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戰勝利65周年》:8月15日抗戰勝利紀念日，在抗戰勝利65周年的 -百科知識中文網

紀念抗戰勝利65周年：尋找現代中國

記錄導讀

8月15日，我們紀念抗戰的勝利，不僅僅是因為先輩們的浴血奮戰換來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更是因為：那場艱苦卓絕的抗爭催生出了一個現代中國：一個現代國家的存在，必然包含兩方面的要素：實體形式存在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非實體形式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礎。前者催生國家機器；後者催生國家認同，也就是賦予國家機器以合法性。驗之歷史，日軍侵華，摧毀了前者；全民抗戰，則誕育了後者。

日軍侵華

經濟：數十年現代化積累被摧毀

1937年8月14日，上海。淞滬會戰期間,上海閘北損失最巨，日軍共進攻136 次,炮轟48 次,飛機轟炸98 次

日本侵華戰爭摧殘了中國的現代化積累。中國的現代化從空間布局上來講大體上呈現出從沿海港口到腹地呈遞減的格局，而抗日戰爭重大戰役的發生正好與此吻合，即主要戰事發生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沿海沿江地區，這就使中國現代化積累遭受的損失極大。
進而，戰爭打亂了中國正常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現代化的發展自有其內在的規律，但在戰爭狀態下，現代化的走向便不可能按照通常的經濟發展規律運行，由於中國大部分在戰前較為發達的地區多處於日軍的占領之下，被納入了日本占領當局“以戰養戰”的戰時軌道；在那些尚未淪陷的地區，不管是工業還是農業都被迫以應對戰爭的特殊需要為第一要務，整個經濟建設完全納入了服務於抗日的特殊要求，根本談不上以改善人民生計為目標的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被完全打亂了。

政治：由戰前民主體制迅速向戰時獨裁體制轉折

抗戰爆發前，國民黨無論是對黨內的各派系還是對地方實力派總的來說還是以妥協為主，蔣介石個人在國民黨內還根本無法達到獨裁的地步，國民黨也不得不允許地方實力派的存在。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在形式上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民主，但實際上，因為對日戰爭本身的需要,集權成為完成抗擊日本的必不可少的組織形式。這種戰時體制的建立有助於調動全國各方面的力量完成抗日大業，但另一方面，必然也會加大在野政治力量爭取政治民主的成本和困難，要一個擁有集權的政黨讓別的黨派分享其政治資源，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國家裡難以想像。

文化：拋卻五四傳統，高倡“民族文化優越論”

異族入侵時，最要之事就是保住民族精神，復興民族文化，堅持對外抵抗的不妥協主義即民族主義。在這一背景下，抗戰時期中國思想界在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同時，也多少有意無意地誇大了民族文化的優越性，不同程度地造成文化復古主義的復活。
這種民族文化優越性的看法，實際上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動，是文化復古主義在抗戰這一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復活。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理論上存在漏洞是事實，然而從歷史的觀點看，五四對舊文化的衝擊是必要的，且基本正確。抗戰時期的民族文化優越論不論有多少言之鑿鑿的藉口，但他們試圖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命題提出反命題，顯然是不可能的。

全民抗戰

“民族主義救中國”路徑由梁啓超發端

鄒容《革命軍》。孫中山曾稱讚：“《革命軍》一書為推滿（反清）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

1901年，梁啓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提出這一概念的緣由，梁啓超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換言之，即“民族主義救中國”。
在梁啓超創立中華民族一詞之前，中國人基本上沒有現代的民族觀念。習慣上所說的“華夏”、“漢人”、“唐人”、“炎黃子孫”，乃至外國人將中國稱之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稱謂。所謂“華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種相對狹隘的樸素的種族意識。
由於“排滿革命”和近代中西文化的分裂，中國始終未能成為民族國家
辛亥革命的成功並沒有將中國帶入現代國家——其重要標誌就是，中國在脫離傳統文化國家的同時，卻沒能順利轉變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曾總結過辛亥革命成功的兩條主要經驗：其一是策反新軍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為“排滿宣傳戰勝一時之思想者，實為根本之成功”。辛亥革命的“排滿”理念，在上層知識分子中間，接近民族主義；而在底層民眾當中，既有種族主義的色彩，更夾雜著中國傳統政治觀當中的“華夷之辨”。這種複雜性，顯然無法給革命後建立的新政權提供現代民族主義的政治基礎。

另一方面，民族國家產生的一個必要條件——民族文化共同體，在辛亥之後，同樣未能形成。相反，隨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狂飆，摧毀傳統文化與全盤西化一度成為思想界和知識界的主流。這也正是辛亥後的中國無法成為民族國家的另一重要原因。
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在他國成為福音，在中國則成了災難
顧頡剛曾指出“第一次歐戰以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喊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原要使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者的羈絆而得著她們的獨立自由。哪知這個口號傳到中國，反而成為引進帝國主義者的方便法門。”
“民族自決” 觀念傳人中國以後，引起了持續的爭論，更對中國政局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早在1924年，徐劍緣就曾痛心疾首地說道：“親俄派要想把外蒙賣給蘇俄，不敢明目張胆地說出來，所以找到了一個‘民族自決’的理由以自護”，“此風一開，將來親日派亦可主張滿洲民族自決，親英派亦可主張西藏民族自決。”
國家陷入分裂危機，塑造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成為救亡圖存的最緊要之事
為了應對“民族自決”這一世界政治新潮流對中國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中華民族”概念在民國思想界急驟升溫。譬如藍孕歐說：“要談民族自決就應該以中華民族為單位，換言之就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的一句話”；革命領袖孫中山也開始主張把漢、滿、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個中華民族，組織成一個民族的國家。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隨即在“民族自決” 的幌子下成立偽滿洲國，“中華民族” 的問題又再次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和擔憂。1932年，察哈爾的德王假借“民族自決”的名義宣言內蒙自治。1935年底，“華北自治運動” 展開，傅斯年特別撰文指出“中華民族是整個的”。1937年，顧頡剛發表《中華民族的團結》一文，主張：“在中國的版圖裡只有一個中華民族。在這個民族裡的種族,他們的利害榮辱是一致的，離之則兼傷，合之則並茂。”
為抗日救亡轉向民族主義：1937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參加公祭黃帝儀式

