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卞之琳1929年畢業於上海浦東中學入北京大學英文系就讀,接近英國浪漫派、法國象徵派詩歌,新詩創作。193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就學期間曾師從徐志摩,深受賞識,徐志摩不僅將卞之琳的詩歌在其編輯的《詩刊》上發表,還請沈從文先生寫題記。因為這段經歷,卞之琳被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詩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詩人。卞之琳於20世紀30年代出現於詩壇,曾經受過"新月派"的影響,但他更醉心於法國象徵派,並且善於從中國古典詩詞中汲取營養,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他的詩精巧玲瓏,聯想豐富,跳躍性強,尤其注意理智化、戲劇化和哲理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詩的內容並進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內涵,詩意大多偏於晦澀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尋味。
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二級)享受終身制待遇;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外國文學評議組成員;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歷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現任顧問;曾作客英國牛津(1947年-1949年)。抗日戰爭初年曾訪問延安從事臨時性教學工作、並訪問太行山區前方、隨軍;回西南大後方後在昆明西南聯大,任講師,副教授,定級教授,1946復員至天津南開大學任職一年。
主要作品
著有詩集《三秋草》(1933)、《魚目集》(1935)、《數行集》(收入《漢園集》1936)、《慰勞信集》(1940)、《十年詩草》(1942)、《雕蟲紀曆1930-1958》(1979)等。社會評價
卞之琳的新詩廣泛地從中國古詩和西方現代派詩吸取營養,自成一格,充滿智慧的閃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國文壇“現代派”詩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戰爭期間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區訪問,詩風有所轉變,歌唱人民的戰鬥生活。詩作講究音節的整飭,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現出當時青年知識份子對現實的不滿與思考。詩人主張“未經過藝術過程者不能成為藝術品,我們相信內容與外形不可分離”。卞之琳創作態度嚴謹,孜孜不倦地探索“藝術過程”中的轉化與表現,即使對新詩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變化和創新,更不用說在詩的意象、內容方面。有些詩作被譯成多種文字,並成為海外學者專題研究的物件。在半個多世紀中,詩人堅持不懈地進行詩歌創作和理論研究,成功地實驗和引進了西方多種現代詩歌形式,對中國象徵主義、現代主義詩歌的發展開拓了新的景觀,有著很大的啟蒙意義和重要的貢獻,並取得了相當的藝術成就。
創作特點
卞之琳原受“新月派”的影響,但其很快就走向了現代詩風。其前期詩作,內容多寫下層社會生活,並探索宇宙與人生哲理。卞之琳以“我”為主,將傳統的“意境”與西方的小說化、典型化、非個人化的“戲劇性處境”融匯在一起,並且將傳統的“含蓄”與西方的“重暗示性”和“親切感”融匯在一起,形成了“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摯,從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風格。他的詩顯示出一種著意克制感情的自我表現,追求思辨美的“非個性”傾向的特色。在語言上,他則追求在口語基礎上實現歐化辭彙、句法與中國文言辭彙、句法的雜糅。另外,他的詩由於重意象創造而省略聯絡,因而詩意大多晦澀。
1、閒適小品
2、“魯迅風”雜文
創作歷程
14歲第一次買了一本冰心的詩集《繁星》,從此對新詩發生興趣。1929年畢業於上海浦東中學,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
1930年開始寫詩,此後不斷發表新詩和翻譯文章。
1933年出版詩集《三秋草》。
1935年出版《魚目集》。
1936年與李廣田、何其芳合出《漢園集》,因此三人又被合稱為漢園三詩人。
抗日戰爭時期,卞之琳先後在四川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任教。
