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朝鮮反共主義宣傳畫標誌：反共產主義或反共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它的特徵是在理論上或在實踐上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組織或政府。在1950年到1991年很長一段時間內，它是美國圍堵政策的主要部分。
反共主義的根據有時是因為共產主義理論內部的明顯矛盾、以及理論和實際之間的差距。然而，大部分的反共主義者傾向於認為共產主義理論與共產主義當權者的行為一樣是令人討厭的。一些反共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另一種形式，並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稱為極權主義。
很多反共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給予人們“經濟自由”，並認為共產主義中缺少財產權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
反共產主義標誌在美國國內，很多反共主義者擔心共產主義會在全球取得勝利，並最終對美國政府造成直接的威脅。這種觀點導致了多米諾骨牌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在任何國家實行共產主義都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它可能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並最終導致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勝利。有人擔心一些強大的國家，例如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使用它們的實力以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形式強迫其他國家實施共產主義。在蘇聯的歷史上，蘇聯確實推翻了周圍很多歐洲國家的政權，並為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游擊隊提供秘密援助。這些行動使得一些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持同情態度的政治家轉而接受一些實用的反共主義策略：把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限制“蘇聯帝國”膨脹的手段。
反共歷史
在蔣介石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堅持反共。1970年代，由國民黨組織了反共愛國聯盟，吸引了大批海外留學生參加，包括馬英九、張京育、關中、鄭心雄、魏鏞、趙少康等人。
今天的反共主義
反共主義在當今大多數民眾有普選權的國家，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都被允許在國內建黨，但如日本共產黨等共產主義政黨在其所在國家在自由與非鎮壓迫害情況下均未能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在國會中之席次遠落後於占有上百席位的其他非共政黨，有論者認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已基本拒絕了共產主義。
當今的反共主義並非只在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存在，在共產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共主義也呼聲漸高，如一些曾經著名的共產主義人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策劃者之一的阮銘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體思想”創始人黃長燁，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逃脫獨裁統治流亡海外後，對中華民國和大韓民國正統性的認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不正統”，並將中華民國和大韓民國認同為他們的“祖國”，主張推翻中共和朝鮮勞動黨對國家的統治，建立資本主義國家與政權和民主選舉制度等。而且共產主義國家之間也並非團結，如60年代中國領導人指責蘇聯的“蘇修”並與蘇聯斷交；在70年代爆發的中越戰爭就被一些國家的媒體稱為“兩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戰爭”；在90年代朝鮮“領導人”金正日指責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修正主義”，並在近年來指責“中國企圖控制朝鮮”。
理據
反共主義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另一個核心內容是歷史唯物主義，它認為人類社會必然會經歷不同的歷史階段，每一個歷史轉換期（除了最後一個）都會推翻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在資本主義之後的下一個階段是社會主義，並最終由共產主義代替。
大部分的反共主義者反對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或至少不承認資本主義之後必須經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些反共主義者質疑“為什麼可以”與及“如何做到”和平地從社會主義轉向共產主義。
很多批評者也看到共產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關鍵錯誤：它預言在自由市場經濟下的國家，富人不可避免地變得越來越富，而窮人則越來越窮。反共主義者把西方工業化國家平均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作為對馬克思主義預測矛盾的證據：窮人和富人都變得更富有了，西歐、美國的“基尼係數”較低（美國為0.4左右），而中國的基尼係數在2001年就已經達到0.46左右，也就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比民主國家還要高。但是，他們普遍都忽略了資本主義跨國壟斷和全球化的問題，從而得出這個結論，也有人指出此反駁觀點的錯誤，指出所謂的“跨國巨頭”沃爾瑪90%的行銷額都是在美國本土，而非是在美國國外，所以資本主義的富裕與“跨國壟斷”無聯繫。而且所謂的“全球化”也並非是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原因，因為很簡單，在美蘇爭霸時，蘇聯也控制著大半個世界，其勢力深入了東歐、亞洲、南美洲和非洲，半個德國與半個朝鮮半島等地區與國家，但因為其共產主義中的計畫經濟本身錯誤百出，導致了美蘇爭霸結束後，蘇聯控制的國家全部以“開發中國家”收場，還包括了學習蘇聯搞馬克思主義計畫經濟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印度以及計畫經濟的中國，而且也全都錯過了資本主義第三次科技革命全球經濟發展的大好時機。