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派代表林伯渠參加國共兩黨的公祭黃帝儀式，參加黃帝陵掃墓禮，這在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祭祖。毛澤東親寫祭文，遠紹先祖功績。
中共早期帶有強烈的莫斯科色彩，高舉國際主義旗幟，30年代其最響亮的口號一度是“武裝保衛蘇聯”。此次抗戰前夕參與公祭黃帝，意味著中共在救亡圖存的關鍵時刻，將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到了一起，或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高調論述《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
蔣開篇即稱：我中華民族建國於亞洲大陸，已經有五千年之久了。蔣介石主張“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 ，漢滿蒙回藏五族不是“民族” ，而是“宗族”。
至此，伴隨著全民抗戰的展開，“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浮沉之後，終於走向了民間，獲得了民眾廣泛的認可，成為所有國人的重要精神坐標——儘管圍繞這一概念的學術爭論迄今都未曾停止過。

記錄結語

（1）按照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躍博士在2005年接受媒體採訪時的說法，日軍侵華給中國造成的直接財產損失高達1000億美元，間接損失高達5000億美元，明顯推遲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抗戰之前江浙等沿海地區一度成型的現代金融信貸體系，也在戰爭爆發之後近乎被摧毀殆盡。戰後，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經濟結構，都經歷了漫長的恢復期。
（2）戰爭對資源調配的高效率的客觀需求將當時的執政者國民政府迅速推向了獨裁。戰前一度相對寬鬆的民主環境，在戰後始終難以回復。
（3）抗戰將中國刺激成了一個全新的現代民族國家。自梁啓超提出“中華民族”概念以來，民族主義作為拯救國家危亡的一種路徑，一直受到中國知識界的青睞；但在學術層面卻始終未能達成共識，更遑論將“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推廣給全國民眾。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後，形勢才出現徹底扭轉，“中華民族”終於成為全民共同認可的精神坐標。這一精神坐標，迄今仍是構成中國當代國家認同的核心因素。

涅槃：抗戰與中共的蛻變

涅槃導讀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結束之後迅速取代國民黨成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一直執政至今，成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正是中共抗戰時期在思想路線領域順時應勢的成果——近代以來，生存危機將中國擠壓到了學習西方與固守傳統的十字路口；生存危機的大小則直接決定這兩種傾向的極端程度。中國共產黨不可避免地也經歷了這樣的西方與傳統的搖擺……

融入世界體系

中共在成立之初即帶有強烈的國際主義色彩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固然有它的幹部條件和思想基礎，但是它是在列寧的直接指導下，按列寧的政黨學說和組織原則，為實現列寧的國際戰略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目標而建立的。
加入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完全被限制在共產國際的範圍之內。中共也不例外，他可以按照共產國際的理論方針策略對國際問題發表意見，但不能直接參與國際事務。多年來，中共是在與大部分世界隔絕的狀態下存在和活動的。

受共產國際的制約，中共一度以“武裝保衛蘇聯”為鬥爭目標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隨後占領了大片中國領土，中國遇到空前的危機。但是中國共產黨受到共產國際的制約，一度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重要口號。
中共的上述狀況，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特別是在蘇德戰爭爆發以後，發生了變化。彼時，中國大勢，世界大勢，蘇聯和共產國際策略上的需要，中共自身策略上的需要，驅使中共一步一步地改變了自己的認識和政策，衝破了共產國際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進入了世界大局之中。

抗戰爆發，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提出中共有限地融入世界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有一個小題目是“中國與世界不可分”。他說：“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連成一體，中日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不能離開世界而孤立起來。但在融入世界這個問題上，中共還有很大的保留。譬如爭取外援的政策里，一個被強調必須堅持的基本點即是：要從階級分析出發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分開，聯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是聯合那些國家的人民。

1939年毛澤東發表《論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放棄“與世界連成一體”

1939年9月1日，歐洲戰爭爆發，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14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論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報告，其重要內容是：……現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政策應該是：在各交戰國，是號召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向人民宣傳變帝國主義戰爭為革命的國內戰爭，建立反帝國主義戰爭的人民統一戰線”。在各中立國內，如在美國，是揭穿資產階級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是民族統一戰線，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對宗主國。中國、蘇聯、各國人民解放運動、各國民族解放運動，應該組成革命的統一戰線。

蘇德戰爭爆發，中共隨共產國際改變了自己的世界戰爭基本策略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德戰爭打亂了帝國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革命陣營的劃分，坐待兩群瘋狗打架兩敗俱傷乘機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戰略破滅。蘇聯人重新解釋了世界大戰性質，認為由於蘇聯參加，戰爭性質由帝國主義之間的非正義戰爭轉變為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相應地共產國際對世界的戰爭策略做了重大修改。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策略也做了重大修改。肯定美國等各種援華政策都是正義的，決定與英美聯合，放棄了此前“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爭”的原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將美國等反法西斯國家定位為“戰友”和“同伴”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中共的機關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發表了許多對反法西斯國家友好的言論，特別是讚揚美國。例如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一篇社論，題目是《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其中有這樣的話：“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這裡竟把中國共產黨人所進行的事業做為美國已經進行了的事業的繼承。