1938-1939年去延安和太行山區抗日民主根據地訪問,並一度任教於魯迅藝術文學院。此行促成他創作詩集《慰勞信集》與報告文學集《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作品歌頌了抗日戰士和民眾,記敘了抗日根據地部隊的生活。
1940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
1942年《十年詩草》出版。
1946年到南開大學任教。次年應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赴牛津從事研究。
1947年赴英國牛津大學做研究員。
1949年回到北京,先後任職於北京大學、北大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等機構,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的研究、評論和翻譯。
1951年出版詩集《翻一個浪頭》。1979年出版自選詩集《雕蟲紀曆1930~1958》。
1949年起,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195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1964年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W.莎士比亞等外國作家作品的翻譯、研究,著譯有《莎士比亞悲劇論痕》、《英國詩選》等。此外還出版詩論集《人與詩:憶舊說新》。
相關文章
卞之琳:人在風景中
文/童道明卞先生去世前好幾年就不出家門了。熱心的年輕人張曉強倒不時去看望看望他,回來還告訴我們一個他的發現:"卞先生喜歡吃炸馬鈴薯片。""為什麼?""他喜歡聽馬鈴薯片咬碎時發出的響聲。"我聽了一怔,心想:卞先生真寂寞。
寫過馮至、李健吾後,還想說一說卞之琳。這三位都是人也好學問也好的老前輩,但"文革"前年輕人對他們的稱呼是不一樣的。我們不管當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馮至叫馮所長,而是親切地叫他馮至同志;李健吾是黨外人士,我們尊敬地叫他李先生,或健吾先生;卞之琳呢,我們乾脆叫他老卞,可是他是老前輩中最能和青年人打成一片的。
卞先生很規矩謙和,但也常常出人意外。他是莎士比亞專家,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卻寫了一部很有分量的研究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著作---《布萊希特印象記》;他是詩人,但六十年代初他投寄給《北京晚報》的卻是雜文《漏室銘》。這篇分兩天登完的文章,講述他遭遇的居室漏雨之苦,行文詼諧,怨而不怒。《北京晚報》是當時北京唯一的一家晚報,發行量極大,卞先生一時間也因此在北京老百姓中間獲得了知名度。一次到醫院看病,醫生見到病歷上的名字,就問:"您就是寫《漏室銘》的吧?"卞先生哭笑不得。
卞先生很方正、耿直,但說話愛繞彎子,有人因此覺得他說話囉嗦,但牛漢先生說:"卞先生即使囉嗦也囉嗦得可愛。"這是因為卞先生這個人可愛。
照我說,"繞彎子"是卞先生的一個獨特的思維方式。他的文章,如上邊提到的《布萊希特印象記》、《漏室銘》,都被他"繞彎子"繞出了深刻的精彩。出版過名篇《斷章》,好像也是有卞之琳式的"繞彎子"痕跡。
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有了"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這一"繞",就默契了人與自然的聯繫,在橋上看風景的人,也就進入了風景之中,卞之琳於是給我們拓開了一個新的審美空間。從此我們再讀李白的"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就有了"人在風景中"的聯想,因為"相看兩不厭"的詩人與敬亭山,都成了我們的審美物件。
《斷章》是卞之琳不朽的代表作。卞先生去世,有家報紙的標題是《寫〈斷章〉的人去世了》。
情感經歷
卞之琳苦戀的對象是張充和。1933年,卞之琳虛歲23,夏天在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秋天認識了來北大中文繫念書的張充和。因為張充和,卞之琳詩創作也發生了很有意味的變化。當初聞一多先生曾經當面誇他在年輕人中間不寫情詩,他自己也說一向怕寫私生活,“正如我面對重大的歷史事件不會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觸及內心的痛癢處,越是不想寫詩來抒發。事實上我當時逐漸擴大了的私人交遊中,在這方面也沒有感到過這種觸動。”“但是後來,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來了。”——他在《〈雕蟲紀曆〉自序》中坦言——“在一般的兒女交往中有一個異乎尋常的初次結識,顯然彼此有相通的‘一點’。