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來由
趙登禹路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幾千條，街巷名稱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職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東城區府學胡同內文天祥祠堂東側，以紀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廣寧伯街，在西城區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廣寧伯
趙登禹路劉榮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長技藝命名的，如劉蘭塑胡同，在西安門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劉元得名。
正式以現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處，即西城區的佟麟閣路、趙登禹路、東城區的張自忠路。這三位英烈，都是為國捐軀的抗日名將，早年都是馮玉祥的部下。在擔任29軍將領期間，自1934年29軍駐防京津地區後，都曾在北京居住過。
抗戰勝利之後，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長，何思源於1947年3月13日簽發了《北平市政府戶字第59號訓令》，將南溝浴大街命名為佟麟閣路，北河沿大街命名為趙登禹路，鐵獅子胡同命名為張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專家郭守敬開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變為排水溝“大明濠”，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由內務部長兼京都市政公所督辦朱啟鈐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磚，將大明濠改建為地下暗溝（去年太平橋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溝，本報2003年4月16日《風俗地理》曾作過報導），並在地上興建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當年市政公所公布這兩條大街為“一等街道，寬二十公尺。”
這三條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稱，在解放後繼續沿用。“文革”時期，佟麟閣路改稱四新路，趙登禹路改稱中華路，張自忠路改稱工農兵東大街。“文革”過後，撥亂反正，北京市政府於1984年10月決定恢復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後，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有這樣兩項決議：一是決定中央領導機關遷入北京，二是進城之後不要用中央領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為什麼解放前由國民黨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條街道名稱，得以在新中國被繼續沿用呢？這是因為1952年6月11日，新中國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為三位抗日英烈簽發了烈士證書。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績，是得到新中國認可，並莊重給予紀念的。
即將改造
趙登禹路西城區開始對趙登禹路改造進行前期拆遷。改造後的趙登禹路南起阜成門內大街，向北經白塔寺東二條路、安平巷、平安大街、後倉胡同，至西直門內大街。道路全長1920米，設計時速為每小時40公里，中間道路由10餘米拓寬為21.5米。四條機動車道兩上兩下，兩側步道拓寬到3至5米，沿線將新建兩座過街天橋。
為將改造後的趙登禹路與北二環貫通，西城區將在桃園二期危改結束後，從趙登禹路北端至北二環開闢出一條30米寬、850米長、兩上兩下的東教場路。改造完成後，北京又將增加一條連線南北二環的城市主幹路，這將大大緩解西二環和西單至新街口兩條主幹道的交通壓力。工程進行的同時，還在這一地區同步鋪設雨污水、電力、自來水、電信和燃氣管線，為周圍居民生活帶來便利。
名人介紹
趙登禹1933年初，日本侵略軍侵襲熱河省，攻占了承德後，開始向長城各口發動大舉進攻。為消滅敵軍，趙登禹利用敵軍警戒疏忽，率部從兩翼迂迴敵人側後，進行包抄襲擊，打得敵人措手不及，死傷甚眾。激戰數日，敵人多次攻擊不果，銳氣盡挫，中國軍隊取得喜峰口戰役勝利。喜峰口戰役，共殲滅日軍五六千人，狠狠地打擊了敵軍的囂張氣焰。
全面抗戰爆發後，7月下旬，數以萬計的日軍在飛機和坦克的掩護下，分別向北平、天津以及鄰近各戰略要地大舉進攻。擔任132師師長的趙登禹，率部抗擊日軍入侵，守衛北京城外的南苑。部隊孤軍作戰，在敵人炮火和飛機的狂轟濫炸下，損失慘重。趙登禹率部誓死堅守陣地，拚死抗擊。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到日軍伏擊，壯烈殉國，犧牲時年僅47歲。
毛澤東同志曾高度評價趙登禹等國民黨抗日將領，稱讚他們“給了全中國人民以崇高偉大的模範”。
經歷
少年時因家境貧寒，未入私塾讀書，在家務農並練習武術。1914年，趙登禹到馮玉祥部隊當兵，不久被馮玉祥調到身邊當其貼身警衛。1920年，趙登禹被任命為第16混成旅直屬工兵連第3排排長，後歷任連長、營長、副團長、團長、旅長、師長等職。1930年，趙登禹跟隨馮玉祥參加了“中原大戰”，戰敗後馮的部隊被整編，趙登禹被任命為第29軍37師109旅旅長。