重拾民族傳統

早期共產黨人大都具有強烈的反傳統思想傾向
在中國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中，李大釗是比較穩健的一位。他在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反基督教運動高潮中發表了一篇談話，其中也有過“左”的言詞，他說：因為基督教“流毒最廣”，所以首先反對他。“隨著必要也要反對佛教，或發動反對儒教和道教的運動”。看起來整箇中國文化傳統是要被拋棄“粉碎”的。
“五四”傳統也曾被早期共產黨人徹底否定
在“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想行動發展到極端的地步。不僅中國古代的傳統被否定，“五四”的傳統也被徹底否定了。1931年8月5日出版的《文學導報》第1卷第2期發表了一篇題為《“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的文章，其中說：“無產階級運動崛起，時代走上了新的機運，‘五四’埋葬在歷史的墳墓里了”。“在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現階段，雖然同時仍須注力於剷除封建勢力，但‘五四’在現今卻只能發生了反革命的作用。”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提出“為祖國生命而戰”，“為民族生存而戰”
1935年，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共產國際策略也隨之改變。這一年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在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在殖民地國家建立“反帝人民戰線”。大會期間共產國際同意中共代表團起草的《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並於1935年8月1日發表(通稱《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為祖國生命而戰”，“為民族生存而戰”，“為國家獨立而戰”的主張和口號。這對列寧的國際主義原則來說是疏離的表現，從中國來說則是貼近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
1936年中共發起新啟蒙運動，倡導民族主義，重新肯定五四精神
1936年下半年共產黨人和文化界進步人士一起發起新啟蒙運動，共產黨人陳伯達、艾思奇、何乾之、周揚等都參加了。關於這個運動的任務，艾思奇說“仍是五四時代未曾完成的任務。德先生和賽先生，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個運動的性質，“第一是文化思想上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第二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也可以說是民主主義”。這樣，共產黨人就重新肯定了“五四”的傳統，並且認定當前的思想文化運動的性質是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這樣“埋葬在歷史的墳墓里”的“五四”又復活了。共產黨的思想和文化政策同“五四”傳統接上了頭。這時候愛國主義成為政治口號廣泛宣傳。由割斷傳統到轉向傳統與傳統銜接，中共黨史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國慶節前，一部全新的國家形象宣傳片將在國際主流媒體，面向世界觀眾播放，片長30秒，將由姚明等50多位中國各界名人來詮釋中國形象。

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
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派代表林伯渠參加國共兩黨的公祭黃帝儀式，參加黃帝陵掃墓禮，這在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祭祖。毛澤東親寫祭文，遠紹先祖功績。
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問題，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馬克主義中國化”、“民族形式”、“中國氣派”的提倡，受到共產黨的、進步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重視。……這些和過去共產黨人高喊的“做一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忠實執行國際路線”的口號比較起來，已經有了天壤之別的變化。

涅槃結語

（1）1938年，艾思奇在《共產主義者與道德》一文中說道：“如果有人說共產主義者只是國際主義者，不能同時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因此在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也不能談民族道德的發揚，這就完全是一種公式的、形式論理學的曲解。”正是因為在思想理論上的這一突破，中國共產黨才真正蛻變成為了中國的共產黨。這一轉折至關重要，沒有這一轉折，中共就不可能在1949年取得執政地位。
（2）中國共產黨由國際主義立場到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立場的轉變，由割斷民族文化傳統到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傳統的轉變。這二者是結合在一起在抗日戰爭時期實現的，正是抗戰，讓中共完成了這一“鳳凰涅槃”。
（3）作為共產國際下的一個分支，中共在建立之初本不具備完整的獨立性，尤其是在制定路線方針和外交政策方面，受到聽命於蘇聯的共產國際的巨大制約。抗戰改變了一切，中共在抗戰中逐步從共產國際的附庸中脫離出來，深度融入了國際社會。可惜的是，抗戰結束後，世界形勢和中國形勢都發生了極大變化，中國融入世界的進程又中斷了好多年。

蒼黃：抗戰與國民黨的命運

蒼黃導讀

在抗戰勝利65周年之際回顧現代中國之路，其涵義顯然必須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新的國家認同的出現，即一個民族國家的成型；另一層面則是國家機器的新陳代謝——正如中國共產黨是在抗戰過程中完成了對本黨命運生死攸關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樣，為抗戰做出巨大犧牲的國民黨，也正是在抗戰過程中埋下了日後從巔峰狀態迅速潰敗的因子……

擴張

數量急驟上升：抗戰期間國民黨大規模吸納新黨員

抗戰頭兩年，軍事潰退使國民黨在長江下游地區的基層組織和權力基礎幾近解體。武漢大撤退後，國民黨清理黨籍，要求全體黨員重新註冊登記，結果各省市註冊黨員人數僅及戰前原有人數的一半。在戰爭的衝擊下，原本渙散的國民黨組織幾乎處於崩潰的邊緣。黨員因脫黨、投敵以及其他因素而大量流失。到1939年，戰前入黨的52萬普通黨員僅餘下28萬多人。
1939年開始，國民黨採取大量吸收新黨員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除了補充流失黨員的空缺外，主要基於兩個背景：一是對外面臨中共的組織競爭；二是對內面臨三青團的壓力和挑戰。抗戰初期，中共黨員人數由1937年的4萬人，猛增到1940年的80萬人，幾乎與同期國民黨普通黨員人數相等。這激起了國民黨的警覺和恐慌。另一方面，三青團勢力在1939年以後迅速崛起，並與國民黨黨機器分庭抗禮。
滲透深入基層：蔣介石再三強調國民黨組織要向縣以下基層社會滲透