由於我的矜持,由於對方的灑脫,看來一縱即逝的這一點,我以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顆朝露罷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們彼此有緣重逢,就發現這竟是彼此無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種子,突然萌發,甚至含苞了。我開始做起了好夢,開始私下深切感受這方面的悲歡。隱隱中我又在希望中預感到無望,預感到這還是不會開花結果。仿佛作為雪泥鴻爪,留個紀念,就寫了《無題》等這種詩。”但事情並不到《無題》詩時期為止,“這番私生活以後還有幾年的折騰長夢”。說得更鄭重一些,這其實是一個人一生中刻骨銘心的經驗和記憶。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細節,如《無題三》所寫——我在門薦上不忘記細心的踩踩,
不帶路上的塵土來糟蹋你房間
以感謝你必用滲墨紙輕輕的掩一下
叫字淚不玷污你寫給我的信面。
門薦有悲哀的印痕,滲墨紙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盡人間的煙火。
白手絹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卻更愛它月台上綠旗後的揮舞。
香港的張曼儀女士是卞之琳研究專家,她編選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卞之琳》一書附有《卞之琳年表簡編》,極其簡單的年表,許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記,卻特別在意地記下了與張充和相關的“細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識;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蘇海門辦完母親喪事,“離鄉往蘇州探望張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間作《無題》詩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詩18首加上先兩年各一道編成《裝飾集》,題獻給張充和,手抄一冊,本擬交戴望舒的新詩社出版,未果,後收入《十年詩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慶探訪張充和”,其時距初識已經10年。年表雖然是張曼儀所編,這些事情卻一定是卞之琳講出來並且願意鄭重編入年表中的。
1955年,卞之琳45歲,10月1日與青林結婚。
詩歌選集
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從你走了。""自從你來了,天天下雨。"
兩地友人雨,我樂意負責。
第三處沒訊息,寄一把傘去?
我的憂愁隨草綠天涯:
鳥安於巢嗎?人安於客枕?
想在天井裡盛一隻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幾寸。
入夢
構想你自己在小病中(在秋天的下午)
望著玻璃窗片上
灰灰的天與疏疏的樹影
枕著一個遠去了的人
留下的舊枕,
想著枕上依稀認得清的
淡淡的湖山
仿佛舊主的舊夢的遺痕
仿佛風流雲散的
舊友的渺茫的行蹤,
仿佛入往事在褪色的素箋上
正如歷史的陳跡在燈下
老人面前昏黃的古書中
你不會迷失嗎
在夢中的煙水?
燈蟲
可憐以浮華為食品,小蠓蟲在燈下紛墜。
不甘淡如水,還要醉,
而拋下露養的青身。
多少艘艨艟一齊發,
白帆篷拜倒於風濤,
英雄們求的金羊毛,
終成了海化的秀髮。
讚美吧,芸芸的醉仙,
光明下得了夢死地,
也畫了佛頂的圓圈
曉夢後看明窗淨几,
待我來把你們吹空,
像風掃滿階的落紅。
魚化石
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我往往溶於水的線條。
你真象鏡子一樣的愛我呢,
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
牆頭草
五點鐘貼一角夕陽六點鐘掛半輪燈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過在做做夢,看看牆
牆頭草長了又黃了
古鎮的夢
小鎮上有兩種聲音一樣的寂寥∶
白天是算命鑼,
夜裡是梆子。
敲不破別人的夢,
做著夢似的
瞎子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塊石頭低,
哪一塊石頭高,
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紀。
敲沉了別人的夢,
做著夢似的
更夫在街上走,
一步又一步。
他知道哪一塊石頭低,
哪一塊石頭高,
哪一家門戶關得最嚴密。
“三更了,你聽哪,
毛兒的爸爸,
這小子吵得人睡不成覺,
老在夢裡哭,
明天替他算算命吧?”
是深夜,
又是清冷的下午∶
敲梆的過橋,
敲鑼的又過橋,
不斷的是橋下流水的聲音。
妝檯(古意新擬)
世界豐富了我的妝檯,宛然水果店用水果包圍我,
縱不廢氣力而俯拾即是,
可奈我睡起的胃口太弱?
遊絲該繫上左邊的擔角。
柳絮別掉下我的盆水。
鏡子,鏡子,你真是可憎,
讓我先給你描兩筆秀眉。
可是從每一片鴛瓦的歡喜
我了解了屋頂,我也明了
一張張綠葉一大棵碧梧--
看枝頭一隻弄喙的小鳥!
