罩灰皮的碎磚牆，街門面西，是一個隨牆“小門樓”，院內有北房3間帶東、西耳房各1間，還有兩間東房，7間房的建築面積僅為90平方米，其中3間北房的建築面積為40平方米，每間落(lao)空(使用面積)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實的“一間屋子半間炕”的小房。1918年秋至1919年春，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陳紹休、陳焜甫、羅章龍、羅學瓚、歐陽玉山等8人在這個小院的3間北房中住了六七個月。當年3間北房是一明兩暗，中間的1間是明間，具有廚房、餐廳和過道的功能，東、西兩間每個房間各住4個人。毛澤東在《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中說:“八個人居3間很小的房子裡，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對此，羅章龍的解釋是:“‘大被同眠’這句話有個典故:唐朝有個姓張的人，是個大家庭，張公倡議全家人住在一個屋子裡，蓋一個大被子。我想，這可能是象徵一家人團結的意思。潤之的這句話，是形象思維的話。”
吉安所左巷8號為私有房產，據房屋檔案記載，該房產購於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由於毛澤東第一次來京之時曾在此居住，故1979年8月21日作為“毛主席故居”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政府撥款對其進行修繕，基本保持原狀。
毛澤東(1893.12.26—1976.9.9)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字潤之，湖南湘潭韶山沖(今屬韶山市)人。
毛澤東從1914年至1918年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在學生時代就開始了革命活動。1915年，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署名發出《徵友啟事》，開始籌組以“思想革命、身心鍛鍊和革命實踐”為活動內容的新民學會。每逢假期，毛澤東都要與一些志同道合者進行徒步遊學，既鍛鍊身心又接觸社會。1917年暑假，毛澤東與蕭子升結伴遠遊進行社會考察，他們身上不帶一文錢，以遊學形式靠書寫對聯為生，歷時月余，跋涉千里到達安化縣縣城。得知安化縣勸學所所長夏默庵先生是位飽學之士，著有《默庵詩存》、《安化詩抄》等，但夏默庵先生性格孤傲，一向不理遊學先生。毛澤東仍然登門拜訪，兩次被拒，當毛澤東第三次登門之時，夏默庵不便再拒，但為試探來者學識，寫下一原對置於案上。毛澤東見狀，略作思索，即書屬對。這副合對是:
綠楊枝上鳥聲聲，春到也，春去也；
清水池中蛙句句，為公乎，為私乎。
夏默庵先生連聲稱讚，因為毛澤東應了勝對，不僅工對嚴謹，而且運用了“為公乎，為私乎，晉惠帝問蛤蟆”的典故。
毛澤東故當年，在同學眼裡，毛澤東是個出類拔萃的人，同學們給他起了外號叫“毛奇”，把毛澤東比作德國歷史一位文武兼備的將軍；在老師眼裡，毛澤東是國家棟樑，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先生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吾鄭重語君，二子(指毛澤東、蔡和森)海內奇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毛澤東曾填詞對自己學生時代生活進行回憶:
攜來百侶曾游。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
風華正茂；
書生意氣，
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
激揚文字，
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
到中流擊水，
浪遏飛舟？
1918年8月，風華正茂的毛澤東開始了他第一次進京之行。
8月15日，毛澤東同蕭子升、羅學瓚、羅章龍、陳贊周等20多位準備赴法國勤工儉學的青年乘火車離開長沙，因鐵路被水沖斷，火車在河南郾城漯河站停留一夜，次日，毛澤東與羅章龍、陳贊周到許昌憑弔魏都舊墟，抒思古之幽情，8月19日到達北京。
到達北京後，毛澤東先在湘鄉會館落腳，又與蔡和森在豆腐池9號(今豆腐池胡同15號)楊昌濟先生家小住數日，後由蕭子升出面以北京大學學生的名義租住吉安所東夾道7號的3間正房。毛澤東在京期間，相識了李大釗，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
毛澤東從1918年8月19日到京，至1919年3月12日因母親病重離京回湖南，在北京住了近八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主要從事三項活動:一是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二是探索救國道路，三是聯繫革命力量。
劉昂在《浩氣貫天地風雨送征船——緬懷蔡和森同志》中說:“毛澤東、蔡和森同志一方面積極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而奔走，一方面如饑似渴地探索當時世界的新思潮、新學說，努力追求改造中國的革命道路。”羅章龍在《回憶新民學會》中說:“赴法勤工儉學是新民學會會員北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後來新民學會會員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潤之和我留在北京……我當時問潤之說:‘大家都去了，他們也希望我動身，你留下吧，我去歐洲。’他說:‘不然，我們留下是有理由的，我進北大是職員，活動範圍受限制，你是學生身份，最好活動，範圍更廣泛些。工作方面是需要你的。’於是我就決定留在北大不走了。我在學生中積極活動，他在教職員中做聯繫工作。這個做法後來都實現了。”
幾十年後，毛澤東在中南海與醫生王鶴濱聊起了康德的“星雲學說”，勾起對昔日的記憶，他說:“我年輕時曾經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過，那是件很有意思的工作，有很多書可以看，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那裡認識的。”
胡同里的故事
毛澤東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和羅學瓚、蕭子升、張昆弟、羅章龍、李維漢、陳贊周等一行25人，應北京大學教授楊昌濟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活動。剛來的時候，毛澤東和蔡和森住在豆腐池胡同9號“板倉楊寓”。由於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居住分散，不便展開活動。毛澤東等人就在當時北京大學附近的景山東街吉安東夾道7號（現吉安所左巷8號）住了下來。