凇滬會戰：1937年8月---11月。圖為處於淞滬戰場軸心地位的閘北我軍，在堡壘內抗擊日軍

就組織形式而言，40年代國民黨的組織擴張和滲透程度也比戰前大為強化。戰前國民黨的組織基礎十分脆弱，省一級黨部尚不健全，縣以下基層社會很難覓到國民黨的組織蹤影。
蔣介石訓示，不僅各省各縣黨部必須普遍設定，而且縣以下每一區須有一個區黨部，每一鄉鎮(聯保)須有一個區分部，每一保甲須成立一個黨小組。1939年開始實行“新縣制”後，要求鄉鎮一級設立區黨部，保一級設立區分部，甲一級設立黨小組。鑒於戰前“上層有黨，下層無黨；城市有黨，鄉村無黨”的缺餡，蔣一再強調要國民黨組織向縣以下基層社會滲透。
黨員地域布局：抗戰內遷導致國民黨黨員分布發生巨大變化

南京保衛戰:1937年11月-12月。圖為日軍攻陷南京後拿中國人當活靶子練習（《南京大屠殺史料28》）。

抗戰時期，隨著國民政府內遷，國民黨黨員在地域分布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動。戰前長江下游數省的國民黨組織基礎雖然並不深厚，但相對而言是國民黨控制較好的地區。抗戰爆發後，這一地區首當其衝……戰前國民黨原有的黨務地域基盤遭到嚴重摧折。國民黨的組織發展重心由東南沿海轉移到西南內地。

黨員構成變化：國民黨黨員的整體教育程度明顯下降

教師、學生、自由職業者等都市知識階層所占比例有所下降，政府機關公務員所占比例急劇竄升。這與戰時國民黨強制公務員一律入黨有關。全員皆黨，其效應等於全員非黨。黨籍變得無足輕重，甚至一錢不值。值得注意的是，戰時國民黨黨員職業統計中，“農業”類黨員比例占居第2位。這些“農業”黨員顯然不能視作農民黨員。

與戰前相比，戰時國民黨黨員教育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戰前國民黨基本上是一個以城市中上階層為黨員主體的政黨。黨員大多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而戰時國民黨黨員的整體教育程度明顯下降。但中央和省級領導人仍主要來自長江中下游省區並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教育程度的上下懸隔，有可能加劇國民黨上層精英與基層黨員的脫節。

潰敗

抗戰前國民黨吸納新黨員的方式和途徑
國民黨是1924年仿照俄共組織模式改組而來。俄共吸收新黨員，一是必須通過基層支部，不能由中央和省縣黨部直接吸收；二是必須有預備期。1929年以前，加入國民黨無預備黨員階段。1929年1月，國民黨“三大”開始推行預備黨員制度。1938年國民黨臨全大會後，預備黨員制度被廢止。

戰時國民黨吸納黨員的幾種主要途徑

（一）通過基層區分部介紹、吸收：制度規範下吸納黨員的正途
這是國民黨吸納黨員的正途。但戰時基層黨組織在徵求黨員時，大多敷衍形式，多數情況下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徵求指標。
（二）由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與各省市黨部直接徵求入黨
這是沿襲戰前的“特許入黨”辦法，通過這條路逕入黨的多為各階層精英。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要求中央委員此後每人每月至少須介紹一人入黨。
據一位戰時入黨者回憶：“國民黨吸收新黨員，有兩種入黨申請書：甲種，需要一個中央委員作介紹人；乙種，需要兩個黨員作介紹人。我於1940年夏在立煌(金寨)入黨時，就是填的甲種申請書。我有一個同鄉認識省黨部負責人，從他那裡拿來幾張甲種申請書，要我填一張，由李品仙作入黨介紹人(李本人當然根本不知道)。表送上前後，沒有任何人同我談過話，問過什麼情況，不幾天黨證就發下來，我就是一個國民黨了。”
（三）集體登記入黨：戰後國民黨吸納黨員的主要途徑
抗戰時期加入國民黨者，大部分是走的這條捷徑。1939年3月，蔣介石通飭全國各軍事長官，全體官兵均須集體宣誓入黨。抗戰時期國民黨400多萬軍隊黨員都是集體入黨的產物。
集體入黨方式隨後由軍隊進一步推廣到普通黨員徵收等其他方面。譬如：1939年，蔣介石訓令全國各機關公務人員於1年內一律加入國民黨，屆期如無黨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職者免職。

蘭封會戰:1938年5月到6月。圖為1938年5月29日日軍攻占商丘後，蘭封一帶中國軍隊奉命西撤

國民黨徵收黨員猶如徵收稅糧，到了強制攤派的程度
以上徵收黨員的方式，在當時還算比較正規合法。實際上，國民黨基層黨部在徵收黨員過程中所採取的方式五花八門。從抗戰中期開始，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擴大徵求新黨員運動，曾提出要創1000萬黨員的目標。……為此，中央組織部訓令各省黨部，將黨員徵求作為各級地方黨部的中心工作，每年都向各省下達具體的徵收指標，最後攤派到各縣黨部。縣黨部人手少，經費缺，縣以下基層組織有名無實，下層農民又毫無入黨熱情，在這種情況下，若按正常途徑和手續徵收，勢難完成徵收任務。於是，各種徵收方式，或強制，或欺騙，或利誘，或假造，花樣百出。
譬如：在河北邢台，縣黨部以入“好人團”為旗號發展黨員。為引誘窮人入黨，報名時發給幾升糧食，致使好些等米下鍋的農民參加了國民黨，有的為領糧食還替自己兒女、親友報了名。有的村幾乎全村參加了國民黨；河南陝縣有一位黨部書記兼任中學校長，他利用職務之便，將全校學生名冊上每人年齡加大10歲，全部造冊吸收為黨員。