給那件新袍子一個風姿吧。
“裝飾的意義在失卻自己,”
誰寫給我的話呢?別想了--
討厭!“我完成我以完成你。”
尺八
像候鳥銜來了異方的種子,三桅船載來了一枝尺八。
從夕陽里,從海西頭,
長安丸載來的海西客。
夜半聽樓下醉漢的尺八,
想一個孤館寄居的番客
聽了雁聲,動了鄉愁,
得了慰藉於鄰家的尺八。
次朝在長安市的繁華里
獨訪取一枝淒涼的竹管......
(為什麼年紅燈的萬花間,
還飄著一縷縷淒涼的古香?)
歸去也,歸去也,歸去也——
像候鳥銜來了異方的種子,
三桅船載來了一枝尺八。
尺八成了三島的花草。
(為什麼霓虹燈的萬花間,
還飄著一縷縷淒涼的古香?)
歸去也,歸去也,歸去也——
海西人想帶回失去的悲哀嗎?
不改海門
他與張謇同為海門老鄉,曾是徐志摩的學生,他的《斷章》成為新詩的不朽代表作,他不僅是“漢園三詩人”之一,還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卞之琳,這個令南通人自豪的名字,在如今的中國大地上,越發響亮。昨天上午,浙江大學知名學者、卞之琳的學生江弱水應邀登上第48期江海世紀大講壇,以《語言的智慧:詩人卞之琳和他的詩》為題,為通城市民揭秘他眼中的老師——百餘封書信背後的師生情1982年秋天,正讀大學四年級的江弱水在同學的鼓動下,把自己所寫的一組白話格律體詩歌寄往《譯林》雜誌社,轉給了卞之琳先生。沒想到,只過了三個星期,就收到北京寄來的郵件。“一封卞先生字跡細密的回信,其中獎勉有加:一束我的詩稿,差不多每一首都用鉛筆批上了意見;再就是一本裝幀精美的詩集,香港三聯書店增訂版《雕蟲紀曆》。”從此,這成為他們締結師生友情的開始。
回憶起當年的這段師生情誼,江弱水至今仍十分感懷。他透露,從第一封信起,在以後的歲月里,他總能不斷收到先生寄贈的各種新出或重印的著譯,更收到寫給他的長長短短的信,或指點或安慰或批評或激勵。從1982年的相交至2000年卞先生離世,18年來,江弱水共珍藏了先生的來信上百封。“這些信,既是一位卓越的匠師給一個藝術學徒的詩歌傳習錄,也是一位睿智的長者對一個後生小子的人生教科書。先生用自己的雙手時時將我扶持,把我拂拭!”1983年,江弱水的學士論文,經過卞之琳的指點得以完成,並由他推薦給香港《素葉文學》發表;1987年,先生細心選了江弱水的五首詩,並寫了一篇數千字的介紹文章,在香港《八方》文藝叢刊一併刊出。上世紀80年代,江弱水在卞之琳的影響下,“十分投入地進行了一系列格律試驗”,其十四行詩,被卞先生評為“純正光潤”。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期間,江弱水將老師卞之琳作為研究對象,並寫就了博士論文《卞之琳詩藝研究》,在卞先生九十華誕前夕,該書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成為卞先生收到的最好的壽禮之一。
“只是如今我早已經不寫詩了,有負於老師的期望,這令我十分慚愧。”江弱水一直致力於包括卞之琳詩歌在內的現代詩學研究,著有《抽絲織錦:詩學觀念與文體論集》、《中西同步與位移:現代詩人叢論》、詩集《線裝的心情》,編有《卞之琳文集》等。他是文藝理論領域著述頗豐又深具影響的中青年學者,現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浙江大學美學與批評理論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
百年新詩史上的“第一人”
“從技術上來說,卞之琳是中國新詩百年來的第一人!”在講座中,江弱水分別以卞之琳翻譯的《哈姆雷特》選段以及詩歌《白螺殼》、《尺八》、《斷章》、《無題五》舉例,在動情朗讀的基礎上,生動詮釋了卞先生詩歌語言的多元、形式的多樣、技巧的變化多端、意義的繁雜多歧以及多重的複雜來源。
《白螺殼》是江弱水最喜歡的詩歌之一,“這一首詩就將三種用韻方式一網打盡,詩作本身的結構也如白螺殼一般,精巧複雜,令人嘆服!”而在《尺八》中,卞之琳巧妙地設定了戲劇化的場景、小說的情節,來抒發內心隱秘的情感,整首詩充滿了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諷刺。作為現代詩的第一名篇,《斷章》吸引了無數學者和評論家撰文評述,簡單的四句詩,其評論往往都是上萬字。江弱水坦言,卞先生是詩人中的相對論者,他的詩歌常常浸潤著深深的相對觀。“《斷章》與‘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江弱水表示,將該詩看成一首愛情詩,則是最容易的讀法。