1933年初，日軍發動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後又將戰火引到了長城一線，企圖侵占華北。國民黨當局被迫應戰，趙登禹奉命率領109旅從薊縣出發，把守喜峰口陣地。面對日軍的猛烈攻擊，趙登禹率領戰士多次與日軍展開肉搏戰，擊退了日軍的攻擊，堅守住了長城陣地。3月10日，負傷的趙登禹得知日軍正在休整，馬上召集團、營長們開會，決定乘日軍不備偷襲日軍營地，並激勵戰士們說：“抗日救國，乃軍人天職，養兵千日報國一時，只有不怕犧牲，才能為國爭光。”隨後，負傷的趙登禹率3000人，冒著大雪，揮舞大刀和刺刀偷襲了日軍，成功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
長城抗戰後，第29軍被調回察哈爾省駐防，趙登禹因戰功卓著被擢升為132師師長，並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1935年8月，第29軍被調到北平地區駐防。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進攻宛平城，第29軍奮起反擊。29軍軍長宋哲元任命趙登禹為南苑指揮官，坐鎮南苑，與副軍長佟麟閣一起負責指揮南苑的所有軍事力量。7月28日，日軍調集重兵並動用30多架飛機向29軍陣地發起猛攻，由於敵我力量相差懸殊，我方傷亡較大，日軍從東、西兩側攻入南苑，雙方陷入肉搏戰。此時，趙登禹臨危不懼，親自率衛士30餘人，指揮29軍衛隊旅和軍訓團學生隊與日軍進行激烈的廝殺。這時，突然接到上級命令，要趙登禹指揮部隊後撤到大紅門一帶。日軍窺出趙登禹準備退到大紅門的意圖，搶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紅門的公路兩側架起了機槍，以火力封鎖道路。為激勵將士，趙登禹乘坐車子指揮部隊向大紅門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在車子行到大紅門附近的御河橋時車子的炸毀，趙登禹身受重傷，警衛勸其立即撤退的安全地方，趙登禹不肯，反而帶領部隊向日軍反擊。這時，一枚炸彈飛來，炸斷了他的雙腿使其昏迷過去。趙登禹醒來後，含淚向傳令兵說：“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訴北平城裡的我的老母，她的兒子為國死了，也算對得起祖宗，請她老人家放心吧！”說完就停止了呼吸。
趙登禹犧牲後，7月31日，國民政府頒布褒獎令，追贈趙登禹為陸軍上將。抗戰勝利後，何基灃奉馮治安之命到北平將趙登禹將軍和29軍抗日烈士的忠骸遷葬於盧溝橋畔。1946年，北平各界舉行公祭趙登禹、佟麟閣儀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給趙登禹將軍的家屬頒發了由毛澤東簽署的烈士證書。趙登禹將軍在強敵面前臨危不懼、英勇奮戰、血灑疆場的事跡永遠值得中國人民懷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供稿）
趙登禹路由於喜峰口是石頭山，無法構築掩體工事，守軍在日寇大炮猛轟下傷亡慘重。有勇有謀的趙登禹在3月11日夜，派出兩個團，並親率其中一個團，出潘家口繞至敵後，去夜襲敵炮兵陣地。趙登禹親自揮刀上陣砍殺，兩口價值180塊銀元的戰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戰鬥中又負輕傷。此戰砍殺鬼子500餘名，炸毀大炮18門，取得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首次大勝，史稱“喜峰口大捷”。戰後，趙登禹因功升為132師師長，又於次年提升為中將。
忠孝難兩全 靈隱龍泉寺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抗戰開始時，趙登禹正率132師在河北省河間縣一帶駐防。7月27日，趙登禹與他的老上級佟麟閣共同率部與敵激戰。午後，佟麟閣在大紅門以東中彈犧牲。趙登禹奉命率餘部向大紅門方向突圍。下午，一貫衝鋒在前的趙登禹在殺至大紅門附近黃亭子時，遭埋伏在高粱地中的日軍機槍掃射，中彈殉國。臨終時，他對流淚的衛兵說：“軍人戰死沙場原為本分，沒什麼可悲傷的。北平城還有我的老母，你去對老人說，忠孝不能兩全，兒子為國犧牲，也算對得起祖宗。”當時，趙登禹年僅47歲，長子趙學武只有4歲，長女趙學芬才2歲，次女趙學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今陶然亭公園西側的龍泉胡同，那時有座龍泉寺，以辦理慈善教育而著稱，舊址即今陶然亭國小。崇敬抗日英烈的老方丈，帶領4名僧人，連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尋得將軍遺體，抬回龍泉寺裝殮。為避開日寇耳目，將靈柩隱藏在寺中8年之久。抗戰勝利之後，年已10歲的趙學芬去龍泉寺祭奠時，老方丈安慰她說：“將軍沒有走，我常在夜間聽到將軍喊口令操練士兵。”
將軍葬沙場 領袖簽證書
因趙登禹生前說過“軍人抗戰有死無生，盧溝橋就是我們的墳墓”這樣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園公祭大會之後，趙將軍靈柩於次日由龍泉寺起靈，運至盧溝橋以東2公里處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當時的北平市長何思源(山東菏澤人)簽發了《府秘字第729號訓令》，將市區三條道路命名為趙登禹路、佟麟閣路、張自忠路，以紀念抗日英烈。新中國成立後，保留了這三處地名，並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經馮玉祥夫人、衛生部長李德全提議，毛澤東主席為趙登禹親屬簽發了《北京字第捌拾號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和豐臺區政府又三次為趙登禹烈士墓整休擴建和立碑，並列為重點烈士紀念建築保護單位。
趙登禹烈士墓，緊臨著京廣鐵路西道口鐵路橋，每天迎送著過往的列車，就像仍在守護著北京的大門。
北京的胡同情節
| 北京的胡同訴說著歷史，演繹著歷史。倘若胡同生命，它會替仁人志士的壯舉高呼，它會為百姓的苦難垂淚，它會對歷史罪人側目。歷史是七彩的，人生是七彩的，北京的胡同更是七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