黨員質量急驟惡化，民眾恥於承認自己是國民黨黨員
執政黨徵收黨員到了攤派強制的地步，足見當時民眾對入黨之冷淡。徵收資格漫無標準，徵收方式如同兒戲，黨員信仰有無不問，幾乎來者不拒，黨員質量隨著數量的增長而急驟惡化。
《三民主義半月刊》在戰後舉行的一次有關黨團問題的座談會上，代表們亦慨嘆“現在一般青年對黨、團很不滿意，甚至以做一個黨員或團員為可恥。”儘管如此，國民黨中央仍一味地追求黨員數量的擴張。

反思

抗戰期間國民黨基層黨組織四大弊症：空、窮、弱、散

基層黨組織是列寧式政黨最終的生命力所在。1945年，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黨務檢討報告》中，用三句話概括各級黨組織的特徵：“上層臃腫，中層隔閡，下層虛弱。”據當時國民黨人的自我檢討，“下層虛弱”主要表現在“空”、“窮”、“弱”、“散”等幾個方面。
（一）空：基層組織空虛，縣以下組織大多徒具形式
1942年湖南省黨部書記長在檢討全省黨務工作時指出：“根據各方面報告，好些縣份黨的所屬機構幾乎都是空的，如縣民眾動員委員會、縣宣傳委員會、縣婦女運動委員會等，無一不是徒具形式，空無內容，有的縣份甚至下級黨部都是空的，或雖有數字，而無此機構，或有此機構，而毫無工作……”
（二）窮：基層黨部經費太少，長期處於休克和癱瘓狀態。
戰時一些縣市黨部每月的辦公費僅夠支付郵費一項開支，而一般區分部每月的經費僅相當於兩塊燒餅的價錢。經費缺乏使一些基層黨組織長期處於休克和癱瘓狀態。一些基層黨工人員口出怨言，聲稱“一個為黨工作多年的同志，死了都買不起棺材。”
（三）弱：基層黨組織軟弱無力，對外不能指導政府，對內不能約束黨員
1946年賀岳僧分析國民黨基層組織軟弱癱瘓的原因時說：這十年以來，縣以下的各級黨部，可以說在事實上完全陷於睡眠狀態，致黨員不能與聞黨事，也沒有對黨貢獻意見與能力的機會。其所以成為此種狀態者，並不是命令要它停止，而是這些黨部一點也沒有權力，毫不解決問題，同時在事實上也沒有建議與彈劾之權。它的一切決議呈送到上級黨部去之後，照例的是石沉大海，訊息全無，因此遂毫不能引起黨員的開會興趣，以致黨的活動就完全停止了。
（四）散：基層組織“區分部”對下面的黨員毫無凝聚力
1939年11月新上任的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承認：“區分部是黨的基本組織……黨的政策的推行，大部分要靠區分部的力量，但在事實上，本黨區分部的組織，等於虛設。”據一位40年代曾在安徽省政府機關工作過的國民黨員回憶說：“我自1940年入黨後，除在安徽省政府秘書處的區黨部參加過兩次黨員大會外，就從來沒有過什麼組織生活。”

數百萬黨員大多掛名而已，從不與組織發生關係，甚至不知道自己是黨員
1947年，程思遠在檢討國民黨組織現狀時指出：號稱數百萬黨員……大多數是掛名黨員，平日絕不發生任何組織上的關係。因此，黨不能在農村、工廠、礦山、作坊、鐵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門中建立深厚的組織基礎，也不能在任何民眾組織、社會組織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領導。這樣的黨，不會有任何戰鬥力量。所以今天的政權不是建立在黨的基礎之上，而是靠武力來支持。
黨員貪污腐化日趨嚴重，黨紀監管反而日趨弱化

抗戰時期，國民黨黨員腐化劣化的現象日趨嚴重，而黨紀的執行力度反趨弱化。戰時為了加強黨紀而增設了“黨員監察網”，負責監督所在地國民黨黨員的言行，將違法亂紀者密報縣監察委員會辦理。但實際收效甚微。抗戰8年間，數百萬黨員中，受懲戒的總計不過3400多人，其中永遠開除黨籍和開除黨籍者1600多人。被開除黨籍者中，90％以上是因為叛國附逆。換言之，戰時只要不公開投敵充當漢奸，就基本上不會受到被開除出黨的懲罰。事實上，即使充當漢奸亦未必被開除出黨。

蒼黃結語

（1）國民黨在抗戰時期承受了巨大的責任和壓力。自1937年至1945年，國民革命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僅少將以上軍官陣亡95人。

（2）在這種壓力下，國民黨的黨組織規模開始急驟畸形膨脹。然而，與國民黨高層的願望背道而馳，黨勢的迅速擴張，並不意味著國民黨組織力量的真正壯大；相反，由於濫征濫收的結果，國民黨的組織更趨渙散和衰頹，甚至已喪失掉了一個現代政黨最起碼的機能和活力。
（3）這是一組鮮明的對比：抗戰中後期，共產黨在延安和各根據地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整黨整風運動，並取得了顯著成效。而國民黨卻只是一味地在大後方追求黨員數量的擴充。作為總裁的蔣介石，戰時除了一如既往地對國民黨毫不留情地作一些道德訓戒式的痛責外，並沒有任何積極性的整黨和清黨舉措。也許在蔣看來，國民黨早已病入膏肓，積重難返，不堪救治。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蔣才痛下決心對國民党進行一番徹底的改造。