在江弱水看來,中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和完美融合,成為卞之琳詩歌藝術的最大特色。正如學者趙毅衡所言,卞之琳上世紀30年代的詩作是中國現代詩歌的最高成就,一是中國傳統的繼承,二是西方現代詩學的吸收。“婉約詞與玄學詩的美妙結合,卞之琳的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在江弱水看來,卞之琳的詩歌可以與張愛玲的小說媲美,兩者同樣都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干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不被人所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卞之琳的藝術將越來越受到關注和肯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卞之琳是一個越來越大的人!”
有意思的是,關於卞之琳藝術成就的第一篇博士論文不是出自中國,而是來自荷蘭萊登大學;關於卞之琳詩藝剖析最好的書,不是出自大陸,而是香港中文大學張曼儀教授的《卞之琳著譯研究》。“在那個群情激昂的年代,大多數人欣賞不了卞之琳,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藝術趣味的變化,拋開藝術形態的干擾,卞之琳的名字將越發響亮!”江弱水透露,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卞之琳就名聲在外,在台灣,余光中先生就是卞之琳最大的“冬粉”。
90年不改那一口“海門腔”
1910年12月8日,卞之琳出生在海門湯家鎮的一個普通家庭。1929年,他畢業於上海浦東中學,接近英國浪漫派、法國象徵派詩歌,並開始新詩創作。
作為我國現代著名的詩人,卞之琳抗戰期間在各地任教,為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作了很大貢獻。但就是這樣一位在現代文化史有著崇高地位的南通名人,他和他的作品在如今的南通仍少有人知。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所幸的是,江弱水教授的講座,為南通市民帶來了一次文學啟蒙,也開啟了研究宣傳卞之琳的一個新的開端。
“老師90歲了,一開口還是那一口濃濃的海門腔!”江弱水打趣地說,如果讓卞先生用海門話朗讀《斷章》,想必很有意思。江弱水認為,正是南通這塊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土地,以及那個特殊年代的藝術氛圍,加上卞先生本人的勤奮刻苦,造就了他獨具魅力的藝術成就。
文化需要積澱,需要傳承。在南通文化大市的建設中,宣傳文化部門也加大了對卞之琳的宣傳和研究。第二屆南通人著作展在市行政中心大廳啟幕,包括詩人卞之琳、書畫大家范曾在內的211位作者的400多種著作集體亮相,全面展示了南通人在科學教育、文學藝術、社會經濟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2008年,南通市圖書館承辦《南通文學名人風采展》,卞之琳之女青喬將其珍藏的卞之琳《十年詩草》等著作及手稿、照片、遺物55件(冊)提供展覽使用,其中40餘部作品捐贈給圖書館,陳列在該館社會捐贈特藏閱覽室內。令江弱水感到欣慰的是,正在建設中的市圖書館新館還將專門開闢一塊領域,將卞之琳藝術作為特色館藏進行集中展示。
“未來城市的競爭,不光是高樓大廈和道路的競爭,還有文化軟實力的競爭!”欣聞南通打造博物館之城的舉措,江弱水高度讚賞。他說,要是卞先生泉下有知,也定會為家鄉的發展叫好的。記者馮啟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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