吉安東夾道7號是一所不大的長方形四合院，北邊三間正房、兩間耳房。毛澤東就住在靠西的那間北房裡，房子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地面鋪著青磚，紙糊的頂棚，一鋪通炕占據了房子的主要地方。八個人擠住在三間小屋裡，人多炕窄，棉被又大，攤不開，只好合蓋，“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當時的毛澤東，用現在的時髦語言形容，也屬於“北漂一族”。京城“米”貴，“白居”不易呀。毛澤東得在北京找個職業。一方面協助勤工儉學事宜，一方面在職求學。於是，他請楊昌濟幫忙找個事兒。楊先生就把他介紹給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
李大釗身為教授，當年才29歲，比25歲的毛澤東只大4歲。
毛澤東知道李大釗。他最初是通過閱讀《新青年》了解的。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期間，他就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對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文章經常反覆閱讀，並將文章中的精闢段落摘抄下來。李大釗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青春》等作品，是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十分喜愛的文章。
李大釗並不認識毛澤東，但樂於助人的李大釗請校長蔡元培批了個條子，毛澤東就在北大圖書館找到了差事。每天在北大紅樓新聞紙閱覽室，將訂閱的上海《申報》、《民國日報》、《京報》等15種報紙夾上去，登記、管理，月底送去裝訂。有時還幫助整理李大釗辦公室的書刊報紙等。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載了毛澤東在延安的談話：“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以後，幾乎所有的書刊，都異口同聲地說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的是“圖書館助理員”。實際並不是這樣的。
根據1920年《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的記載，不僅在北大圖書館，就是在整個北京大學也沒有“助理員”這個職務。
191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致七、八舅父母信》中也提到“甥在京中北京大學擔任職員一席”，也沒有說自己是“助理員”。
此外，當時擔任北大總務長的蔣夢麟，在《回憶中的李大釗毛澤東》一文中，也提到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
由此可見，毛澤東不可能擔任“助教”、“事務員”，也不會是“雜務人員”。他只能是“書記”。
毛澤東當時的月薪是8塊大洋。“8塊大洋”是什麼概念呢？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塊大洋；文科學長陳獨秀，月薪300塊大洋；教授的月薪起碼是200塊大洋。當時北京一個4口之家，每月12塊大洋一伙食費，就可以過上小康生活。如此說來，毛澤東的月薪在當時不高也不低。
在北大圖書館，毛澤東充分利用這裡的學習環境，廣泛閱讀各種書籍報刊，研究各種學說。逐漸地，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越來越感興趣，“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
毛澤東的抱負和才幹，逐漸得到了李大釗的讚賞。他認為毛澤東是“湖南學生青年的傑出領袖”，親自介紹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新聞學研究會和北大哲學研究會。在北大期間，毛澤東多次聆聽李大釗的講演，閱讀李大釗的文章，這對他的思想變化具有重要影響。
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李大釗成為毛澤東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引路人。
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還有一些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他們給毛澤東留下了另外一種印象：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1919年春天，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們結束了半年預備班的學習，就要起程出洋了。這時又傳來母親病重的訊息，毛澤東“不得不趕回服侍”。3月12日，毛澤東離開北京，轉道上海，回到了湖南。
北京之行，進一步打開了毛澤東的眼界，邁出了他從湖南走向全中國、全世界的第一步。
作為湖南青年赴法的組織者，毛澤東自己卻沒有邁出國門。因為他雖然始終主張出洋，主張吸收西方知識。但他“是一個主張大留學政策的人”。他原本計畫在國內作三四年的預備，然後去“外國求學，至少五年，地點在俄”。只是世事變遷，毛澤東沒有實現自己的願望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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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所左巷8號現如今電視螢幕上清宮戲泛濫，那些貴人、常在、答應以及宮女，雖然在螢幕上挺鮮亮的，可真實生活中的她們，深宮高牆，地位低下，命運實在可憐。就是死後，也不能和“主子”在一個地方歸天。
現如今在北京景山東北邊，有一條小胡同，叫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左巷這個名字的來歷，就是和悲慘的貴人、常在、答應以及宮女相聯繫著的。
吉安所左巷的西邊，在清朝時有個吉祥所。您別以為是什麼吉瑞祥和的場所。整好掉了個個兒，是棺殮、發喪苦命的宮女的地方。按照清朝的制度：皇后、皇貴妃、皇妃、妃子亡故，在紫禁城內誦經治喪。貴人、常在、答應以及宮女死了，就在吉祥所按品位治喪。辛亥革命成功後，宣統皇帝溥儀在紫禁城居住時，吉祥所還用著呢。
當時的吉祥所，南北200多米長，東西100多米寬，四周紅牆，牆頭卻是灰色筒瓦。紅牆內是荒蕪草地，大院中央高大的廳房，供停靈誦經使用。
民國初年，吉祥所改名為吉安所。吉安所東邊的小夾道，就成了吉安東夾道。後來改稱吉安所左巷。
斗轉星移，毛澤東離開吉安東夾道7號已經近90年了。現在那裡是普通民宅，並沒有對外開放。毛澤東舊居的銅牌掛在胡同的南口和北口，但來參觀的遊客還是慕名而來。小院裡老百姓恬靜的生活，總讓遊客多少感到與偉人居的差距。
吉安所左巷８號已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物部門修復了毛澤東住過的北房。根據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這一帶將改建成充分體現四合院原有風韻和格局、具有仿古民居建築特色的歷史文化保護區。
安所左巷8號，將來會讓遊客滿意的。
北京的胡同情節
| 北京的胡同訴說著歷史，演繹著歷史。倘若胡同生命，它會替仁人志士的壯舉高呼，它會為百姓的苦難垂淚，它會對歷史罪人側目。歷史是七彩的，人生是七彩的，北京的胡同更是七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