鄂西會戰:1943年5月-6月。圖為陳誠（背立者）視察鄂西抗日部隊，官兵們振臂高呼：“血戰到底！”

豫湘桂戰役：1944年4月-12月。包括豫中會戰、長衡會戰和桂柳會戰三大會戰。圖為1944年4月19日，日軍第110師團由邙山霸王城橋頭堡陣地越過鴻溝進攻漢王城

湘西會戰：1945年4月-6月。圖為參加“湘西會戰”的中美混合航空兵第一團的美國士兵。

記憶：65年抗戰紀念史

記憶導讀

在抗戰勝利65周年的時候，我們不但紀念65年前的那場艱難的偉大勝利，同樣值得我們銘記的，還有65年曲折起伏的抗戰紀念史——從1945年9月3日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至今的65年裡，抗戰勝利日紀念屢經變遷，在各式各樣的政治環境中屢遭異化，現在，是讓記憶回歸，讓榮耀回歸的時候了……

1946年-1949年

1946：國民政府決議以每年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頒布停戰詔書；15日，日本廣播天皇詔書，宣布停戰。9月2日，日本向盟國投降的簽字儀式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軍方帝國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籤字。美國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以盟軍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簽字，接受日本投降。然後是包括美中英蘇在內的9個盟國代表分別代表本國依次簽字，接受日本投降。至此，日本戰敗投降，二戰及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次日，國民政府下令舉國慶祝三天，以紀念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5年的9月3日，也就成為了當時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全國人民放假三天、歡慶抗戰勝利的假日——早在9月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就已經決定9月3、4、5日放假三天。隨後又在9月5日舉行慶祝抗戰勝利民眾大會。在重慶，9月3日的上午8時30分，蔣介石率領國民政府諸黨、政要員，在國民政府禮堂舉行慶祝會和紀念周會。重慶市電力公司拉響解除防空警報的長音，是為“和平之聲”。重慶各工廠、輪船亦同時鳴響汽笛，持續10分鐘之久。嘉陵江上，早已準備好的軍艦鳴放了101響禮炮。同日，在重慶的諸多民主人士組織的“民主科學座談會”舉行擴大座談會，座談會決定以9月3日這個日子給組織命名，民主黨派“九三學社”即由此而來。

殆至1946年，國民政府正式形成決議，以每年的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之所以將抗戰勝利紀念日定在9月3日，而不是日本天皇宣布停戰的8月15日，有兩個重要原因：其一，8月15日，日本僅僅是宣布停戰，而非投降，更未簽署投降書。《停戰詔書》更是通篇沒有“投降”二字，而且隻字未提侵華戰爭。其二，以戰敗國簽署投降書的次日為勝利紀念日，是當時的國際慣例。例如，1945年5月7日，德國向盟軍投降並簽署投降書，於是5月8日就成了“歐洲勝利日”；1945年5月8日，德國在柏林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向蘇美等國正式投降，因此，俄羅斯及獨立國協各國將5月9日視為“衛國戰爭勝利日”。
1947、1948：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的抗戰勝利日紀念
1946年夏，國共全面內戰爆發。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國民黨軍隊的攻勢逐日衰退，至1947年夏天，已經基本喪失了對共產黨軍隊發動全面進攻的能力。所以，這年9月3日的抗戰紀念日，自然而然地也就打上了濃厚的內戰烙印——國民政府《中央日報》9月3日刊發了一篇名為《勝利日致全國軍民》社論。社論裡面說：“抗日戰爭勝利，倏忽已屆兩載。這個勝利是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的，經過這一次底勝利，洗刷了鴉片戰爭百餘年來的民族恥辱，扭轉了甲午之役五十餘年來日本欺凌中國的形勢，而且振奮了全國愛國軍民酒精壓抑的心情。……面臨這歷史的重大轉捩點，我們全國底軍民，都渴望著把握這千載一時的良機，奮起翻身，勇往直前，在這破碎的山河上，重新建築期和平統一民主的新中國。”

1948年9月3日，國民政府《中央日報》刊登紀念抗戰勝利日的文章，帶有濃烈的內戰色彩。

在戰爭的硝煙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日報》，這一天沒有提及抗戰勝利紀念日。
1948年，內戰繼續，抗戰勝利紀念日的尷尬處境仍然沒有變化。和上年一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日報》在這一天沒有刊登紀念文章，大量篇幅用在了號召民眾起來反對國民黨政權上面；國民政府的《中央日報》，與上一年相比，則似乎增加了“紀念力度”，刊發了何應欽的講話。只不過，這種力度的增加，是伴隨著國軍在內戰戰場上的形勢的扭轉而來的。很顯然，抗戰紀念日已不再是純粹的抗戰紀念日，紀念早已完全淪落成為內戰服務。
1949：國民黨告別大陸前夕悽然紀念抗戰勝利日
1949年9月3日，《中央日報》刊登社論紀念抗戰勝利日文章《勝利四周年》，滿紙悽然之感。社論說：“勝利日是一個光榮的節日。但今年，我們不得不以沉痛的心情，來紀念這個光榮的節日。抗戰勝利才四年。我們回想四年前今日陪都重慶及全國各地舉行慶祝時的熱烈狂歡情況，歷歷如在眼前。當時全國人民，滿以為八年苦難的日子，已經告一結束，從此就能收穫勝利的果實，埋頭建設，使國家走上富強康樂的道路。……”此時此刻，蔣經國早已飛抵台灣為國民政府籌備安排最後的退路；而在一個月之後，毛澤東就將要登上見慣了滄海桑田的天安門城樓。