承諾和實踐
反共主義者也反對一些共產主義政府的實際行動，因其行動與共產主義所承諾有所差異。很多人認為，共產主義可能在理論上理想可行，但是在實踐中卻完全與人類的本性相違背。一個功能完備的共產主義社會要求其中每一公民都成為一個平等的貢獻者，為全體公民的利益工作，分享所有東西，但是無社會回報，這對於利己主義的人
反共主義陣營奪取得政權的共產主義政黨（有時是由左派社會主義政黨組成的工人政黨）傾向於鎮壓政治上與其有不同見解者。沒有跡象表明，有任何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是從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經濟階段進入到“共產主義”經濟階段。相反地，共產主義政府被認為是建立了新的統治階級，而這個階級與先前資本主義社會中被推翻的特權階級並無區別，學者辛灝年便認為共產黨奪權後的統治是一種“專制復辟”。
對共產主義的另外一個批評是其歷史上對國內的鎮壓行動。史達林的蘇聯政府造成了成千上萬的人在大清洗運動和饑荒中死亡，正如後來俄羅斯政府承認所為。在中國，毛澤東政權被認為造成了廣泛的流血事件，這主要是指通過錯誤判斷發動的中斷經濟發展的各種運動（參見文化大革命）。越南和朝鮮也有類似的再教育營地。高棉共產黨領導者波爾布特效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全國大清洗，當時高棉人口的約五分之一，即200萬人被殺害。
集權主義
法西斯主義權力過於集中，導致了那些領導人有將位傳給自己兒子的想法，所以他們在國內再擬訂新的思想，讓社會上下接納自己兒子掌權。如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已將主席之位傳位給他的弟弟勞爾·卡斯楚。外界對此類似於封建世襲制直接傳位而不是靠自己努力的做法稱為“太子黨”。
除此之外，共產主義政權的領導人還廣泛利用新聞媒體，出版業等“黨的喉舌”煽動“個人崇拜”，在朝鮮的街頭小巷到處都是金家父子“萬歲”的標語。“領導人”還通過改城市名為自己名字的手段讓自己“流芳百世”，如蘇聯的察里津被改名為“史達林格勒”，越南的西貢被改名為“胡志明市”，還有修改個人“創業經歷”的如金日成被神化成了在韓戰中“用一把手槍打下一架美軍飛機”的英雄。他們還讓工人大規模生產這些領導人的肖像、招貼畫和頭像雕塑。無一例外的是，被這些大獨裁者統治下的國家都成了被個人弄權的玩具，完全與共產主義的理論背道而馳。
批評
反共主義一些反共主義者，特別是那些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把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批評擴大到非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並把它與任何一種國家控制的活動聯繫起來。在一些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有國家經營的混合制經濟。支持這種經濟形式的人對於把這種經濟與共產主義联系起來表示反感。
一些作家反對反共主義者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類比的做法。在二戰中，蘇聯反對希特勒，並稱法西斯是共產主義的敵人，而同時很多在歐洲占領國的反共主義者則站在納粹德國一方（而其他一些人則把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厭惡放在一邊，把反法西斯和爭取國家獨立的情緒放在首位）。由此產生了“極權主義”這個名詞，用來表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對這些反對的部分回應。此外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也是基於共同的社會主義信仰，但不同則是共產主義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政治模式。
一些反對反共主義者批評，反共主義者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混為一談，他們認為共產主義從沒有真正被實行，只是實行了社會主義而已。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是實行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是實行按需分配，而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和國家的存在，並經過社會、經濟等的發展使階級和國家逐漸步向消亡而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則沒有其存在。此外，反對反共主義者批評，反共主義者抹殺了社會主義社會實行民主的現實，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的民主制度比資本主義社會還先進，實行下至生產單位、上至政府機構的民主制度。在現實中，社會主義國家之一的古巴的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以及地方的和省的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是由人民進行選舉而產生的，然後由代表大會選舉部長（包括部長委員會的主席），並有90%以上的成年人（16歲以上）在每次選舉中進行投票。[5]反對反共主義者還批評反共主義者抹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和科學成果。在古巴，生物技術產業方面比東南亞以外的任何開發中國家強大，同時還建起了新興的製藥業，古巴的製藥業在出口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6]
另外一個對反共主義的批評是，在1970年代，由於實行反共運動，美國在反共的名義下對一些明顯違反人權的個人和政府提供支持。為了證明這些行動的合理性，美國駐聯合國大使JeanneKirkpatrick提出了Kirkpatrick學說，突出了在集權主義政權和獨裁主義政權間的差別。
當然，鎮壓不是共產主義獨有的，在奴隸制、殖民主義和後來的帝國主義制度下，西方國家也有一些不良記錄，包括否認工人的政治權利，種族主義，鎮壓和暴力，支持對政治異己者實行過大屠殺、酷刑和拘禁的政府，或與一些實施過種族屠殺或大屠殺的政權妥協（通常是基於共同的反共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