1950年9月3日台灣《中央日報》。與大陸相反，《中央日報》的這篇社論極力陳述了蘇俄的“罪惡行徑”。

1949年-1975年

1949：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確定以8月15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4日刊登報導《政務院舉行十二次會議通過節日放假辦法》：政務院今日舉行的第十二次政務會議，通過了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並已通令全國遵行。通令稱：為統一全國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起見，規定下列各項辦法。甲、屬於全體者一、新年　放假一日　一月一日二、春節　放假三日　夏曆正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三、勞動節　放假一日　五月一日四、國慶紀念日　放假二日　十月一日、二日乙、屬於部分人民之節日，為了便於部分人民的民眾活動，得放假半天，或只其中一部分人放假，其他一部分人得推代表參加慶祝。一、婦女節（限於婦女）　三月八日二、青年節（限於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　五月四日三、兒童節　六月一日四、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限于軍隊及軍事機關）　八月一日丙、其他一、凡屬少數民族習慣之假日，由各民族集居地區之地方人民政府，斟酌各該民族習慣，規定放假日期。二、其他各種紀念節日如二七紀念、五卅紀念、七七抗戰紀念、八一五抗戰勝利紀念、九一八紀念、護士節、教師節、記者節等，均不必放假。丁、凡屬於全體之假日，如適逢星期日應在次日補假。凡屬於部分人民之假日如適逢星期日，則不補假。

1951年9月3日台灣《中央日報》。自敗退台灣之後，其每年的紀念主題都帶有濃烈的悲情色彩。

1951：抗戰勝利日改回9月3日，並規定了宣傳基調
《人民日報》1951年8月14日刊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告《抗日戰爭勝利日改定為九月三日》，通告全文如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為規定九月三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發出通告如下： “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為抗日戰爭勝利日。查日本實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後。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九月三日。每年九月三日，全國人民應對我國軍民經過偉大的八年抗日戰爭和蘇軍出兵解放東北的援助而取得對日勝利的光榮歷史舉行紀念。九月三日不放假。
總理周恩來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
《人民日報》同時刊登“今年九月三日抗日戰爭勝利日的宣傳要點”，規定：1、抗日戰爭以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而結束，這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由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轉變；2、打敗日本主要是中國人民和蘇聯的功勞；3、美帝國主義是今天中國人民的死敵。

1955年9月3日台灣《中央日報》。為了“反攻大陸”，這一年，蔣介石將抗戰勝利日改作了“軍人節”。

50年代-60年代中期：中蘇互致問候，共同慶祝抗戰勝利日
中蘇同盟及稍後冷戰格局的形成，給49年後的新中國的抗戰勝利日紀念抹上了濃厚的時代色彩。早在1950年8月15日，《人民日報》就曾刊登過一組文章：《誰使日本強盜屈膝投降？——戰勝日寇五周年紀念》、《紀念“八一五”，我們感謝蘇聯紅軍》，為此後十餘年中蘇共同捆綁紀念抗戰勝利，定下了基調。
1952年9月3日《人民日報》刊文：《毛主席電斯大林大元帥賀抗日戰爭勝利七周年》；9月4日刊文《答謝對抗日戰爭勝利七周年的祝賀史達林大元帥復電毛主席》。
1953年9月3日《人民日報》刊文：《祝賀抗日戰爭勝利八周年毛主席周總理致馬林科夫莫洛托夫電》；9月4日刊文《祝賀抗日戰爭勝利八周年馬林科夫莫洛托夫致毛主席周總理電》。
1955年9月3日，是抗戰勝利10周年，《人民日報》刊登了多篇文化界名人如老舍等人的紀念文章，並有專欄文章《蘇聯擊潰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意義》。4日，中蘇共同為旅大市“勝利紀念塔”揭幕。塔身刻著“光榮歸於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捍衛了遠東和平的蘇聯人民及其武裝部隊力量”。

1975年9月3日台灣《中央日報》。帶有激勵雪恥性質的“軍人節”或許反而起到了弱化國軍抗戰榮耀的作用。

此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國進入一段運動頻繁的動盪期，抗戰勝利日紀念也隨之愈來愈趨向邊緣化，但中蘇共同紀念的傳統，以及向旅大蘇軍烈士紀念塔獻花等常規紀念活動，則一直延續了下來，直至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
1965：抗戰勝利二十周年，林彪撰文紀念，蘇聯色彩被完全抹掉
這一年新中國的關鍵字包括“反對美帝國主義”、“支援越南人民”、“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等等。這一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蘇聯色彩從紀念中迅速淡去，被刻意突出的紀念主題詞變成了“人民戰爭萬歲”。將這一主題詞推上巔峰的，則是9月3日，《人民日報》所刊發的林彪的紀念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文章對蘇聯的出兵和援助隻字未提。與美國、蘇聯同時交惡，意味著中國的外交環境大幅度惡化——抗戰二十周年慶祝紀念規模超越了此前歷年，或許正有這方面的原因。本年慶祝規模甚大：在北京和中央：9月3日下午，首都各界人民一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集會，慶祝抗戰勝利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出席了大會。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主持。在地方：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所在的城市，9月3日和4日都先後舉行了紀念偉大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的慶祝集會。

1975年-2010年

1975：抗戰勝利三十周年，對蘇聯的描述開始一分為二

1985年9月3日台灣《中央日報》。抗戰勝利四十周年之際，95歲高齡的何應欽作了以“發揚抗戰精神完成復國大業”為主題的講話。“反攻”口號雖然依舊，時代卻無情地變了。

從《人民日報》刊文與否、刊文權重大小這一視角來看，文革期間，抗戰勝利紀念日幾乎處於一種被徹底遺忘的狀態。直到1975年9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三十周年》，抗戰勝利日紀念，其重要性才再次恢復到了文革以前。
本年抗戰勝利紀念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蘇聯的存在感的重回。各地革命委員會和中蘇友好協會分會，大都先後向蘇軍烈士墓和紀念碑獻了鮮花。但和之前一面倒地讚美或者徹底批判有所不同，本年對蘇聯在中國抗戰勝利中的貢獻採取了一分為二的描述方式：既肯定蘇聯當年在戰鬥中的“巨大功勳”，又批判其近年來“在亞洲推行霸權主義的狼子野心”。
1985：抗戰勝利四十周年，國民黨抗日貢獻獲得承認
本年，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紀念文章《偉大的全民抗戰》和《中國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國民黨的抗日貢獻得到了承認，通過抗戰紀念來宣傳兩岸統一，成了這一年抗戰勝利日紀念最重要的主題。
在《中國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一文中如此表述：“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的。”此外，這年8月，中央黨校、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全國黨史研究會還召開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學術討論會。《人民日報》的報導稱，與會同志認為，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游擊隊為主體的敵後抗日戰場，同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承擔的正面戰場互相配合，構成了中國各族人民抗戰的整體，兩個戰場都為抗日做出了貢獻。《人民日報》還提到，與會人士在抗戰領導權歸誰的問題上，存在分歧。

1995：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江澤民同志發表重要講話
1995年9月3日，首都北京隆重舉辦“各界紀念抗日戰勝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大會”，首次將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放到了一起同時紀念。9月4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江澤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江澤民說，抗戰“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實現了空前的大團結。” 講話還說到：“中國抗日戰爭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我這裡要特別提到蘇聯、美國、英國等反法西斯盟國對中國抗戰給予的人力、物力支持。……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紅旗上，凝結著各國友人的血跡。”
2005：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建國以來最高規格紀念
隨著時代的前進，抗戰勝利紀念日的政治色彩日趨淡化，相反，其承載民族情感的功能則變得日益強烈。2005年，是抗戰勝利60周年。早在3月份，香港的人大代表朱幼麟就遞交了一份名為《我國國家級、國際化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的議案，建議每年舉行國家級的紀念大會。新華社5月7日則發布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對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作出具體的安排部署：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將舉行紀念大會。有關部門還將舉辦一系列的大型主題展覽、文藝晚會和學術研討會。紀念規格為建國以來最高。9月3日，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講話中說到：“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廣泛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奮勇作戰。”(此前，盧溝橋畔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館也增加了國民黨軍隊抗戰的內容。)“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一批抗日將領，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國民黨軍“八百壯士”等眾多英雄群體，就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英勇抗爭的傑出代表。
我們不會忘記給予中國抗日戰爭道義和物質等方面支持的國家和國際友人，不會忘記在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慘案中為中國難民提供幫助的外國朋友；不會忘記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並為中國運送戰略物資而冒險開闢駝峰航線的美國飛虎隊；不會忘記不遠萬里前來中國救死扶傷的外國醫護人員；不會忘記真實報導和宣傳中國抗戰業績的外國記者；不會忘記為中國抗戰勝利付出過心血的外國軍事顧問及其他方面人士；我們更不會忘記在中國東北戰場上英勇獻身的蘇軍烈士！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世界各國人民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寶貴貢獻！”

在胡錦濤同志這一重要講話的基礎上，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呈現出一種井噴的態勢。各地、各部門、各種民間機構均熱烈地置身其中。單以媒體而論，類似“抗戰紀念特刊”等重頭策劃在全國遍地開花，而且分量尤重。譬如《南方都市報》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特刊多達84個版；《三聯生活周刊》推出的“抗戰勝利60周年系列紀念特輯”，前後5輯，第二輯《中國人的血與火》即多達70頁。最突出的變化，還是體現在紀念主題上。與以往不同，這一年大部分的媒體都用相當大的篇幅報導了國民黨軍隊主導的正面戰場。人性化、故事化的敘事方式被廣泛使用，意識形態色彩則隨之大幅淡化。雖然報導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幾乎所有的媒體紀念策劃都離不開“牢記歷史”、“搶救抗戰記憶”這一主題。時代已經變了，時代需要讓抗戰的記憶歸來，讓抗戰的榮耀歸來。

記憶結語

（1）65年抗戰勝利紀念史的變遷，是中國曲折複雜的近現代史的一個典型縮影。但是，在經歷了漫長的政治異化和扭曲之後，對這場艱苦卓絕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勝利的紀念，最終走向了正常化。
（2）香港人大代表朱幼麟2005年遞交的《我國國家級、國際化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的議案，在今天仍有積極意義。我們還沒有像俄羅斯無名烈士墓、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那般的國家級的紀念抗戰的場所。我們的抗戰紀念，還沒有成為民眾日常化的精神祭祀。

各地活動

南京各界悼念抗日航空烈士

為紀念抗戰勝利65周年，南京各界2010年9月3日日上午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前舉行紀念活動，悼念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戰場上壯烈犧牲的中、美、蘇三國抗日航空烈士。
參加當天紀念活動的有南京市各界人士代表、部分抗日航空烈士親屬代表和師生代表。
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各界人士向烈士敬獻了花圈並三鞠躬。南京市航空聯誼會會長徐立新表示，抗日航空烈士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今天在此舉行紀念活動，就是為了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歷史是現實的明鏡，也是一本富有哲理的教科書，我們一定要牢記歷史，不忘過去。

《紀念抗戰勝利65周年》

基本信息